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集下）

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將邪惡合法化和常態化
 

目錄

1.法律與信仰

2.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3.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個人責任

4）限制執法，為犯罪份子大開綠燈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4.回歸法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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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與信仰

法律是維繫公平正義的剛性力量，懲惡揚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義「善」與「惡」。在信神者看來，善惡的標準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經典很自然地成為法律的來源和根據。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頂部描繪了巴比倫太陽神沙瑪甚（同時也是正義之神）將法律授予漢謨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選擇了漢謨拉比，並賦予他依此法律統治臣民的權力。

《舊約全書》中的「摩西十誡」，對希伯來人既是神的誡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襲了這種傳統。從公元4世紀的羅馬皇帝們，到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查士丁尼及其後繼者，再到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編撰法律的依據也都是「摩西十誡」和基督教的教義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體規定必須符合神規定的善惡和宗教教義精神，否則這樣的法律就不該被遵守，並應被廢除。上世紀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思想來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羅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羅馬的神或在猶太教堂裡安置羅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寧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會遵守這樣的法律，因其直接與「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誡相牴觸。換句話說，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關係，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係，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違背的標準。

「摩西十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四條論述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即人當如何愛神和敬神，而後面的六條論述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即耶穌所說的要「愛人如己」。其中人能夠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義原則永恆不變，因此人間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夠穩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國亦如此。歷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也就是黃帝、老子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的作用取決於它對普遍社會道德和信仰準則的遵從。他認為，法律與宗教雖然是兩個領域，但任何一方的繁榮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會裏，法律都需要藉助人關於神聖事物的觀念，以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3]

簡而言之，法律必須具有權威性，其權威性從「公平正義」而來，而「公平正義」從神而來，因此法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神聖的。現代社會的法律仍保留著很多類似宗教的儀式，也是藉由神聖性強化法律的權威。

2.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共產黨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絕不會以正神的教誨作為其制定法律的依據。共產黨也要割斷與過去先民文化的關係，因此反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這就使得共產黨的法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可能。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傳統社會中，基督教講「愛人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這裡的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或家人朋友之間的愛，還包含著慈悲、憐憫、公義和自我犧牲等等。以此為出發點制定的法律不僅是神聖的，也體現著對世人的關愛精神。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可以囊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所有爭議和相應的判決，因此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條文規則，還加入了所有參與者的主觀因素，這要求法官必須從法的精神出發，做出體現善的原則的判決。

耶穌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痛斥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因為這些人儘管對摩西律法的字面規則嚴格遵守，卻對律法中所要求的公義、憐憫、信實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穌則不拘泥於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醫、與非猶太人同席，是因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這種善的精神。

共產主義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它不僅仇視神，也仇視神給人創造的文化、規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傳統。馬克思並不諱言，他要將世界摧毀成一片廢墟，並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樣闊步前行在這片廢墟上」。[4]

沙俄時期瘋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冊子《革命教義問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5]

涅恰耶夫明確表達出革命者對這個世界的仇視，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他使用「教義問答」這樣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個仇視世界的邪教。他宣稱「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作革命者」。列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甚維克執政後的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於200萬。[7]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甚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飢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於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後，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於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於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嚮往，而是出自於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後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麼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後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式正義」，實際上卻並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並不來自於神，也不是出自於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裡，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凌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象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後，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於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麼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象，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鬥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儘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式。」「你別跟我講良心。」[8]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於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分可以執行，而有的部分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聖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於「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揹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3.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如果說，法律在共產國家是魔鬼可以隨意玩弄、作為其用來維護統治、固化意識形態與打壓百姓的工具，那麼在自由國家，魔鬼的圖謀則是顛覆法律的傳統信仰與道德基礎，變異善惡標準，爭奪法律制定權與執行權，並確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準則與實踐。本篇重點討論作為法治國家領頭羊的美國在法律領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蝕。法律與政治、宗教、教育等領域密切相關。在共產邪靈滲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個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無法倖免於被邪靈全方位滲透變異。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基於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聖的，但隨著共產黨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廣進化論、無神論，法律被切斷了與神的聯繫，淪落為一種工具，一種人與人之間報冤復仇、解決糾紛、討價還價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為信仰來源被切斷，法律的精神開始偏移，從維護公平正義，偏向為以人的觀念和慾望為依歸，這讓背後的共產邪靈可以利用代理人在變異觀念思維下通過它所要的法律，實現其毀人、毀社會的目的。

以美國為例，受共產主義深度影響的「社會公正」、「自由主義」等思潮在改變著社會道德觀念，也衝擊著法律的道德基礎。在實際運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謂「自由」、「進步」、「寬容」的口號，偷換概念，排斥與摧毀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礎，從而影響何種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釋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傳統信仰認為婚姻是神明確規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結合，同性「婚姻」違背神的教誨，是不道德的，這必然影響到法律對婚姻的定義與解釋。如果堅持道德源於神的誡命，那麼道德不會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變的上位法做依據，如果某種行為兩千年前依照神的誡命被視作罪惡，今天也應當如此。自由主義則排斥傳統信仰與道德判斷，將道德視為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世俗約定，於是婚姻被視為自願結合的「契約」，對「同性婚姻」的認同被視為符合「進步」或「自由」的原則，這樣自然會導致法律的變異。

魔鬼利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讓法官把傳統道德和法律分離。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個墮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對此表露得最為直接：「我們有些人會認為墮胎違背我們的基本道德原則，然而這並不能左右我們的決定。我們的責任是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強制實行我們自己的道德原則。」[10]

大法官們在此強調的是，「自由」是法律的關注重點，而不是我們的道德原則。這實際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則分離。美國國父們定義的「自由」，其基礎是「不言而喻的」普世價值。人類的普世價值不隨文化而異，因為其來源是神（《美國憲法》中所說的「創世主」）。背離普世價值片面放大所謂「自由」，是魔鬼變異法律、引誘人墮落的手段。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法律效力的實現要經過一整套環節，包括立法部門通過法律，行政首腦簽署法律，法官通過法律進行裁決，執法部門執行法律。這中間，教育界、媒體業、法律界，甚至娛樂業等領域的不同團體與個人也都參與其中，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共產邪靈在各個領域尋找其代理人，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因此受共產邪靈影響和利用的政治團體千方百計要把思想與其一致的人送進相關部門，爭奪政治首腦、法官、檢察官、司法系統的重要職位。

比如青睞自由主義的總統會千方百計任命與其觀點相近的大法官，影響法律裁決，或使用行政權侵蝕法律。某總統任內總計對1385名囚犯減刑，同時赦免了212人，成為自杜魯門總統之後寬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總統（美國歷史上任期內赦免數量最多的也是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11]他離開白宮前，曾簽發特赦令一次縮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數獲得減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泄露70萬份美國軍事機密文件的人。此人於2013年認罪，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由於總統特赦，只被關了4年就出獄了。雖然赦免是憲法授予總統的合法工具，但驚人的特赦數量無疑是在侵蝕法律本身懲惡揚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國參議員、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提出的《約翰遜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規定包括教會在內的免稅團體在進行若幹活動時將喪失免稅地位。這導致有些基督教教會因為害怕失去免稅資格，讓牧師在講道台上刻意迴避政治話題，特別是一些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安樂死、胚胎幹細胞研究等。

共產邪靈還操縱各類政治團體，試圖通過影響選舉來改變檢察執法。一個由進步主義政治金主和團體送上位的地區檢察官上任第一週就一口氣解僱了31名檢察官，呼籲要終結「大規模囚禁」，還下令其辦公室停止起訴大麻持有者。其他州市也出現類似的情形。一位檢察官聯盟主席認為，這等於號召檢察官選擇性執法。這種現象非常危險，因為它是要求民選官員忽視他們發誓要維護的法律。[13]

法官還可以動用裁決權對行政部門的法令進行封殺。比如根據美國移民法律的授權，總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法官則以「信仰歧視」為由阻撓總統旅行禁令達四個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師對法官和陪審團定案有很大影響力，律師組織的政治傾向直接影響到法律意志能否實現。美國一個主要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創始人曾經明確承認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制，終極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14]該組織在全美各地擁有數十萬會員，每年經費超過1億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過在美國法院打官司來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戀者收養兒童的權利、支持墮胎的權利，以及所謂消除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的歧視。

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大肆佔領美國政治版圖、控制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領域之後，魔鬼通過學界與輿論影響法律制定和實施的能力已經空前強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在美國生活中，神無處不在。這個國家的箴言──「我們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僅出現在美國國歌的歌詞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紙幣上。美國的《獨立宣言》將神稱為造物主，並認定我們的人權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美國所有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和法官，在宣誓就職的時候都要在最後說「請神幫助我」（so help me God）。總統演講的最常見結尾是「神祐美國」（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學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將美國描述為「在神之下的國」（One nation,under God）。

這些傳統有的持續了二百多年，幾乎與美國自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始終，但在過去六十年間，卻不斷受到共產主義追隨者的挑戰。

前文提到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打掉在美國公眾場所的「（摩西）十誡」，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2001年，該組織要求強行移除位於州法院圓形大廳裡的「十誡」石板，他們找到了當時的一位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審理此案。此位法官寫了76頁的判詞，做出了有利於該組織的判決，其理由聽起來十分荒唐，比如他說圓形大廳莊嚴肅穆的環境、石板後的壁畫和人工瀑布所營造的神聖氣氛是他要移除「十誡」的理由，還說石板斜著放置，彷彿一本打開的《聖經》，這讓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馬州在推動、認可或贊成基督教」。[15]

事實上，這並非故事的開始，也不是結束。早在1980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禁止在公立學校的課堂裡出現「十誡」。該判決引發了在全美移除「十誡」的潮流。該組織甚至在猶他州宣布，如果誰發現了仍存在的「十誡」，向該組織舉報即可獲得獎勵。[16]

美國一巡迴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決，禁止公立學校的「效忠宣誓」，因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這一判決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這種較量一直在進行，從美國國歌、國家箴言、效忠誓詞、學校禱告等等，都在無神論者或左派活動人士的攻擊下。

這裡需要簡單說明的是，「神」在上述場合出現的時候是泛指的神，獨立宣言中稱為「造物主」。每種宗教都有自己對造物主的認識和定義，因此「神」這個字本身，並沒有在宣傳某個特定的宗教，也沒有違反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試圖在法律上禁止讚美神這樣的極端情況在一個具有深厚信仰的國家的出現，深刻揭示了魔鬼對法律領域滲透的嚴重程度。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美國的國父們在制定《憲法》的時候確定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其中司法權原本是權力最小的。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

在最高法院關於「效忠宣誓」的案件審理期間，民調顯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內容。而國會416票對3票、[18]參議院以99票對0票支持「效忠宣誓」，顯示出民意代表們所反映出的真實民意。[19]

作為民選的國會議員和民選的總統，任期從兩年到六年不等，之後便要重新選舉。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麼總統和議員能夠倒向左派的空間有限（譬如當主流民意反對「同性婚姻」時，無論參選官員如何想支持共產邪靈的「同性婚姻」計畫，實施起來都相當困難），如果過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選下臺的危險。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聽取民意，任期為終身制，一旦任命通過就可能工作長達30年甚至更長。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響這9個人的決定，比影響主流民意要相對容易。

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判案，而法律條文又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過法律改變社會，改變憲法就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在美國，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這是相當嚴格的規定。

因此，進步主義者的策略不是修憲，而是通過解釋憲法，來改變憲法文字的原始內涵。他們將憲法視為一個「活著的」並不斷「進化」的文本，並通過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將左派的意見變成法律，這種做法實質是在變相顛覆憲法，也等於是在違反憲法。

神的誡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則，憲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擊下傷痕纍纍。因為大法官的判決是終審判決，連總統都要遵守，因此美國國父們提倡的民眾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權分立」有滑向司法權一家獨大的傾向。這使得美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義」，賦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權甚至行政權。

自由派大法官給美國帶來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而且難以清除。現實情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過判例下令公立學校和公共場所、公園移除「十誡」﹔重寫刑事訴訟程序﹔加稅﹔承認墮胎權、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圖片的權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義」和自由派大法官成為被共產邪靈利用而實現其主張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左派的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搖滾樂、嬉皮士、女權運動、性解放等背離傳統的運動甚囂塵上。此時，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

在沃倫做首席大法官期間，最高法院做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裁決，包括裁定公立學校禱告違法。[20]另一項裁決則是全面允許淫穢信息的出版發行。[21]

美國學者菲利斯‧施拉芙麗（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義者──如何終止法官暴政》中給出統計資料──從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項裁決，推翻下級法院禁止淫穢信息的判決。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沒有簽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兩句話。換句話說，大法官們無法論證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後，好萊塢在1966年從製片法規中去掉了對淫穢信息的限制。之後，各種淫穢作品爆炸式增長，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這裡需要簡要說明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原本是指表達政治意見的言論自由，而非出版色情製品的「言論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當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來的時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廣泛批評的畫面，其記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畫面，並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裡。[23]

大麻是聯合國禁毒公約中嚴格管制的毒品，濫用大麻會使人產生幻覺甚至威脅生命。在美國，1996年起加州允許大麻作為處方藥劑，許多州予以跟進。到201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通過所謂「法律」，允許大麻用於「娛樂」（即「吸毒」），在這兩個州內，種植、生產、銷售大麻給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將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將於2018年7月1日實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給人的身體造成重大傷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賴。當毒癮發作時，人可以為獲得毒品放棄一切道德底線。但是，主張大麻合法化的人認為，只要大麻通過合法途徑獲得，就可以有效減少非法毒品的流通，並可以通過合法化來加強毒品的監管，抑制與毒品相關的犯罪率。

許多州通過大麻合法化，也期待著毒品能夠給政府帶來幾十億美元的收入。但我們不難想像，當人依賴毒品而無心工作的時候，社會財富的創造必將大大減少，由此引發的健康問題大大增加，又何談增加政府的收入呢？這應該是一個常識。更何況，評價一件事情的對錯不該以經濟效益，而該以神的標準來衡量。按傳統道德標準，人的身體是神聖的，西方宗教認為是「聖靈的殿」，東方認為只有人體才可修煉提升為佛、道，吸毒是敗壞、褻瀆神仿照自己形像造就的人體，乃是墮落敗壞的行為。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在美國，推動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進步主義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參議員致信美國國務院，要求調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會在其他國家推動「進步主義」，顛覆「保守主義」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進一步讓人喪失自我控制、遠離神，以及製造社會混亂並使經濟下滑，從而讓共產邪靈操控政治權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聖經‧創世紀》中講述了索多瑪（Sodom）城的毀滅。其深重的罪惡之一就是同性戀。因此Sodom這個城的名字，已經演變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戀」行為。只要對《聖經》稍有常識，都知道這是違背神的誡命的。

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個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個自由派法官加上搖擺法官）、4票反對（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當時的總統隨後將白宮的推特圖像改為象徵同性戀的六彩顏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也讓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個州都無法執行他們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羅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職員出於個人信仰原因，拒絕向同性婚姻雙方頒髮結婚證書，並拒絕服從必須頒發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獄，被處以5天監禁。[27]這一裁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憲法賦予她的信仰自由權。司法裁決被擺到了比神的誡命更高的位置上。

當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後，前阿肯色州州長、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克‧哈克比稱，這是一個「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麗列舉了9項法官對道德的侵蝕。它們是：1.重寫憲法﹔2.禁止讚美神﹔3.重新定義婚姻﹔4.侵蝕美國主權﹔5.提倡色情作品﹔6.培養女權主義﹔7.嚴重阻擾法律的執行﹔8.干涉選舉﹔9.加稅。

截至2017年，有25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已經正式認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挪威、丹麥、芬蘭、瑞典、葡萄牙、比利時、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令人觸目驚心。[29]法律可以體現道德，反過來也影響大眾道德的走向。將有違傳統道德的行為合法化，等於是政府和法律教導人違背道德、違背神的誡命。

另一方面，在所謂「政治正確」的影響下，社會大眾、民間團體，尤其信仰團體對社會亂象的批評被上升到政治與法律的層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為被合法化後，評論與批評此事很容易被指控為違反法律，比如性別歧視。這樣的法律成為變相箝制人們進行道德判斷的藉口，等於為同性戀張目，讓人無限度地放縱慾望，走向墮落。

（6）推卸個人責任

傳統的宗教都是重視個人責任的。《聖經‧以西結書》以一個父親和兒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壞，他們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不因為有父子關係而對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責。這裡談到的就是個人責任的問題，正如《聖經》中所說：「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中國人相信善惡有報，道理類此。

「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個人有選擇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權利和自由，也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個人一旦犯了罪，就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這就是正義的原則。而自由派的法官們卻鼓勵人推卸自己該負的責任，把責任歸因於社會環境，比如以經濟、種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為說辭，讓犯罪份子逃脫法律的制裁。

4）限制執法，為犯罪份子大開綠燈

在自由主義影響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門刻意限制執法部門的正當權力，為犯罪份子大開綠燈。共產邪靈的最終目的是以此造成國家機器的癱瘓，藉以製造社會動盪，為擴大政府許可權製造藉口，或伺機發動政變或革命。

很多州通過了極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護州」法令。比如某「庇護州」禁止聯邦官員拘捕當地監獄裡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進行拘捕，並禁止地方執法機構與執行移民法的聯邦特工合作。

對犯罪份子的庇護令給公眾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槍手薩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該市保護令被舊金山監獄釋放，而聯邦移民官員則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將其驅逐出境。薩拉特當時已經在美國犯下纍纍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搶劫、槍支等等，但他依然受到舊金山市政府的庇護，大搖大擺地出現在舊金山街頭。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時，舊金山警察局將他釋放，幾個小時後，他槍殺了一名在舊金山漁人碼頭散步的女子。

在對罪犯定罪的時候，對檢方要求極嚴，表面看是在保護嫌犯的合法權益，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讓犯罪份子鑽法律的漏洞。特別是狡猾的、有權勢、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師出面辯護的，訴訟過程需要長年纍月的時間、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將其繩之以法也非常困難。

隨著「性解放」思潮的擴散，法院引用所謂的生理學與性學研究結果，說明性侵害後果不嚴重甚至無害，以此輕判性侵害犯罪行為的案例數量相當驚人。[30]

還有很多犯罪份子被提前釋放，名義上是經費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權利，但實質上是為了「政治正確」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壞社會安定，為未來政府擴充權力埋下伏筆。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對罪大惡極之徒施以相應的懲罰，殺人償命是自古以來的通則，但有的國家、州卻以「人道」、「寬容」、「尊重生命」為名廢除死刑。

在變異的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衝擊下，一些人總是熱衷於關注罪犯的「權益」，無論他們犯下多麼凶殘的罪惡，也要為其權利吶喊﹔而面對罪行的受害者，這些人反而默不作聲。如果一個兇徒無論如何殺人放火、謀財害命而不用償命，還可以由納稅人供養終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這對死去的冤魂、對那些受盡屈辱與痛苦的當事人和家人，又何來公正可言？

美國很多學者研究指出，死刑對遏阻謀殺犯罪具有「很強的嚇阻力」。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做了「死刑嚇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證詞：90年代魯賓（Paul Rubin）等三名學者，對美國3,000個城鎮二十年間的犯罪資料研究展示，平均執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在美國，即使反對死刑的學者也承認，死刑有遏阻謀殺的作用。[3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變異的法律對反道德行為極其寬容、放縱的同時，又對社會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極其嚴苛，如對家長管教孩子限制很嚴，弄得家長都不能管教孩子，實際上等於讓孩子從小沒有家教，放縱自己魔性的一面，以「愛護」之名毀掉很多孩子的未來。

將法律的「自由」內涵與強制性都推向極端，是魔鬼變異法律、毀掉法律神聖性與合理性的一個重要伎倆。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當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國憲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見的條文時，他們就轉而從外國的法律中找依據。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為法案，卻在憲法中找不到相應的條款，於是在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案（Lawrence v.Texas[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國的「權威機構」的條款，稱其為「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人類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間性行為「自由」。[32]該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廢止了其他13州的反同性間性行為的法律。

共產主義思潮以各種方式席捲全球，亞洲和歐洲社會主義化的傾向已經極為明顯，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嚴重，辛巴威、委內瑞拉等許多國家都是沒有社會主義頭銜的社會主義國家。加拿大也無法獨善其身。

隨著商業擴張和全球化的推廣，美國越來越緊密地和那些國家綁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國際慣例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產主義的因素引入美國，而那些因素又會通過判例改變美國憲法精神，這是非常危險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違反美國憲法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龍頭，如果連美國都不能保守傳統底線，那麼全球都將沉入共產主義的泥淖中。

4.回歸法律的精神

上述種種法律亂象的出現，說明法律已經遠遠偏離了對神的教誨的遵從、對道德信仰的遵從。那些匪夷所思的反傳統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過與執行，說明法律的傳統道德根基已經被魔鬼動搖，這個社會道德已經處於全面危機之中。反傳統的法律把惡的行為合法化和常態化，等於為邪惡大行其道打開了大門，甚至於是打開了罪惡大門而關閉了從善之門，把社會引向歧途，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沉淪和毀滅。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權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也將導致政府干預的加強。

變異的法律將繼續摧毀傳統信仰，其最終結果將會把社會引向極權。法國思想家託克維爾認為，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社會，也只能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因為只有一個專制的體制才能將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們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製法律，法律就將成為魔鬼敗壞人的強大武器，人類將無時無刻不在魔鬼的牢籠與枷鎖之中。面對此困境，人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進行反抗，拒絕執行法律﹔或者改變自己的道德觀念，順應變異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則法律形同虛設。正如法學家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34]同時社會出現抗爭、震盪與撕裂，而對法律的不同態度也將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爭鬥，帶來政治不穩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強。如果是後者，則會導致傳統道德被不斷拋棄，社會道德下滑，法律則會更加變異，甚至變成「惡法亦法」而無人察覺。

如果走到這一步，無論社會大眾如何反應，最終都將落入魔鬼的陷阱，難以逃脫。

《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曾列出了共產黨滲透美國的45個目標。我們將抽取與法律有關的條目，並一一比照現實。

第16條，用法庭的技術決定削弱美國的重要機構，稱其活動侵犯了民眾的權利。

第24條，廢除所有關於管治淫穢信息的法律，稱它們為「言論審查」，侵犯了言論和出版自由。

第29條，質疑憲法，稱其不足、過時、無法適應現代需要、阻礙了世界上國家間的合作。

第33條，廢除所有干涉共產黨機構運作的法律法規。

第38條，將一些逮捕人的許可權從警察手中移交給社會機構。把所有的行為問題視作精神錯亂並只有精神病醫生才能知道如何處理。

第39條，控制精神科職業，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強行控制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目標的人。

第45條，廢除康納利保留權（Connally Reservation，也稱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國可以決定某個案子是否適用美國國內司法管轄權），使得美國無法阻止世界法庭擁有對美國國內事務的司法管轄權。讓世界法庭管理美國國內事務。讓世界法庭管轄類似的國家和個人。

對照現實審視上述目標就會發現，這些目標幾乎已經或將要被一一實現。共產主義通過法律手段蠶食美國司法的現狀觸目驚心。

無論在原教旨共產黨國家裡基於仇恨的法律，還是不斷被漸進共產主義逐步蠶食的西方法律，都喪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傳統的道德。

如果我們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不能以神的誡命為最終善惡的標準，我們就只能在共產邪靈的侵蝕下喪失司法獨立和道德底線，並最終聽任被共產邪靈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擊善良和縱容邪惡，不知不覺中執行邪靈毀滅人類的最終圖謀。盡快擺脫邪靈的控制，刻不容緩。

 

第十一章 藝術篇：從讚美神到褻瀆神

目錄

1.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2.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3.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結語

*****

1.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辭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鑒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裏，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象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象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藉助人去描繪醜惡骯臟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祕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屍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他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他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裏，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嚮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裏，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科學界對莫扎特音樂對人乃至動物的正面影響開展了多項研究。2016年，對莫扎特效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令人驚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樂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勛伯格的現代無調性音樂對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樂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有負面影響。[5]

與無調性音樂相比，搖滾樂的負面效應更大。有人曾經統計過兩個相似城市的資料，廣播電視大量播放搖滾樂的城市，未婚先孕、輟學、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樂的城市高50%。許多搖滾樂美化自殺，[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鬱的歌詞，都可以被看作鼓勵自殺，而且年輕人聽多了搖滾之後去自殺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7]聽了搖滾樂按照歌詞描述的死法自殺的青少年並不少見，搖滾樂手陷入抑鬱、濫用毒品甚至自殺更是一個普遍現象。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負面例子是納粹國家電影《意志的勝利》。該宣傳片（儘管導演萊尼‧瑞芬斯塔爾辯稱她所拍攝的是記錄片）藝術手法高超。它展現的宏大場面和力量，使得觀眾對其背後傳遞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許多首創的拍攝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響了諸多後世電影。它為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起了巨大的宣傳作用，被稱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2003年，英國《獨立報》評論說：「《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讚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範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藝術的巨大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藝術的重要性和魔鬼為甚麼要變異人類的藝術。

3.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由於藝術對改變社會具有巨大的作用，共產邪靈利用和控制藝術作為其「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毫不奇怪。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力量，因此以藝術作為給人洗腦的方式，把所有的藝術形式都變成了洗腦工具。許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將軍、演小品的將軍，認為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也沒有拿過槍、指揮過戰爭的人怎麼配做將軍？而實際上，中共認為這些人在推行和維護共產邪教上，起到的作用與軍隊同樣重要，甚至是軍隊所不可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授予他們軍銜，也是符合共產黨的原則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9]

共產國家的文藝演出，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這種對內對外的宣傳和洗腦所起的作用是軍隊無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奧運會耗巨資的盛大開幕式、朝鮮的《阿裡郎》大型歌舞祭、前蘇聯的芭蕾舞團，都是服務於黨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個所謂「中國：一個國家的藝術」系列中國文化節，居然把宣揚階級仇恨與共產暴力革命的經典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搬上了國際舞臺，給外國人「洗腦」。

如果有正統的、貼近神的藝術或者弘揚人類傳統價值的藝術同時存在，洗腦「藝術」就會被識別並失去洗腦功效，甚至無法生存。這就是為甚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對藝術和出版行業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許多世紀以來，古典藝術代代相傳。這種傳統延續到20世紀戛然而止，藝術傳承被一個接一個的激進和前衛的「主義」替代，藝術迅速走向變異，「宏大、鼓舞人心和美麗的（藝術）被新的、不同的和醜陋的代替。」[10]藝術的標準降低，直到降得沒有標準，只剩扭曲的自我表達。人類失去了審美的普世價值。

回顧所有這些新的藝術運動或「主義」的源頭，都與共產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很多藝術家要麼是共產黨員，要麼是變種共產主義者，或是受這些思潮影響的人。

共產國際的匈牙利文化委員、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創辦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個任務就是通過背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該文化形式必須排除「自覺地模仿創世主的藝術」。德國社會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稱：「藝術（主要指先鋒派）自動地對抗現存社會關係並加以否定和超越﹔傾覆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及普遍經驗。」[11]也就是說，他們要鼓動藝術去反神、顛覆傳統道德。此類觀點主導了現代藝術的走向。

法國現實主義畫派的開創人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參與者之一。他當選為「公社委員」以及激進藝術家組織「藝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改造」舊制度和建立新的美術趣味的工作。在庫爾貝的授意下，聯盟拆毀了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旺多姆紀念柱（Vendôme Column，後被重建）。庫爾貝否認人類是上帝創造的，著意表現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唯物主義。他的「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12]庫爾貝一邊搞革命，一邊「改造」藝術。他的畫以「現實」之名，用醜陋代替美，將畫暴露的女人，特別是畫女性生殖器作為其「革命舉動」，以實現對傳統的反叛與顛覆，配合煽動共產運動。從庫爾貝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和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下，從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開始，藝術家的「革命熱情」持續高漲，一個個藝術運動接連出爐。不同於傳統的流派，這些藝術是一場場斷裂式的「先鋒運動」。「先鋒」（Avant Garde）一詞最早就是被社會主義學者運用於藝術理論，作為與「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鋒。

19世紀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場。從此，現代藝術家們開始了不顧傳統繪畫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結構、透視、明暗過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點彩派）與後印象派相繼出籠，分別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谷（Vincent W.van Gogh）為代表，兩人都有社會主義情結。梵谷過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畫作就彷彿是吸食毒品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和觀眾溝通的媒介，作品中帶有創作者想要表達傳遞的信息。文藝復興巔峰時期的藝術家傳遞給觀眾的信息是善和美﹔現代派藝術作者放縱自己的主思想，讓鬼和低靈控制自己的大腦，他們本人常常是瘋瘋癲癲的，其作品傳遞的信息是陰暗、負面的。梵谷等印象派畫家的許多畫作帶給觀眾的就是朦朧灰暗、陰森頹廢、無理性的感覺。

印象派之後是表現主義和野獸派，再後是由畢加索領頭的立體主義。1944年，畢加索登報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為何成為共產主義者》文中說：「我加入共產黨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邏輯的一步，這給了它們意義。」「在被壓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繪畫，還要用生命去戰鬥。」[13]畢加索鼓吹打破傳統畫法，每樣事物在他那裡就像一塊軟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異，他就越滿意。製造怪異的過程，就是不斷破壞畫面的過程，使之達到一種讓人看後不得其解的狀態。就連和他一起創建立體主義的現代派繪畫者都不喜歡他的作品《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認為他在「吞油噴火」。[14]

立體派成員之一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又發展出「達達主義」，以展出現成物的方式實現對傳統藝術的顛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稱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導向了「任何東西都可稱為藝術」的理念。德國「達達主義」的行動綱領更是與共產主義直接掛鉤，宣稱：「在激進的共產主義基礎上，一切賦予創造的男女實行革命的國際聯合……立即取締私有財產，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類。」[15]

達達主義對傳統的狂熱批判，在法國演變為超現實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共產黨人布勒東（AndréBreton）。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對一切理性、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壓制」，這代表了當時歐洲現代藝術的典型觀點。

其後不斷更迭的藝術運動還包括抽象主義、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等。抽象主義表達的是情感強度，反映反叛、無秩序、超脫於虛無以及逃避現實的內容。到後現代主義那裡，公認的事實、常規、推理和道德觀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還有直接褻瀆耶穌和聖瑪利亞的所謂「藝術」作品。[17]

現代派藝術家並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與共產主義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為人類理性和生存的出發點。這些「主義」一旦得勢，就呈現出滾雪球效應，最終基本上將古典藝術徹底邊緣化了。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各種現代藝術的出現及其後來的發展，以醜為美，徹底顛覆了傳統審美觀，甚至達到了觸目驚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馬塞爾‧杜尚在小便池上簽名，以「泉」為題在紐約展覽，雖然當時被拒絕展出，這種「惡搞」卻被後來的藝術家和藝術院校認為具有「開創性」。至此架上繪畫空前地被否定，裝置藝術隨之興起。伊弗‧克萊恩（Yves Klein）於1958年在巴黎依麗絲‧克雷爾畫廊舉辦一個名叫「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無物的四壁。

德國先鋒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個頭部塗上蜂蜜和金箔，懷抱一隻死兔子唸唸有詞三個多小時──《怎樣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博依斯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有一次，一個人實在忍無可忍地質問博依斯：「你講了太陽底下所有的東西，就是不講藝術。」博依斯平靜地回答：「我認為太陽底下的所有東西都是藝術。」

現代主義藝術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裝在90個小罐子裡當做藝術品出售，名為《藝術家之糞》（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個大便罐頭在倫敦以182,500英鎊售出，相當於差不多20.3萬歐元，是當天同等重量的黃金價格的數百倍。他還直接在脫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簽名，給那些讓他簽字的裸女命名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進行展出。

