【正見新聞網2019年06月19日】
司徒雷登（1876~1962）這名字在中國大陸幾乎家喻戶曉，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國，又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年的美國傳教士，他曾在自傳中談到，自己身上中國人的成分比美國人的部分還多。
他創辦了一所名校──燕京大學，為中國培養了近萬名優秀的知識份子，他熱愛中國，也熱愛中華文化，甚至曾因號召學生抗日而被日本軍閥關押了數年。在抗戰勝利後，國共交戰時刻，他臨危受命擔任了美國駐華大使。當時的他洞悉局勢，指出了共產黨是個惡魔，他試圖想挽救這危急的局勢，但力有未逮。
中共建政後，他黯然地回到美國過著窮困的生活，但他仍四處發表演說，請求美國人支持中華民國，但未受到當局的重視，年事已高的他因而生了重病。他在人生的最後完成了回憶錄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建議，最後以86歲的高齡逝世。他臨終的願望是歸葬中國，但直到去世近五十年後才得以如願。
司徒雷登在中國的杭州出生，父母親都是來中國的傳教士。他在中國待到11歲，說得一口流利的杭州話，他還學會了南京話、蘇州話和上海話等各地方言。1887年他回到美國讀中學，才開始正式學習英文。對自小在中國的他，中文就像是他的母語，所以重新學英文顯得很吃力，也受到不少同學的嘲弄，但憑著不斷努力的學習，他以優秀的成績進入漢普登-悉尼學院就讀，又轉入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在就學期間，他擔任了學生團體的會長，同時堅定了對神的信仰，立志成為一名傳教士，1904年他又回到中國擔任傳教工作。
司徒雷登（攝於1941年）。（公有領域）
司徒雷登起初在中國擔任教授職務，又協辦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在擔任教職期間他除了找回過去學習的各地方言外，更進一步加深閱讀中華傳統文化典籍：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他在回憶錄說道：
中國傳統的文學的核心指出了人要與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諧，長期的閱讀除了加深我對中華文化的敬重外，也陶冶了我的性格，並讓我對神的信仰更加堅定。
他也兼任美聯社特約記者的工作。1912年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後，召開了第一次臨時國民議會，他是唯一到場的外國人。他跟革命黨人多有來往，也結識了革命黨人中主要軍事領導人蔣介石。
司徒雷登於江西廬山與蔣介石商討中美情勢。（仰岳翻拍）
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在北京創辦了一所聯合大學推廣教育事業，他以戰國時期燕國的首都為學校命名，稱為「燕京大學」。他以聖經中的一句話「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作為校訓，希望在校的學生能以神的信仰為中心，在人生的過程中不斷追尋真理、自由，才得以為他人服務。
建校初期學生不到100人，校舍僅有二間，軟硬體設施都很缺乏，身為校長的他不斷為辦學而奔走中美二地。他拜訪山西督軍陳樹藩，說服他以極低的價格將一大塊建地賣給學校，又拜訪了美國各界重量級人士，爭取他們為中國的教育事業捐款。至1924年，燕京大學陸續募集到了250萬美元的捐款，司徒雷登以中國的古典園林建築的樣式為藍本建設校園，又重金聘請了海內外一流的學者到燕京大學任教。
前後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司徒雷登將燕京大學建設成了世界知名大學之一，為中國培養了近萬名的優秀人才。
除此外，他也留心中國的事務：建校初期中國爆發五四運動，燕京大學有不少學生參與，然而他認為這運動本質上不理性並嚴厲批評中國傳統文化，所以他不阻止也不鼓勵學生參與。不久後發生九一八事變，面對日軍侵華危機，他支持學生抗日，甚至一度帶領學生上街遊行。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了整個華北。日本當局派人說服他將燕京大學的日本教授納入教務委員會，接受日本政府的津貼，但是司徒雷登寧可將學校停辦，也不願犧牲燕京大學的行政獨立，因此拒絕了日方要求。從此他與日本當局交惡，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雷登遭到日方囚禁達三年八個月。
