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審判共產黨領導人(5)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54）

第二個假設，在這裡提出看來很重要，是有關在鎮壓共產黨人時，普遍的一種反猶主義。對這些審判的分析經常提到「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鬥爭」。毫無疑問，這個方面，與蘇聯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政策的變化有關。在以色列這個新國家的誕生中，捷克斯洛伐克尤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提供武器給哈加納（Haganah，譯者註：是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時期的一個猶太人準軍事組織，後來成為今日以色列國防軍的核心）。當以色列成了「重要的敵人」之後，蘇聯政策轉向支持阿拉伯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

本書第一部分的作者韋爾特（Nicolas Werth）已經指出，反猶太元素出現在1947年12月之後的蘇聯的鎮壓中，以及上世紀50年代為「偉大的最終清洗」所做的準備中。在中歐，反猶主義在拉依克審判中非常明顯，法官強調了被告中四人，包括拉依克，姓氏的猶太起源。這種反猶主義在斯蘭斯基的審判中達到頂峰，強調了被告中11人姓氏的猶太起源及其與國際猶太復國主義的所謂聯繫。

為了理解這種潛在的反猶太主義的程度，人們只需閱讀上文已經提到的那位莫斯科的顧問利哈喬夫同志的一份報告，此人曾要求提供有關某些斯洛伐克領導人顛覆性活動的信息。曾與他對話的一名斯洛伐克人在一份聲明中寫道，利哈喬夫宣稱：「我不在乎這些信息從哪兒來。我甚至不在乎這信息是不是真的。我已經準備好相信它，就讓我來做剩下的事。為甚麼要擔心這些猶太屎呢？」

這棘手的反猶太主義還有另外一個、未知的方面。史達林和他的追隨者似乎希望能解決共產國際裡所有的猶太人，確實地把他們消滅掉。這些猶太共產黨人不信仰他們的宗教；他們似乎已經認定了他們屬於那個國家或者屬於國際共產主義群體。我們沒有消息來源證明他們的身份認同受到了大屠殺的影響。但是，當然的，他們的許多親屬死在納粹的死亡集中營裡。

戰爭結束後，仍有許多猶太共產黨人占據著中歐各黨派和組織的關鍵位置。在一個對匈牙利共產主義的全面調查中，莫爾納（Miklos Molnar）寫道：「在等級結構的最頂端，幾乎無一例外，領導者都有猶太血統，在中央委員會、秘密警察、新聞和出版社、戲劇和電影院裡的比例會略低。雖然制定了一項提拔年輕工人擔任有影響力的職務的政策，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權力仍然屬於猶太小資產階級。」1953年1月，匈牙利的秘密警察首腦、拉依克的老朋友彼得（Gabor Peter）自己，被當作一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陰謀家關進了監獄。拉科西在一個官方講話中──其實他本人就是一個猶太共產黨人──誣衊了「彼得和他的幫派」，並將其變成了替罪羊。

在羅馬尼亞，共產國際職員──猶太人鮑克（Ana Pauker）的命運在1952年被決定，她與黨總書記喬治烏-德治和盧卡（Vasile Luca）同為執政的「三駕馬車」的成員。根據無法從其它來源確認的一份聲明中所說的，1951年史達林在與喬治烏-德治的一次會面中，對羅馬尼亞尚未逮捕狄托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特務表示驚訝，並要求立即採取行動。結果是時任財政部長的盧卡在1952年5月，與時任內務部長的喬治斯庫（Teohari Gheorghescu）一起，被解職後再判處死刑。盧卡的判決後來被改判為終身監禁，並死在獄中。鮑克當時是外交部長，她於7月初被解職，1953年2月被捕，並於1954年獲釋，回到家裡。反猶主義的迫害轉向較小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