還有女教授脫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畫家用動物糞便亂塗的東西居然還得了著名大獎。中國有的所謂「藝術家」赤身裸體，全身塗滿蜂蜜和魚油，讓蒼蠅沾滿自己的身體。這種場景讓人感覺到生命是下賤、醜陋和噁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調查中國「極端藝術」的記錄片「北京鞦韆（Beijing Swings）」中，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爾德馬‧簡納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評論道：「中國正在製造全世界最離譜、最黑暗的藝術。」[19]其實，這是人追求魔性的結果。一些所謂「現代藝術」的齷齪噁心、下流無恥其實早已超出了人類的心理承受極限，「先鋒派」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場藝術領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這種潮流讓藝術界搞現代主義的人如魚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畫家們舉步維艱，嚴格遵循傳統、刻苦磨練真正的技藝的畫家和雕塑家甚至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就在1922年，英國拉斐爾前派及新古典主義畫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於其嚴謹寫實的古典風格在推崇畢加索亂畫風格的美術界受到歧視而自殺身亡，據說臨死前他留下一句話：「世界沒有大到能同時容下我和一個畢加索。」[20]

魔鬼敗壞音樂的方式也採用類似的手段。正統的音樂符合樂理和規範，音律和隨之產生的各種調性和調式來自於和諧的自然規律。神創的宇宙是和諧的，人能夠欣賞宇宙的和諧，產生美感，因為人也是神創造的。現代派無調性音樂排斥調式、和弦和旋律等音樂的傳統元素，結構缺乏規範，是對神傳的古典音樂的否定。無調性音樂和宇宙的和諧對立，這也是為甚麼一般聽眾會感到其難聽刺耳。現代派「音樂家」則用其「審美理論」解釋說聽眾的耳朵必須經過訓練，習慣這種音樂之後才能欣賞它。

現代派音樂奠基人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無調性音樂的基礎上，推出了所謂的「十二音體系」，創造了反傳統的音樂技法。勛伯格的音樂在當時被認為是反德國音樂文化的，是對品味、感情、傳統和所有美學原則的背叛。他的音樂被當時的德國人稱為古柯鹼：「演奏勛伯格（的音樂）和給人們開古柯鹼店的效果是一樣的，古柯鹼是毒藥，勛伯格就是古柯鹼。」[21]後世的樂評人這樣評價，「勛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種體現，就是他過世後50年，還有能力讓地球上任何音樂廳空空蕩蕩。」[22]

真正使勛伯格被廣泛接受的是法蘭克福學派重要人物阿多諾（Theodor W.Adorno）的音樂理論。阿多諾在其1949年寫的《現代音樂哲學》中，用哲學理論「論證」勛伯格的十二音技法達到了音樂創作發展的「巔峰」。這為後世的現代派音樂創作者和批評家廣泛接受勛伯格的「十二音體系」音樂鋪平了道路。[23]此後勛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對先鋒派音樂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先鋒派浪潮亦對音樂界產生了重大衝擊。

在用現代派音樂破壞傳統之後，「先鋒藝術」用搖滾樂代替了古典樂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美國共產黨音樂理論領軍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開要求打破古典樂和通俗樂的界限，這導致了節奏強烈的搖滾樂後來滲透美國，將古典音樂和傳統音樂擠壓得只剩下一點極其狹小的生存空間。[24]

搖滾樂的特點是和聲不和諧，旋律不規整，音樂中充滿了節拍、情感的衝突和矛盾，如同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史記》中說，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稱為「樂」，而搖滾樂音樂人的生活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卻是性、暴力和毒品。

從搖滾樂之後，美國出現說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風靡一時。說唱充滿粗口，以毒品、暴力、臟話來表現對傳統和社會的叛逆。[25]隨著整個社會道德的下滑，過去這種被視為「亞文化」的藝術形式已經入侵了主流社會，並在主流藝術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們主要闡述了美術和音樂的現狀。其實，整個藝術界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都出現了受現代派藝術的影響，對傳統的創意、手法、技巧的背離的現象，雕塑、建築、舞蹈、裝飾、設計、攝影、電影等等都是如此。許多從事現代派藝術的人都受到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如現代舞的創始人鄧肯，本人是雙性戀和無神論者。她反對芭蕾，認為芭蕾是醜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學生用《國際歌》作為舞蹈主題，在莫斯科為列寧演出。[26]

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變成主流，和共產邪靈通過其在藝術界的代理人對神傳藝術的敗壞有緊密聯繫，而在表現上則有一種自欺欺人卻又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邏輯：即如果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美學理論作為依據，哪怕是垃圾也能成為藝術。

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先鋒藝術」和「傳統藝術」的差別，人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不僅用藝術讚美神，更通過對「美」的呈現來喚起人心中的「真」和「善」，從而維繫著社會的道德﹔而各種變異的所謂先鋒「藝術」則在竭力顛覆「文藝復興」的所有成就。它們在引導人們欣賞「醜陋」。這種「醜陋」喚起人的「魔性」，讓陰暗、頹廢、墮落、暴力乃至邪惡等負面思維主導人，將神所創造的壯美的風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會加以肢解和醜化，甚至直接褻瀆神，從而讓人不僅疏離神，也疏離人自身的內在神性、疏離社會和傳統價值。[27]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文學是一個特殊的藝術門類。它以語言為載體，傳承著神賜給人的智慧，也記錄著人類寶貴的生活經驗。古希臘兩大經典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生動展現了特洛伊戰爭前後複雜曲折的歷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歷史的恢宏畫卷。史詩所歌頌的勇敢、慷慨、機智、正義、節制等美德，成為古希臘文明和整個西方文明價值觀的重要來源。

鑒於文學對人的巨大影響，邪靈操控其人間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製推廣大量的「文學作品」，給世人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詆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散播對人生的絕望感、荒謬感、虛無感，讓人整體適應魔鬼統治之下的邪惡、變異的污濁世界。文學成為魔鬼統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輸魔鬼意識形態的是共產黨徒宣傳共產主義的各類作品。巴黎公社被鎮壓後，公社委員歐仁‧鮑迪埃創作了《國際歌》，叫囂「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揚言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國際歌》成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歌，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的集會和文藝作品中廣為使用。

在蘇共和中共歷史上，共產黨為了給民眾洗腦，也指使其文人採用相對傳統的技法，表現「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階級意識」，圖解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出產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蘇聯小說《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都曾經起到巨大的宣傳作用。共產黨把這種風格的作品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毛澤東把這種文藝的功能概括為「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28]這種文學的意識形態灌輸功能非常明顯，對此人們已經有相當清晰的認識。但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類的手段並不侷限於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學破壞傳統。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詆毀神傳給人的正統文明。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邪靈都利用具有邪惡變異思想的文人，創作和傳播扭曲及辱罵傳統文化的作品。在所謂「新文化運動」當中憑著對傳統的惡毒攻擊而一舉成名的魯迅對中國歷史的態度是全盤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裡，他借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著兩個字──「吃人」。就是這個魯迅，被毛澤東吹捧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毛還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歐洲，1909年義大利詩人馬裡內蒂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號召全面反對傳統，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和競爭。俄國詩人、共產主義者馬雅可夫斯基1913年發表《給社會趣味一個耳光》，也表達了和俄國傳統的文學趣味決裂的決心。

第二，以「表現現實」之名，表現醜惡。文人、藝術家用文學和藝術表現醜陋、怪異、恐怖的事物或場面，最常用的一個藉口是「表現現實」。在他們看來，古典藝術強調和諧、優美、清晰、節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導致表現現實時要進行選擇和加工，作品無法做到絕對的真實。這種觀點實出於對藝術的起源和功能的誤解。藝術雖然來源於生活，但卻應該高於生活，才能給人健康的娛樂和高尚的引導。因此，藝術家創造時必須對表現的對象進行選擇、提煉和加工。一味強調「寫實」，實際上等於抹殺了生活和藝術的界限。如果這種絕對的「寫實」就是藝術，那麼每個人的所見所聞就是藝術，又何必花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培養藝術家呢？

第三，利用文學敗壞道德。邪靈操縱其人間代理人，製造了包括「表現真實的自我」、「自動寫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藉口，其目的是讓世人摒棄正統的道德標準，放縱人性惡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國共產黨人、詩人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如此界定這個新的文學主張：「純粹心靈的自動主義，意圖運用這種自動主義，以口語或文字或其他任何方式來表達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聽命於這種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任何美學或道德偏見……」[30]

「意識流」寫作與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密切相關。由於受佛洛德心理學的影響，從20世紀初開始，一些西方作家開始進行「意識流」創作實驗。這類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anti-hero）為中心，情節簡單，通過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等，呈現個人內心隱祕的思想活動。我們知道，人性當中善惡同在，人在一生當中，要通過不斷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克制，不斷提高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現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著不少惡念、慾望﹔如果以一種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檢束地把自己的各種思想意識呈現在公眾面前，就等於用一個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污染全社會。

第四，以「批判」、「抗議」之名，放縱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裡的文人和藝術家，在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下，視一切法律制度、社會規範和道德信條為限制和壓迫。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看到了現代社會的某些問題，也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但是他們不是理性地思考和應對，卻以「批判」、「抗議」的名義，走向放縱個性的極端個人主義。為此，他們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懶惰、各種慾望、性的衝動、攻擊性、對名利的追求等等，藉助於變異的手法表達所謂「抗議」。但是，放鬆道德的自我約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只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風雲一時的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為很多具有反叛意識的人所推崇。他的長詩《嚎叫》（Howl）描寫了酗酒、性濫交、注射毒品、雞姦、自殘、嫖妓、裸奔、暴力襲警、偷竊、漫無目的的遊蕩、瘋癲等極端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隨著反文化運動被體制承認（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進入各種文學選本，獲得了「文學經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認自己早年是共產主義者，並表示對此並不後悔。[31]他崇拜卡斯特羅和其他共產獨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戀和戀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學傳播色情。進入20世紀以後，文學作品開始露骨地表現色情內容，某些作品中黃色片段俯拾皆是，卻成為受人吹捧的「經典」作品。很多評論家、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吹捧這類作品多麼真實、藝術手法多麼高超。我們知道，傳統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不管以多麼冠冕堂皇的藉口打破這些禁忌，都是在敗壞人的道德。

第六，讓低靈爛鬼通過文學控制人體。過去幾十年來，隨著人類文化的日益複雜，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包括驚悚、恐怖、靈異、幻想等等，邪靈、撒旦操縱的低靈爛鬼可以通過其中部分作品侵襲、控制人的思想，進而控制人體。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變異現象都跟低靈控制人體有關。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學藝術墮落到成為魔鬼的順手工具也經過了相當長的過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寬了文學對生活的表現範圍，一些醜陋、怪異的現象，人的極端、瘋癲的精神狀態，通過文學作品進入大眾的視野。幾個著名的英國「浪漫派」詩人因為其寫作題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稱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詩人。現實主義打著再現現實的旗號，開始表現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過度渲染變異思想和不道德行為。一位文學批評家說現實主義是「四足著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義」。[32]自然主義把人的道德墮落歸因於社會環境和家族遺傳性精神病，這就替個人開脫了道德責任。唯美主義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強調藝術的功能在於給人提供感官的愉悅，而不應該承擔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都對人的道德有著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鼓吹藝術不承擔道德功能，無非是為藝術承擔「不道德」的功能打開閘門。不能否認，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創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品，但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雖然不能說共產邪靈直接操縱了這些流派，但其中的負面因素顯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後的表現，它們為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做了鋪墊。

一個人在寫作時，他的道德水準、精神狀態都會反映到作品中來。隨著人類道德的整體下滑，作家群體的思想當中負面因素也漸漸佔據了主導地位，創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讓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獄。

結語

藝術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藝術可以歸正人心、提升道德、調和陰陽，甚至達到與天地、神明的溝通。

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共產邪靈通過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創作出數量極其龐大、種類極其繁多的「藝術」作品，引導人反神、排神、褻瀆神、反傳統、反道德，魔變整個社會，說驚世駭俗已不為過。

對比傳統藝術之美，今天的現代藝術可謂醜陋怪惡到了極點，人類的審美觀念已被徹底顛覆。「先鋒藝術」大行其道，賺得缽盆盈滿。而曾經被視為神聖高雅的藝術，如今被高度娛樂化、庸俗化甚至魔化，變成了可以被大眾隨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對象，甚至是滿足人的慾望和發泄魔性的工具。美與醜、雅與俗、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顛倒。魔鬼的醜惡、無序與陰暗被構建成「普世價值」，人類社會充斥著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挾著，加速走向墮落和毀滅。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與傳統，人類才能重新走上藝術復興之路，重現真正的藝術的美、神聖與輝煌。

 

第十二章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教育篇(上)（下）

目錄

引言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

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和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他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都幾乎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裡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引用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19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15至20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劃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裡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占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占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自稱左派活動家的占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系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比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新英格蘭，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占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分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像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份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台。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森總統宣布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他們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裡﹔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羅傑．金貝爾（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60年代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份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裡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裡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的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分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份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份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份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制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份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道，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札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義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楚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和共產主義並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範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什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地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饑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台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地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痹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美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上學等統稱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裡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裡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裡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裡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裡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裡達（1,874次）。[24]兩人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裡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裡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裡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他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屐。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份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占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占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裡她寫道，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裡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裡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慾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此同時，卡斯楚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份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份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裡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裡進行女性研究或者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團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洛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構「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髮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鑽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後，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大學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系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甚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就有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從哪個殖民者那裡獨立出來？」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什麼。[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鑑」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了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了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其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跡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份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份子比作在萊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史丹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他們大聲呼喊口號：「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須撤！」（Hey,hey,ho,ho!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史丹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Cultures,Ideas,Values，CIV）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作「恫嚇式課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他著名大學很快跟進，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幾年之內，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裡戈韋塔•門楚：印度女人在瓜地馬拉》（I,Rigoberta,Menchu: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這部書說明史丹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裡戈韋塔•門楚的年輕印度女子在瓜地馬拉的成長曆程。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她決心反抗，思想越來越極端。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書的最後，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即燃燒瓶）」等話題。書的一章直接就叫作「裡戈韋塔放棄婚姻和母性」。[44]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逐經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第一，用粗製濫造、內容膚淺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取代了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學經典﹔第二，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對學生心理的影響極大增強﹔第三，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價值也被相對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也變成了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學者們熱衷於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裡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者經典作品裡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裡崇高的人格、偉大的事業、高尚的動機，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嫉俗態度（cynicism）。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學經典的主題基本都是關於博愛、正義、忠貞、勇氣、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與自己文化根源、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樑。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他說：「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書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對學生影響極大。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因此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必讀書目裡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超過任何一個其他學派的著作。前文提到過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國史》就被很多歷史系、經濟學系、文學系、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壓制不同的言論。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為指導，充實著晦澀的學術術語，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傳統文化，煽動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有一類論文，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甚至包括科學規範，都是「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出來的，意即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包裝成普世觀念，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s a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論文稱「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整篇文章旁徵博引，有109條註腳，參考了219篇文獻。

論文刊出當日，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聲明該論文實屬惡作劇。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採訪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受到《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書的啟發。該書作者聲稱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只要它有「合適的左派思想」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

他說：「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為進步的政治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顯然他們不覺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46]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可以清楚看出過去幾十年內中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情況之普遍和嚴重。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會員超過25,000人，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0,000人。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或者使用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身份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內的其他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大學裡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不管什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會學、傳播學等系的教授開設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必修課程——顧名思義，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無處可逃——常常成為教授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教授利用手裡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甚至以成績為籌碼，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47]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但畢竟涉世未深，知識有限，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輕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家長支付高額學費，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他們又怎會想到，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卻被日復一日地激進化﹔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變異理論，共產邪靈離它敗壞道德、破壞文化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大學校園猖獗，從1980年代開始，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美國學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從1987年到1992年，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48]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的人不斷增加，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泛濫，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這一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在列寧史達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高），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以群體情感（group emotion）判斷是非善惡。這在共產極權國家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如微攻擊（micro-aggression）、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環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台相應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寧史達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低）。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哪些服飾不能穿，否則會構成「微攻擊」，被視作違反校規。一些校園中，「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因為可能構成歧視，被視作微攻擊。原因是，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華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加州大學公布的「微攻擊」禁忌語，包括「美國是個大熔爐」（種族歧視），「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49]微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安全環境」（safe space）。

一個典型的「微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納大學——普度大學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園。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三K黨》。但書的封面上三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學校的糾偏辦公室認為該學生違反種族歧視校規。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他團體的幫助，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50]

所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清除「內化的壓迫」，拋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份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認識問題是「錯誤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觀，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否定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敏感度培訓」是要充分意識到「社會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按照學校說明，這門課程完成後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會階級分析），「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51]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這個項目針對7000住校生。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比如政治、種族、性別、環保主義等等。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他們願意和什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份（性別身份是指不同於生理身份的性別認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份）」時，回答說：不關你的事。結果她被宿舍助理匯報給學校管理層。[52]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另一方面它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為由抗議校方要求發言者閉嘴﹔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甚至可以燒毀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間，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因為某些教學話題、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等經典作品。有的學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就應該儘量避免使用。[53]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自我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不懂個人責任。他們和六十年代的激進學生（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反叛傳統，更等而下之者亂性、酗酒、吸毒、滿嘴髒話。但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靈，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遑論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獨立思考和責任心，對他人寬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

 

第十三章 媒體篇：魔鬼把媒體變成謊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錄

前言

1.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2.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3.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4.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5.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6.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7.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

前言

在現代社會裡，媒體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小到一個社區、族群，大到一個國家乃至全球，人們的注意力無時不被媒體牽引著。隨著媒體的演變，從報紙、雜誌，到廣播、電影、電視，再到網路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的出現，媒體傳播、宣傳功效在傳播速度、傳播範圍、視覺、聽覺效果上大大增強，媒體對社會和大眾的影響力更是與日劇增。

人們依賴媒體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裡，媒體就是大眾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腦。媒體影響到人們可以看到什麼信息、如何解讀信息，進而影響人的思想、決策與行動。因為對媒體的依賴、信任以及人們在認知上容易先入為主的觀念，媒體對人的影響有時會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對社會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人物來說，媒體報導就是民意的聚焦點、行動的信號彈，被媒體關注的問題會被高度重視，沒被報導的則被擱置淡忘。美國《獨立宣言》之父傑弗遜曾經說過：「假如讓我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無報紙的政府，還是有一個無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寧可選擇後者。」[1]媒體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媒體可以是普世價值的捍衛者，也可能是邪惡的協從者。從根本上說，媒體是社會的公器，它們的職責是公正、準確、及時地報導世間大事的真相，匡扶正義、抑惡揚善，其使命超越個人、公司與黨派私利。

在西方新聞界，媒體是真相與社會核心價值的守護者，具有「第四權」的崇高地位，記者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這是媒體人渴求的理想與精神寄託。

媒體大亨、著名的普利茲獎創辦人約瑟夫‧普利茲曾說過：「我們的共和國與她的新聞媒體興衰與共。一個勝任的、無私的、以公眾精神為基準的媒體，擁有訓練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氣擇善而行，這樣的媒體能維護政府賴以立身的公眾道德，無此公眾道德，任何政府不過是一個騙局和笑柄。憤世的、被收買的、蠱惑人心的媒體將同時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圖、被煽動的民眾。塑造共和國之未來的力量，就在未來媒體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類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對強權的壓力與金錢的誘惑，媒體也難以潔身自保。在共產國家裡，媒體成了政權的奴婢，成為洗腦的工具、殺人的幫凶。在西方社會裡，在共產邪靈的操控下，媒體也被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滲透，其代理人廣泛散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媒體變成反傳統、反道德、傳播魔性信息與謊言仇恨的重要工具，為世風日下推波助瀾。媒體真正的傳播真相、守護道德良知的責任常被棄置一邊。看清媒體現狀，重拾媒體責任，在當今時世裡，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1.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媒體當作宣傳洗腦工具來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並要求成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經常使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來表達媒體的性質與功能。

列寧利用媒體作為宣傳、鼓動和組織革命的工具。他創立機關報《火星報》、《真理報》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蘇共奪權後，很快就使用媒體對內進行政治洗腦，控制本國人民，對外進行形像宣傳與革命輸出。

中共同樣把媒體當成專政的輿論工具、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就靠這兩桿子」。[4]媒體宣傳與槍桿子一樣，是中共奪權和統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就提出「黨性第一」的原則，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5]

中共建政後，嚴格控制壟斷所有的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後來的網際網路等媒體，把它們當成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洗腦的工具，打擊異己、威嚇大眾，扭曲掩蓋真相。媒體被嚴格審查，媒體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記者膽敢表達不同意見，等待他們的是非常悽慘的下場。被審查的不僅包括官辦喉舌，個人在公開的網頁或私下的群落中發言都被監視。

有一句話很形像地描述了媒體在中共統治下的角色：「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其實，這何止是咬幾口的問題，每次政治運動，都是輿論先行，用謊言煽動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殺戮，媒體成為殺人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聲稱學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動用軍隊「平暴」，「六四」屠殺後，又稱「軍隊未向任何人開槍，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傷亡」。[6]在鎮壓法輪功時，當局炮製了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進一步升級。[7]

中共各級黨委一把手極其重視宣傳工作，宣傳工作隊伍極其龐大。截至2010年底，中國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在編工作人員有130多萬人﹔其中，省地縣三級宣傳部約5.6萬人，地方宣傳文化單位約120萬人，中央宣傳文化單位約5.2萬人。[8]而這尚不包括數量龐大的負責網路輿論監控與操控的網路警察、版主、輿情評論員和其他以各種形形色色身份參與宣傳工作的人。

共產黨當政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耗費大量的資源來操控媒體。經過共產邪靈多年經營，共產國家媒體一言堂式地為極權政黨當喉舌，欺騙、毒害世人無所不用其極，無需贅言。

2.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在上世紀共產黨陣營與自由社會的對峙中，共產邪靈一直在千方百計滲透自由社會，而對西方國家媒體的滲透是其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鑒於美國媒體對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本文以美國為重點闡述共產邪靈對媒體的操控。

蘇俄篡政後，派出間諜打入西方媒體，或拉攏西方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同路人、同情者，試圖掌控西方媒體話語權，為共產政權暴君唱讚歌，為暴政塗脂抹粉，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顛倒是非、造假宣傳，甚至直接或間接誤導西方政府要員，影響政府決策，做出有利於蘇俄的政策和決定。

研究發現，很多蘇聯克格勃指派的媒體間諜直接服務於美國有名望的大媒體，如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約翰‧斯科特（John Scott）是《紐約時報》編輯，勞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萊爾德（Stephen Laird）服務於《時代》雜誌等等。他們藉助其大媒體記者身份來往於政要、名人及各國首腦之間，不僅盜竊各種情報，也影響了包括戰爭、經濟、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務的決策。[9]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瓦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曾做過很多有關蘇聯的重要報導，並以其13篇系列蘇聯報導而獲得1932年普利茲獎，但美國前共產黨人勒夫斯頓（Jay Lovestone）和知名記者艾爾索普（Joseph Alsop）都認為杜蘭蒂是蘇聯秘密警察部門的間諜。[10]

杜蘭蒂在有關1932-1933年前蘇聯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中隱瞞真相，一口否定該饑荒餓死幾百萬烏克蘭人民的事實，他聲稱：「任何說蘇聯今天有饑荒的報導都是誇大其辭或惡意宣傳。」[11]對於其虛假報導的危害，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蘇聯史權威學者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其經典著作《悲傷的收穫：蘇聯集體化與恐怖饑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這樣寫道：「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知名的報紙的最知名記者，杜蘭特對大饑荒的否認被當成了真理。他不僅欺騙了紐約時報的讀者，而且因為報紙的聲望，他也影響了無數人對史達林和蘇聯政權的看法。他毫無疑問影響了當時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對蘇聯共產政權的承認。」[12]

美國電影業的大本營好萊塢也受到了共產主義和左派思想的滲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產黨支部。從第三國際成員、共產黨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進入美國之後，就開始了把列寧發展電影製作的理念付諸實施，把電影作為媒體宣傳的工具。從吸引美國人到蘇聯學習電影，到受訓者可以公開參與電影業，到共產黨在美國電影業建立支部，再到美國人自己在自由世界拍出歌頌共產制度的電影，蘇共對美國電影業的控制與影響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時間中，在很多電影業者的眼裡，蘇聯是他們的理想國。當時的著名劇作家甚至將納粹進攻蘇聯稱為「祖國受到攻擊」，[13]在當時的電影《莫斯科使團》（Mission to Moscow）中公開宣稱「蘇聯和傳統的美國沒有根本上的區別」。[14]

與蘇聯一樣，中共在自由社會的形像同樣大大得益於左派媒體和記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左派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偽造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光輝形像，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在西方大力為中共做正面宣傳。毛澤東因此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15]史沫特萊曾寫過不少吹捧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書籍。美國作家普萊斯（Ruth Price）經過15年的深入研究，從蘇聯檔案中發現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在印度煽動武裝革命，並為蘇聯收集情報。[16]斯特朗也寫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為他們對宣傳中共形像的「巨大功勞」，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桿子。

3.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大部分美國人都對媒體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而且多數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總體來說是比較傾向自由派（liberal）的。調查顯示47%人認為媒體偏向自由派，相比只有17%的人認為偏向保守派。[17]不過，人們自然會有這樣的疑惑：新聞業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媒體業界怎麼可能系統地出現偏見呢？就算記者、編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關於社會問題的個人看法，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報導會出現偏見，因為記者的職業道德是講究客觀公正和平衡的，不應該受個人色彩影響﹔如果真的存在系統偏見，那麼企業家可以建立沒有偏見的新媒體，這些新媒體將會導致有偏見的媒體破產。

這是很多人用來證明媒體不存在系統偏向的常用論點，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美國政治學家格羅斯克羅斯2012年出版的《向左轉──自由派媒體的偏見如何扭曲美國人的思想》（Left Turn: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書用嚴密的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了美國主要媒體的政治傾向，得出結論，美國媒體的平均政治傾向遠遠比普通選民的政治傾向左傾，即傾向於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相比媒體的平均水準，所謂主流媒體更是嚴重左傾，遠離普通民眾的政治理念。[18]

該書還分析了由於絕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都是自由主義者，客觀上造成對媒體界傳統派的壓力。在自由派媒體裡工作的少數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輕微地邪惡而且不像人樣（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辭職，也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能在文章中或製作的節目中傳達保守派的理念。[19]由於媒體大幅左傾，具有傳統派觀點的學生不願選擇新聞專業，畢業後也不願進入媒體工作。自由派媒體從業人員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圈子裡互相加強其政治理念，視普通民眾為頑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領時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識份子。

主流媒體並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蓋洛普2016年的一項調查也佐證了這一點。該調查表明，美國民眾當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過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說，如果媒體如實反映大多數民眾的立場，那麼媒體的整體情況就不應該是左傾的。媒體的過度左傾顯然不是民意推動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可以進一步推演說，大部分主流媒體不是在做公正報導，而是受到背後政治議程的驅動，主動引導讀者向左轉。這一點也可以從上面提及的蓋洛普調查中得到說明，民眾總體在向左轉。1996年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穩定，而中間派很多向左轉，變成了自由派。這個轉變，不能不說與主流媒體的超前超強左傾、引導民眾向左轉有關。由此，即使媒體出現系統偏見，也可以通過主動引導來製造具有同樣偏見的讀者群來維持媒體自身的生存。

從媒體從業人員的黨派比例也可說明一些問題。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傾向於民主黨，而保守黨傾向於共和黨。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014年的社會調查顯示，美國媒體從業人員中，28.1%自稱民主黨，7.1%自稱共和黨，相差四倍。[21]在大的報紙和電視媒體中，左派占了絕大多數，從媒體所有權到社論、報導傾向都明顯左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全美最大的100家報紙中，有57家公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發行量超過一千三百萬，而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只有兩家，發行量只有區區三十來萬。[22]

為什麼媒體如此左傾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六十年代受共產思潮影響，發生了大規模的左派激進社會運動，那些激進的學生後來搖身一變進入了媒體、學術界、上層社會、政府機構、媒體、藝術等領域，搶占話語權。

在大學裡，教授屬於左派的占絕大多數，新聞系、文學系濃重的左派意識形態自然也影響了學生。從事新聞行業的薪水並不是很高，很多人願意進入這個行業本來就是有一種理想主義的使命感，而共產邪靈鑽了這個空子，把至關重要的媒體悄悄地變成了左派的根據地。

除了新聞媒體，影視界也是重災區，可以說今天的好萊塢已經成為左派大本營。左傾製片人以其精良的製作和嫻熟的故事技巧，將左派理念推銷給社會，並輻射全球。電影主題常出現抨擊資本主義和所謂的階級壓迫、褒揚同性戀等反道德行為以及追求平權、反美情結等內容。

美國作家夏皮羅（Ben Shapiro）採訪了大量好萊塢明星和電視製作人，寫了《黃金時段的宣傳——真實的好萊塢故事：左派如何占領你的電視》一書。一個知名製片人說這個行業內是自由派「100%占主導，任何人想要否定這一點那簡直是開玩笑，或者是隱藏真相」。當被追問是否政治觀點不同會成為進入業界的一個阻礙時，回答是「絕對沒錯」。一位知名製片人直接了當承認，好萊塢通過節目推銷自由派政治主張，他表示「實際上我對此非常贊同。」一名執行主管在談論當今的電視喜劇的時候說道，節目中「只有一個觀點，那就是非常進步主義的視角」。[23]一個知名的刑警題材電視記錄片系列的製作人承認，在節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為罪犯的場景，因為他不想讓觀眾形成負面的（種族）成見（註：在政治正確語境中，把少數族裔描繪為罪犯會被指責為種族偏見）。[24]

夏皮羅認為造成影視行業偏左現狀的一個原因，是行業內的裙帶關係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朋友推薦相同意識形態的朋友工作。他驚訝於好萊塢人群毫不隱瞞他們反保守派的行業歧視，指出正是這些主張寬容和多元化的人對於多元的意識形態沒有寬容。[25]

4.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新聞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學院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士(Walter Williams)曾在1914年就訂立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信條」（Journalist’s Creed），信條的規定包括忠於大眾、清晰、準確、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與權力慾望所左右、不譁眾取寵、尊重讀者等。[26]但1960年代後，進步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美國媒體，宣導（advocacy）取代了客觀，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報導取代了公允。正如本書已經多次指出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偽裝。

在《媒體精英》這部經典研究中，作者發現，記者對有爭議問題的報導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態度與教育背景，同時，在新聞室裡的占大多數的政治自由派把新聞報導推向自由主義的方向。[27]

新聞學者凱帕斯（Jim A.Kuypers）在研究了美國新聞媒體二百多年的演變之後也認為，今天的主流媒體在組成上和報導實踐中都是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他提到，一左派大報的編輯說：「我們太經常在袖子上掛著自由主義，不容忍其他的生活方式和觀點。……我們毫不諱言：如果你在這裡工作，就必須是我們的同類，你必須是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的。」[28]在另一項研究中，凱帕斯發現，在種族、福利改革、環保、槍枝管控等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上，主流媒體都偏向自由主義。[29]

左傾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後，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媒體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新聞混雜在一起呈現給受眾。CBS前新聞記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說：「主流新聞主播偏見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的偏見。」[30]

對講誠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體和嚴肅的新聞時，心理基本上不設防線。很多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報導的新聞是客觀的、全面的，專家的分析是基於可靠資料的認真分析。這種信任感，將人們不知不覺地置於左傾媒體的洗腦之下，媒體成為培養左傾勢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國家傳統上重視媒體的真實、客觀、公正，因此媒體在常規情況下不會使用編造假新聞的方式欺騙公眾（現在假新聞橫行是一種極端反常的情況），而是使用了相當複雜隱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選擇性報導：每天世界上發生成千上萬的事件，哪些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和意識，哪些湮滅無聞，幾乎完全取決於媒體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由於大批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在其報導中越來越多地滲入意識形態色彩。在媒體報導中，各種左傾思潮成為主調，如「社會公正」、「平等」、女權主義等被大幅正面報導，而對共產主義的罪惡則輕描淡寫。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裡奇（Newt Gingrich）曾批評左傾媒體對共產主義有好感，他們拒絕面對馬克思主義無窮無盡的慘無人道的記錄，常常為馬克思主義開脫。[31]