1945年抗戰勝利後，司徒雷登獲釋，燕京大學遷移到了重慶，他回到學校繼任校長，有一次他在車站遇上了中共首領毛澤東，毛澤東熱情招待他用餐，對他說，燕京大學的許多學生都在其手下任職，並成了主力幹部。
司徒雷登對共黨沒有任何好感，在回憶錄中，他談到1927年3月24日，在蔣介石北伐期間，共黨人員就殺害了南京的外籍人士 （史稱南京事件），只因當時共產國際認為蔣介石的存在將使得中國共產化的過程推遲二十年以上。
1946年，司徒雷登於北京燕京大學校園行政大樓前。（公有領域）
不久後司徒雷登發了一封電報給了毛澤東及他那些投共的畢業生們，電報說道:
日本已投降，共黨沒有任何理由繼續維持這樣一個龐大軍隊，共黨應該與英國工黨一樣，學習與國民黨和平共處。
但這封電報石沉大海，未收到任何回覆。
出任駐華大使 力挽狂瀾
自國軍抗戰勝利後，共黨與國民黨的衝突不斷。1946年7月，美國政府方面認為司徒雷登熟悉中國事務且對於國共雙方主要領導人都熟悉，因而請其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畢生從事傳教、教育工作，政治及外交事務非其所長，但情勢危急，他臨危受命，擔任大使調解雙方矛盾，他面臨著一生中的最大考驗。
1948年，司徒雷登擔任美國大使時，出席國民大會。（公有領域）
在這期間，美國派出國務卿馬歇爾上將調停，然而美國卻錯估情勢，在雅爾達密約上出賣中國的利益，讓蘇俄紅軍進入東北肆意屠殺當地民眾，並劫掠了二十億美元的戰略物資，武裝了中共，而馬歇爾的調停政策讓中共的勢力倍數地成長。
司徒雷登與蔣介石、馬歇爾合影。（仰岳翻拍）
司徒雷登一直想挽回情勢，但力不從心，他在日記中寫道：
這期間學生們的暴動一直不斷，他們非常的愛國，以至於其善良動機可以被共黨用來作為政治目的，飛速的通貨膨脹及生活的困難增加了這種的不滿情緒。
當時我做了統計：在燕京與北大的學生有九成五希望中國共產化，它們似乎相信共黨政府會給它們帶來較好的生活。共黨的宣傳手段非常高明，而國民黨在這時的宣傳則愚蠢到不可置信，這期間我遭遇到了人生的最大挑戰……
之後國民黨的金圓券改革遭遇失敗，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情勢又更雪上加霜了，隨著東北、徐州相繼遭共軍攻陷，1948年冬季，正如歷史上的悲劇，但是我看到中國的領導者蔣介石先生仍毅然的鎮定，他過的是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在日理萬機內外窘迫的情勢中仍堅持每日的讀經禱告，或許這樣堅定的信仰是他渡過難關的唯一憑藉。
1948年9月，司徒雷登回美國爭取最後一波軍事援助，但最後杜魯門政府拒絕了他的請求。隔年3月中共與國民政府做最後的談判，中共方面要求國民政府交出他們眼中以蔣介石為首的「戰犯」，並在他們起草的投降合約上簽字，不得異議。
司徒雷登這時記載：
我看過那份文件後真是感到萬分失望，他們很多領導者都是我在燕京大學的學生，我期望他們過去學習的傳統文化能讓他們做出文明的舉動，然而卻事與願違……
談判破裂的結果已是必然，共軍大舉渡江後情勢已無可挽回。1949年初，中共奪取了政權，不久後司徒雷登返回了美國。8月美國杜魯門政府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表示中華民國的失敗與美國無關。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也在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篇專論《別了，司徒雷登》，醜化司徒雷登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者，中國的敵人，而這篇文章日後選入了中學教科書，司徒雷登自此遭到中國人數十年的誹謗。
此時司徒雷登回國述職，對美國當局於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同時感到美國各界遭共黨滲透的嚴重性，他在回憶錄中提到：
我對我在駐華大使任內未能挽救中國深感愧疚，我們大多數的美國人在中共奪取政權這一情勢似乎掉入了陷阱，我們有些人雖然遭羞辱，有些遭遇的是財產的損失。但是幾千萬的中國人受到的待遇遠比我們慘痛，他們許多人遭處決，許多人餓死。我接到的報告是：超過四千萬人遭判處強制勞動，許多人寧可流亡國外，但有許多人巴不得能流亡國外但未能逃出……
我們美國人只看到中共（表現出的）好的一面，但是卻未留意其專橫、頑固、欺騙，不顧人性和承襲獨裁制度的惡性，我們只記得共黨所謂的進步、民主、自由等目標，和它們指責資產階級、反動分子、帝國主義，一如它們想要我們所做的！因此我們無法逃避這一大災禍的一部分責任，中國大陸的喪失不僅是中國的災禍，也是美國與全世界的災禍。
為中國而辯護