選擇性報導大體有三類情況。第一，對事件的選擇，即只報導或者主要報導那些有助於引導讀者接受左傾意識形態的事件。第二，對事件背景的選擇，即不是全面報導事件的前因後果，而只報導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部分背景。第三，對評論的選擇，即只引述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觀點，而對相反觀點輕描淡寫。媒體研究者格羅斯克羅斯（Tim Groseclose）寫道：「每一個因寫出來而犯的錯誤，都對應著數百、甚至數千因不寫而犯的錯誤——也就是記者選擇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勢力願意提及的事實和事件。」[32]

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麼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讀者想什麼問題。」[33]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範例。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他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占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好萊塢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像，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的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他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導時主題先行（stories preceding facts），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導，哪些問題不能報導，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導。由於有所謂「仇恨言論」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導移民犯罪，儘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願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份。

其五、貼貶義標籤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於「平衡報導」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籤，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於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複後，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儘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裡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34]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導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歐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35]

5.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好萊塢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占比不到10%，但從19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36]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19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好萊塢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洛麗塔》(Lolita,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19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好萊塢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好萊塢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伙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游擊隊頭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份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38]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39]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好萊塢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兩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六十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彷徨和衝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後，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後，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後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複雜離奇，但卻迎合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一項得獎獲得好萊塢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好萊塢」時代。

到1968年底，好萊塢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什麼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籤就行。這大大放鬆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慾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製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把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痴，甚至不願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

一位知名製片人表示：「記錄片轉化已經轉化的，故事片轉化未被轉化的。」[40]也就是說，記錄片強化觀眾已有的價值觀，而故事片用引人入勝的方式，在觀眾不設防的情況下，把一種新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我們沒有明天》的製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熱衷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明星，他編導主演了奧斯卡和金球獎得獎片（最佳導演）《赤色分子》(Reds,1981)，在冷戰高峯期以平易可親的形像成功改變了美國人對激進共產主義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編導並主演、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吹牛顧客》（Bulworth,1998）中，他塑造了一個坦誠的總統候選人，然後借主角的身份發表演說，告訴觀眾，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超過他們與富人之間的共同利益。[42]他的電影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一度敦促他參政競選美國總統。

許多電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見影。比如在好萊塢《我們沒有明天》首映式上，「從後排的觀眾中傳來了讓警察滾蛋的喊聲」。[43]分級制度生效後，好萊塢第一部Ｒ級（兒童不宜）賣座大片《逍遙騎士》(Easy Rider,1969)就使吸毒風靡社會。它講述了兩個長發的嬉皮士摩托車手販賣古柯鹼的冒險之旅。搖滾、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們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攝中甚至使用了真實的毒品。他們避世、放縱、反傳統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為無數反叛青年的「夢想」，也使毒品成為反文化的象徵。其導演承認，「古柯鹼在美國成為一個大問題，說真的全因為我。」[44]

自從分級制度誕生後，好萊塢被邪靈利用製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繪性、暴力、毒品、犯罪團伙等敗壞行為的電影作品。有研究發現從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萊塢電影中Ｒ級影片占58%。[45]

美國學者維克特．克萊恩（Victor B.Cline）在1970年代對當時鹽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發現57%的電影正面表現了主角對配偶的不忠行為，或者用某種情形將其合理化﹔38%的電影將犯罪行為表現為有回報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現，並且令人興奮而沒有任何負面後果﹔59%的電影主角殺死了一個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種形式的通姦行為。實際上只有一部電影中的男女性關係是在合法婚姻之內的。只有22%的電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針對大眾對電影中過分的暴力、性內容的批評，一種常見的辯護就是電影只是反映現實生活，因此並不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但是事實上，上述關於電影的統計顯然不能反映現實狀況。大量左派好萊塢從業人員，自然會將其價值觀反映到作品中來，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前好萊塢編劇、知名影評人麥德維徳指出，好萊塢從業者按照他們的意願改變社會的價值觀：美化暴力、鼓吹性亂、貶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認為這些敗壞道德的內容只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使。無論哪種原因，結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過分的說，電影帶動人群道德下滑的效應已經令人怵目驚心，有的甚至把獸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揚人變獸、人獸交主題的作品也已經被好萊塢主流認可、受到讚譽，這就是魔鬼統治我們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實反映——人們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這些反傳統電影，表面上用各種貌似高深的理論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是精心設計各種藉口，給觀眾呈現一個「複雜的具體環境」，讓人覺得道德準則必須隨著實際情況而變。這其實是向觀眾宣布：這個世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善惡正邪之分，傳統是乏味和令人壓抑的﹔道德是相對的，傳統社會中被鄙視的醜惡行徑總可以在某種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燈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魔鬼用這種方法把道德相對主義悄悄植入人心，將人一步步推離傳統。

6.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如今電視融入了人們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們休閒、聊天、吃飯的一部分。而經常看電視會改變人的價值觀，人卻不自知。美國「媒體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研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越不傾向于堅守諸如誠實、可靠、公正等傳統價值觀﹔觀看電視越多的人，越傾向於對性道德方面的「開放」，更容易認同婚外性關係、墮胎、同性戀等等。雖然兩組人自稱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約85%），但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視宗教原則和遵循神的教誨。比如問卷選擇：「應該任何情況都遵從神定下的價值規範，還是遵循個人價值同時結合神的道德規範」？看電視多的人容易傾向於後者。[48]

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經常看電視能夠使人容易傾向於道德相對主義。

從1950年代開始，電視已經融入人們日常生活。除了情節引人入勝的電視劇和電影有同樣塑造人的價值觀的效果之外，脫口秀、情景劇、甚至記錄片等等也通過每天不斷重複，悄悄把各種變異理念灌輸進人的大腦。

以脫口秀為例，演播室為了收視率，特別樂於邀請那些觀點或行為與傳統價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賓，或者邀請「專家」討論一些有道德爭議的話題。這些嘉賓被鼓勵「勇敢」吐露個人生活中的「深刻複雜的問題」，然後主持人、專家，或者現場觀眾會給出種種解決問題的「選項」。為了使節目受歡迎，節目中通常沒有任何道德評判。於是許多節目便成為敗壞、變異行為和觀點的展示場。人們逐漸認同，他們原本堅持的價值觀在某些「特別情形」下並不適用。這實際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價值的存在。

還有很多電視台晚間節目充斥下流、低級的內涵，不堪入目。一些節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說髒話為榮，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遜。不少節目是在人們極度放鬆的情況下，以娛樂的形式，灌輸低級品味、反文化、反傳統的內容，久而久之，人們見怪不怪，甚至認同、欣賞，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電視情景劇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見的變異價值觀、行為不斷重複呈現，使之「正常化」。

夏皮羅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在風靡美國的情景劇《朋友》（Friends）中有這樣一個片段。羅斯（Ross）的前妻卡羅（Carol）是個女同性戀，但她懷了羅斯的孩子。羅斯顯然對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戀家庭長大感到困擾，這時菲碧（Phoebe）走過來安慰羅斯說：「我長大的時候，你知道我爸離開了我們，我媽去世了，繼父被關進了監獄，所以我幾乎沒辦法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現在還沒有出生，就有三個家長在爭著誰能愛他/她更多一些。他簡直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嬰兒。」羅斯一下子釋然了，覺得很有道理。夏皮羅寫道：「一個懷孕的女同性戀和三個家長，不但被描繪成正常家庭，甚至還是令人羨慕的家庭。」[49]

醫學上發現，人的腦電波呈現出五種模式，其中兩種是人在清醒時的模式，稱之為α模式和β模式。當人處在緊張工作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β模式，此時人的分析能力加強，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個人正在辯論，其腦電波會呈現出高度β模式。換句話說，人處於這種狀態下時，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當受騙。但當人處於放鬆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情感占據主導，分析能力下降。人們在看電影電視時，不是處於一個嚴肅的思考狀態，而是一個放鬆和容易被灌輸的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很容易被影視劇裡的觀點說服。

研究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體節目（包括兒童節目）含有暴力情節，有誤導傾向的性內容也遍布電視和影片中。除了學校的性教育課程，年輕人把媒體列為他們有關性行為信息的第二重要來源。大量研究表明，媒體的暴力內容會造成年輕人對暴力脫敏，增加他們未來人生中攻擊行為的風險。媒體對年輕人的暴力傾向、少女懷孕、性行為造成惡劣影響。常看含性內容節目的少女在三年內懷孕的機率是少看此類節目的女孩的兩倍。媒體的性節目也增加強迫性侵害以及危險性行為的風險。[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內容直接對社會的價值觀和傳統進行衝擊，一位學者指出：「媒體充滿了性的內容，不要說孩子，就是批評家都難以抗拒，我認為媒體成了我們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體的影響，婚外性行為，通姦等等成為了人們覺得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覺得只要當事者你情我願，沒什麼不可以。

在《黃金時段的宣傳》一書中，夏皮羅總結上百個對美國影響很大的電視劇集。他發現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節目從肯定自由主義（Liberal），到推行無神論，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權主義，肯定同性戀和變性，到排斥道德，否定傳統的夫妻、家庭、親子關係，到極力推廣左派觀點，到樹立沒有同情心、殘暴的人為正面人物，其演變過程就是一個趨向越來越墮落的價值觀的過程，這種反傳統生活方式對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的觀念起了很大的影響。[52]

更有甚者，眾多所謂音樂電視節目毫無掩飾地向青年觀眾推銷軟色情，乃至變態性行為的色情。[53]電影分級制度實施之後，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貼上「Ｘ」級標籤即可出品。隨著技術發展，這些淫穢節目從地下走到地上，在錄像出租店、付費有線電視頻道、旅館隨時可得，不斷引誘人們走向墮落。

在電視節目上，魔鬼也沒有忽略對孩子的污染，形像醜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節目中隱藏的各種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比如以「多元主義」的名義灌輸同性戀觀念，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你」灌輸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尊重，與其道德行為無關，諸如此類。[54]

誠然，許多好萊塢節目製作人或許沒有一個成型的計劃，要把各種變異觀念灌輸給大眾，但如果節目製作者本身認同魔鬼的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那麼節目中「不自覺地」參雜變異理念也是可以預料的。真正有慎密計劃的是魔鬼，而媒體人遠離了神就會成為被魔鬼操縱的棋子。

7.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在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中，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進行沒有道德底線的超限戰。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傳統派候選人川普直言反對「政治正確」、提倡回歸傳統價值、法治秩序、減稅振興經濟與生活、復興人對神的崇敬與謙卑等將美國「向右拉回」的舉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過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對川普發動了大規模攻擊。

在大選中，左傾媒體利用各種手法刻意醜化、集體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外來人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讓人生出鄙夷、不願與之為伍的心態，以左右大選導向。除少數幾個媒體外，幾乎95%的媒體都預言川普肯定會落選。但事與願違，川普最後贏得了大選。

通常來說，無論選戰如何激烈，選戰結束後，不同黨派、團體都應重歸正常運作。媒體更應秉持公正準則，以國家利益為重，保持媒體中立的原則。但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後，人們看到的卻是，媒體並沒有從選戰時期走回國家正常運作之中，而是繼續選戰的仇恨，甚至抱定魚死網破的態度，哪怕自毀形像，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體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績，如金融市場創歷史記錄的股票行情，美國外交上的勝利，幾乎徹底消滅伊斯蘭國（ISIS），美國失業率創18年歷史新低，使美國企業界重新煥發生機。不但如此，這些媒體盡一切可能捕風捉影、處處掣肘。比如所謂「通俄門」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迄今卻依然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而國會的報告則更直接指出川普沒有通俄問題。[55]

為達到攻擊川普的目的，媒體還大量製造假新聞。2017年12月，一個美國電視新聞巨頭在由於謊報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國共謀溝通的假新聞，不得不處罰該資深記者四個星期無薪停職，並以收回假新聞而收場。[56]最後，那兩位記者被迫離開了該電視台。那位記者的團隊以前可以說戰績輝煌，獲得過4次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獎（Emmy Award）等大獎，但假新聞令他們自毀名聲，黯然收場。

川普嚴厲譴責非法進入美國的惡名昭彰的黑幫「MS-13」作惡多端，「這些傢伙不是人，他們是禽獸」。但美國各大媒體隨即斷章取義，聲稱「川普說非法移民是禽獸」。

2018年6月，一名宏都拉斯小女孩與母親試圖偷渡進入美國、遭到邊境巡邏隊攔下的哭泣照片，在媒體與網路上廣為流傳。媒體聲稱小女孩被強迫與母親分開，藉機大肆批評川普嚴守邊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隨後，《時代》（Time）雜誌將小女孩照片與川普照片加工合成，作為雜誌封面，並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歡迎來到美國」，試圖藉此嘲諷川普。但小女孩的父親隨後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小女孩並沒有與媽媽分開。[57]

根據「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兩年針對美國主要三大媒體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進行的研究發現，川普是這兩年三大電視台的報導重心，占三台晚間新聞總時數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對川普負面報導的比率高達90%，正面報導卻只有10%。在2018年更高達91%為負面報導。該報告說：毫無疑問，沒有一位總統像川普一樣在這樣長、且持續的時間內受到這樣的敵對報導。[58]美國民眾也看出假新聞的端倪。根據蒙莫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調，美國民眾認為「新聞媒體傳播假新聞」的比率，從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對媒體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對媒體有很多或相當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個百分點。[60]無怪乎一位大媒體老闆痛心地說：「假新聞是我們時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國選舉的結果，支持和反對川普的幾乎各半，而媒體的態度卻基本上是一面倒，這並非正常現象。對川普的妖魔化攻擊是因為他力主恢復傳統，他的理念與左傾的反傳統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體的抹黑如果能使人們對他失去信任，從而對抗他恢復傳統的努力，就達到了這種負面報導的目的——阻止社會向傳統回歸。

更令人憂心的是，大批媒體成為激進言論的放大器，激化社會矛盾，挑起仇恨對立，引發、加劇社會撕裂。其做法可以說到了不顧基本倫理，不計後果，不惜自毀的同歸於盡式的地步，把國家帶入十分混亂、危險的狀態。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還只是局部的滲透、侵占世間各個領域，那麼時至今日，魔鬼已經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人類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經被魔鬼侵蝕。媒體對人類的巨大影響被共產邪靈有效地利用來進行洗腦、欺騙、敗壞世人道德，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走向變異而不知。

西方國家裡很多自由派媒體淪為共產邪靈掩蓋真相、誤導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體失去基本的職業操守，各種不擇手段的攻擊、謾罵、詆毀，不計媒體自身聲譽、不計社會後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種種道德弱點：追求名利、無知、懶惰、自私、被濫用的同情心、爭鬥心等等。有的人自以為是地把自己裝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傳統的價值，有的人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墮落的「大眾需求」，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職業前途而順從墮落的標準，有人出於妒嫉和敵意編造假新聞，有人由於無知和懶惰而聽信假新聞，有的人利用人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謂的社會正義，帶動整個社會往左轉，有的人為了政治、經濟目的而不擇手段……

媒體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們賴以獲取日常大眾信息的生命線，也是維護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承載著大眾的信任客觀、公允是媒體基本倫理要求，是人們對其信賴的關鍵，但今天的媒體亂象無處不在，讓人們對媒體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體的使命，重現新聞業的輝煌，是媒體人的光榮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真。媒體對真相的報導是全面的，而且是出於誠意。很多媒體在報導社會現象時呈現的是局部的真實，往往帶有誤導性，有時比謊言更有害。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善。媒體的善並不是對同情的濫用，不是政治的正確，而是為了人類真正長遠的福祉。人類的出路不在於短期獲得多少經濟利益，更不是共產邪靈炮製的烏托邦，而是沿著神給人開創的傳統之路，提升道德水準、最後能返本歸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園。一個媒體讓社會重德才是根本的為善。人類社會是善惡同存的，傳播真相、揭露邪惡、抑惡揚善，是媒體的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更多地關注事關人類前途的大事。在人類最近一百多年裡，出現了自由社會與共產陣營的對峙。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對峙，實際上是正與邪、善與惡、生與死的交鋒。共產邪靈在全世界摧毀人類文明賴以維繫的道德，在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之後，其陰魂仍然未滅。

在中國這個文化古國，中共最近20年發動了對信仰「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法輪功的迫害。這場迫害涉及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時間之長，迫害程度之慘烈，在人類歷史上都罕有其比，是當代社會最大的信仰迫害。從根本上說，這不只是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是對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迫害，對人類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體報導數量和力度與之相比遠遠不成比例。大多數主流媒體受中共政權威逼利誘，在報導上自我審查，對這場當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謠謊言，為邪惡推波助瀾，助紂為虐。

同時，人類也出現了反對共產邪惡主義、回歸傳統的潮流。在中國，已經有超過3億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這樣一件關係到中國與世界未來的大事，西方媒體卻沒有報導。

在世界經歷巨大變遷的今天，真相與傳統道德比任何時候都尤顯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擇善而行、維護公眾道德的媒體。是否能夠超越個人、公司和黨派利益考量，從人的基本良知出發，把真實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擺在每個媒體人面前的課題。

對讀者和觀眾來說，在媒體道德下滑的時候，明辨是非，理性認知媒體的各種信息，從傳統出發判斷問題，從普世價值的角度衡量社會現象，促成媒體回歸歷史使命，變得極其重要，這也是人們能夠遠離共產邪靈，走回傳統，走向美好未來的關鍵。

 

第十四章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篇：魔鬼的狂歡

目錄

前言

1、共產黨的黨文化

2、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3、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1）嘻哈搖滾

2）吸毒盛行

3）色情汎濫

4）電玩成風

5）暴力文化

6）變異時尚

結語

*****

前言

神創造了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神給人奠定了正統的文化。各個民族文化的具體表現雖然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卻驚人地一致。東西方各個民族都重視真誠、善良、慷慨、正義、節制、謙遜、勇敢、無私等美德，在其經典中對自己民族的後人叮嚀周至，一再申說。貫穿於所有這些美德之中的，是對神的敬仰和對神的誡命的忠貞不渝，因為歸根結底是神規定了人應有的文化和行為準則。這就是普世價值之所從來。

美國的建國之父極為重視人的道德禮儀。華盛頓總統早年親手抄錄了110條社交禮儀規則（Rules of Civility&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雖然其中某些具體事情和表面形式隨著時間的流逝可以斟酌損益，但其內涵卻具有普遍意義——談到神和有關神的事時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謙卑﹔智慧地給予不同的人與其身份相符的對待﹔注意公德，不傷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為舉止得體並適應場合﹔衣著整潔，體現美感﹔不用傷人或報復性的言語，不在背後毀謗他人﹔親近賢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蘭克林有著名的十三條生活準則：節制、寡言、秩序、果斷、節儉、勤奮、誠實、公正、中庸、整潔、沉著、貞潔、謙虛，與華盛頓所重視的110條守則在精神上若合符契。[2]

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的道德水準還能普遍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東西方各個國家的人民都還保留著相當一些做人應有的傳統。即使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儘管共產邪靈已經開始有步驟、有計劃地毀掉傳統、屠殺精英、敗壞道德，人們還保留了共產黨篡政前留下的一些傳統美德。

隨著共產陣營的擴張，共產邪靈進一步推行其計劃。尤其是1960年代以後，東西方世人在道德敗壞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共1966年自「破四舊」開始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與美國19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運動」，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為主體的反傳統運動，都是共產邪靈在全世界範圍內以破壞傳統、變異人類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場運動給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開始，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基礎被徹底摧毀，道德下滑一日千裡﹔在西方社會，搖滾、吸毒、性解放、同性戀、嬉皮文化、精神頹廢等等，開始大面積流行，嚴重衝擊著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反文化運動中的年輕激進份子走向社會各階層之後，用另一種方式繼續著那場運動。與此同時，各種先鋒藝術和文學、各種現代思潮、變異觀念，匯集在一起，藉助電視、電腦、網際網路、手機各種大眾傳媒和現代通訊工具，讓整個人類快速偏離神給人規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變異和墮落的深淵。

放眼人間，特別是近幾十年以來，人類道德下滑，大眾文化、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墮落，實在是令人怵目驚心。中共通過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徹底破壞掉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後，創造了一個邪惡的黨文化體系，年輕一代都是浸泡在黨文化當中長大的，對正統文化一無所知。除去西方國家主流社會還在固守著傳統，拒受邪靈引誘、滲透外，可以說共產邪靈幾乎成功地達到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敗壞人類文化、社會生活的目的。

1.共產黨的黨文化

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走出國門，著實讓國際社會吃了一驚。有些西方人這時還保留著對傳統中國人的印象：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謙虛善良，勤勞儉樸。但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的洗腦和改造，中國人徹底變了：他們變得舉止粗魯、說話粗聲大氣﹔在公共場合不排隊、大聲喧譁﹔在不允許吸菸的地方吸菸﹔不講衛生、隨地吐痰丟垃圾﹔愛占小便宜，不為別人著想。近年來，有些中國遊客的行為更是震驚了世界：他們隨意攀爬破壞文物古蹟，在公共場合讓小孩大小便，用過廁所不沖水，哄搶免費商品，爭搶浪費自助餐廳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鬧機場造成飛機晚點……

中國人到底怎麼了？中國那片土地發生了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把傳統的道德文明禮儀貼上剝削階級的標籤批倒批臭，把流氓無產者的生活習慣說成是革命的、好的，號召知識份子「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身上生了虱子說成「革命蟲」。從黨魁到普通幹部都以說粗話為榮，唯有如此才可以顯示自己的階級覺悟、革命性、和群眾打成一片。人們被迫放棄優雅文明的生活習慣，接受流氓無產者的粗鄙生活方式。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變成了烏煙瘴氣的名利場，粗俗不堪的集中營，共產文化的展覽館。

中共的黨文化，可說是讓世人墮落的一大「發明」。

黨文化指的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黨文化的指導思想是無神論、唯物論，包括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共產理念﹔還包括各種變異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黨重新包裝、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後利用各種手段摧毀傳統文化，建立並加強黨文化，有效地利用黨文化對中國人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黨文化的滲透控制下，文學、藝術、教育等各行各業全面墮落。黨文化處處都表現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特徵：無神論和鬥爭哲學，不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不相信善惡有報，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中共給人灌輸一套邪惡的善惡標準和扭曲的思維方式，這種灌輸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國家暴力為後盾，另一方面更通過壟斷所有社會資源強迫人從記事或學語的第一天即開始耳濡目染。灌輸手段包括使用宣傳機器，強制人們讀共產領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書、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等。

只用了幾十年的功夫，共產邪靈就使得中國人「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3]人與人之間相處不光是唯利是圖、互相欺騙，而且做事根本沒有任何道德底線。殭屍一般的黨話，張口就來的謊話，肆意流行的痞話，鋪天蓋地的髒話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時的紅衛兵一代在長時間黨文化的薰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黨文化惡習帶到這個年齡層。黨文化培養出來的少年兒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紀什麼壞事都懂。年輕一代不信神、無道德、狂妄自大，兩性道德全面崩潰。他們被挑動、教唆，具有巨大的潛在破壞力，共產邪靈利用他們做破壞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傳統根基的中國人又把西方反文化運動後產生的最不好的東西一股腦兒學了去。黨文化使當今的中國人遠離普世價值，讓人的心靈和思想以及行為產生了深刻變異，在家庭、社會、教育、工作、人際關係等諸多方面偏離正常的人類狀態，思想和行為舉止往往與非共產社會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現在也談要恢復傳統文化，可是恢復的不是真正的傳統文化，而是徒有傳統外表、實為沒有對神的正信的黨文化。在這種黨文化思想指導下，連神都是可以用來發財的。河北易縣的「奶奶廟」很火，據說在這個廟裡可以找到人們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這裡有「官神」，想發財，這裡有全身綁滿鈔票的「財神」，想升學，這裡有皺紋深深的「學神」。如果想保佑自己開車平安，這裡甚至還有握著方向盤的「車神」。奶奶廟的管理員更是霸氣地稱：「缺哪個神仙，隨便造一個」。[4]

現代中國也在搞所謂復古運動，但在道德敗壞了的今天，回歸傳統談何容易？！很多文藝作品表現的雖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場景，但用的卻都是現代人敗壞了的思維觀念﹔穿著古裝演古人，其實質卻是現代戲，想靠傳統文化藝術裝點門面，但卻更進一步地毀掉了傳統文化的真正內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宮鬥劇人氣高昂，其核心內容卻都是宮廷帳幔簾幕之後的爭風吃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把共產邪靈的兩大基因「鬥」和「恨」做最充分的發揮、詮釋。肆意改編的《西遊記》更讓孫悟空與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戀愛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的年輕人，自然地把這些視為「傳統文化」。這就是中共摧殘神傳文化，再以黨文化灌輸幾十年之後收到的效果：讓人不假思索地以為黨文化的鬥爭哲學和變異後的、貫穿黨文化的現代或復古藝術、文藝、戲劇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了。

黨文化造成人們不信神，誠信危機就是最直接的後果。坑蒙拐騙、假冒偽劣、有毒食品、貪污腐敗等等已成為了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中國大陸所謂的「山寨文化」就是誠信危機的一個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對知名或權威事物的冒充，特別是針對海外品牌和技術的拷貝，說白了就是盜竊加欺騙。這個詞如此流行，以至於《牛津漢英大詞典》將它作為一個新詞收入進去。[5]中國大陸的山寨行為不但假冒產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蘋果手機早已不是新聞，而蘋果專賣店被山寨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報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觀，淺色木製展示桌，蜿蜒的樓梯和展示iPad和其他蘋果產品的巨型海報，以及整齊有序的配件牆，印著白色蘋果標誌，員工均穿著帶有蘋果標識的深色T恤，連工作人員都堅持認為他們在一家真正的蘋果店工作。[6]在這種整體的社會氛圍之下，有些中國人為了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無惡不作，不怕善惡有報，撒謊作假已經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異類。

黨文化也直接敗壞著語言，好極端用詞。取個餐館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風上更是浮誇自大，動輒「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國害怕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後悔了」。微信和網路上充斥著這樣的標題，這裡不妨摘取幾例。「中國科技實力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中國又獲一世界第一：親手打垮美國王牌企業，把蘋果懟到潰不成軍」，「要出大事了，中國又一法寶讓美恐懼，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徹底怕了」，「華為幹了一件事，世界沸騰了！」，「中國又一領域世界第一！僅用30年就完成歷史巨變美日韓都嘆服」，「華為宣布製造出了世界第一顆5G晶元，讓世界震撼！」……在電影「厲害了，我的國！」和專門的系列電視節目「了不起，我的國」裡，充斥著各種浮誇自大的口氣和語言，「一不留神又領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國的腳下。這些都和中共歷史上的大躍進、浮誇風、「超英趕美」、「畝產三十萬斤」的豪言壯語一脈相承。

這一波新的浮誇風，是共產黨文化的「假大空」在網路時代的具體表現，其實質仍然是誠信問題。隨著改革開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變異的東西也都被引入中國，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戀、電腦遊戲等等﹔電視上的綜藝娛樂節目低俗不堪。整個社會都被帶動得如同充斥物慾情慾的魔窟一般。

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非人，把中國這個曾經文明、輝煌、美好的國度，變得國已不國。

2.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稱，男子紳士風度，女士淑女儀範，人們坦誠以待、友愛共處。共產邪靈在西方社會也實施了一系列顛覆、破壞西方文明的安排。它雖然無法利用暴力、極權直接破壞西方文明及大眾文化，但同樣挑動人們負面的、反叛的思維、行為，以達到毀掉傳統、傷風敗俗、敗壞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國家二戰獲勝後，人們欣喜慶幸之時，已經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領域著手，借戰爭後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現來開始系統引領人們離開傳統，背離神靈。

在美國，二次大戰後出現了所謂「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戰後50年代美國的一群作家，他們首先搞起來一場敗壞世人的藝術和文學運動。這些人蔑視當時社會中的一些道德敗壞現象，卻由此得出反叛一切傳統道德、憤世嫉俗的結論。垮掉的一代的成員大多玩世不恭，他們鼓吹自由主義理念，放大自我觀念，拒絕傳統價值觀，迷戀神秘主義、毒品、犯罪，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徹底批判的態度，恰好和共產邪靈的意識形態方向一致，成為邪靈利用的工具。實際上他們中很多人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如該運動奠基人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寫過一篇短篇小說《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誕生》，表達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叛。[7]該運動另一個代表人物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後來成為公開的共產主義同路人（見本書第十一章）。他們的作品不遵守傳統創作的常規、結構，形式上也往往雜亂無章，語言粗糙甚至粗鄙。這群人的作品離經叛道，從思想到文化為其後60年代世界範圍的反文化運動做了鋪墊，對社會有著很大的影響。

1960年代之後，更多的變異思潮出現，如嬉皮、朋克、哥特（Hippie,Punk,goth subculture）等等。這些反傳統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大有市場，引誘一代代的年輕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裝異服、頹廢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該運動因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甘迺迪遇刺、及越戰的不斷升級而達到高潮。1968年春，大約2000多名嬉皮士身著奇裝異服，連續幾晝夜聚集在舊金山金門公園，用搖滾、演唱、詩歌，甚至裸露等怪誕行為，表達對社會的反抗。1969年夏，約40多萬人以同樣方式聚集在紐約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愛、自由、和平」。隨著搖滾樂幾十萬人放蕩、狂歡，無理智、無拘束，把人們捲入低俗、頹喪、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為其影響之大，被認為是整個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樂集會。紐約中央公園、舊金山金門公園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為美國反文化運動的象徵。

和美國反文化運動相配合，法國1968年發生了一場全國範圍的、上千萬人捲入的所謂「五月風暴」學生騷動，同樣是源於青年學生對傳統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當時學校對男女學生宿舍按照傳統實行嚴格的分離，禁止男女學生自由進出對方寢室。廢除這一規定並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權利」，成為「五月風暴」的直接目標。學生的反叛同時得到當時的法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和激進社會主義黨（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輕一代通過騷動、反叛，直接毀壞人類古老的、神給人留下的傳統道德規範。

有一種說法，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中國的北京，其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法國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發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當時中國學生在遊行時還打出了支持法國學生運動的標語橫幅。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為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群，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赫然高舉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遊行行列中，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賽）成為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8]

日本上世紀60年代也開始了反文化運動。日本共產黨組建並領導的日本「全學聯」（Zengakuren,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総連合）、一直在學生中有很大影響。他們受共產黨的控制、挑動，和中國的紅衛兵造反遙相呼應，組織了多次反文化、反傳統的活動及遊行。「赤軍派（The Japanese Red Army,Nihon Sekigun）」「全共鬥（Zenkyōtō,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他左翼學生組織甚至以暴力威脅日本社會。[9]一些拉美國家也隨聲附和。受古巴共產黨的影響，墨西哥的「三文化廣場（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學生運動也風雲一時。當時的拉美學生還向法國巴黎學生髮出了聲援電，支持他們的「五月風暴」運動。

人們也許覺得所有這些只是巧合，其實東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傳統運動皆是邪靈全面毀滅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給人留下的道德傳統、普世價值經歷了幾千年漫長的歷史，但在共產邪靈精心安排的全球運動的衝擊下，遭受了極大破壞，這場運動將整個世界攪得烏煙瘴氣，開始了人類道德急劇敗壞的潮流。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被當作「四舊」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毀殆盡。西方的搖滾、吸毒、性解放、墮胎、奇裝異服，先鋒藝術，背離正教信仰，同性戀等等，大行其道，給整個西方社會帶來了深重而久遠的負面影響。神傳文化輝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3.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傳統文化被顛覆後，變異文化和負面因素開始主導這個世界，亂象隨處可見。本節的內容以揭示美國的變異文化及社會亂象為主。但美國作為全球文化擴散的領頭羊，其變異文化實際已經波及全球。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連中國、日本這樣十分封閉且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國家也無法抵擋美國變異文化的侵略，照單全收。環顧世界，各种放盪不羈、反叛、反社會、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頹廢行為和外在表現，可謂遍布全球。

1）嘻哈搖滾

傳統音樂強調的是教化人心、培養美德，讓人身心康泰，社會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樂，忌諱狂亂、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樂、歌舞出現駭人聽聞的墮落，嘻哈、搖滾成風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嘻哈現象（Hip Hop）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紐約興起的。它始自街頭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區，後來影響到拉美裔美國人和牙買加移民等。嘻哈音樂是出自對社會和政治不滿的一種情緒發泄。在經濟較落後的這些社區，很多居民無所事事，連正經的樂器也買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現象及音樂，包括饒舌說唱（rap）、霹靂街舞（break dance）、塗鴉（graffiti）等可以說是貧窮、無聊的產物，而說唱的主要內容是暴力、槍枝、色情、淫穢、頹廢、種族主義、貧窮等，被當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來傳唱。

幾十年來，饒舌、街舞等從紐約走出美國，已經席捲世界。亞洲、歐洲、甚至非洲很多國家城市中，人們到處可見嘻哈現象。隨著社會道德的敗壞，人們的認可與推崇，這些本無高雅內涵、難登上流藝術殿堂、甚至是低級的、反文化變異的東西開始登堂入室，進入了世界頂級劇院。在《漢密爾頓》（Hamilton）劇裡，百老匯將美國建國初期的第一任財務部長的故事用饒舌說唱、配以搖滾樂在2015年搬上演藝舞台，一時轟動了美國演藝界，還得到了很多大獎。在華盛頓DC的甘迺迪中心演出近三個月期間，其票房火到要預先到網上排隊領號、排上萬人長的隊才有機會買到票。[10]

搖滾樂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搖滾樂很重視樂器的應用。不同於嘻哈用講話的節拍來保持節奏，搖滾樂靠的是吉他弄出節奏。搖滾樂與「垮掉的一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諸多後世的搖滾樂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啟發，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沒在各式各樣的搖滾場景中，甚至是合作夥伴。

進入60年代，搖滾成了反文化運動的音樂伴奏。它把人帶入一種無理性的癲狂之中。重金屬搖滾中那種歇斯底裡的嗓音，高度失真的電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點，讓人放縱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慾望，丟棄理性的節制，放大正常狀態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給魔鬼和低靈控制。

影響更壞的是，搖滾唱的歌詞內容充滿虛無主義內容，鼓勵吸毒（所謂迷幻搖滾），鼓勵反叛、自殺，推崇暴力與革命，鼓勵同性戀，鼓勵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勵濫交和淫亂，很多都充滿了赤裸裸的淫穢歌詞或者性挑逗語言，甚至以推崇魔鬼、褻瀆神為樂。比如一些號稱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樂，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詞對未成年少女進行猥褻，灌輸給聽眾的是令人震驚的性侵文化。還有的歌詞充滿挑逗和殺氣：「嘿，我的名字叫做搗亂/我要吶喊和尖叫/我要殺掉國王，我要痛罵他所有的僕人」（Street Fighting Man裡的歌詞）。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個迷幻搖滾專輯的名稱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還有一首叫《通往地獄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讓人心驚，「嘿撒旦，付了我的費用」，「我走在通往地獄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搖滾露骨地吹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如有一首極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戰聽眾去想像一個沒有天堂和地獄、沒有宗教、沒有國家、沒有財產權的共產社會。

就連宗教信仰也難抵禦搖滾樂極壞的影響。基督教的教堂音樂原是為讚美神而作的，搖滾樂被認為會縱容罪惡而被排斥。但在搖滾樂風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樂竟然也吸收了搖滾因素以吸引年輕人，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當代基督教音樂（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s）」。[11]

和搖滾相伴的往往是亂性、暴力、頹喪、吸毒、墮落、反神排神，傳統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許的諸多敗壞行為都隨著搖滾發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泛濫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運動是毒品在西方社會大規模泛濫初期最大的禍首。反文化運動中，嬉皮士們力圖解構一切傳統，同時構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們許多人發現，各式各樣的迷幻藥（如大麻、LSD）、興奮劑（如安非他命、古柯鹼）、神經抑制劑（如海洛因）能帶領他們看到一個與現實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觀。此外，反文化運動中不少年輕人對於東方的靈修有濃厚的興趣，而迷幻藥物為他們打開了一條捷徑，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鍊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藥就能在幻覺中感覺到似乎通靈的體驗。事實上，吸毒實質是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魔鬼、低靈控制，跟修煉沒有任何關係。可悲的是，這種荒謬的說法卻吸引了一些對精神信仰有興趣的人，把他們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導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搖滾歌手年紀輕輕，二三十歲、不到四十就死亡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現象，其中很多都與過量吸毒有關。現代美國最長、最無法取勝的戰爭大概就是「對毒品的戰爭」了。儘管數十年的逮捕和鎖定、監督數百萬販毒嫌疑人及團伙，政治家們也一再敦促人們對毒品「說不」，但非法藥物仍然汎濫，甚至到今天出現了「毒品危機」。自2000年來，有超過30萬美國人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總統宣布把「鴉片類藥物危機」當作「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要全力反擊。[12]

據全國青少年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報告，大麻在年輕學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級學生曾經吸食過大麻﹔37.1％的12年級學生在過去一年中曾經吸過大麻﹔71％的高年級學生認為經常吸食大麻是無害的。[13]

吃搖頭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輕人的「時尚」，而且還不斷有更新更強烈的毒品被開發出來，汎濫街頭。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個合成變種，毒性比海洛因強烈許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夠了。[14]芬太尼甚至被稱為化學武器。這種毒品卻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充斥著美國的街頭，它殺死了比任何其他鴉片類藥物更多的人，包括處方藥和海洛因，因為過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國全國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NIDA）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於芬太尼。[15]從中國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國的案件案常常見諸報端，比如2018年7月當局在費城港進行例行檢查時，從中國的一批貨物中查獲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價值170萬美元。[16]

在中國，吸毒也成為社會的毒瘤。中國毒品日益泛濫，尤其合成藥物的生產和濫用現象嚴重。此外，利用網際網路販毒也相當猖獗。據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2015年一份報告稱，中國實際吸毒人數超過1400萬。吸毒群體正向企業事業單位職工、自由職業者、演藝界人士甚至公務人員等人群擴散。[17]真實數據可能比這還要大得多。國家禁毒辦發布《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禁毒部門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4萬起，打掉製販毒團伙5534個，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16.9萬名，繳獲各類毒品89.2噸﹔查獲有吸毒行為人員87萬人次，其中登記新發現吸毒人員34萬人。[18]

吸毒讓人失去理智，極易上癮而難以解脫。很多人因為吸毒家破人亡，身敗名裂，鋌而走險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販毒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禍害無窮。用毒品來拖垮、毀滅世人是邪靈毀滅全人類的又一個有效手段。

3）色情汎濫

共產主義宣揚的各種革命中，實現得最徹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說奪取政權是外在的革命，那麽，性革命算是一種內在的革命。敗壞的色情現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稱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過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論給性解放提供了理論準備，口服避孕藥的出現為性愛與生殖脫鉤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傳統倫理，引發和促進了激進的女權、墮胎、婚前性行為、甚至同性戀運動，對傳統家庭觀，及神給世人規定的社會形態造成了巨大衝擊，也帶來諸多社會問題。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與「性消費」是「人的權利」的變異觀念，衝垮了傳統的「性倫理」，使性變成了一種「遊戲」和享樂方式，使「人」變成了性的「工具」，為色情滲透全社會打開了閘門。

上個世紀50年代發行的成人雜誌《花花公子》在性放縱中起過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它使得色情開始走向企業化。「要做愛，不要戰爭」，在所謂和平反戰的背景下，1969年出現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電影《藍色電影》（Blue Movie）。伴隨著迷幻搖滾的挑逗和反叛傳統的放蕩，西方開始了一個長達15年（1969–1984）的號稱「色情時尚」（porno chic）的「黃金時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產業的規模，足以讓人怵目驚心。據估計，全球色情業的產值接近1000億美元，僅美國就有100至120億美元。[19]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現在專門的成人影院的銀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錄像機的普及將影片送進千家萬戶，大大地促進了色情影業的發展，90年代後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後來的智慧型手機，將成人錄像和各種色情圖片送到了人們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產業已經成為其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走進超市，整排雜誌架上幾乎有一半是以塑膠繩封住的成人雜誌和成人漫畫﹔打開電視，深夜綜藝中也經常出現AV（色情片）女優和男優的身影。AV女優被包裝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現在各大媒體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對整個亞洲都有很大影響。

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出現，給色情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過去一個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觸到的色情製品的數量，現在一個小孩子就可以在10分鐘內輕鬆超越。過去孩子們課餘也許是在踢球、遊戲，現在不少孩子課餘的時間更多的是在玩色情遊戲。一名12歲的英國男孩在迷上網際網路上的色情作品後，多次強姦了他的妹妹。[20]公訴人說：「這種性質的案件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法庭面前，因為年輕人現在不得不接觸色情內容。」未成年人接觸色情內容帶來的後果包括：性行為成癮，更早開始性活動，更常見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墮落，認為性與婚姻、感情無關，不過是一種可交易的商品，認為色情視頻裡的那些極端的性行為很常見，對違反道德的亂性行為習以為常。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性交易並不違法。在歐洲民眾看來，從娼也是一種工作。1969年丹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色情合法化的國家。丹麥的鄰居挪威，曾是歐洲對色情業績最嚴格限制的國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業合法化了。[21]在丹麥買春也能享有政府給予的福利，殘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請，經審查合格後，就可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買單」，稱這是為了保證他們「平等的權利」。[22]這恰恰是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傅裡葉在19世紀提出的主張。

曾經全社會禁慾、談性色變的中國，可謂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開放中，最「成功」的莫過於性解放。如果要問中共什麼開放得最徹底？不是經濟，當然更不是政治，一個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從「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徹底轉型。中國可謂娼妓遍地，社會風氣是笑貧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為官員們顯擺的資本，社會上下競相效仿，中華大地被搞得烏煙瘴氣。有人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其實中國輸出到世界各地的還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馬來西亞、中東、美國、歐洲、甚至非洲，都有來自中國的龐大的妓女軍團。有報導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裡有13,000到18,500名來自中國的妓女。[23]

東南亞、南美各國也不能倖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遊（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雖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卻成了某些國家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指標。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西亞、蘇丹等伊斯蘭國家，被傳統風俗視為「洪水猛獸」的色情業也暗潮洶湧。

色情汎濫對社會的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破壞家庭和婚姻，被稱為「寂靜的家庭殺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觀看色情內容導致人們對良好的家庭關係失去興趣。色情製品會導致人產生更大的性放縱，從而導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風險增加。[24]

在2004年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吉爾曼寧博士分享了一些有關色情和婚姻關係的數據。她在研究中發現56％的離婚案件涉及一方對色情網站有著濃厚的興趣。[25]

2016年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觀看色情內容的比沒有觀看的同齡人更容易離婚，離婚率多了一倍。該研究稱，丈夫看色情的，離婚率從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離婚率從6%增加到18%。還發現越年輕看色情，越容易離婚。[26]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無論東西方各國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檢點，違反神給人留下的訓誡。社會的壓力輿論都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旦年輕男女不檢點，有了孩子的話，就必須為孩子大人及社會負責而成家結婚。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一個女子因為你而懷孕，就和她結婚。沒有其他選擇。」[27]做錯了事，就要承擔後果。但隨著人們的道德下滑,在性開放的帶動下，自60年代以來，非婚生育大幅上升。這都是在色情產業大發展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已開發國家的非婚生育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國，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達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億新生兒中，大約15％或2100萬是非婚生育。[28]

非婚生育、離婚造成的單親家庭常常與貧窮聯繫在一起。這些家庭又成為社會福利的負擔。

4）電玩成風

現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玩電玩遊戲，許多製造商們把遊戲做得越來越逼真，越來越動感，越來越暴力和色情，越來越吸引人，越來越讓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經成為家長、學校甚至政府很頭疼的事情。電玩遊戲成為了一種伴隨著人成長的大眾文化，可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是毀人的文化，和毒品無異。沈迷於電玩遊戲中的人根本無法冷靜客觀地看到電玩遊戲帶來的弊端，只覺得好玩、有趣、不贏不罷休。而且現在的電玩遊戲從畫面到情節幾乎都在鼓吹暴力與廝殺，色情挑逗，晦暗冷血，傳導的信息也是魔性的。從畫面到內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東西。很多電玩遊戲讓人從殺戮、破壞、暴力、血腥和爭鬥中得到快感。有些讓孩子變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亂性甚至犯罪。

網路化的電玩遊戲，或稱「網路遊戲」，更容易使人上癮。過去遊戲是一個人在無聊的時候用來打發時間而已，現在的網路遊戲成為了一種主動參與的「體育運動」，要多人同時在線玩，也變相成為人們特別是孩子們的社交活動。因為是大量玩家互動，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過度投入，會投入大量精力還有金錢。不玩此類遊戲的孩子很可能沒有朋友而淪為心理怪癖的孤獨人，被同齡孩子看不起，於是，連家長都不得不放手讓孩子玩電玩遊戲，眼睜睜地看著孩子跳火坑。電玩遊戲占用了孩子們大量的學習時間，戶外活動時間，傳統的人際交往時間，使孩子們成為了電玩遊戲的俘虜。

一位學者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十二歲的兒子只能定量玩電玩遊戲，做完了作業才能在周末玩幾個小時。如果兒子能自己做主的話，他每天要玩23.5個小時的遊戲，很可能連澡都不洗，飯也不吃。他的研究表示，電玩遊戲越來越多地占領了年輕人的娛樂時間，使得受教育低和低收入的年輕人群通過電玩遊戲得到了幸福感，因此減少了他們去工作的時間。[29]這種現像在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都普遍存在。

這位學者看到的社會現象是，電玩遊戲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去工作，而依賴自己的父母生活。這樣下去的話，到這些年輕人為人父母時，電玩遊戲不能當飯吃，年輕時虛度的光陰不會幫助他們技術提升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們的下一代則連依賴父母的機會都沒有了。電玩遊戲已經達到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狀態的程度。

電玩遊戲就是「精神毒品」，與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國家禁止的，但是電玩遊戲卻被一些國家當作推動GDP的重大產業來發展。這意味著什麼？就是國家在製造毒品，用這樣的「精神毒品」來毀滅下一代，讓國家和人類沒有未來。

網際網路和手機的出現為電玩遊戲產業開闢了一個更廣大的市場。調研機構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遊戲市場報告，預估2018年全球遊戲市場營收將達1,37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3%。超過一半的遊戲收入來自手機用戶。數字遊戲占了全球市場的91%。該報告還預測，遊戲市場將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兩位數增長。在很多國家的GDP增長率在個位數的低端掙扎的時候，遊戲業卻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機遊戲，預計到2021年將達到1000億美元的水平。報告稱2018年全球市場中的前三名將分別是中國，美國和日本，中國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們應該知道，神造了人，也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娛樂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將在末世之時得到神的救度。當遠離神祇、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則只能被神拋棄，被魔鬼毀掉。傳統的遊戲、體育活動和其他戶外活動受自然、天氣、器材和體力的限制，很難讓人們成癮，而電玩遊戲基本不存在這些限制，可以讓人們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當人們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隱蔽其後的電玩遊戲等，那只能和魔鬼溝通，聽從魔鬼安排，不知不覺中走進魔鬼設計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國從1960年到2016年，總人口增長了1.8倍，而總犯罪事件增長2.7倍，暴力事件則增長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大規模槍殺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50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規模槍殺案。從那以後惡性大規模槍殺事件愈演愈烈。[32]從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槍殺案，到2017年屠殺58人的拉斯維加斯槍殺案，每一次進入公眾視線的大規模槍殺案都讓人怵目驚心。

世界範圍內，每年恐怖主義事件從1970年的650起躍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從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恐怖攻擊事件增加了160%。[33]

現實世界的暴力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一致：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暴力文化所包圍。不但激烈的搖滾重金屬音樂中充滿了暴力，大多數影視作品甚至電玩也以暴力為主題。許多影視作品都用正面形像的演員和手法來刻畫黑社會、幫派、海盜形像，給這些負面形像賦予了魅力和光環，使得人們不但不反感，而開始嚮往犯罪和黑幫。電子遊戲的出現又給人一條雙向互動的在遊戲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從影視作品的單方面的灌輸，到使得人們積極的從遊戲中得到暴力的體驗，遊戲中砍頭斷肢、血腥四濺的場景往往超過了電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從1985年到2012年之間出品的電影，結果發現從1985年至2012年間，PG-13賣座大片中槍枝暴力鏡頭數量增加了2倍。[34]後續研究中揭示這一趨勢持續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調查研究中發現97%的12到17歲的年輕人玩過電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內容的遊戲。[36]

面對社會中不斷增多的暴力問題，從專家、學者到社會公眾，人們不斷提出各種設想和解決方案，從更嚴的法律限制、更大的執法保護，到提供公眾心理諮詢。但是這些方案只不過相當於砍掉有毒的樹枝，卻沒有斬斷毒根。共產邪靈通過有意的帶動大眾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讓更多的人們接觸這類內容而見怪不怪，而部分人被這些內容帶動模仿，使得暴力變成社會現實。魔鬼通過敗壞傳統文化、變異人的道德、讓人遠離神而追尋無止境的物質和慾望的滿足，才是真正造成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6）變異時尚

今天在社會上所流行的各種奇奇怪怪的裝束、行為，乃至許多習以為常的大眾文化元素，表面看似個人的「自由選擇」或者「時尚潮流」，其實都不是偶然出現的。究其來源，有許多裝束、行為的背後往往都打著魔鬼的印記。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些元素自然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茲舉數例。

今天人們已經習慣的女性短髮(bob haircut)，其實來源於1920年代西方的「飛來波女郎」（flapper，或譯輕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權運動和「性愛自由運動」（見本書第七章）影響，她們穿短裙、剪短髮、聽爵士樂，畫濃妝、飲烈酒、性開放，短髮是她們蔑視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尋求女性「解放」的一種表達方式。這種髮型開始流行之後，一位知名歌劇演員表示：「在我看來，剪掉長發就是擺脫一個小鎖鏈，這是婦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擺脫的許多小鎖鏈中的一個。」[37]之後的三十年代大蕭條中這種髮型逐漸沒落。而在反叛意識流行的六十年代，各種短髮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歡迎。

而如今人們習慣的男人留披肩長發，其實來源於「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雖然男子的長髮傳統可追溯至數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戰之後男子一直剪短髮。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長發視作對傳統的反叛符號，紛紛效仿。

在1920年代和1960年代，社會主流對青年男女這種反傳統性別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了，在進步主義看來這是社會「寬容度」增加。事實上在東西方傳統中，男女有別不僅僅體現在男女生理差別和家庭、社會角色的差別上，日常生活中還體現在服飾、髮型、言語、舉止等各方面。共產邪靈的計劃是讓社會「無階級差別」，也無性差別，讓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戀、女權運動用「平等」的口號從思想觀念上大大模糊了社會、家庭角色的性差別，反性別角色的「時尚」再從服飾打扮上進一步模糊、反向扭曲這種差別。這不僅為同性戀等變異觀念大規模滲入人心做準備，也是魔鬼敗壞傳統道德的一步棋。人類社會東西方的傳統道德，無論是西方的騎士精神、東方的君子風範還是淑女之賢德儀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別，陰陽各居其位的基礎上。魔鬼的伎倆是為了達到讓人類陰陽反背，敗壞道德，同時讓人在沒有傳統規範中不斷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變異服飾，表面上是「時尚」，其實都是魔鬼變異人類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褲（low-rise pants），追求時尚者認為很「性感」，實質是為更大面積敗壞人類性道德打基礎。低腰褲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褲（hip hugger），也是19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通過嬉皮士大面積流行起來的，其後到19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廳流行，最後在1990年代一位「時尚設計師」從這種低襠褲發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級低腰褲（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時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運動的副產品。1960年代搖滾樂風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戀於搖滾歌星，追隨他們的演出，甚至組成粉絲團為歌星提供生活服務、性服務，乃至和歌星群交亂性狂歡。[40]她們成為「追星時尚」的濫觴。此外現代許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別裝扮的「明星」，如越來越多男星以女性氣質裝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過大眾文化敗壞人類，模糊性別觀念的伎倆。

很多「時尚」的來源和龐克（punk）亞文化有密切聯繫。類似於嬉皮士，龐克同樣推崇反傳統、虛無主義。嬉皮士大多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對傳統的反叛，龐克則屬於底層人士對社會傳統的反叛，所以很多龐克樂隊和社會主義有緊密聯繫。[41]為了表達更徹底的反傳統態度，龐克經常剃各種怪模怪樣的髮式，或者用支離破碎的材料製作衣服、服飾，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頭髮染成五顏六色，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掛上裝飾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飾的身體部分﹔龐克在穿著上經常沒有性別區分，如果有的話，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諸如此類。龐克們為當前許多「時尚」提供了「創意靈感」。

龐克們崇尚享樂主義，一個流行的龐克口號是，「活得快，死得年輕，留下一具好看的屍體（Live Fast,Die Young and Leave aPretty Corpse）」。這充分體現失去對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誘掉進物質主義深淵的可悲，也應當引起被各種反傳統變異時尚吸引的現代人的警覺。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帶動下，人類社會出現了很多末世亂象，如流行的服飾上印著骷髏或者妖魔鬼怪的形像﹔很多人選擇醜惡的形像作為紋身圖案﹔很多裝飾品、工藝品、小孩的玩具、甚至節日飾物都越做越醜陋﹔以妖魔鬼怪、巫術魔法為主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大量出現，人們趨之若鶩，樂此不疲﹔網際網路上各種魔性信息泛濫﹔人們在娛樂時追求強烈的刺激，等等，這一切都是魔鬼統治世界的表現。

結語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但這種追求必須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內進行。超過這個限度的過分追求必然給人帶來無盡的痛苦、災難和痛悔。

人類的正統文化並不排斥對慾望的合理滿足。但是傳統文化諄諄告誡人要節制慾望，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與自然和諧共處、從事各種傳統的勞作、和睦的家庭關係、參與社會的自治和國家的管理，還有各種傳統的文學藝術、體育娛樂等，都能夠帶給人幸福感和滿足感，同時對個人的身心和社會都有益而無害。

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其中一個必然的步驟是敗壞人的道德，使神無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權與否，邪靈都要全面掌控大眾文化，把大面積的人群導向邪惡的生活方式。在過去幾十年中，魔鬼在東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突然面對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誨和道德法則，開始放縱自己的慾望，無度地追求享樂。自我中心、享樂主義、虛無主義成了流行時尚。變異文化在主導著這個世界，魔鬼在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狂歡。人類已經忘記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搖滾樂和電玩刺激並放大著人的慾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難和不如意之處，卻沒有想過，這些癮好只會給自己帶來片刻的滿足，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災難。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亂性破壞了家庭，使得人們失去了信任和溫情﹔電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長時間生活在虛幻的世界裡。沈迷於這些癮好當中的人覺得自己在狂歡，其實是魔鬼在利用著他們的身體狂歡，等待他們本人的是肉體的死滅和精神的沉淪。

整個社會和國家也是如此。當大面積的人群沈迷於慾望和享樂時，就是災難來臨的前夜。

神創造了人，也給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毀滅人類的最後關頭，人不應該濫用自由，繼續走在墮落的不歸路上﹔而應該善用自由，選擇重新走回傳統文化和傳統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關注著人，呵護著人。人能不能走回來，全看人自己的選擇。

 

第十五章 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源

目錄

前言

1.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2.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3.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4.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2）中共與蓋達組織的關係

5.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結語

*****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義分子劫持了兩架民航客機，撞向紐約地標建築世貿中心，製造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這次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蹤，兩幢100多層的世貿中心大樓轟然倒塌。這是繼二戰珍珠港事件後，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造成重大傷亡的攻擊，死亡或失蹤人數甚至超過珍珠港事件。此後美國展開全球反恐行動，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人們從此對恐怖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對蓋達組織（Al-Qaeda，又譯蓋達組織）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譯賓‧拉登）耳熟能詳。但鮮為人知的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深刻的淵源。

恐怖主義（Terrorism）和恐怖份子（Terrorist）這兩個詞最早出現於1795年，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政府實施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有關。[1]而正是這一場革命者製造的「恐怖統治」為日後共產主義的發端鋪墊了基礎。

現代的恐怖主義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共產黨政權實行的國家恐怖主義﹔第二種是共產黨政權向國外直接輸出的以武裝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恐怖主義﹔第三種是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諸多恐怖行徑的背後，都有著共產黨的陰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陰影。

1.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的百年實踐，處處都伴隨謊言、暴力和殺戮。恐怖主義是共產主義者推行其意識形態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產政權建立後，無一例外都動員國家機器大搞恐怖主義。這種由政府主導的恐怖主義就是國家恐怖主義。

列寧以恐怖主義起家。被列寧視為「革命英雄」並被任命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頭子的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採訪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被坦率地承認。」[2]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發表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對於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要產生的嚴重後果給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國18世紀以來歷次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列寧的布爾甚維克與「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有著繼承關係。[3]俄國歷史學家尤裡‧阿法納西耶夫（Yuri N.Afanasyev）批評列寧的基本國策就是「國家恐怖」、「暴力和無法無天」，「整部歷史都是由暴力寫成的」。[4]

後來的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卡斯楚、昂奈克、齊奧塞斯庫、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是靠著一路殺來維持統治的。其無法無天無底線的暴力與殺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節已經多次涉及，這裡不再贅述。

暴力與殺人只是共產黨散播恐懼的手段之一。共產黨政教合一，長期的造假洗腦宣傳，灌輸黨文化，在人們心裡種下謊言、仇恨、暴力的種子，代代相傳，成為維持和滋生共產邪惡的土壤，這才是最可怕的。

2.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如果說共產國家對自己內部的人民實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那麼，當共產國家輸出革命到其他國家，或者出於在敵對國家製造混亂的目的，就會催生出恐怖主義的激進組織。

著名反共問題專家、「衝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長布賴恩‧克洛茲爾（Brian Crozier）畢其一生研究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幫助反共陣營包括裡根總統、柴契爾夫人等反共領袖分析、認清共產邪惡及其恐怖根源，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告誡世人共產主義乃是國家恐怖主義及非國家恐怖主義的根源。[5]

蘇聯格魯烏（GRU，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魯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蘇聯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份子的主要教官」。[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日本突擊隊、義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擊隊等等，後面都有蘇聯克格勃的支持。[7]這些極端組織發動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襲擊。1975年中情局駐雅典總監理察‧萊爾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約統帥亞歷山大‧黑格將軍（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車隊遭到炸彈襲擊，黑格將軍的三名保鏢受傷﹔1981年美軍在歐洲的指揮官弗雷德裡克‧克羅森將軍（General Frederick J.Kroesen）僥倖躲過一次火箭攻擊。

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對穆斯林國家輸出革命給恐怖主義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

中東本來是英國和歐美國家的傳統殖民地勢力範圍。隨著民族獨立，蘇聯藉機擠進中東。但是，中東各個穆斯林教派之間的矛盾、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爭端、中東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國利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美蘇冷戰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衝突……這一切讓中東的事態變得錯綜複雜。

而蘇聯對穆斯林地區的滲透就是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發生的。詭異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相信真主，而蘇聯的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而且是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實，共產主義就如同瘟疫一樣，無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共產黨就初試牛刀，1920年6月幫助在伊朗的吉蘭省成立過一個蘇維埃政權，叫波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稱吉蘭蘇維埃共和國）。在共和國境內展開了一系列激進的行動，例如反宗教宣傳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們的財富。因為很不得人心，該政權很短命，1921年9月就滅亡了。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也出現了「伊斯蘭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是一些穆斯林領袖在調和伊斯蘭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搞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運動（PLO）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還有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蘇聯和中共支持，因為搞恐怖活動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中東的南業門、西亞的阿富汗等國都出現過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時期。前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區扶植起來的最後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打了十年之後，蘇聯最終放棄了阿富汗。

事實證明，要在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重的地方推行共產主義並不容易。可以說，蘇聯在這些穆斯林地區的共產革命輸出是很失敗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共產主義沒有給該地區留下重大的政治遺產。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極端伊斯蘭恐怖行動。

1978年叛逃到美國的揚‧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將，是前羅馬尼亞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秘書兼對外情報總局第一副局長、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工業和技術發展顧問，也是前東歐投奔西方的最高級別官員。帕切帕在《俄國人的腳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產主義扶持中東恐怖主義的內幕。他引述克格勃對外情報總局的頭子亞歷山大‧薩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話說，「在今天的世界，當核武器使得武力過時了的時候，恐怖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裡就發生了82起劫機事件，是由蘇聯克格勃及中共支持並資助的巴解組織乾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薩克哈洛夫斯基的辦公室，注意到牆上掛的世界地圖上有一片插上小紅旗的海洋，原來每一個小紅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飛機。薩克哈洛夫斯基對帕切帕說：「劫機是我自己的發明。」在1968到1978年間，光是羅馬尼亞的安全部門就給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每周運送兩架貨機的軍用物資。東德解體後的檔案顯示，在1983年，東德對外情報局就給黎巴嫩恐怖組織送去了價值1,877,600美元的AK-47衝鋒鎗彈藥﹔捷克斯洛伐克給伊斯蘭恐怖份子送去了1000噸的無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頭子、後來的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決定要發起一場精心策劃而又隱蔽的宣傳運動，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裡播下反猶和反美的仇恨種子。安德羅波夫被西方稱為「新的造謠時代之父」（the father of a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輸仇恨，並將這種情感武器變成對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國的恐怖主義血腥屠殺，讓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9．11恐怖襲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後的「蓋達組織」登上了新聞頭版。伊斯蘭極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風口。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對恐怖襲擊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邊，共產黨嚴厲鉗制言論自由的中國卻是另一番場景。從網際網路論壇、聊天室，到大學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對此歡呼：「幹得好啊！」「強烈支持針對美國的正義行動」……根據中國主要網站「網易」對91,701人的調查，表達「強烈反對恐怖主義」的只占17.8%，多數人或者選擇「反美」或者選擇「好戲在後頭」等幸災樂禍的態度。[10]

這些為恐怖襲擊歡呼的中國人和本‧拉登們素未謀面，但是他們表達出相似的態度，並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都有來自同一個毒根的毒素，這個毒根就是共產邪靈。中國人受毒害，是因為從小在魔鬼的黨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維框架思維。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戰爭中，是抗擊共產主義蘇聯的，他的恐怖主義怎麼會與共產主義沾上邊呢？

這就不得不說到這些本‧拉登們的恐怖主義思想來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號稱「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11]「當代聖戰組織教父」[12]的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反恐專家、前美國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Military Academy）研究員威廉‧麥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蘭極端分子在聲明他們的動機時常常引用庫特布的教導，並把他們自己當作庫特布衣缽的承傳者。[13]本‧拉登死後蓋達組織的繼承者艾曼‧扎瓦希裡（Ayman al-Zawahiri）將庫特布的思想看作是點燃了極端伊斯蘭聖戰運動之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6年發表了中東問題專家漢森‧漢森的報告《伊斯蘭國（ISIS）的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根源和政治內涵》，在結尾處報告引述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們的話來概括伊斯蘭國的思想核心：「伊斯蘭國由賽義德‧庫特布規劃藍圖，由阿卜杜拉‧阿扎姆傳授，由奧撒瑪‧本‧拉登將之全球化，由阿布‧奧瑪實現，然後由巴格達迪執行。」[14]