回國後，司徒雷登走訪美國各參眾議員們，期望他們能勸告杜魯門總統團隊，能挽回一些局勢。他回到長老教會發表公開演說，在演說中，他提及中國在近幾十年來所面臨的內憂外患及不利的國際局勢。他提出，美國絕不能將中華民國潰敗的責任全推到中國人自身上，而置身事外。
他又以自身所見為蔣介石總統辯護，他認為蔣介石是一位極有道德修養的領導者，已經盡了一切努力挽回局勢。他認為美國各界當時都受到共黨宣傳的影響而未能看清中共面目，導致中國遭共產政權所奪，目前應該做的是全力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然而，在發表幾場演說後，司徒雷登遭到杜魯門政府的禁言令。
1949年12月初，73歲的司徒雷登在返回華盛頓的路上，因身體感到不適送到醫院急救，積勞成疾的他被診斷出患了嚴重的腦血栓，一度失去語言能力甚至半身不遂，他也因病辭去了大使的工作。
司徒雷登一生幾乎都在中國工作，在美國幾乎無個人產業，甚至無社會保險，即使是就任大使期間的一千美元薪資也大半奉獻於對中國的教育事業，他晚年過的是窮困潦倒的生活，幸而依賴過去的私人秘書傅涇波及家人的照顧才得以恢復健康，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為了歷史的見證，他留下了著作《司徒雷登回憶錄——在華五十年》及附錄美國對華政策的建議。
他提及共產主義的本質及目的、中國人的特質，並從歷史的角度說道，美國立國精神及宗旨肩負著神給的使命，應當要做自由世界的表率，絕不能做出任何有利共產集團的作為。而美國現今的當務之急就是保衛台灣，別讓它落入共產集團的控制：
我已年近八十，綜觀這世界有一場偉大的戰爭仍在持續著，這場戰爭與每個人，每個國家甚至全人類都有著重要的影響：那就是，我們是否要讓那堅持無神論、沒有靈魂、集權的共產主義征服並控制世界。
共產主義是一種惡魔的制度，它們否定神的存在，也否定人有靈魂。它們宣布一切事物都是物質，一切的行動都是唯物主義。它們強迫全人類接受它們，並運用武力及欺騙手段達成其目的。共產主義要吞噬一切以達成自己的生存，它的慾望永無滿足之日，任何善意與與溫情都不可能改變它的態度，對於這個擾亂世界的惡魔我們必須全力阻止…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美國一起對抗共產主義，站在自由世界的這一邊，他們不只給了亞洲也給了世界上其他對抗共產主義的地方豎立了絕佳榜樣，所以美國目前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協助保衛台灣，絕不可以讓他被共產集團奪去，台灣與美國在政經、外交、戰略各方面的影響是休戚與共…..
人生最後時刻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華盛頓過世，享年86歲。他立下遺囑，希望死後骨灰送回中國，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但是申請過程遭到阻擾，有人以司徒雷登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點名批評的人為理由而反對他歸葬中國，此事也因此而被擱置，直到2008年底才獲同意，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正式移葬於其出生地杭州，了卻了他一生最後的心願。
司徒雷登最後遺照。
位於杭州天水橋耶穌堂弄的司徒雷登像。
他的墓碑上僅有簡單的擺飾，上面刻著簡單的幾個字──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以及一張他微笑的照片，似乎呼應著他的演講，及回憶錄最後的幾段結語：
我知道在中國大陸上，那一片大地上也有很多共黨所無法消滅、也不容許他消滅的事物。在那被黑暗所壟罩的土地上仍有許多光照耀。那是信心的光、勇敢的光、自由的光，在永不熄滅的照耀著。在台灣及海外許多中國人也有著同樣的光。相信總有一天中華民族能重新燃起民主、自由、正義的火炬。
最後我想提及過去在中國創立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務」，這是出自於聖經的名言，我們必須明白真理，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才能得到自由，我已暮年，我一直認為有信仰的人越多，這世界才會有進步，人類才會有幸福的生活。我畢生都將堅守這理念及信仰，那怕時局如何混亂，我都始終堅信在這混亂的背後，有一個未知的強大力量在看護著我，神永遠的愛著我們。
參考史料：
《司徒雷登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司徒雷登著 新象書店發行 198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