本‧拉登們以及後來的伊斯蘭國（ISIS）繼承和發展了庫特布的思想（當然還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這種思想通常被稱作庫特布主義。通俗地講，庫特布主義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舊世界」，鼓勵「聖戰者」不惜犧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奮鬥到底，要「解放全人類」。[15]

這些「豪言壯語」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是的，因為庫特布早年是共產黨員，他的思想中帶有強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烙印。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資深研究員萊利（Robert R.Reilly）指出，庫特布實際上曾經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埃及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聯絡人。[16]

庫特布是埃及人，出生於1906年，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學習了社會主義和文學，在4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兩年。[17]回到埃及後，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庫特布與陸軍中校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來。納賽爾是「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領導人，該組織傾向社會主義。1952年，納賽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親西方的、君主制的阿裡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說法是庫特布和兄弟會同納賽爾一起策劃的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政變。庫特布希望納賽爾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權，但是，納賽爾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納賽爾開始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於是，庫特布的兄弟會準備暗殺納賽爾。計劃失敗，庫特布被指控謀殺入獄。在監獄的頭三年，庫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後來條件變得寬鬆，並允許他寫作。他在獄中寫了他最重要的兩本書──《在古蘭經的陰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裡程碑》（Milestones）。這兩本書系統地闡述了他在古蘭經、伊斯蘭歷史、埃及和西方的社會等問題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極端主義主張。庫特布曾短暫獲釋出獄，但他拒絕出國，選擇了再次入獄。1966年庫特布被指控參與了暗殺埃及納塞爾總統的陰謀，被處以絞刑。

庫特布的顛覆性思想就是對伊斯蘭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給予了新的詮釋。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馬上會想到聖戰（holy war）。其實在阿拉伯語中「吉哈德」本身是掙扎、抗爭的意思。對主流穆斯林來說，它可以是內心的掙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敵（defensive jihad）。[18]庫特布將之延伸為不受限制主動採取暴力的「聖戰」。[19]庫特布為暴力攻擊「聖戰」打下理論基礎，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絞刑架為榮耀，親身給追隨者做了殉教榜樣。

庫特布的學說主張，任何遵從世俗法律的社會，或者遵從世俗道德的社會體制，就是非伊斯蘭的「舊社會」──賈希利亞（jahiliya，意為對宗教真理的無知，原指伊斯蘭教傳播之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算自稱穆斯林社會，也屬於賈希利亞。實際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會體制就被他視為賈希利亞，應當被推翻。[20]

對庫特布來說，這個「舊社會」（即賈希利亞）不僅是個體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獲得並遵守伊斯蘭價值觀和法律的最大障礙。這個「舊社會」是強加給人的，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在「舊社會」的人過著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隸）。對奴隸（即被壓迫者）而言，暴力的聖戰是伊斯蘭教允許的。庫特布主張通過聖戰「解放全人類」（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領袖認為庫特布走得太遠，他的書出版後被視為異端。[22]

庫特布進一步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概念（即普通民眾接受了統治者的「虛假意識」，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他們沒有主動的願望起來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社會主義）：生活在賈希利亞中的人也不會意識到自己被「奴役」和「壓迫」，[23]也就不會主動起來參加聖戰，「解放」自己。

「怎麼辦？」庫特布從列寧那裡找到了答案。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熟悉馬列主義的學者在研究庫特布的著作時，常常會發現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鋒隊」（Vanguard）、國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這是典型的列寧主義用語。列寧在寫作《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時，面臨的局面和挑戰，與庫布特非常類似。列寧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先鋒隊（Proletarian vanguard），庫特布照搬了這套理論，只是把無產階級換成了伊斯蘭極端分子。

列寧非常強調組織和先鋒隊的作用，他區分了自發性與自覺性，提出了「建黨理論」。他認為如僅僅依靠自發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漲工資、八小時工作制等膚淺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類」的所謂「覺悟」。列寧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進份子」（往往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因為只有他們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條件）對工人進行煽動和灌輸，使他們認識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覺悟到「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為了發揮這一部分「先進份子」的作用，需要有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把他們的生活全包下來，為他們創造秘密工作的條件，使他們成為全職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政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24]

美國海軍研究院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Robinson）指出，「儘管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聖戰主義思想家們沒有直接引用列寧作為其思想啟蒙，但二者的概念、邏輯，尤其是賽義德‧庫特布泄露出其[列寧]影響。20世紀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庫特布肯定閱讀過列寧的作品。庫特布有兩個關鍵概念直接來自列寧：jama』a（先鋒隊）和manhaj（綱領）。」[25]

庫特布從列寧主義裡學到的「精髓」，就是要組織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鋒隊。庫特布的理想，幾乎就是列寧的理想。

羅賓遜教授闡述道：「庫特布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寧]一模一樣的論斷，大多數的穆斯林沈迷於腐化體系的非正義的和反伊斯蘭的統治，所以不知道怎樣才能起來拿起武器反抗，一個專業受訓的聖戰先鋒隊必須組織起來針對國家機器反抗。」[26]此外，「列寧堅持先鋒隊的核心，是有一個詳細與周密協調的綱領，然後具體實施革命。在庫特布的書中也有相似的伊斯蘭版本。」[27]

對庫特布來說，這一支他認為的「真正穆斯林」（極端分子）組成的先鋒隊，就要擔當其拯救伊斯蘭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鋒隊要去打擊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虛偽者」，要按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去做，建立一個基於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新國家，並用暴力把伊斯蘭帶到全世界。

除了先鋒隊，庫特布的學說裡也有社會平等、消滅階級、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類」的內容。[28]這些內容，都會讓人聯想到共產主義。

庫特布死後，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繼續出版塞義德‧庫特布的書。在1993年出版的庫特布的書「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庫特布的共產主義思想根源。該書第61頁中，庫特布直白表示，伊斯蘭教「是一個獨特的、建設性的、實證主義的教義，它是由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目標，並增加了它們的和諧、平衡和正義。」[29]（方括弧內是本書作者加入的內容，便於讀者理解。）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在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根源時，有學者還指出了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畢其一生都在煽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把這種矛盾上升為不可調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決的矛盾。伊斯蘭極端主義採用的也是這樣的策略。想想看，炸毀曼哈頓的世貿大樓就能實現庫特布的伊斯蘭大同世界了嗎？當然不會。極端主義為的是製造西方與穆斯林的矛盾，「加劇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對穆斯林的仇恨，然後用這種仇恨來煽動更多的穆斯林起來仇恨西方。[30]這就是與馬克思列寧宣揚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一樣，一定要讓這個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狀態，才有機會發動革命。共產主義這麼想，受其影響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這麼想的。

不誇張地說，庫特布的學說更接近共產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教義。雖然從宗教上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卻吸取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學者這樣指出恐怖主義的實質：和自由世界對抗的真正敵人還是共產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穿了件傳統伊斯蘭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運動使左派思想廣泛傳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傾向暴力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芬蘭政治歷史學者安特洛‧萊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認為，現代恐怖主義誕生於1966~1967年，與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同步，這不是偶然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們把基於穆斯林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極端伊斯蘭主義。上世紀60年代西方激進學生運動中，許多來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學生在西方接觸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來觀念帶回去，為恐怖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土壤。[32]

開羅的美國大學媒體研究教授施萊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經見過後來的蓋達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裡（Ayman al-Zawahiri）。當時正在開羅大學學醫的扎瓦希裡對施萊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在精英學院──醫學和工程學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萊弗對此並不奇怪，他回答說，在60年代，這些院系一直是馬克思主義青年的據點。他指出，伊斯蘭主義運動只是（60年代）學生反叛的最新發展趨勢。施萊弗回憶說，「我說，『聽著，艾曼，我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你說話時，我覺得我回到了黨內。我不覺得自己好像和傳統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極端伊斯蘭主義與法西斯聯繫起來，而出於某種理由不願提及共產主義根源。其實，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也沒有專門的宗教信仰基礎。從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全人類觀和宗教情結來說，極端伊斯蘭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淵源更為緊密。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庫特布的著作影響了許多年輕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學者、後來的蓋達組織創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調查委員會報告中闡述了庫特布對本‧拉登的世界觀的影響，並直接將阿扎姆稱為庫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過他的著作和追隨者來傳遞影響，賽義德‧庫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傳播者。穆罕穆德‧庫特布後來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蘭的教授，同時也負責編輯、出版和推廣其兄長的學說。

本‧拉登在學生時代就讀庫特布的書，本人也與穆罕穆德‧庫特布熟悉，定期參加後者在一間大學裡的每周的公開講座。前中央情報局負責本‧拉登小組的官員、詹姆斯敦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麥可‧舒兒（Michael Scheuer）直接稱庫特布為本‧拉登的導師。[36]

上文提到的蓋達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裡也是賽義德‧庫特布的狂熱追隨者。[37]扎瓦希裡少年時代就從他叔叔那裡一次又一次地聽到庫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監獄中忍受磨難的「偉大」。[38]庫特布死後，扎瓦希裡在回憶錄中寫道：「納賽爾政權認為處決賽義德‧庫特布及其同志們使[極端]伊斯蘭主義運動受到了致命打擊。」「但表面的看似寧靜卻隱藏了賽義德‧庫特布思想的發酵以及埃及現代伊斯蘭聖戰運動核心的形成。」[39]庫特布被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裡參與組建了一個地下激進組織，決心「實現庫特布的理想」。[40]這一年他15歲。此後扎瓦希裡參加了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後來成了本‧拉登的導師和蓋達組織的重要成員。在本‧拉登被擊斃後，扎瓦希裡成了蓋達組織的頭目。

美國海軍研究院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Robinson）指出，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庫特布是最重要的強調暴力聖戰的思想家。[41]幾乎所有的遜尼派聖戰組織的概念和思想創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庫特布的書中找到。[42]儘管存在不同類型的聖戰組織，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蘭旗號下通過暴力實現其政治綱領。[43]

1981年暗殺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組織蓋碼‧伊斯蘭米亞（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紀90年代其針對政府官員、世俗知識份子、埃及基督徒和旅遊者發動襲擊）等都奉行庫特布主義。[44]

奉行庫特布主義的激進聖戰組織也被歸類為薩拉非聖戰組織。拉特洛布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Melbourne）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將庫特布稱作薩拉非聖戰主義之父、伊斯蘭國的開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蘭國的大腦──ISIS及其哈裡發意識形態》中寫道：「五十年過去了，賽義德‧庫特布被處死刑成就了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傳統，成就了伊斯蘭國的思想。未來沒有裡程碑了，我們已經到達地獄的入口。」[46]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報告《持續的威脅──蓋達組織和其他薩拉非聖戰者》中概述了庫特布對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影響，同時列舉了40多個薩拉非聖戰主義組織，影響幾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縱觀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各種組織，它們之間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採用庫特布的主動進擊型「聖戰」去做鬥爭，成為了庫特布的衣缽傳人，也成為了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延伸。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美國政府國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報告說：「在可以確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義造成的案件的傷亡者中，過去五年內82%至97%的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美國國務院在2016年的報告中說，2016年發生了11,072起恐怖襲擊，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襲擊的肇事者）。雖然這些恐怖襲擊發生在104個國家，但它們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發生在5個國家（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49]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國家。

相比而言，恐怖襲擊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於2016年9月進行的一項研究，從1975年到2015年，外國出生的恐怖主義造成了大約3,024名美國人死亡（這一數字還包括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喪生的2,983人），[50]平均每年約有74名美國人。

極端恐怖組織雖然最樂於打起伊斯蘭旗號，但最終被其傷害最大的實際上是穆斯林社會。對於恐怖主義背後的魔鬼來說，打什麼旗號都不重要，通過各種手段毀滅人類才是其目的。

4.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由來已久。阿拉法特是被美國認定的有名的恐怖份子，也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導。人們知道本‧拉登主導策劃劫持客機發動9．11襲擊，但劫持客機的首創者卻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義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阿拉法特從1959年籌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簡稱「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國，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種武裝組織的主要頭領。整個中東地區最得寵於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屬。他曾十四次造訪中國，幾乎會見了歷屆中共黨魁，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深得中共賞識。其在恐怖襲擊中屢屢得手，又遊刃於國際政治外交舞台上，風光一時。

1964年，阿拉法特組建了法塔赫武裝恐怖組織「暴風」突擊隊後，馬上到北京與周恩來等進行了長時間會談。周恩來當時就指點他：要注意鬥爭策略，不要提諸如「把以色列趕入大海」之類的口號，因為這類口號不利於巴勒斯坦的鬥爭。[51]

中共對這個恐怖主義小老弟除軍火、經援之外，屢授機宜，指點其如何與美國、以色列等國交戰，及如何擴展國際影響等，還特邀巴勒斯坦人員到中國學習、接受培訓。向中共老大哥「取經」回來後，1965年1月開始，阿拉法特就以游擊隊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對以色列開戰。1965年5月，巴解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PLO）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中共破格承認該辦事處享有外交機構待遇，並在國際外交各種場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第19次特別會議決定建立巴勒斯坦國。中共立即予以承認，並於同年11月20日與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間，阿拉法特和中共黨魁江澤民互訪見面。期間巴以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以色列一再指責阿拉法特是恐怖主義的「幕後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國抗衡，使得中東地區戰火不斷。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下，從事各種公開的、地下的軍事恐怖行動，聲稱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園的唯一手段」，和共產主義暴力革命思想一脈相承。其和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它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員，也是「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觀察員」。

美國、以色列一直認為阿拉法特是中東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後策劃者。他所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組織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國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劃刺殺約旦國王海珊‧賓‧塔拉勒，海珊國王幸免於難。[53]同年9月，法塔赫連續劫持英國、德國和瑞士三民航客機並在電視攝像機前摧毀三架劫持的國際班機，在國際上造成轟動。恐怖份子稱：「我們劫持一架飛機遠比我們在戰鬥中殺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為其後世界上恐怖份子劫持飛機開了先例。後幾十年裡劫持民航飛機成了恐怖份子的一個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屬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組織製造了一起進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襲擊事件。而策劃、實施這一起恐襲事件的阿布‧哈桑‧薩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恐怖份子在德國慕尼黑正在舉行的夏季奧林匹克競賽的奧運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開槍屠殺以色列運動員的同時，還射殺了一名德國警察。[55]幾十年來，國際恐怖主義泛濫，濫殺無辜平民，阿拉法特對首開對平民的恐襲先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中共與蓋達組織的關係

中共與本‧拉登領導的基地恐怖主義組織的聯繫由來已久，並一直和為本‧拉登提供庇護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約300名軍事顧問到當時阿富汗聖戰組織在巴基斯坦的訓練基地外，還在新疆喀什及和闐增開軍事訓練營，教他們使用武器、爆破、戰鬥策略、宣傳技巧與間諜戰等。新疆成為訓練阿富汗聖戰組織與蘇聯作戰的基地。到蘇聯撤出阿富汗的時候，中共軍隊至少訓練了幾千聖戰分子，為他們提供價值2億~4億美金的機槍、火箭發射器以及地對空飛彈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後，包括其庇護本‧拉登蓋達組織期間，中共與塔利班和蓋達組織保持了密切關係。雖然蓋達組織對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海軍實施恐怖襲擊，而塔利班拒絕向聯合國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對聯合國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國用巡航飛彈襲擊蓋達組織，中共花一千萬美元向蓋達組織購買未爆炸的美國飛彈，以改進自身的巡航飛彈能力。[57]同時，中共繼續向支持恐怖主義分子的國家提供敏感的軍事技術。[58]2000年底，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關閉本‧拉登在其境內的恐怖份子訓練營，但中共投的是棄權票。在那之後，中共繼續與塔利班秘密商談，並達成協議由華為幫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廣泛的軍用通訊系統。[59]就在9．11恐怖襲擊的當天，中共與塔利班官員簽署了擴大經濟與科技合作的協議。[60]

更令人震驚的是，「9．11」發生後，兩個中共軍人被稱為英雄，因為他們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戰》一書，裡面提到「若紐約世貿大樓遭到攻擊，對美國而言將會很棘手」，他們還明確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團組織這場攻擊行動」。[61]可以說，中共的「超限戰」理論是本‧拉登發展恐怖襲擊這一手段的理論指導，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諸實踐。

9．11恐怖襲擊發生後，聯合國安理會對塔利班政權進行制裁時，中共不光投棄權票，而且在美軍開始空襲塔利班目標後，仍派出軍事人員幫助塔利班政權。9．11事件後，美國情報部門獲悉中共軍方的中興和華為在幫助塔利班軍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建立一個電話網路。[62]

2004年中，據透露，中共情報機構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上幫助本‧拉登籌募運作所需的資金並洗錢。[63]

隨著柏林圍牆倒塌，暴力共產主義陣營面臨土崩瓦解，中共繼承前蘇聯的衣缽，不得不獨立支撐面對自由世界的強大壓力。正當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譴責共產主義暴政時，「9．11」恐襲發生，世界格局隨之大變，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計劃被束之高閣，全方位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其實，這正是共產邪靈為了轉移視線，讓中共殘喘並坐大的伎倆。在西方為反恐疲於奔波的時候，一場中美之間的財富大轉移悄悄發生了，共產邪靈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共產主義。

每當世界反共陣營開始圍剿世間共產勢力時，共產邪靈往往就會指使恐怖組織肇事，讓人們無暇顧及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邪黨及其毀滅人類的運作，忙於和恐怖組織交戰，並花大力氣反恐、防恐，卻把人世間正邪交戰的主要戰事擱置一邊不顧。

5.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這是「整個宇宙中最偉大的藝術品」，一位德國音樂家如是斷言。他評價的不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而是9．11恐怖襲擊。[64]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西方的激進左派知識份子和媒體在第一時間為恐怖份子歡呼、辯護和洗脫罪責。一位美國作家誇讚恐怖份子「絕頂聰明」，在他眼裡襲擊有情可原，因為「美國歷史上做錯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別塔[指世貿中心大樓]，因此大樓必須被摧毀」。一位義大利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華爾街]的投機者在其中打滾的經濟體每年用貧困殺害上千萬人，紐約就算死了兩萬人又怎樣？」[65]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難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魁之一）。[66]

為了阻止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動武，各種激進左派勢力聯合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著名語言學家、激進左派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說，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計劃在阿富汗發起「悄無聲息的群體滅絕（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於是發起「和平守夜」和抗議集會（teach-in）。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喬姆斯基到接近戰區的印度次大陸旅行了兩個星期，向上百萬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謠言。他說，美國計劃用飢餓的方式殺害三四百萬阿富汗人，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的所作所為遠遠超過「9．11」的兇惡和殘暴。[67]哥倫比亞大學某教授說他希望美軍經歷「一百萬次摩加迪沙之戰」。[68]摩加迪沙之戰指的是1993年在索馬裡發生的蓋達組織襲擊美軍的事件，18名美國士兵死於這一伏擊。激進左派發起的反戰運動針對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國，是在拉自由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後腿，客觀上成為了恐怖份子的內應。

在2003年2月，在美國進攻伊拉克一個月之前，本‧拉登通過半島電視台發布了一段錄音，號召人們起來抵抗美軍，要在巷戰中重創美軍，裡面公開聲稱「穆斯林的利益與社會主義者的利益在反戰上是一致的」，向反戰的左派組織發出動員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個反戰組織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這是一個典型的左派激進組織，成員大多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左派或者進步主義者。其主要組織者很多都與「國際行動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有關。「工人世界黨」是美國的一個極端的共產黨組織（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實是史達林共產主義的一個前沿部隊。參加反戰的還有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組織「不要以我們的名義（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產黨是和中共有聯繫的馬列主義政黨。[70]

除了積極為恐怖份子開脫、組織參與反戰運動以外，法律界的激進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對「9．11」之後不久國會通過的旨在增強美國反恐能力的《愛國者法案》。在該法案通過之前，聯邦調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羅裡達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授、為恐怖份子提供資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歸案。如果有愛國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歸案，也許可以避免9．11襲擊。[71]

策劃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其辯護律師林‧斯圖亞特（Lynne Stewart）借著到監獄裡探望拉曼的機會，替後者傳遞信息給其中東的追隨者，告訴他們繼續進行恐怖活動。斯圖亞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驚訝的是，在她的有罪判決之後，斯圖亞特反而成為左派的政治偶像，屢屢被邀請到大學、法學院及其他集會演講。[72]

美國學者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惡聯盟：激進伊斯蘭教與美國左翼》，揭示了伊斯蘭極端分子與美國激進左派之間危險的關聯。他通過分析指出，國際激進左翼已經成為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邊防戰士。[73]

為什麼西方激進左翼願意和恐怖主義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西方民主國家？西方激進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為了從內部摧毀西方文明不遺餘力，所有有助於實現其目標的力量都成為他們聯合的對像。雖然左派意識形態在表面上和極端伊斯蘭意識形態冰炭不容，但由於兩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標，因此結成了危險的反對西方文明的聯盟。由於同樣原因，兩者都成了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得力工具。

結語

從巴黎公社、列寧的國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共產主義一直把恐怖主義作為它的重要工具。不僅如此，在共產國家之外，共產邪靈在不同時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為其實現恐怖主義目的之工具，包括運用恐怖份子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勢或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隨著科技發展，沒有道德約束的恐怖份子越來越容易運用各種手段來製造恐怖，人類時刻處於他們的威脅之下。

恐怖主義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懼來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類普世價值的，要達到的目的是邪惡的。這些核心理念與共產主義同根同源。可以說，共產邪惡因素為那些恐怖主義分子提供了深層的邪惡價值的支撐點，為他們提供了土壤和溫床。

恐怖主義最大的犧牲群體往往都是那些產生恐怖份子的人群和國家，雖然見諸報端的常常是恐怖份子對西方的襲擊，而被極端伊斯蘭恐怖份子殘殺的最大犧牲群體卻是穆斯林。這一點同共產主義殘殺的一億多人幾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謂同出一轍。

恐怖主義帶來了暴力、仇恨、殘殺、恐懼、廢墟和悲劇，其受害者是全人類。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密不可分。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同時又扶持了其他形式的恐怖主義，因此，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恐怖主義相比，共產主義才是對人類的根本威脅。不把恐怖主義的毒根拔掉，世無寧日。認清共產邪靈是人世間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邊，走回神為人留下的傳統的正路，邪靈才無法利用人類達到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第十六章 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上）（下）

目錄

前言

1.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3）生態馬克思主義

4）生態社會主義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6）生態恐怖主義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2.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1）科學「共識」的歷史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

前言

地球是人類的生存環境，為人類提供了食物、各種生存資源與發展條件，讓人類繁衍生息，綿延數千年。

人類與自然環境密切互動，中西方傳統文化都強調人與自然的良性共生關係。一方面，「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1]即天創造萬物的目的是為了養活人，萬物可以被人類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動維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西方傳統文化認為，自然環境是創世主恩賜給人類並交給人管理的，因此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當珍惜並善加利用。在中國傳統文化裡，講究的是萬事萬物的均衡發展，互不相害。《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對環境的保護。據史料記載，大禹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2]曾子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3]這些都表現了取物有節、珍惜、保護生態的思想。

近現代工業革命後，工業污染對自然生態造成了破壞，讓人們開始重視環境問題。實行各種相關法令與保護措施之後，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環境大為改善。在此過程中，人的環保意識大為增強，他們對自然的愛護和改善環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這裡需要區分幾個概念：環境保護、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環境保護，顧名思義，就是對環境的保護。自從有了人類文明，就有了人類對環境的保護。這種環保活動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環保運動是針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其主體是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媒體攻勢和複雜巧妙的政治運作，改變有關環境的政策及大眾心理和行為習慣。環境保護主義，簡稱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又譯環境主義），是一種強調保護環境、人和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的來源與共產主義並不相同，但共產邪靈善於綁架群眾運動、操縱和利用社會形勢，因此從現代環境保護主義出現之初，共產邪靈就系統安排了對其的綁架和利用。

當今世界範圍內的環保主義背後的因素極其複雜。它用動人的說辭、利用人們善良美好的願望，掀起了一場席捲全球的政治運動。參與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義感、真正關懷人類前途命運的人。但這場運動背後的因素卻是共產邪靈，它利用環保的道德制高點來推進自己的圖謀。在這場運動中，環保被高度政治化、極端化甚至宗教化﹔傳統的道德基礎被忘卻，誤導性宣傳甚至各種強制性的政治手腕成為主導因素。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本文將著重探討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哪些聯繫，環保主義如何被劫持、變形，以及它將帶來何種影響。

1.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為了最終毀滅人類，共產邪靈做了多方面的周密準備。共產主義發端於歐洲，又發動暴力革命在東方的兩個大國──俄國和中國──掌權，共產陣營和西方社會在冷戰中長期對峙。在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垮台後，共產邪靈企圖啟動在東西方社會同時布置的共產主義因素，建立管控嚴密的全球政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邪靈必須製造或利用一個足以威脅全人類的「敵人」，恐嚇人類讓渡個人自由和民族國家的主權。製造全球性的對環境和生態災難的恐慌可以說是其一個必然的選擇。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環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與共產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具體而言，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理論醞釀期，這一階段可以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個地球日（Earth Day）。在這個階段初期，馬克思及其門徒沒有把環保主義作為其理論論述的重點，但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觀點天然地與環保主義的主要傾向相吻合。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是跟自然（即環境）相對立的。馬克思的門徒造了「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環保主義在某些學科內部悄悄醞釀。在這個階段的最後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兩本暢銷書《寂靜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彈》（1968）在美國登場，環保主義借「環境保護」概念進入公眾視野。

第二個階段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是1970年舉行的第一個地球日活動。1972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斯德哥爾摩環境大會。這個階段各種組織迅速產生，各種活動增多，在美國、歐洲都進行了規模不等的宣傳、抗議、「科研」、立法、會議等攻勢。從宏觀上來說，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是西方內部共產邪靈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閱兵，它們以民權運動、和平反戰運動的名義登上政治和社會舞台，但共產主義因素數量巨大，來勢洶洶，它們迅速蔓延到女權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等不同類型的反資本主義戰爭當中。70年代以後，反越戰運動退潮，共產主義因素一部分進入體制內，發起「體制內長征」，另一部分充實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當中，這是環保主義勢力高漲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環保主義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運動的主力──嬉皮士們。事實上，共產邪靈正在加緊準備在兩大陣營的對峙結束之後，用環保主義的旗幟重新包裝自己，在全球範圍內掀起另一個不叫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高潮。

第三個階段開始於冷戰結束的前夜。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下文將使用該機構簡稱IPCC）成立，「全球暖化」這個概念開始進入政治領域。[4]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莫斯科曾經召開國際環境會議，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發言中倡議建立國際環境監測系統，簽署建立「環境保護特區」的盟約、支持聯合國環境方案，並在巴西召開後續的環境會議。[5]我們隨後看到，西方環保主義者對這些提議幾乎照單全收。美國政界要人發表公開信《致全球暖化論的懷疑者》，「全球暖化」成為這個階段環保主義者（其領頭人是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給人類塑造的主要敵人。利用環境保護藉口進行的宣傳驟然升級，環境立法、環境公約數量迅速增多、規模加大，環保主義成為限制各國公民自由、剝奪民族國家主權、限制打擊西方自由社會的主要工具。冷戰結束後，蘇聯東歐前共產黨人、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和同路人紛紛改弦更張，加入環境保護運動，環保主義和環境運動驟然升溫，變得聲勢浩大，同時具有了更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在東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來，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像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於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同理，自然環境也是神給人創造的，人有愛護自然環境的義務﹔自然環境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眼裡，人的生命並沒有這樣的特殊之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斷言：「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6]既然這樣，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質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與動物、植物沒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護自然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國化學家、馬克思的同事李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關於有機化學的著作中，抨擊英國農民使用進口鳥糞作為肥料。英國農業受益於鳥糞這種高效的肥料，作物產量大增。到19世紀中期，英國人的食物來源充足，質量上乘。鳥糞生意使各國商人、英國農民、英國大眾等多個方面同時受益。李貝希為什麼要譴責這種做法呢？他的「道德義憤」出於四個理由：第一，搜集鳥糞過程中會對大自然造成破壞﹔第二，商人用低工資剝削了工人﹔第三，糧食豐產，刺激了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糧食，這超過了自然能夠承受的範圍﹔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著更多的糞便和垃圾。[7]

當時正在埋頭撰寫《資本論》的馬克思仔細研讀了李貝希的作品，他稱讚後者「從自然科學的視角發現了現代農業的負面即毀滅性的一面」。[8]同李貝希一樣，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資源創造財富的努力都看成惡性循環，他的結論是「理性的農業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寧及其布爾甚維克在俄國發動政變後，迅速頒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礦產、動植物資源收歸國有，不准人民擅自開發利用。[10]

美國作家布萊恩‧薩斯曼在《生態暴政》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列寧的思路和今天的環保主義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沒人有權利從自然資源中獲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鯨魚、蝸牛還是氣候，所有理論的基礎都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即這種獲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儘快阻止，會最終毀了這個星球。」[11]

這場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涉及了為數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媒體人等，我們這裡無暇一一列舉其思想言論和所作所為，但有一個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聯合國環境署的創辦人、籌辦了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加拿大人莫裡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親共記者、在中國度過餘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裡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響，他將自己描述為「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方法論上是資本家」。有人認為斯特朗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權力追求者」，「他的觀點與最激進的環保主義街頭抗議者一樣激進，但他沒有在全球會議上對警察設置的路障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而是在會場內部以秘書長的身份揮舞著主持會議的木槌。」[12]斯特朗領導的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如出一轍：「土地私有權是積累財富的主要工具，有助於導向社會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權的公有是必須的。」[13]莫裡斯‧斯特朗退休後選擇在北京定居，於2015年去世。

已故前蘇聯問題專家、對「謠言戰」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蘭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寫道：「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攻擊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護環境這個藉口，實行一系列破壞已開發國家工業基礎的措施。它還可以通過降低（已開發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產主義價值觀來實現搗亂的目的。」[14]事實上，環保主義思想不僅僅來自於前共產陣營。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自由世界內部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環保主義的各種學派、團體、運動、政策，很多都與共產主義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將舉例加以說明。

3）生態馬克思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提出生態概念的英國人雷‧蘭克斯特（Ray Lankester）和亞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費邊主義者（費邊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蘭克斯特是動物學家，是馬克思的年輕朋友。在馬克思晚年時，蘭克斯特是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參加馬克思葬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蘭克斯特曾寫信給馬克思，稱他正「以極大的樂趣和受益」了解後者「在『資本論』方面的偉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國最重要的植物生態學家，「生態系統」（ecosystem）這個詞就是他造出來的，是「英國生態學會」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倫敦大學學院上學時，深受蘭克斯特的影響。[15]

從蘭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當然，生態學與環保主義並非一回事。生態學研究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環保主義特別關注生態災難。不過，生態學能夠為如何界定生態災難提供理論基礎，與環保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繫。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就是從生態學衍生出來的。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態危機概念﹔擴展了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產與環境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危機、雙重矛盾理論。用理論性的論述來說，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被稱為第一個矛盾﹔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為一個整體與生產條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就是第二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第二個矛盾導致生態危機。[16]

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實踐表明，資本主義並沒有按照馬克思所描繪的因為經濟危機而走向滅亡，反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於是，第二個危機──生態危機，就成了共產主義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學者們給環保運動尋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更是為環保主義的激進化推波助瀾。

4）生態社會主義

顧名思義，生態社會主義就是把生態學和社會主義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所以，又被人戱稱為「西瓜」──外面是綠的，中間是紅的，或者「紅綠幫」（Red Greens）──把社會主義的一些典型訴求，比如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態學中，明確地要用環保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最能表現生態社會主義立場的，就是2001年由喬爾‧柯維爾（Joel Kovel）和麥可‧洛威（Michael Lowy）發布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維爾曾尋求2000年美國綠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沒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第四國際」（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員。宣言稱，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必將被生態社會主義代替。在他們看來，生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分支或者派別，而是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維爾出版了新書《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詳細闡述了他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提出尖銳批評，主張用更激進的新方向來改變現狀。[18]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當環保主義進入政治，就產生了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稱為生態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國成立的綠黨，就是綠色政治的產物。通過參與地方和國家選舉，企圖進入決策圈來實施其理念。綠色政治的範圍通常並不完全局限於環保，而是摻入了社會公正、女權主義、草根民主、反戰與和平主義等。「全球綠黨（Global Greens）」就是這些綠黨形成的一個國際組織，2001年發布了《全球綠色憲章》，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打著平等的口號，甚至要把人與動物平等看待。[19]

由於環保主義常常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導，再加上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後，許多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殘留力量開始組建綠黨或者加入現存的綠黨，使得綠黨中很多人都在意識形態上偏左，所以出現了一個詞叫「綠左」（Green Left）。

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蘇聯解體後曾想復出政壇，但極不順利，於是變身為環保主義者，發起成立了「國際綠十字會」（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顯然，戈巴契夫會把共產主義因素帶入他的環保事業，言辭之間總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環境災難的意味。[20]

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直接參與環保運動的也不少。澳大利亞的「綠色禁令」運動（Green Ban）的發起人之一傑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成員，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全國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個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寧誕辰100周年。是巧合嗎？也許。但是在左派主導環保運動的情況下，很多人相信這不是巧合。

6）生態恐怖主義

環保主義受左派影響，從一開始就比較激進。它有許多激進的分支，包括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激進的，比較廣為人知的組織包括「地球優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陣線」（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團體，它們採用直接行動以阻止破壞環境的行為（比如放置炸彈和縱火），被稱為生態恐怖主義（Eco-Terrorism）。

「地球優先！」興起於1979年，口號是「保衛地球母親，絕不妥協！」（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針對伐木、水壩建設等項目採取直接行動。一個著名的做法就是採用「樹坐」──坐在樹底下或者爬到樹上──來阻止伐木。「地球優先！」的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員，包括具有左派分子、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進的成員發起了一個叫「地球解放陣線」的分支，手段則是縱火。2000年底，美國長島上的9棟豪華別墅，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因為它們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園中。地球解放陣線，這個臭名昭著的環保恐怖組織，像往常一樣，縱火後理直氣壯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燒（If you build it,we』ll burn it!）」的標語。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陣線」是美國最大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數千萬美元的財產損失。[22]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超過普通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上的觀點分歧。共產邪靈用「恨」的因素使環保主義者變成和恐怖份子無異的環保恐怖份子。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綠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環保組織，在40個國家都有辦公室，年收入超過3.5億美元。「綠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環保組織之一。

綠色和平的共同創辦人、1977年離開綠色和平的保羅‧沃森（Paul Watson）曾說過，「大衛‧麥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綠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訣就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的秘訣：無所謂什麼是真的，有所謂的是人們認為是真的……媒體說你是什麼樣，你就是什麼樣。綠色和平成為神話，成為了產生神話的機器。」[23]

派翠克‧摩爾（Patrick Moore）也曾經是綠色和平環保組織的一位共同創建人，曾經非常投入地致力於環保事業。他後來辭去了「綠色和平」的職務，因為他發現這個組織政治上已經急轉彎到了左派，[24]演變成一個極端主義和具有政治議程的組織，比如對廣泛的工業化學品都懷有敵意，其政策是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學。[25]

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是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激進環保組織的策略。在這一點上激進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綠色和平」成員因為爬入英國一家燃煤發電廠搞破壞，造成了大約3萬英鎊的財產損失而被起訴。他們承認試圖關閉電廠，但他們聲稱這樣做是為了阻止更大的損失（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氣候災難）。法庭最後認同他們的行為無罪。此前「綠色和平」已經有過許多類似的法庭勝訴記錄，包括破壞核電廠、汽車公司甚至噴氣戰鬥機製造廠等等。[26]許多有識之士擔憂，照此邏輯，合法與非法界還有界限嗎？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烏托邦的邪說把殺人放火、搶劫財產合法化﹔披上綠色環保外衣的共產主義變種則鼓吹環境災難，以此變異人的價值觀。上例中「綠色和平」成員成功說服陪審團接受其犯罪動機的「正當性」，正反映大面積人群受到蠱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說。讓人拋棄神定下的普世價值，正是魔鬼毀人的手段。

2.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氣候變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圍繞這個話題的公眾爭論也異常熱烈，無論是媒體、公眾還是政治圈，都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最常見的說法是「由於人類排放溫室氣體造成了全球變暖，並將導致危險的氣候災難」。同時強調這一結論是科學家的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學定論（settled sience）。在一些環境主義信徒眼中，反對這一結論的不但是「反科學」，也是「反人類」。前述破壞電廠的「綠色和平」成員之所以被判無罪，就是因為請到了鼓吹這種「共識」的知名專家為其提供證詞，聲稱電廠每天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將導致多達400個物種被滅絕等等。

科學界真的達成共識了嗎？美國科學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學院大氣科學教授理察‧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氣候科學還沒有定論」。[27]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教授史蒂夫‧庫寧（Steven Koonin）也撰文說「氣候科學尚無定論：我們遠未具備足夠的知識來制定好的氣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讀者，「公眾基本上對氣候科學界內的激烈爭論毫無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國家實驗室的會議上我觀察到超過100名來自政府或者大學的研究者互相爭辯，試圖努力把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從自然的氣候變化中區分開﹔他們爭論一些絕非無足輕重，而是我們﹝對氣候的﹞根本認識方面的問題，比如明顯的卻出乎意外的過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減緩。」[29]

總的來說，地球表面溫度自1880年以來總體上有所上升，人類正在向大氣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對地球有升溫作用──科學家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沒有什麼異議。然而，最重要的問題，也是科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是：變暖是由人類活動的原因主導還是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紀末地球將變暖多少？人類有能力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嗎？變暖是否會造成「災難」？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科學界似乎確實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共識」或者形成了某種「定論」：因為反對「共識」的聲音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媒體和學術期刊上。

前美國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學家麥可‧格裡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國家公共廣播（NPR）的採訪時說：「我毫不懷疑全球變暖的趨勢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去假定它是一個問題，就等於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氣候的狀態是​​最佳氣候，是我們可能擁有或曾經擁有的最佳氣候，我們需要採取措施確保它不會改變。」[30]

他進一步解釋道，「首先，我不認為人有能力確保氣候不會改變，數百萬年的歷史顯示氣候不斷在變化﹔其次，我想我會問哪些人──在哪裡和何時──被賦予特權，來決定我們今天的這種特定氣候、現在的氣候是所有其他人﹝認為﹞的最佳氣候。我認為這對人們來說是一個相當傲慢的立場。」[31]

他雖然試圖表達科學應該採取謙遜的立場，但馬上遭到媒體和一些氣候科學家的強烈指責，甚至說他的言論顯示了「傲慢」的態度。第二天他在強大壓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過去幾個月之後，他在另一次受訪時評論道：「我個人認為人們在氣候變化的討論中已經走得過分了，以至於從技術層面討論這個話題簡直是不合法的。它幾乎獲得了宗教地位，我覺得這令人遺憾。」他對「科學共識」的看法揭示出氣候問題上的所謂「共識」，其實不是科學過程。他認為科學向前發展是爭論的結果：「你建立一個理論，發布你的數據，完善你的概念，然後別人駁倒它，或嘗試駁倒──這是科學共識的發展方式。」[33]很顯然，千方百計阻止科學爭論，其本身就是違背科學精神的。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院士、前歐洲中尺度天氣預報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頓（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變暖政策論壇（GWPF）學術諮詢委員會（一個挑戰氣候變暖理論的智庫）後，由於其在專業領域中卓著的聲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關注和巨大壓力。兩週後他被迫辭職。他在辭職信中解釋道：「巨大的集體壓力」使他「開始擔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們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聯合作者」等等。「在氣象學這樣一個原本諧和的圈子裡，我永遠料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顯然它近年來已經發生了轉變。」[34]伯格斯頓的觀察是對的，「近年來發生的轉變」是該學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縱的結果。

事實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科學共識，已經把一種氣候變化理論變成了教條。它也是當代環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信條，不能容忍任何挑戰。接受信條的科學家、媒體與環境主義活動家共同渲染災難和恐懼。這個教條是環境主義背後的魔鬼恐嚇人類、使人聽其擺布的重要工具。圍繞這個教條的建立和鞏固過程，我們也不斷看到共產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騙」和「鬥」的基因。

1）科學「共識」的歷史

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它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大約每隔五年評估已有的科學研究並發布氣候變化問題的權威聲明，建立氣候問題上的「科學共識」，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35]報告中列出了包括領銜作者、參與作者和評審專家的數千人名單。從此，報告結論就常常被說成是全世界數千名頂尖科學家的「共識」。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文簡稱框架公約）聲明，要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注意聲明首先已經暗含了假設：氣候變化主要是人類引起的，並且會造成危險）。隨後，IPCC被賦予一項任務：鑑定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以及氣候變化對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危害。[36]框架公約聲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設是人類為造成危險氣候的元兇，這就等於給IPCC的「鑑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氣候變化不會造成危險，或者不是人類造成的，那麼就不需要制定什麼政策，為政策制定而設立的IPCC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衝突」也局限了IPCC的關注方向。[37]

結合以上歷史來看，就不難理解圍繞IPCC共識的建立過程發生的以下事件：

a）IPCC報告刪除不確定性陳述

IPCC第二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1995年）發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弗雷德裡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貝。塞茨博士發現在評審科學家審核通過之後和印刷之前，文本進行了大幅改動，有關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影響不確定性的描述都被刪除。塞茨博士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道：「在我作為美國科學界成員的六十多年裡，包括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和美國物理學會會長期間，我從未見過同行評審過程比這更令人不安的腐敗。」[38]被刪除的文字包括：

「沒有研究證據明確表明我們可以將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具體原因歸結為溫室氣體增加。」

「到目前為止，沒有研究將迄今為止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全部或部分歸因於人為造成的原因。」

「在氣候系統總體自然變率的不確定性降低之前，任何聲稱檢測到重大氣候變化的主張都可能存在爭議。」

雖然IPCC後來宣稱所有改動都經過相關作者同意，但這種改動至少暴露了報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評估報告並不進行原創研究，它主要是總結現有的研究。由於現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觀點，為了達成既定的「共識」，報告在最終結論中抹去了異議。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類對全球氣候產生了可分辨的影響。」隨後的10月版本變成：「人類增加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對過去50年中觀測到的變暖有顯著作用。」然後在最後的官方總結中，語氣更加強硬：「過去50年觀察到的大部分變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達90%﹞是由於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引起的。」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發言人被問到有關這些措辭變化的科學依據時，他的回答很誠實：「沒有新科學﹝發現﹞，但科學家們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確而強烈的信息。」[39]

簡而言之，框架公約給IPCC布置了有明確答案的家庭作業，IPCC按照要求遞交「滿意」的答卷。

b）IPCC報告強化「災難共識」

法國巴斯德學院的教授保羅‧瑞特爾（Paul Reiter）是一位瘧疾和其他昆蟲傳染病方面的權威，由於不同意IPCC的報告，他不得不威脅要對IPCC發起法律訴訟，才把自己的名字從所謂支持IPCC報告的「2000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作者名單中拿掉。他說：「IPCC（報告）看起來好像是所有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說：「辯論中令人痛苦的是，這種虛假的『科學』在公共論壇上得到了有影響力的『專家』小組的認可。我這裡特別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每五年，這個聯合國組織就氣候變化的各個方面發表『世界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除了遴選科學家的過程令人生疑之外，這種共識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學的。」[41]

環保主義者一直宣傳瘧疾等昆蟲傳染病將隨著氣候變暖而肆虐。這也是IPCC的主要論調。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報導，「根據聯合國報告稱，全球變暖將使數百萬人面臨瘧疾和登革熱的風險。」[42]但瑞特爾教授不接受氣候變暖和傳染病擴散的簡單聯繫。

他指出，瘧疾肆虐並不局限於熱帶。大規模的瘧疾爆發是在上世紀20年代的前蘇聯，甚至北極圈附近的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都有3萬瘧疾病例，造成了上萬人死亡。[43]根據《自然》雜誌2011年的一篇報導，科學家發現蚊子在溫度升高的時候其瘧疾傳染性反而會降低。[44]這證實了瑞特爾教授的立場。

另一位科學家退出IPCC的經歷也表明，後者的「災難共識」成為其運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國海洋大氣局颶風研究專家克利斯朵夫‧蘭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開信中說：「我認為這一過程既受到預先設想的議程的推動，又受到不健全科學的影響。」他懇請IPCC確認該報告將堅持科學而非故意危言聳聽。[45]

蘭德西對於颶風與氣候變化關係的認識與所在小組的領銜作者（颶風研究非其專長）有分歧，後者不顧事實地強調氣候變暖會引起更強烈的颶風。蘭德西指出過去的研究表明，從歷史記錄上看不出這種聯繫，從理論上說，即使有聯繫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馬州大學的地球科學家大衛‧德明（David Deming）因為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歷史溫度資料，而被「共識」理論提倡者視為同道。一次IPCC領銜作者之一發電子郵件給他：「我們應該﹝從歷史記錄曲線中﹞抹掉中世紀溫暖。」[46]中世紀溫暖指的是大約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區的氣候變暖時期，在氣候變化歷史曲線中抹掉這一變暖現象可以凸顯當今的變暖是「前所未有」的。

諸如此類的事件很多。美國競爭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裡斯多夫‧霍爾納（Christopher C.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熱的謊言》（Red Hot Lies）中列舉了原IPCC作者反對IPCC結論或者其政治化運作的許多專家。[47]他們對IPCC的所謂「共識」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質疑和挑戰，可悲的是，在現在的學術和媒體環境下，他們的聲音被無情地邊緣化了。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共識」的確立和鞏固，是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操控人類，放大災難意識以幫助其變異人類價值觀，並最終在人間建立超級政府，推行共產主義的主要步驟。這一步驟主要是在科學界完成的，但是同時也藉助了媒體、政府和學術機構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學家不管其學術聲望有多高，一旦公開表達對所謂「共識」教條的懷疑，馬上就會面臨來自同行以及所在學術機構的巨大壓力，逼迫其就範。在共產極權社會中生活過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只不過那些受到壓力的人質疑的是共產黨的教條。

大衛‧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國知名環保活動家、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主席。但當他公開表示不相信全球變暖理論的「共識」教條之後，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發表聲明表示不滿。[48]隨後他不再擔任下一屆基金會主席，從前尊敬他的環境主義者轉而認為他智力有問題，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錢。[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蘭皇家氣象學會的主席，由於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沒有支持「共識」的教條，他被解除了職務。類似的，世界氣象組織官員阿克塞‧溫尼爾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員誣衊為「工業界的工具」﹔義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蘇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東尼奧‧斯派蘭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們質疑氣候變暖理論之後，再也沒能力獲得研究基金。[50]

美國州氣候學家協會的前任主席、維吉尼亞大學氣候學家麥可斯（Patrick J.Michaels）在其著作《氣候之極端：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全球變暖科學》中列舉了許多環保主義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壓制科學異議達到「共識」的例子。由於他堅持氣候不會導致災難，這種樂觀立場和「共識」教條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長告知不能以州氣候學家的身份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發言。他最終選擇了辭職。另一位州氣候學家、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喬治‧泰勒遇到了同樣的麻煩，泰勒最終被迫辭職。前德拉瓦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萊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德拉瓦的州氣候學家，同樣地他也被州長告知，不能在全球變暖問題上以州氣候學家的身份發言。華盛頓州的氣候學家助理馬克‧奧爾布萊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魷魚，因為儘管被老闆警告，他還是向詢問的新聞記者和本州公民用電子郵件發送了關於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記錄，而不是挑選其中（看起來顯示氣候變暖）的部分記錄。[51]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爭論的焦點是氣候學家的專長領域──氣候科學問題而不是州的政策問題。在共產國家裡，政治粗暴干涉科學的情形不少見﹔在西方國家裡，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學術自由。

對「共識」教條有所懷疑的學術研究很少見諸學術期刊，這一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麥可斯教授在1990年英國四頻道的電影《溫室陰謀》中談到：一個人的觀點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會有麻煩。他的論文被不止一家學術期刊拒絕發表，他曾經向學術期刊編輯詢問為什麼，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論文必須通過比別的論文更高的評審標準。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報告，當時的認識是：全球變暖的幅度「和氣候自然變化相當」。所以麥可斯的觀點雖然和其他許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異端」。但是建立「共識」的目標早已經定下，魔鬼指揮各方面朝目標努力。

政府資金的傾斜對「共識」的形成與鞏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類引起全球變暖並會帶來災難的假說把氣候變化研究推到了為決策者提供諮詢的地位，因此支持這一假說的研究自然就會獲得大量的科研資金，相應的大量學術文章也會被發表。反過來講這也阻礙了科學家向其他可能的方向進行探索和研究。美國颶風研究先驅比爾‧格雷（Bill Gray）教授由於對氣候理論「共識」教條的批評，突然發現他的颶風研究項目基金申請計劃接連被拒，原因是：他提議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點。[52]

2008年3月許多懷疑氣候問題「共識」教條的科學家們在紐約開了一次學術交流會。這些科學家們表示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約而同遇到各種障礙。前美國氣象學會主席、氣象專家約瑟夫‧達理奧（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來參加這次會議，因為害怕被解僱。他認為「氣候學、氣象學和相關科學『沉默的大多數』科學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謂的『共識』立場」。[53]

前喬治亞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科學學院院長朱迪斯‧庫裡（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參議院作證中談到，一位受僱於NASA的科學家告訴她：「我參加了美國宇航局相關機構科學家的一次小型會議，我們的高級經理表示，他的NASA老闆說，我們不應該試圖發布與當前全球變暖論調相反的論文，因為他（美國宇航局的老闆）很頭痛將不得不反擊﹝由此引發的﹞『令人反感的』輿論。」[54]庫裡教授（Judith Curry）在證詞中揭示，「氣候科學家在氣候辯論中表達不確定性或某種程度的懷疑，就被歸類為『否認者』﹝來自於納粹主義者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否認﹞或『販賣懷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業界的資助）。其動機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或者因為受到化石燃料行業的資助。我自己就因為公開討論IPCC如何對待不確定性的問題，而被貼上背叛同事的『氣候異教徒』標籤。氣候科學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使他們屈服於所謂『共識』。這種壓力不僅來自政治家，還來自聯邦資助機構、大學和專業團體，以及作為綠色﹝環保主義﹞活動家和倡導者的科學家們。來自金錢、聲譽和權力的動力大大強化了這種共識。」[55]

庫裡教授是美國氣象學會院士，曾擔任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氣候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員。儘管她學術上成績卓著，也因為不願繼續承受壓力而選擇提前退休。由於她近年來挑戰IPCC的「共識」，被貼上各種污名標籤，如「系列氣候假信息發布者」、「反科學」、「否認者」等等，這不光來自媒體，也來自科學家、國會參議員。某國會議員甚至專門致信喬治亞理工學院院長質疑庫裡的動機。[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個原因是她覺得簡直無法告訴學生和博士後們應該如何在「氣候科學領域的瘋狂」中探索。[57]科羅拉多大學教授小羅傑‧皮爾克（Roger Pielke Jr.）曾經和庫裡教授在氣候變化問題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該校環境科學合作研究中心（CIRES），儘管他認同IPCC「共識」的大部分結論，但僅因為指出數據不支持颶風等極端氣候事件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面臨類似壓力。他最終轉行到科羅拉多大學的體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爾克教授指出，庫裡的經歷表明，「擁有終身教授職位也不能保證學術自由。」[59]無怪乎美國工程院院士、傑出的前NASA大氣科學家喬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後才宣布自己對「共識」教條的懷疑態度：「由於我不再隸屬於任何組織，也沒有接受任何資金，我現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說話……」她表示，「作為科學家我保持懷疑態度。」[60]

 

第十七章 全球化背後的共產主義黑手

目錄

前言

1.全球化與共產主義

2.經濟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1）全球化造成共產主義模式經濟體

2）全球化在不已開發國家製造共產主義溫床

3）全球化在已開發國家製造「貧富分化」，助長共產主義思潮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傳播共產主義

5）中共坐大，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社會主義的肌體

3.政治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1）利用聯合國擴張共產主義政治勢力

2）顛覆聯合國人權理念

3）利用全球化推進共產主義政治理念

4）世界政府的極權傾向

4.文化全球化成為變異思想的傳播器

1）文化全球化中邪靈敗壞傳統的機制

2）利用西方已開發國家輸出反傳統的變異文化

3）利用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傳播變異觀念

4）藉助聯合國組織和公約將變異觀念擴散全球

結語

*****

前言

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劇烈變動的時期。18世紀末開始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各個國家的國力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世界格局開始劇烈動盪，同時社會結構、思想和宗教領域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正統信仰式微，人類道德滑坡，社會失調，人的行為失范，共產主義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應劫而生的。

1917年俄國布爾甚維克革命以後，第三國際企圖把共產革命輸出到全球。美國共產黨於1919年成立，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產主義勢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發生的現象。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大蕭條，給共產主義注入動力，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紛紛左轉，蘇聯站穩了腳跟，中共趁機發展，十幾年後的1949年，中共篡奪了中國的政權。暴力的共產主義一度大行其道，蘇聯和中共一道挾持了數十個國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與西方世界形成對峙之勢。冷戰格局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

暴力共產主義的陰雲威脅全人類之時，西方自由世界的絕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產主義因素在自身內部潛滋暗長。且不說蘇聯的滲透，單是西方內部的各種變形的共產主義思潮、理念及共產主義分子、費邊社、社會民主黨人等等，已經以不同方式滲透進政府、企業界、教育文化界、各種社會團體當中。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同時興起，是魔鬼操縱下共產因素的一次總爆發。70年代以後，西方反叛青年發起「體制內長征」，企圖從內部侵蝕傳統文化，奪取社會體制的領導權。可悲的是，僅僅在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們就取得了令人心驚目眩的「成功」。

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有人歡呼「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終結」，有人擔憂「文明的衝突」，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共產主義正在以新的面目、打著新的旗號，迅速征服整個人類社會。

這個旗號，就是「全球化」。

隨著工業革命與科技的發展，不同國家間人口流動、經濟往來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尤其是今天，現代化的通訊、運輸工具、電腦、數字網路使得過去幾千年人類很難逾越的廣袤時空及地域變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變得很小，各國間的合作空前緊密，越來越融為一體。這種全球協作的加強，是技術發展、生產擴張、人口流動的自然結果。這是作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的全球化。

但是，還有一種全球化，是共產邪靈為了毀滅全人類而利用這個自然歷史過程的全球化的結果。這種邪靈操縱的全球化是本章將闡發揭示的內容。

共產邪靈操縱的全球化的實質是，集中所有共產國家和非共產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積累的邪惡變異因素，利用大規模的政治、經濟、金融、文化運作，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迅速推廣到全球，在短時間內摧毀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傳統文化的堡壘──這一人類賴以生存、能被神救贖的最後屏障。這是邪靈毀滅人類之前的最後一道準備工序。

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邪靈，是有生命的，其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共產邪靈並不固守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在條件允許時，邪靈甚至利用與通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反的政治經濟理論學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旗幟上往往寫著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團體的抗議。但這些左翼團體卻不知道，共產邪靈正在另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進行運作，經濟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紀議程（Agenda 21）、各種環保公約和國際公約，都成了邪靈控制和毀滅人類的順手工具。

共產邪靈操縱的全球化，又稱「全球主義（globalism）」，正在全球範圍內，沿著多條路線、以多種方式推進其計劃，在若干領域裡已經取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進展。為了論述的方便，本章將從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對全球化進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個方面，匯合而成「全球主義」的世俗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不同場合表現出不同的面貌，有時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實踐中，卻表現出與共產主義高度相似的特徵。它以無神論、唯物論為基礎，許諾給人帶來美好的烏托邦，一個富足、平等、沒有剝削、壓迫和歧視的地上天國，鼓吹和推動世界大政府。這種意識形態勢必排斥以信神、重德為基礎的各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近年來，日益明顯的是，這種意識形態以左派的「政治正確」、「社會正義」、「價值中立」、「絕對平均主義」為其具體內涵。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全球化。

各國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價值下奠定的傳統，而國家主權和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對民族承傳、民族自決、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強權和共產主義滲透起著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產邪靈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其消滅私有財產、消滅國家、消滅民族、消滅各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義正在起著破壞人類的傳統和道德、姑息縱容各種邪惡、滋養左派力量和共產主義全球擴散的惡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產主義根源、全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同構性，是一個棘手但又極端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1.全球化與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著作中沒有使用「全球化」這個概念，但是用了內涵十分接近的「世界歷史」一詞。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聲稱，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結果，必然產生數量巨大的無產階級，然後隨著席捲全球的無產階級革命，必將推翻資本主義而進入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1]馬克思寫道：「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業──共產主義一般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2]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的實現有賴於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採取共同行動，共產革命必然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

雖然列寧修改了馬克思的學說，提出可以在資本主義的薄弱一環（俄國）率先發動革命，但共產主義者從來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的理想。蘇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黨支部遍布六十多個國家。列寧說，共產國際的目標是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3]美國思想家G.‧愛德華‧格裡芬總結了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書中提出的共產主義全球革命的五個目標：

①混淆、瓦解並摧毀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勢力。

②把所有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體系。

③強迫已開發國家向不已開發國家提供長期的財政援助。

④將世界劃分為區域組織，作為建立世界政府的過渡環節。

⑤之後地區性的組織都可被一路帶入單一的世界無產階級專政。[4]

美國共產黨全國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Z.Foster）寫道：「共產主義世界將是一個統一的、有組織的世界。根據蘇聯的規劃，這個有組織世界的經濟體系將是一個偉大的組織。美國蘇維埃政府將成為這個世界政府的重要部分。」[5]從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福斯特，一直到最近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共產主義絕不滿足於在少數幾個國家掌權，共產主義思潮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征服全人類的野心。

馬克思預言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並沒有到來﹔他眼中垂死掙扎的資本主義反而一路高歌猛進，興旺發達，繁榮昌盛。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陣營的轟然解體，只留下了中共和幾個小兄弟，共產主義似乎已進入彌留之際。這表面上是自由世界的勝利。

但就在西方認為共產主義行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的時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思潮卻又在全世界風生水起。共產幽靈未死，它藏身在各種主義和運動背後，腐蝕、滲透，使共產理念及意識擴張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

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全球化看似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但共產邪靈的黑手在其演變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可以說，共產主義已成為全球化的指導思想之一。

二戰後，歐洲各國左翼力量不斷成長，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國際」包括了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政黨，這些政黨在各國執政，這種情形甚至蔓延至大部分歐洲國家。在這種大背景下，高福利、高稅收、國有化影響著整個歐洲。全球化導致美國的產業空心化，中產階級縮水，收入長期不增長，貧富分化，社會撕裂，這些都大大地推進了左派和社會主義在美國的成長，使得最近十幾年來全球政治光譜大幅左移。而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宣稱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分化，並藉助「反全球化」而迅速發展，成為抵制資本主義、呼喚社會主義的生力軍。

冷戰之後，共產邪靈藉助經濟全球化、經濟相互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削弱國家主權，破壞民族經濟基礎。其目的是充分調動人的貪婪本性，由西方金融財權實施財富大挪移，用人類幾百年積累的財富迅速催肥中共，再讓暴發的中共用金錢把各國的道德緊緊捆綁在無底線下滑的軌道上。

中共作為當今全世界共產主義勢力的龍頭老大，其經濟成長和力量的不斷增強，為各國的左翼和共產黨注入一劑劑的強心針。中共利用極權統治，破壞世界貿易規則，在全球化中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社會主義的肌體。中共經濟實力的爆發，又帶動了其政治和軍事野心，企圖在全世界輸出共產模式。所以，從全球範圍看，不管是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還是占盡全球化便宜的中共，都是在全球化的名義下崛起的。事實上，今天的世界現狀與史達林當年提出的目標已經非常接近。

2.經濟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經濟全球化是指上個世紀40∼50年代開始、70∼80年代成形、90年代大規模出現的國際資本流通、國際生產、貿易一體化，其主導推手是跨國機構及跨國公司，要求放開國家監控和管制，讓國際資本自由流通。從表面看是西方主導的，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展的途徑。不幸的是，全球化客觀上成了共產主義的播種機。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西方給中共瘋狂輸血，同時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共產主義極權經濟高度融合，互相依賴，讓西方在經濟利益面前，放棄道義良知和普世價值，而共產極權更是挾經濟實力在世界上步步緊逼，儼然共產主義將一統天下。

1）全球化造成共產主義模式經濟體

全球化把全球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型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也形成了大型國際組織、公約和規則。這表面看起來是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擴張，但實際上，已經在形成一個全球統一的經濟管控機制，可以對很多國家、產業發號施令，對很多國家和企業有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相當於在經濟領域形成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機制，也與上文所說的史達林的把所有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目標高度一致。國際金融組織建立後，也形成了已開發國家向不已開發國家提供長期經濟援助的現象，而這也正是史達林提出的第三個目標。

國際金融組織在經濟援助上往往對當事國經濟採取宏觀干預，手段是獨裁而單一的，不但強制而且不考慮當事國的情況，這在客觀上是在助長共產主義因素。對此，美國學者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總結道：「世界性的金融組織大力推進了第三世界經濟的國有化，並且增強了對貧困者的政治和官僚統治。」[6]

從另一方面看，經濟全球化創造了全球性的經濟體，形成越來越趨同的消費傾向與統一的產銷機制，小企業尤其傳統手工藝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很多民族產業和小企業被全球化浪潮衝垮，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自由生產的條件和可能性，落後國家往往成為產業鏈的一個環節，這樣導致了國家經濟主權的弱化和國家在全球化經濟體面前的失敗。一個國家往往因為赤字和利息的支出變成國際債務的奴隸。這實質上是在瓦解自由資本主義的基礎。

2）全球化在不已開發國家製造共產主義溫床

中美洲的小國牙買加，在開放市場之後，廉價牛奶大量湧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當地的奶農成為了犧牲品，他們的牛奶根本無法與進口牛奶競爭，於是當地奶農紛紛破產。墨西哥曾經吸引了很多製造業，不過都是低端產業。當中國加入WTO之後，製造業就一窩蜂從墨西哥轉移到中國去了，完全沒有高端技術的墨西哥成了犧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礦產資源，外國資本大量湧入之後，把資源開採出來運走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收益甚微，而且外來資本腐蝕了政府官員。全球化宣稱要帶去民主，卻造成了腐敗的獨裁政權。事實上，非洲的貧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據世界銀行2015年的資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人口增加了900萬，每天有4.13億人的生活費不到1.90美元。[7]在人們記憶猶新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泰國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統開放給國際資本，迎來了暫時的繁榮。但是，當賺得盆滿缽滿的國際資本一撤走，泰國整個國家經濟停擺，甚至還波及了周邊諸多鄰國，後果十分嚴重。

通訊和交通技術的發展，把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全球化聽起來是服務於這個「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把經濟成果和民主價值推廣到整個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講席教授丹尼‧羅德裡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發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論，論證了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民主政治、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這三個目標。[8]這是全球化的內傷，也是共產邪靈能夠鑽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變成了邪靈的工具。

很顯然，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和機會仍然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人為地加劇了不平等，沒能提供解決貧困的長期措施，同時削弱了國家主權，造成地區動盪。全球化過程製造出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樣的階級對立的角色。全球化帶來的「壓迫」、「剝削」、「不平等」、「貧困」，正是左翼利用來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這種「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鬥爭和反抗，是共產主義的經典套路。共產主義的財富平均主義與鬥爭意識也隨著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擴散。

3）全球化在已開發國家製造「貧富分化」，助長共產主義思潮

大量產業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國家的中下層在產業領域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成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國為例，大量資本和技術流向中國，製造業大量流失，產業空心化，失業率攀升。從2000年到2011年，美國有570萬製造業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廠關門。[9]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三十年來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窮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周在工作或尋找工作，但收入仍低於官方貧困水準的人。2016年美國有760萬這樣的「工作的窮人」。[10]

貧富分化是共產主義滋生的土壤。經濟的困境，不會只限於經濟這個領域，會擴散到社會的各個方面。要求解決收入不平等、要求「社會公正」，導致社會主義思潮洶湧，也極大地影響著其他要求平等權利的運動，同時也人為地造成了對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會導致更多的貧窮，惡性循環。美國在2000年之後，政治光譜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總統大選時，社會主義的呼聲不斷高漲，黨派利益的對立加劇，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已開發國家造成的後果。反過來看，西方民主社會陷入的麻煩越大，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勢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傳播共產主義

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就是「反全球化」運動。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圖發生的針對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的大型暴力抗議，就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爆發。2001年的三次大型國際會議（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國家組織會議、瑞典哥德堡歐盟峰會以及義大利熱那亞八國集團峰會）都遭到「反全球化」的遊行抗議，2002年在義大利佛羅倫斯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百萬人「反全球化」大遊行。

全球化滋生出來的「反全球化」運動的參與者成分複雜，其中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參與者，包括工會組織、環保主義者（也是被共產主義廣泛滲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勢群體。可以說「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發左翼勢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種全球運動，成立了諸多的國際組織，借著全球化的「東風」，把左翼和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全世界。這使得人們不管擁護還是反對全球化，都成為共產邪靈達到其目標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社會主義的肌體

很多學者在評價全球化成敗的時候，常常舉出的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國。中國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處，在短時間內躥升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很多人認為其取代美國的地位指日可待。

與墨西哥那種只是引進低端製造業的模式不同，中共從一開始就醞釀了極大的野心，就是要獲得西方最先進的技術，最後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進國家與其合資辦企業，強制要求先進國家轉讓核心技術換市場，使用各種手段，從明目張胆強制轉讓到駭客盜取技術。中共獲得技術之後，利用自己的製造業優勢，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稅補貼，將廉價生產的產品傾銷到世界各國，用低於成本的價格打垮所有的競爭者，嚴重擾亂自由市場秩序。

與其他那些放開國內市場的不已開發國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利用其遊戲規則卻不遵循遊戲規則，利用全球化把產品傾銷到國外，卻對國內市場設置重重壁壘，以破壞規則的方式來賺取全世界的財富。中國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業根本不對外開放，使中共占盡全球經濟好處而不履行義務。

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西方社會對中共的人權迫害聽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權的時候，國際社會卻將千萬恩寵集於中共一身。

中國社會的道德全面淪喪，在全球化中得以壯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擴張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貿易規則衝擊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這樣以規則破壞者的角色來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處。全球化實際上就是給中共輸血，讓瀕死的共產勢力死灰復燃。共產邪靈操縱全球化的一個隱藏目的就是通過財富大挪移給中共輸血，讓中共在人權迫害最嚴重、道德最壞的時候暴富起來。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過程、給中共政權提供合法性的過程。當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社會主義的肌體，並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後，極大地增強了對共產極權的信心，進一步擴張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讓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和左翼人士興奮不已。這也正是共產邪靈在幕後的安排。

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共也加強對世界經濟組織的滲透，包括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中共官員出任這些組織的重要職位時，積極推動這些組織與中共的合作，為中共的圖謀背書、為中共的政策辯護。

中共不斷利用國際經濟組織貫徹自己的經濟意圖和行事規則。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縱那些經濟組織，必定會給世界政治經濟帶來巨大災難。

以上只是羅列了幾個經濟全球化被共產邪靈利用來推廣繁殖共產主義的例子。由於通訊和交通技術的發展，人類的經濟活動總會超越國界，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被共產邪靈鑽了空子，把全球化變成了魔鬼統治世界的跳板，現在是人類深刻警覺並採取緊急行動的時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產因素剝離掉，回歸一個首先確保國家主權和人民福祉的經濟發展模式。

3.政治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在全球化過程中，政治層面的表現是各國加強政治合作，出現各種新的國際組織，制定各種政治議程和國際條約，限制國家主權，把主權國家的權力逐漸讓渡給國際組織。這種具有超越國界管轄權的國際機構、規則和管控方式出現後，開始對世界各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滲透，管理權力向某種類似全球政府的國際機構集中，有演變為「世界大政府」的趨勢。它侵蝕了國家主權，削弱了人類社會的傳統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壞了傳統文化，顛覆了正常的國際規則，正在以漸進的方式推進共產邪靈的圖謀。

在此過程中，共產邪靈一直在推動和利用國際組織擴張共產勢力，把共產黨的鬥爭哲學、變異的人權和自由理念推廣到全球，在全球範圍內推行社會主義理念，進行財富再分配，並試圖建立一個全球政府，把人類帶向極權與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聯合國擴張共產主義政治勢力

二戰結束後成立的聯合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當初是為了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協調。作為一個超國家概念，聯合國符合了共產主義消滅國家的目的，因此成為共產邪靈覬覦的對像，被利用來充分擴張共產主義勢力。聯合國從一開始就成為了蘇聯所主導的共產陣營利用的工具，變成了共產黨大展身手、推動共產主義「世界政府」的舞台。

在聯合國成立並起草憲章時，當時的蘇聯是發起國及其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憲章的起草者、聯合國憲章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秘書長、羅斯福的重要顧問、美國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是蘇聯間諜。[11]聯合國憲章和公約隱藏的對共產政權有利的「後門」跟這有很大關係。

聯合國很多重要機構的負責人是共產黨人或共產主義的同路人。多任聯合國秘書長都是社會主義者，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如第一任選舉產生的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會主義者，得到蘇聯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務是把中共拉入聯合國。其繼任者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šld）是社會主義者，對世界共產革命持同情態度，對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大肆吹捧。[12]第三任秘書長吳丹是緬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列寧的理想與聯合國憲章一致。[13]第六任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這就不難理解，紅色政權的頭子受到聯合國極高的禮遇，很多聯合國公約成為直接或間接推廣共產主義理念、擴張共產主義勢力的工具。

聯合國的最高使命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聯合國維和部隊由「政治與安理會事務副秘書長」負責，而從1946年到1992年擔任此職務的14個人中，竟然有13個是蘇聯人。蘇共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擴張共產勢力，也不可能真正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雖然喊的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口號，實施的卻是符合共產政權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親社會主義的組織。

共產勢力在聯合國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紅色間諜在聯合國到處都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在1963年說：「在聯合國的共產外交官代表了蘇聯在美國情報活動的骨幹力量。」[15]即使在前蘇聯共產政權解體後，共產遺毒仍在聯合國普遍存在：「很多在聯合國工作的西方人發現他們被共產黑手黨所包圍。」[16]

中共利用聯合國作為宣傳平台。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各有一個聯合國副秘書長的名額。儘管理論上聯合國副秘書長不能再代表任何國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會和經濟方面利益的秘書長卻為中共的意識形態背書，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經濟論壇上稱，中共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被很多國家認為是擴張霸權，讓很多國家陷入了深重的債務危機。如斯裡蘭卡不得不把一個重要港口租給中共使用99年，以償還債務﹔巴基斯坦因為債務問題不得不向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求助。「一帶一路」對參與國政治經濟的控制、對人權民主的衝擊，也是導致許多國家踩剎車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運作下，「一帶一路」卻受到一些聯合國高官的吹捧。[17]

2）顛覆聯合國人權理念

在聯合國宗旨裡，有一項是改善人權與促進自由。這本來是一項普世的原則，但中共卻夥同其他腐敗政權，否定人權的普世性，把人權變成了國內事務，即所謂的「內政」，以此來掩蓋其在國內的人權劣跡，甚至以生存權作為自己的功勞來標榜。中共也在聯合國攻擊西方的民主價值，憑著與第三世界小國結盟，顛覆自由國家推進普世價值的努力。由於共產邪靈的操控，聯合國事實上在人權方面不僅鮮有作為，而且常常成為共產政權粉飾其惡劣人權記錄的工具。

不少學者翔實記載了聯合國是怎樣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聯合國誕生於二戰對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陰影之中，但後來「新」的聯合國對大規模殺人事件不作為﹔聯合國最初的目的是打擊侵略者並保護人權，道德判斷是採取行動的必要前提，而聯合國拒絕作出道德判斷。[18]

前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多爾‧哥爾德（Dore Gold）斷言：「聯合國並非一個動機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組織，它實際上加速並傳播世界混亂。」[19]哥爾德用大量事實證明聯合國的諸多弊病，包括錯誤的「價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對等」、「道德相對主義」﹔腐敗現象普遍，人權狀況惡劣的國家當選為人權委員會主席，不民主國家擁有多數票，共產政權有更大的操縱空間。[20]哥爾德說，聯合國是一個「卑劣的失敗」，「被反西方勢力、獨裁政府、扶持恐怖主義的政權以及美國最壞的敵人所主宰」，「背叛了聯合國創建者們的崇高理想。」[21]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實行的是多數票原則，而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也能成為成員國甚至人權理事會主席，讓人權審查失去意義。中共更是用利益收買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在聯合國發起的對中共人權問題的譴責案屢屢擱置。聯合國「以多暴寡」的原則，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為共產邪靈對抗自由國家的工具。這導致美國多次退出人權理事會。西方想要推廣人權、自由，卻屢屢被共產國家阻擋。最後人權理事會被流氓劫持，通過的所謂國際公約，對極權國家沒有約束，這些國家把它們當作幌子卻不實施。

人們由此不難理解《聯合國憲章》與蘇聯憲法十分相似，卻與美國憲法相對立。其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而是服務於統治者的需要。如蘇聯憲法有些條款在列舉公民享有權利之後，都加上「在法律允許範圍之內」字樣。表面上看蘇聯憲法給了公民一些權利，但實際上很多具體法律又規定了很多「範圍」，而使得蘇聯政府根據具體「法律允許範圍之內」的條款，任意剝奪公民權利。這同樣是《聯合國憲章》、契約和公約界定人們權利的方式。例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一些條款在「人人有權」如何之後，也附加了「僅只受法律所規定的限制」。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選擇了某種藍本，而是共產邪靈有意在最初為共產政權留下的一個「後門」。

問題是，如果政治家認為有必要，《聯合國人權公約》中的每一權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剝奪。「暴君們還希望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藉口？大多數戰爭和國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義進行的。」[22]自由國家很難隨意剝奪民眾的自由，而共產政權則可以堂而皇之地鑽人權公約的漏洞。

3）利用全球化推進共產主義政治理念

共產邪靈通過其代理人不斷提出全球問題，聲稱要通過國際化合作和權力架構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由此各種國際條約不斷出現，各國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條約的限制和管制，國家主權走向弱化。這種言論出現在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場合中。雖然他們不一定是共產黨人，但他們的主張卻與共產邪靈的意圖非常一致，就是要消滅國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聯盟委員會的成員發表了《目標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說，並印成小冊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體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說：「完全主權國家無力應對環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預防戰爭還是制止對生活條件的終極傷害的需要──都需要一個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義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說：「我們已經走到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最好的選擇就是超越國家主權，建立一個世界社會，……為此，我們期待在跨國聯邦政府基礎上建立一個世界法律體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實上，聯合國環保署的建立，正是因為1972年一個倡導世界邦聯的團體認為環境問題是世界問題，因此呼籲制定全球解決方案並建立全球性的環保機構。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強烈社會主義傾向的加拿大人莫裡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於裡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又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178個政府投票通過了《21世紀議程》，這個800頁的藍圖涉及環境、女權、醫療等方方面面的內容。一位有影響力的環境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後來聯合國環境項目的官員對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國界已經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國際貿易、資金往來與難民等問題的侵蝕，國家主權──一個國家在其領土內的控制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義……國家實際上在把主權的一部分讓渡給國際社會，並開始構建一個新的國際環境管理系統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否則那些問題將無法解決。」[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籲表面看起來都冠冕堂皇，但推進共產主義一統天下才是其真實目的。如環保問題，本書「環保主義篇」已詳細論述了共產邪靈如何利用它來推進其圖謀。

儘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秘書長時，聯合國開始朝全球政府激進演變。加利呼籲建立永久的聯合國部隊，並要求有徵稅的權力。[27]因為美國的強烈反對，加利未能連任。否則聯合國的現狀難以預料。雖然共產黨政權總是拒絕他國干涉本國內政，但卻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組織，支持擴張聯合國的職能，不斷推廣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稱，「在一個人類互相依賴的時代，地球公民權（global citizenship）是進步的關鍵支柱。」[28]曾供職於美國空軍、白宮和多個政府部門的戰略思想家羅伯特‧錢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認為，安南所謂的「進步」將摧毀國家主權，為無國界的地球公民社會開路。而聯合國的「和平教育」項目事實上由極左派組織和指導，將會摧毀民族國家主權，造成一個無國界的社會主義的極權世界，進行全球治理。[29]

事實上，出版於1958年揭露共產主義的名作《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列舉了共產黨人的45個目標，其中一條是：「把聯合國推崇為人類唯一的希望﹔如果其憲章重寫，就要求去設立為一個具有獨立軍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識到，建立全球政府並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產黨人和全球主義者利用各種議題先在各個領域建立超國家的機構，然後推動這些機構的聯合，並不斷鼓吹對聯合國的推崇與依賴，最終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誇大聯合國的作用，把聯合國描繪成解決當今世界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把聯合國當成當今世界的救世主，實際上，這是人企圖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過權力操控來安排人類未來的命運，這正是共產主義式的烏托邦，是一種人自己樹起來的宗教，其結果是毀滅性的。

4）世界政府的極權傾向

人類對世界與未來有著美好的設想，這無可厚非，但要設立一個世界政府來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則無疑是個新時代的烏托邦，也帶來極權主義的危險。

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必定需要一個強大的政策實施能力，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等。全球化推動的世界政府，絕不會是美國那樣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蘇聯和中共一樣的極權超級大政府。

一個世界政府必然會以各種誘人的好處、福利許諾、全人類的烏托邦藍圖來吸引各個國家加入。這與共產主義政治主張一脈相承。世界政府以解決各種問題為誘餌，而當其面對如此眾多的國家、如此複雜的問題，要作為唯一的希望來承擔各種烏托邦設想的誘人藍圖，不管是全球環保、安全還是福利，必然要求權力的集中以實行各項政策，這無疑將會把政府權力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對社會的控制也將前所未有。它將不管成員國是否有共識、是否有承諾，而只專注於強制執行力。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國家沒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體制，更不是人權良好、道德高尚的國家，當國家與國家合併形成世界政府時，它們會採用最低的標準，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權的要求，也就是不在這些方面作任何評判，用所謂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權中立」等說辭來達成聯合的最大公約數。「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謂的主流文化來維繫整個世界，可是各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不同。環視所有積極推動世界政府的專家、學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無神論或者對宗教信仰採取進步主義看法的。很顯然，世界政府一定是無神論為基本價值觀的政府，這也正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推動的必然結果。「世界政府」為了維持統治，就會強迫實施所謂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來達到目的。為了防止分裂和獨立，「世界政府」將會極大地強化其軍警力量和對言論自由的管控。

一個沒有共同信仰與文化的國家和政府，只能依靠專制權力也就是極權主義來維繫，其結果必然是對各國民眾自由的干涉和剝奪。也就是說，世界政府一定是一個極權政府，因為它必須依賴強權才能維持這樣一個政府。

到頭來「世界政府」就是活脫脫一個共產極權政府的翻版，其結果與當今共產黨政權奴役殘害其國民毫無二致，不過是從一個國家擴大到了整個世界，全世界都聽一個命令，變異和毀滅全人類也變得更加容易。在維持這個龐大政府的過程中，所有共產政權使用的邪惡手段都會一一再現，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強制的過程、一個摧毀人的傳統和道德的過程，而這正是共產邪靈期望的結果。

4.文化全球化成為變異思想的傳播器

伴隨著文化交流的擴大和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共產邪靈在過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種變異文化形式，包括現代藝術、現代文學、現代思潮、電影電視、變異生活方式、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被推向全球。在此過程中，各個民族傳統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盜用，內涵被閹割，文化形式混雜變異，在達到牟利目的的同時，迅速地敗壞所到之處民眾的道德。

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中扮演著領頭人的角色，這也使得美國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他地區所接納和吸收。工業革命之後，隨著現代社會的信仰失落，技術發展不斷推動著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人們想當然地把物質發達和優秀文明直接聯繫起來。魔鬼正是利用這一點，首先集中力量通過非暴力共產主義攻陷美國。當其在美國的家庭、政治、經濟、法律、藝術、媒體和大眾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和對傳統道德進行變異、破壞之後，再把這種敗壞的文化以來自美國的「先進文化」之標籤，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廣和擴散。紐約的「占領華爾街」瞬間便呈現在印度遙遠山村的電視螢幕上﹔中國雲南保守的邊遠山村通過好萊塢電影認識到單親媽媽、婚外戀、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態」﹔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們編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幾乎立刻反映在台灣的中學課本中﹔被人們普遍認為是最落後的非洲地區成為愛滋病泛濫的重災區﹔從南美厄瓜多，到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到太平洋島國斐濟，搖滾樂都極為流行……

德國共產主義活動家、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們必須組織知識份子，讓他們把西方文明變得腐臭。在他們敗壞了一切價值、使生活變得不可能之後，我們才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31]在左派看來，「把西方文明變得腐臭」，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途徑﹔但對其背後的共產邪靈而言，敗壞神留給人的傳統文化、讓人背離神，是其達到毀滅人類目的的途徑。

如果我們把西方的變異文化以及來自共產極權的黨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飆的颶風一樣，把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並無情地掃蕩著神留給人的傳統價值。這裡我們著重闡述西方的變異文化對全球的影響，下一章將會分析共產黨文化在全球的擴散。

1）文化全球化中邪靈敗壞傳統的機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帶有各民族固有的特徵，帶有各民族歷史發展的深深烙印。但不論各民族文化如何不同，人類傳統中神給人留下的普世價值是相通的。而工業革命之後，隨著技術的發展給人直接帶來物質上生活的便利，再加上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傳統被普遍當作「落後」，用「現代」、「革新」、「進步」和商業價值作為價值衡量標準成為一種趨勢。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所促進的「共同價值」不是傳統的，而是現代的﹔而能夠形成全球認同的文化元素、價值標準也只能是各民族文化中剝離傳統、民族特色之後的最低標準或者那些能夠被商業化的部分。所謂「人類共同命運」、「我們的共同未來」都是這種「共同價值」的代表。但是邪靈鼓吹的這種貌似高尚的價值，實際上讓人放棄傳統文化與價值，把變異的價值推向全世界。

在文化全球化中這種全球共用的最低標準，也體現在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成為全球文化主導。受經濟利益的驅動，文化產品的設計和包裝內涵都完全針對消費者，以消費者為中心。魔鬼常用的控制人的手法之一，就是誘惑、放縱和滿足人的各種慾望。這種針對人的慾望的消費文化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人類傳統的手段，至少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文化產品為了能夠吸引更廣泛的消費者，製作和包裝過程中儘量不冒犯其他民族，造成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產品卻去除了民族文化固有的特點、內涵，也就是利用文化產品的「空心化」或「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剝離傳統內涵﹔而非主流社會，消費能力和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因為成本的關係，更加受制於單一化的文化消費模式，也就是只能消費在全球化中成本最低廉的那部分商業文化。

其二，媒體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造成了大公司的壟斷。在這樣的背景下，邪靈非常容易利用文化產品創作者的變異理念，將原有的民族文化題材作為賣點包裝，內涵中加入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加以推廣，也就是利用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混雜性（hybridization）推廣變異理念。

其三，促進了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廣告、電影、電視、社交媒體中流行的文化不斷轟炸，告訴消費者：這樣的消費方式、這樣休閒娛樂、擁有這樣的產品等等，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生。於是邪靈大肆利用各種物質和娛樂方式刺激個人追求慾望的滿足。人們在放縱慾望的同時與精神的層面漸行漸遠，不知不覺間背離著對神的信仰和傳統價值。

共產邪靈在全球化背景中迅速擴散其變異理念，另一個有效手段是利用從眾心理：在社交媒體、傳統廣告、電影電視、新聞熱點不斷炒作各種反傳統的變異理念的密集轟炸之下，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變異的觀念已成為「全球共識」，變異理念對傳統文化的衝擊，逐漸被視為正常，變異行為甚至可以成為「時尚」、值得「自豪」。吸毒、同性戀、搖滾、抽象派藝術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了這種手段擴散全球。

現代派藝術是變異的、違背傳統審美價值的，很多人最初對其並無正面認識。當各種現代藝術在全球大都會不斷展出、在拍賣會上拍出高價﹔各種怪異「藝術」在媒體上不斷被報導，許多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沒有跟上「時代步伐」，藝術品味「落後」，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審美標準，向變異的藝術靠攏。當然魔鬼能夠利用從眾心理，也是因為許多人沒有堅定的主見──人一旦偏離了神給人留下的傳統、離開了神留下的永恆標準，則一切都成為相對可變的，使魔鬼有了鑽空子的機會。

2）利用西方已開發國家輸出反傳統的變異文化

西方已開發國家在全球經濟、軍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使得「西方文化」不但能夠迅速擴展至全球不發達地區，而且被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就是人類現代文明的主流和發展方向。共產邪靈恰恰利用這一點，把變異的現代文化通過美國等西方國家向世界播撒，衝擊世界各民族的傳統。搖滾、吸毒、性解放等等都是這樣迅速擴散全球的。正如本書中多處指出的，這些變異文化都是邪靈在背後推動、發展的，和西方真正的來自信仰的傳統價值無關。

各種變異文化以「西方文化」的面目向全球輻射的過程中，尤為引人矚目的是好萊塢成為文化馬克思主義各種變異思潮的載體。由於電影藝術的特點，它讓人潛移默化中接受其承載的價值觀，從而產生巨大的影響。

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優勢，吸引了大批留學生。本書教育篇談到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校園的泛濫，這使得大批留學生在西方接觸了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他們回國後又將其進一步傳播。這些變異思潮帶著技術先進、經濟發達的迷惑人的標籤，使其衝擊、毀滅當地傳統文化時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有研究者總結，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在有著深厚傳統的社會中獲得通過，主要原因都和全球化的大環境分不開：首先是大量在西方留學生活歸來的留學人員接受了「同性婚姻權利」的觀念，促進了民間的同性戀運動的發展﹔其次極力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進步主義政客，其實也都是在西方留學期間培養了其進步主義思想。

3）利用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傳播變異觀念

在全球化條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寬容成為主流。共產邪靈利用這一特點任意擴展了「寬容」的概念，讓價值中立成為「全球共識」，從而藉機鼓吹各種變異思潮。尤其是同性戀、性解放等等變異觀念，在全球化條件下迅速發展，嚴重衝擊和腐蝕著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念。

2016年某大型全球連鎖零售商宣布，店內的更衣間和廁所將是「對變性人友善的」，也就是說任何男人可以隨意進入女廁所或者女更衣間，因為他可以宣稱自己其實是個「女人」。美國家庭聯盟呼籲消費者抵制這一政策，因為這可能造成對婦女或者兒童的侵害。[32]事實上2018年確實發生了一個男人進入店內女廁並公然面對一個小女孩暴露自己身體的事件。[33]

面對遵守傳統觀念的消費者對該連鎖店的抵制，有人總結了全球獲得「公司平等指數」（衡量對LGBT的態度的指標）滿分的四百多家大型跨國企業，發現這些與該連鎖店站在同一陣營的企業涵蓋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這種抵制已經不現實了：從幾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到各大名牌汽車廠，從各連鎖速食店、咖啡店，到各大百貨公司、各大銀行、各大電影製片公司，到各手機、電腦品牌等等。[34]換句話說，變異的觀念已經藉助全球化，通過跨國公司的所謂「企業文化」，變成無所不在的「主流」了。

4）藉助聯合國組織和公約將變異觀念擴散全球

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同性戀不屬於精神疾病。這極大鼓勵了世界各地的同性戀運動。在全球化條件下，愛滋病擴散全球，愛滋病易感者中最主要的群體──同性戀者不斷成為社會關注和公共討論的對像，魔鬼乘勢推動同性戀運動不斷擴張﹔醫務工作者鼓勵同性戀的愛滋病患者不要恥於就醫，而魔鬼則藉機宣揚社會應當從道德上認同同性戀行為。因此我們看到，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際社會針對愛滋病的資助促進了同性戀運動。[35]

南非首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引入了新的公約，要求把性傾向、性別認同作為衡量人權的一個指標，並最終獲得認可。這是第一個直接針對性傾向、性別認同的聯合國決議，[36]它實際上偷換了天賦人權的基本理念，把變異納入正常。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要求，「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此項權利應包括通過口頭、書面或印刷、藝術形式或兒童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資訊和思想的自由。」[37]

有學者質疑，這是否表明如果父母不允許孩子穿著帶有魔鬼標記的T恤衫進行自由表達，將構成侵犯兒童的權利？是否兒童有權利選擇任何他們願意的方式對父母說話？[38]兒童未必有足夠的判斷能力，如果做出暴力或違背倫理的行為，是否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呢？這樣的擔心並非多餘。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規定，父母不得否定兒童自願的性別表達意願（即兒童可以自己「選擇」性別，男孩可以「選擇」做女孩，反之亦然），否則父母被視為虐待兒童。[39]

共產邪靈利用全球化變異摧毀傳統文化和道德價值是全方位的、無處不在的。全球化中的主體國家、企業、國際機構都被其利用，各種現代通訊手段也都被納入。人們陶醉於全球化生活所帶來的表面上的快速便捷、光怪陸離，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觀念與意識也在迅速被改變。在短短几十年裡，各種變異文化像洶湧澎湃的海嘯，所到之處，山河變色，文明失守，連最古老、最封閉的國家也不例外。傳統文化是人類生存的根，是人類能夠維繫道德水準的重要保障，是人類能得到創世主救度的關鍵。在全球化進程中，這些都被共產邪靈的有意安排所變異甚至摧毀，文明的航舟面臨空前的危機。

結語

人類社會自古就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它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使用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質，但都有著共同的普世價值觀。這套普世價值觀是各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傳統文化是幾千年來創世主為各個民族奠定的。

共產邪靈出現之後短短一百多年裡，分別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大面積破壞傳統文化，已然使人類走到了危險境地。

十月政變後，共產邪靈先後在東方大國俄國和中國掌權，屠殺傳統文化精英，用暴力摧毀傳統文化。二戰之後，共產國家滲透、控制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濫用「以多暴寡」的民主程序，用金錢利益拉攏小國，企圖借用聯合國大政府，將整個世界拉向腐敗、墮落。

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後，共產邪靈利用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擴大，綁架、控制全球化，把變異因素推向全球，系統地破壞普世價值和傳統文化。時至今日，共產邪靈這個魔鬼已經在統治著整個世界。

如今的跨國政治和經濟團體掌握了天文數字般的巨大資源，其影響力深入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大到環境、經貿、軍事、外交、科技、教育、能源、戰爭、移民，小到娛樂、時裝、流行時尚和生活方式，無不越來越多地受到「全球主義者」的操縱。一旦世界統一政府完成，人類整體在一個號令下被變異、被毀滅，都成為很容易的事。

共產邪靈利用全球化，配合其他全方位敗壞世人道德的安排，在短短上百年間把人類社會敗壞得面目皆非，東西方世人都面臨被毀滅的危險。

神是慈悲的。神不希望落下任何可以救度之人。人類只有走回傳統，不論在國內事務還是在國際交往當中都重新引入普世價值和傳統文化，才能在神的呵護下，擺脫共產邪靈，走向光明的未來！

 

第十八章 魔鬼安排下中共的全球野心（上）（下）

目錄

前言

1. 中共野心是取代美國，稱霸世界
1）中共稱霸世界的野心一以貫之
2）欲稱霸世界，必打敗美國
3）全方位滲透和圍堵美國
4）長期煽動仇美情緒，為戰爭作輿論和心理準備
5）放棄韜光養晦，對美國高調「亮劍」
2. 中共稱霸全球戰略
1）「一帶一路」──以全球化的名義擴張版圖
（1）「一帶一路」登台
（2）「一帶一路」的全球擴張
2）「大周邊外交」戰略圈──把美國擠出亞太
（1）澳洲是西方薄弱環節
（2）中共覬覦太平洋島國之戰略價值
（3）中亞五國：用債務陷阱掌控和掠奪資源
（4）打造支點國家，不顧道德搶占資源
3）對歐洲分而治之，分化歐美同盟
4）殖民非洲──輸出「中國模式」
5）進軍拉丁美洲──在美國後院挖牆角
6）中共的軍事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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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世紀初，魔鬼安排其人間代理蘇共以暴力奪取政權，同時為其在世界舞台的最後一出大戲的主角做了鋪墊──這就是當時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一手建立的中共。此後數十年間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蘇共，和西方自由陣營正面對抗的是蘇共，西方人也一直以蘇共和東歐共產黨為樣本來認識共產主義。這給了中共充分的時間發展壯大。

上世紀90年代初蘇共解體，中共登上國際舞台替換蘇共唱主角，用難以察覺的非暴力方式利誘人們與之共舞。此時的中共搖身一變，宣稱不再糾結意識形態之爭，而以「改革開放」的旗號極力擁抱全球化、發展極權制度下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許多西方學者、企業家和政客們因此並不把中共當作共產主義政黨看待，至多認為它是一個「另類」的共產黨。

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集中了共產主義的「假、惡、鬥」和人類幾千年政治權謀中最狡猾最陰險的部分，用利益誘惑人、用權力控制人、用謊言欺騙人，把這些魔鬼的工具掌握得爐火純青，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輝煌的傳統文化，世界上很多人具有很深的中國情懷，對那片古老的土地和中國人民抱有好感和敬意。中共充分利用了這一點。在其篡取政權後，綁架了中國人民和整個國家，混淆「中共」與「中國」的概念，把自己的野心隱藏在中國「和平崛起」的外衣下，這也構成了國際社會識別中共的難度。

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共的經濟合作策略只是為了用「資本主義肌體的營養」[1]養肥自己的社會主義軀體，為穩固其統治、實現其野心服務，並非為了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其具體做法處處與普世價值相悖。

人類正常國家的立國之本來自於歷史上的先哲、來自對神的信仰，要求遵循創世主所定下的行為規範、保持高尚品德、保障私有產權、恪守普世價值。正常社會的經濟發展也都要有相應的道德水準支撐。魔鬼有意在中共黨國裡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共道德最敗壞時，打造了一個快速崛起的「經濟怪胎」。邪靈安排這場「經濟奇蹟」的目的很簡單：沒有經濟上的強大，中共就沒有對世界的發言權。邪靈並不是為了中國強大而安排這一切，而是要利用人對金錢和財富的崇拜，讓全世界在經濟上和國際事務上有求於中共。

中共對內用暴政和資本主義中最不好的部分來運作這個體制，顛覆人類的道德，賞惡懲善，讓最壞的人在社會中最成功。其政策把人性中惡的一面放大，又用無神論造成人無所畏懼的徹底墮落。對外則極力在全球鼓吹「中國（共）特色」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利用經濟利益誘惑，讓自由世界的人們放棄道德原則、默認其在中國實行的大規模信仰迫害和人權侵害。很多西方國家的政要和大公司為了利益向中共妥協出賣良知，按中共的規則行事。

西方國家希望對中共進行和平演變，中國表面上的確現代化和西化了，但是中共的核心從來就沒有被演變過。幾十年下來，真實的結果卻是中共成功地和平蠶食了美國的立國之本和人心。魔鬼就是要在精神道德層面上摧毀人類的普世價值。

中共是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表，它為了毀滅人類而來。中共是當今世界文明的最大威脅。魔鬼讓中共擴張全球的直接野心是將其毒素散布世界，並最終以強制形式脅迫人背叛傳統、背叛神。其直接的全球野心即便沒有得逞，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被它用經濟利益誘惑放棄道德原則，或者被它的金融圈套勒索控制，或被它在政治上滲透，或被它的大外宣迷惑，或被它的軍事威懾恫嚇而不敢談道德原則，無論如何，魔鬼都同樣達到了其目的。

面對如此巨大的危險，人們不能不仔細考察中共的野心、策略、手法及其背後的目的。

1. 中共野心是取代美國，稱霸世界

1）中共稱霸世界的野心一以貫之

中共不滿足於做一個地區大國，而是要爭霸世界，這一點是由中共的本性決定的，是與生俱來的。中共的本質是反天、反地、反傳統的，要用暴力打碎「舊世界」，消滅國家、消滅民族、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這註定它一定會不斷擴張，要以共產主義形態一統天下。因此，共產主義從一出現，就必然是一種「全球主義」的學說和實踐。由於傳統文化的力量曾經相當強大，在某些具體時間、地點，共產邪靈不得不採取漸進的、迂迴的方式，宣稱「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建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不同，中共一黨獨大，其戰略目標常常以幾十年、上百年為時間段，分步驟實現。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很快就喊出「超英趕美」的口號，搞「大躍進」，後來迫於國內和國際形勢，曾經長期採取低姿態蟄伏。「六四」屠殺之後，中共遭到國際社會的圍堵。當時中共評估形勢後認為尚無法和美國抗衡，因此提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方針。這並非是中共改變了其目標，而只是在爭霸的不同階段採取的不同策略、不同姿態而已。

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觀察，共產邪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在全球範圍內率先扶植的是蘇聯，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中共鍛鍊「成熟」，作為最後時刻毀滅人類的利器。

2）欲稱霸世界，必打敗美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維護世界秩序的國際警察。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稱霸世界，必須打敗美國。因此，在大的戰略方向上，中共必然以美國為主要敵人。幾十年間美國一直是中共的假想敵，中共從沒放棄對美國的全方位「進攻」做準備。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中分析，中共有一個長期的戰略計劃，那就是在中共建政100年時，顛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稱霸世界。在中共國防大學製作的電視片《較量無聲》中，明確表達了與美國較量的野心：中共在實現其主導世界的「偉業」的過程，「必然始終伴隨與美國霸權體系的磨合與鬥爭，這是一場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紀較量。」[2]

中共的全球戰略布局圍繞著對美戰略展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林蔚（Arthur Waldron）2004年在國會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陳述：中國軍隊是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專門對抗美利堅合眾國的軍隊。[3]事實上，不僅在軍事方面，中共的大部分外交活動、國際戰略都是直接或者間接針對美國的。

3）全方位滲透和圍堵美國

為了實現稱霸世界的企圖，中共進行了全方位的布局。其在意識形態上和美國以及自由民主國家進行競爭；在經濟上企圖以強制技術轉讓和盜取智慧財產權實現「彎道超車」，用經濟發展證明「制度自信」；在軍事上和美國進行靜悄悄的無聲對抗，以「不對稱作戰」、「超限戰」為戰術基礎，積極發展軍備，在南中國海等地小試鋒芒；扶植朝鮮、伊朗等流氓國家，牽制美國和北約。

在外交上，中共推動「大周邊戰略」、「一帶一路」計劃，對周邊國家、歐洲、非洲、澳洲、拉丁美洲各國同時下手，迅速擴大國際影響力和控制力，企圖在國際上扶植一批附屬國，建立勢力範圍，孤立美國。中共以多種方式，在國際上合縱連橫，比如建立上海合作組織（1996）、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5）、發起與中東歐國家的16+1合作（2012）、熱衷於金磚五國合作、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爭取工業標準（如5G網絡）的制定權，不斷擴大影響力，爭取話語權。

與此同時，中共利用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與媒體言論自由，發動統一戰線、大外宣、諜報戰等手段，企圖最大限度地從內部操縱與和平演變美國：建立私人關係收買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外交官和退役軍官；用經濟利益驅使美國資本家當中共說客，來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強制高科技公司配合中共的網絡封鎖和信息審查；威逼利誘大多數華人社團自動成為第五縱隊；滲透美國智庫和學術科研部門，按中共的要求自律，為中共說話；收購和投資美國的媒體和電影業，同時制定「大外宣本土化」戰略，喉舌媒體大舉進軍美國本土，力圖掌握輿論，控制美國對中共的話語權……中共一方面在世界各國建立包圍美國的戰略圈，另一方面在美國本土步步為營，全線出擊，廣泛培植代理人，分裂美國社會，興風作浪日甚一日，成為美國的心腹之患。

4）長期煽動仇美情緒，為戰爭作輿論和心理準備

作為共產邪靈在人間最重要的代理人，中共從仇恨當中吸取維持其自身存在的能量。中共所宣傳的「愛國」，是建立在恨的基礎上的──「愛國」就是恨日本、恨台灣、恨藏人、恨新疆少數民族、恨獨立教會、恨異議人士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恨美國。在中國網民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小事找日本，大事找美國」，意為中共政權遇到小的麻煩就煽動民間的反日情緒，遇到大的麻煩就煽動反美情緒，以轉移民眾視線。通過煽動排外渡過統治危機，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中共建政前曾多次稱讚美國對中國的友善和美國的民主制度，但建政之後，立刻利用中國近代的積弱和中國人急於自強的心理，挑起仇美、仇外情緒，把自己吹捧成民族的救星。事實上，中共根本不在意中國民眾的死活，也不在意中國的領土，更不在乎中華民族長遠的健康發展。中共迫害中國民眾、出賣國土、破壞道德與傳統文化、毀掉中國未來前途的罪惡罄竹難書。中共對外煽動仇恨，其真正動機有四：一、為自己貼金，標榜功勞，為其殘暴統治製造合法性；二、在遭遇困境時轉移民眾注意力，通過挑起仇恨和民族主義情緒來渡過難關；三、為中共擴張的野心做準備，把其邪惡圖謀隱藏在所謂的民族自強、強國雪恥的幌子之下；四、用仇恨為未來戰爭做輿論動員與心理準備，為毫無道德底線的非理性手段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被中共灌輸了滿腦子仇美思想的青年一代，成為中共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馴服工具。一旦時機成熟，中共必將利用他們，以各種手段滲透打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必要時不惜發動慘烈的戰爭，包括超限戰乃至核戰。「911」恐怖襲擊發生後，中國網民一片歡呼，說明中共的這一貫穿其執政始終的宣傳戰略已經開花結果。在中國的各大時政論壇和軍事論壇上，「中美必有一戰」的叫囂不絕於耳，也是中共仇美宣傳成功的標誌。這是中共處心積慮進行的長時段、漸進式的對美戰爭動員。

中共的仇美宣傳不僅限於國內。在國際上，中共與那些反美國家沆瀣一氣，統合全球反美勢力，煽動國際仇美情緒，成為國際上仇美陣營的「精神領袖」和「帶頭大哥」。它或明或暗地支持流氓國家、恐怖主義組織與美國作對，給它們提供經濟援助、武器裝備、理論基礎、戰術培訓和輿論支持。中共是當今世界不折不扣的邪惡軸心。

5）放棄韜光養晦，對美國高調「亮劍」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在這一年的北京，史上最貴的奧運會把一個包裝成「盛世」的中國推向了國際舞台。在全球化過程中產業逐漸空心化的美國，經濟上面臨困難，不得不請求中國伸出援手，於是「美國靠借中國人的錢過日子」成為了中國大陸街頭巷議的話題。「美國在走下坡路，中國將要取而代之」，這種輿論主宰著中共的媒體版面，甚至也成為了西方媒體和學界的流行看法。

2008年後，美國在經濟、軍事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呈現出頹勢：經濟上，重點在推全民醫保，擴大福利，以氣候話題為執政基石，加強環保監管，扼殺傳統製造業，而新能源產業又被「中國製造」打得一敗塗地，產業持續空心化，缺乏有效措施遏制中國在貿易和智慧財產權上對美國的巨大傷害，消極接受「中國崛起」和美國衰退是無可奈何的現實；軍事上，開始削減軍費，主張弱勢外交；政治上，美國社會主義思潮日益興起，社會分裂加大，民主政治變成政黨利益的遊戲，動輒癱瘓政府職能。相對於中共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專制模式，美國的民主制度反而成為讓中共看笑話的反面例子。

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銀行2014年公布的數據顯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或將超過美國。[4]在看到中美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以為美國衰敗之勢已不可逆轉之後，中共終於拋棄了三十多年的「韜光養晦」，要針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高調「亮劍」了。中共官方、媒體和專家漸漸口無遮攔，大肆鼓譟「中國夢」，更加露骨地表露其野心。2017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於同年舉辦「全球政黨大會」，製造「萬邦來朝」的假象，急於向世界輸出「中國（共）模式」，這種野心趨於頂峰。

目前中共提出的「中國模式」、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等等，打的是中國的旗號，但背後的真實意圖是中共要成為世界領袖，建立以中共政權為軸心的世界新秩序，並為此在方方面面做了長期精心的準備。這個世界新秩序如果實現，將會出現一個不折不扣的「邪惡軸心」、「邪惡帝國」。世界各國領袖和人民都面臨著一個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更為嚴峻的抉擇。

2. 中共稱霸全球戰略

1）「一帶一路」──以全球化的名義擴張版圖

（1）「一帶一路」登台

2013年中共正式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倡議。倡議稱中國將投資數千億美元，在數十個國家主導橋樑、鐵路、港口和能源建設，要打造有史以來由單個國家發起的最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行動。

一帶，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陸地上的，有三大走向，一是從中國出發，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二是從中國西北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三是從中國西南經中南半島至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兩大走向，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

陸地上的「一帶」的主體框架目前有六大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具體地說，新亞歐大陸橋以從中國到歐洲的鐵路運輸「中歐班列」（China Railway Express）為依託。海運從中國到歐洲，花費三十多天，而通過鐵路只需十多天。中歐班列從2011年開始運行，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巴經濟走廊是中國與巴基斯坦合作的大型工程計劃，是一帶一路的樞紐和旗艦項目，包括修建一條從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高速公路。瓜達爾港（Gwadar Sea Port）2013年交中方運營，是巴基斯坦通往波斯灣和阿拉伯海的大門，戰略位置重要，扼守著承擔全球40%原油供應的荷姆茲海峽通往阿拉伯海的海上通道。

海上「一路」的主體框架是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節點城市，爭奪海運控制權。對實力較強的國家，採用先參股或合作經營碼頭建立關係，對相對貧窮的國家則用經營帶動其經濟，力圖取得港口或碼頭的控制權。僅2013年一年，中國企業就至少獲得了17個海外港口或碼頭的經營權。其中，招商局港口公司通過收購法國Terminal Link港口公司49%的股權，獲得了該公司旗下四大洲8個國家15個碼頭的經營權。[5]中共這些年入股或者收購的港口還包括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港口和澤布呂赫碼頭、埃及的蘇伊士運河碼頭、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康普特（Kumport）碼頭、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新加坡巴西班讓碼頭、素有「歐洲門戶」之稱的荷蘭最大港口鹿特丹Euromax碼頭、阿聯阿布達比的哈裡發港二期碼頭、義大利的利古裡亞瓦多港口碼頭、馬六甲海峽的關丹港、非洲的吉布地港、巴拿馬運河等等。除了投資，中共還通過一帶一路製造的債務陷阱獲取戰略要地。斯裡蘭卡因無力償還中國公司的債務，2017年底簽署了一份有效期為99年的租約，正式將具有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移交給中國。

中共2018年又提出了「數字絲綢之路」，目標是要重塑全球網際網路的未來發展。「數字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的高級階段，成為推進「一帶一路」的最新動力。「數字絲綢之路」的重點是光纖電纜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網際網路、數據信息服務、國際通信以及電子商務。很多「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沒有完備的信用制度，中共希望藉助「數字絲綢之路」把中國的電商模式和電子支付手段，比如支付寶，推廣到這些國家，把西方的電子商務徹底排除在外。封鎖網絡的「防火長城」是中共的獨門絕技，也將隨著「數字絲綢之路」走出國門，將中共的網絡控制輸出給更多國家。

中共的戰略範圍從它在全世界的基建投資規模上可見一斑。據《紐約時報》2018年11月的總結，中共在各國修建了或者正在修建四十多條管道和其它油氣基礎設施，二百多座（條）橋樑、公路和鐵路；近200座用核電、天然氣、煤炭和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發電廠，以及一系列大型水電大壩。中共在112個國家有投資項目，大多數屬於「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計劃。如果畫在一張地圖上，密密麻麻都是中共投資的項目。中共的觸角已經布滿了全球。[6]

隨著「一帶一路」逐漸成形，中共的目的和野心也在不斷擴大。通過「一帶一路」，中共企圖打造出一個自己的經濟圈和勢力範圍來抗衡甚至取代美國：貨幣用人民幣，信用依賴中共的支付系統，通信採用中國鋪設的網路和製造的手機（包括5G技術），交通用的是中國高鐵，建立起一套以「中國製造」為核心的獨立於目前西方標準的中共標準。

（2）「一帶一路」的全球擴張

「一帶一路」初始時期，以中國周邊國家為對像，最遠也就到歐洲，不過很快就超越了這個範圍，把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北冰洋都包括進去，擴張到了全世界。海上絲綢之路本來是兩條，後來增加了第三條──經北冰洋連接歐洲的北極航道，號稱「冰上絲綢之路」。在非洲和拉美，中共早就有廣泛的經濟活動，現在也都統一到「一帶一路」的主體框架裡，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速度在非洲和拉美進行經濟甚至軍事布局。

中共「一帶一路」最直接的動因是出口過剩產能，就是把「鐵公基」（鐵路、公路等基本建設）戰略從國內推向國外。沿線國家有很多資源、能源，中共幫助其修建鐵路、公路能夠一箭雙鵰，一是為產品更快更便宜地出口到歐洲打開一條陸地通道，二是獲取必要的資源和能源。因為前提不過是為「世界工廠」擴大出口，所以中共並不是想在「一帶一路」國家扶持製造業，把中國的製造業拱手轉移到這些國家。中共真正的野心是以經濟為先導，逐漸控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命脈，把它們變成中共的勢力範圍甚至是殖民地，成為中共全球布局上的棋子。作為副產品，「一帶一路」向周邊國家輸出腐敗、債務、邪惡和專制，把共產主義病毒擴散至全球。所以，「一帶一路」從根子上就是一個陷阱和騙局，不會給當地國家帶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有很多國家開始警覺，對「一帶一路」項目叫停或者重新審視；中共自己也不得不表示，要針對外界指責的債務陷阱問題做出修正並增加透明度。但是，中共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其野心的決心不可小覷。對西方企業來說，在一個動盪的國家裡也許不會有長期的作為，而中共盤算的不是幾年的計劃，而是上百年的計劃。它可以不計成本，在一個動盪的地方長期經營下去。它要的就是培養親共的政府、可以在聯合國為它站台的幫凶。中共要做「亞非拉」的盟主、要對抗自由世界繼而取代美國的野心，使它可以不計自己百姓的死活。西方的私人企業承受不起的代價，中共可以很輕鬆地讓十幾億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就扛過去了。在這場世界霸權的爭奪戰中，不是中共本身多麼「厲害」，而是中共以十幾億中國人民為人質，用犧牲中國人民來扛起任何代價。

曾任白宮首席策略師的班農對「一帶一路」戰略有個獨特的解讀。他認為「一帶一路」的大膽之處，就是將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Mackinder-Mahan-Spykman）三種關於如何統治世界的地緣政治理論整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計劃。[7]英國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提出誰控制了中心地帶（中亞）就控制了世界島（歐亞）；誰控制了世界島，就能控制世界。美國海軍歷史學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控制海權的戰略：誰控制了維護全球貿易的海道、要塞和運河就能控制世界。而耶魯大學教授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則認為，環繞亞洲的海岸線比中心地帶（中亞）更為重要，誰控制了海岸線就能控制歐亞；誰控制了歐亞就能控制整個世界。班農的觀點反映出西方對中共「一帶一路」和中共野心的警惕。

其實，中共的野心遠遠不止於此。「一帶一路」也並非僅僅以占領陸權、海權或者要塞港口為著眼點，它根本就是無孔不入地滿世界去鑽空子。亞、非、拉許多從殖民宗主國獨立出來的國家，出現了權力真空，自然就成了中共的目標；蘇聯解體後獨立出來的國家，削弱了宗主國的控制，也成了中共的目標；一些因為動盪戰亂和衝突而讓西方企業望而卻步的國家和地區，中共也是悉數囊括；小國、島國、經濟落後國家、具有戰略利用價值的國家等等，都是中共眼裡的佳肴；就算是在西方傳統版圖中的國家，因為經濟不景氣，債務纏身，也都成為了中共的俎上之肉。從地緣政治上講，中共就是不知不覺把美國包圍起來，用經濟利益來控制當地國家，把美國慢慢地從這些國家中邊緣化，最終剝離出去，從而建立起一個不同於現行國際秩序的、以中共的核心價值觀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這種手法，儼然與中共的老伎倆「農村包圍城市」一樣，最後是要取代美國，服務於中共的全球野心。

2）「大周邊外交」戰略圈──把美國擠出亞太

什麼是中共的大周邊戰略？按照中共智庫的定義：「中國有14個陸上鄰國、6個海上相望國家；再延伸出去，東面是亞太，西面是整個歐亞大陸。也就是說，中國周邊的輻射面占了世界政治、經濟、安全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周邊外交的布局不只是一個地區戰略，更不僅僅是一個周邊戰略，而是一個真正的大戰略。」[8]

（1）澳洲是西方薄弱環節

2017年6月，費爾法克斯媒體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發布了為期五個月的聯合調查，以紀錄片《權力與影響：中國共產黨如何滲透澳大利亞》披露中共在澳洲滲透、控制活動之猖獗，引起全世界關注。[9]六個月後，澳洲工黨議員鄧森（Sam Dastyari）宣布辭去參議員一職，因其被曝出收受中共紅色商人金錢，繼而就南海問題發表有利於中共但與其政黨乃至政府立場相左的言論。[10]2016年9月澳洲媒體SBS曾刊登文章，披露一個中國富商在澳洲提供政治捐獻，直接影響澳洲對華商貿政策。[11]不僅如此，中共媒體機構近年來還與澳大利亞媒體簽了協定，同意澳洲媒體分銷中共媒體的內容。[12]

實際上，早在2015年，澳洲就把達爾文港租給一家與中共軍隊有聯繫的中國公司，租期99年。達爾文港是澳大利亞防衛來自北方的攻擊的最重要的軍事要塞。當時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表示，這令人感到「震驚」，這個舉動令美國感到措手不及。[13]

2017年，澳洲學者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撰寫的《沉默的入侵：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影響》完稿，但是一連有三家澳洲出版商拒絕出版，因為他們怕得罪中共。最後第三家出版商重新考慮出版，此書才得以面世。此事更令澳洲人擔心中共對澳洲的影響和操控。[14]

更多的人想知道，中共為何如此看重澳洲？中共在澳洲的操控和滲透在其戰略遠景中起何種作用？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於2017年12月初發表的報告《銳實力：正在上升的威權主義的影響力》（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指出，中國（共）以利誘和滲透影響和改變澳洲政界與學術界，一個主要目的是削弱美—澳聯盟。[15]

「在整個澳大利亞二戰後的歷史中，美國一直是我們地區的主導力量。今天，中國（共）正在挑戰美國的地位。」2017年發布的澳大利亞外交政策白皮書如是說。[16]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國防分析師馬爾科姆‧戴維斯指出，北京試圖在澳洲地區獲得戰略優勢，其目標是「最終結束（美澳）聯盟」。[17]

澳大利亞是中共最早拓展海外軟實力的試驗地。[18]作為大周邊戰略的重要一步棋，中共對澳洲的滲透可以追溯到2005年。當時外交部副部長周文重抵達坎培拉，向中共大使館的高級官員傳達中央的新戰略。他說，將澳大利亞納入其大周邊地區的第一個目標是確保澳大利亞成為中共未來二十年經濟持續增長的可靠和穩定的資源供應基地。長期目標是撬開美澳聯盟。與會者的任務是弄清楚中共如何能夠最有效地實現所謂「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對澳大利亞的綜合影響力」。[19]

中共利用經濟手段迫使澳大利亞在包括軍事和人權的一系列問題上做出讓步。用經濟利益培養密切的人際關係，同時加上懲罰的威脅，是中共迫使人就範的標準運作方式。北京希望將澳大利亞變成「第二個法國」，一個敢於對美國說「不」的西方國家。[20]

漢密爾頓在多年詳細調查之後發現，「澳大利亞的機構──從我們的學校，大學和專業協會到我們的媒體；從採礦、農業和旅遊等行業到港口和電網等戰略資產；從我們的地方議會和州政府，到我們在坎培拉的政黨──正在被中共監管的一個複雜的控制體系所滲透和改造。」[21]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澳大利亞實際上自願把自己作為中共的資源供應基地，認為中共把澳大利亞的經濟從危機中拯救出來。漢密爾頓指出，中共的滲透和影響之所以在澳洲有效，是因為澳洲人「一直允許它在我們的鼻子底下發生，因為我們被只有中國能夠保證我們的經濟繁榮的信念所迷住，以及我們不敢站起來抵抗北京的欺凌」。[22]

大多數善良的西方人最初即使意識到中共在西方社會的滲透和影響，特別是對海外華人社區的滲透和控制，也只是天真地認為，中共各種策略的主要目標是「消極的（negative）」──為了消除持不同政見者和批評者的聲音。但漢密爾頓指出，這個「消極」目標背後，同時有一個「積極的」野心──利用僑民改變澳大利亞社會的形式，使西方人都同情中共，讓北京輕鬆控制。然後，澳大利亞將協助中共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霸權。[23]

類似地，中共的滲透和控制同樣延伸至澳洲的另一個國家紐西蘭，這裡僅舉數例說明。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中國問題專家安-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教授2017年9月發布報告《魔法武器》（Magic Weapons），以紐西蘭為例詳述中共如何在海外影響滲透，發揮政治影響力。其中披露的內容包括數名紐西蘭國會現任華裔議員與中共聯繫密切，以及來自中國的紅色富商、華商協會等統戰組織的巨額政治獻金等。[24]布萊迪教授發布有關中國在紐西蘭影響滲透的報告後不久，她的大學辦公室遭入室盜竊。失竊前，她還收到一封匿名警告信，信中詳細列出了對那些沒有按照北京官方路線走的人所進行的報復措施，並警告她說：「你就是下一個。」[25]

中國還積極拉攏紐西蘭本土政客：比如以極高的禮遇接待訪華的紐西蘭各政黨要員，高薪聘請很多紐西蘭前政客在中資機構裡擔任要職，或通過其它方式對他們進行利益輸送，以讓他們聽命於中共。[26]

（2）中共覬覦太平洋島國之戰略價值

太平洋海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每一個島嶼都可能成為重要的海上據點。太平洋島國「島小海大」，陸域總面積僅53萬平方公裡，海洋專屬經濟區面積卻高達1900萬平方公裡，是中國海洋專屬經濟區面積的6倍還多。中共明確表示，和太平洋島國發展關係是其戰略決策。然而，目前這片海域仍屬美國、日本、紐西蘭、澳大利亞、法國等國的勢力範圍，中共欲在太平洋上發展海軍，拉攏太平洋島國將是首要任務，繼之才能讓這些島國倒向中共，排除美國勢力。[27]紐西蘭教授韓德森（John Henderson）和澳大利亞教授賴利（Benjamin Reilly）指出，中共在南太平洋地區的長期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此地區的霸權。[28]中共在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等群島注入了大筆投資，援建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鼓勵大量遊客到訪以及開放電子商務平台，其動作規模遠遠超過美國。澳大利亞作家本‧波漢（Ben Bohane）警告，美國正在把太平洋輸給中共。[29]

在中共大規模援助、投資這些島國之後，中共官員表現出的狂妄言行，折射出當中共壯大、自我感覺良好時的真實心態：像對待其極權治下的中國人一樣對待其它國家，讓其它國家都臣服於中共才是其目的。指望中共遵守國際準則顯然是不可能的。

2018年在巴布亞紐幾內亞召開的APEC峰會上，中共官員一系列令人震驚的粗魯野蠻行為是其野心的一次大曝光，這些行為包括：1）在東道國蠻橫阻止記者（包括東道國記者）採訪習近平與太平洋國家領導人舉辦的一個論壇，要求所有國家的記者報導時採用新華社的通稿。2）為了阻止會議聯合公報中寫入譴責中共不公平的貿易行為的措辭，中共官員霸道地要求會見東道國外長，但後者認為私下會見中方官員會影響其中立性，因此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誰知此後四名中共官員竟企圖強行闖入外長的辦公室，最終因被警察逐出而未能得逞。3）在會議中，當中共官員認為其它國家「陰謀」針對中共，就在會場裡大吼大叫。中共在這次峰會上的種種惡行，被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稱為「發脾氣外交」。[30]

（3）中亞五國：用債務陷阱掌控和掠奪資源

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共開始努力建立並加強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的關係。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目標涵蓋幾個層面：首先，該地區是中共在陸地向西擴展的必經之地，並且中共在為貨物進出中國的運輸鋪設基礎設施的同時，可以進一步擴展在中亞地區的商業利益；其次是在該地區攫取自然資源，其中包括煤、石油、天然氣和貴金屬；第三，中亞國家在地緣和文化上靠近新疆，對該地區的控制，可以強化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控制。

雖然中共未明說要主宰中亞，但事實上，中共如今已經成為該地區最有影響力的角色。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智庫「國際危機小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3年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共在中亞的動盪不安中，快速成長為該地區占主導地位的經濟角色。北京把中亞視為原材料和能源基地，以及其低廉消費品的市場。中共也向中亞注入數億美元的援助及投資，名義上是要促進新疆自治區的穩定。[31]

如今，一個巨大的公路、鐵路、空運、通信和油氣管道網絡已經將中國與中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道路與橋樑公司（CRBC）及其它承包商，已經擔負了該地區高速公路、鐵路和電力傳輸的建設，在世界最險惡的一些地形上鋪路，並為運送中國商品到歐洲、中東和巴基斯坦及伊朗港口而建設新道路。從1992年中國與中亞五國建立外交關係到2012年的二十年間，中國與該地區的貿易總額已增加了100倍。[32]

中共在中亞地區倡導以國家為主導、信貸推動的基礎設施項目重大投資計劃。有學者推測它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國際秩序的基礎，中國將在這種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中亞是中國外交政策新思想的試驗場。[33]

目前，北京傾向於支持該地區腐敗的獨裁者，且其不透明的投資計劃被認為只對一小部分精英有益。「國際危機小組」的報告指：「每個中亞政權都脆弱、腐敗，並為社會經濟問題所困擾。」[34]北京推動的大規模基礎建設不但和鉅額貸款掛鉤，而且都涉及有利可圖的許可與審批，在威權體制中不可避免地助長腐敗。

以烏茲別克斯坦為例，該國1991年獨立之後就一直由原烏茲別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裡莫夫掌權任總統，至其2016年去世前，威權統治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2005年在東部城市安集延（Andijan）的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中共則宣布自己是卡裡莫夫的堅定支持者，「一如既往地支持烏茲別克斯坦及本地區各國為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與穩定所做的努力。」[35]

中亞國家自身脆弱的經濟結構，加上向中共大筆舉債進行基礎建設，導致這些國家被債務陷阱套住。土庫曼斯坦面臨慘重的經濟危機，通漲率達300%、失業率飆升至50%、商品短缺，同時腐敗叢生。這個中亞威權政府70%的收入來自天然氣出口，而北京目前為其天然氣的唯一買家。[36]北京同時也是其90億美元鉅額外債（占2018年GDP的30%）的最大債權人。[37]土庫曼斯坦可能不得不將天然氣田交給中國以償還債務。[38]不誇張地說，該國經濟命脈已掌控在中共手中。

在塔吉克，因向中共貸款興建發電廠致使其欠下3億美元債務而無力償還，該國已將一座金礦開採權交給中共抵債。[39]

吉爾吉斯斯坦經濟也岌岌可危。大規模基礎建設造成吉爾吉斯欠北京大筆債務。吉爾吉斯很可能會將其部分自然資源轉讓給後者抵債。該國還和華為與中興合作建設數字通訊設施，加強政府監控，這同時也為中共留下方便的後門。[40]

北京利用蘇聯解體後留下的權力真空，進入哈薩克斯坦能源領域。哈薩克斯坦的整個經濟基於生產原油，以美元出售，並用這些美元購買廉價的中國產品。除採掘業外，這個國家工業基礎薄弱。大量中國廉價商品湧入，使得本來不堪一擊的哈薩克斯坦的原有工業徹底下跪。[41]

中共在中亞地區擴張的另一個動機，是藉此加強打擊其境內新疆維吾爾族異議人士。中共牽頭的上海合作組織的章程允許嫌犯在成員國之間引渡，成員國可以派出他們的人員到其它成員國進行調查。中共藉此將打壓維吾爾人的行動擴展到境外，跨國將境外流亡的異議維吾爾人抓捕回來。[42]

（4）打造支點國家，不顧道德搶占資源

中共的大周邊戰略實施過程中採用了優先打造「支點國家」（pivotal states），然後以點帶面，達到整個區域的戰略目標。所謂支點國家，按照中共智庫的說法，是具備一定實力、中共有能力和資源來引導其行為、在戰略利益上和中共不存在直接衝突、與美國沒有緊密利益關係的國家。[43]除了上述的澳大利亞、哈薩克斯坦等之外，這樣的支點國家還有中東的伊朗、南亞的緬甸等等。

中共在中東最大的投資國是伊朗。伊朗是中東的重要產油國，同時在價值觀上又一直反對西方。於是伊朗自然就成了中共經濟和軍事的戰略合作對像。中共自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和伊朗保持經濟和軍事交往。1991年，國際原子能機構發現中共出口鈾到伊朗，又發現了中共與伊朗於1990年簽訂的秘密核協議。[44]2002年，伊朗的濃縮鈾項目被發現，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紛紛撤離，這給中共留下在伊朗乘虛大規模發展的機會。[45]中共與伊朗的雙邊貿易額自1992年到2011年之間呈指數增長，十七年間竄升一百多倍。[46]（其後因國際制裁壓力有所放緩。）被國際社會孤立的伊朗如今最大的經濟夥伴是中共。伊朗在中共的幫助下發展了從短程到中程的戰術彈道飛彈和反艦巡航飛彈，以及水雷和快速攻擊艇。中共甚至幫助伊朗秘密建立了化學武器項目。[47]

另一個受到中共青睞的支點國家是其南亞的鄰邦緬甸。緬甸有漫長的海岸線，能提供一個通往印度洋的戰略性出口。中共把開闢中緬通道視為規避馬六甲海峽風險的戰略步驟之一。[48]緬甸軍政府的惡劣人權記錄一直使其受國際社會孤立。緬甸的1988年民主運動以軍隊鎮壓收場。第二年，北京的坦克也在天安門廣場大開殺戒。兩個被國際社會同聲譴責的極權政府同病相憐，從此開始密切往來。1989年10月，緬甸的丹瑞大將訪問中國，雙方達成高達14億美元的軍火交易。[49]上世紀90年代雙方又有多次軍火交易，中方售緬裝備包括戰機、巡邏艦、坦克及裝甲運兵車、防空炮、火箭等等。[50]中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支持成了苟延殘喘的緬甸軍政府的生命線。[51]2013年，投資50億美元、被稱為中國第四大油氣進口戰略通道的中緬油氣管道建成，雖遭當地反對，在中共干預和談判後於2017年投入運行。[52]類似的大型投資還包括密松水電站（目前因當地反對而遭擱置）、萊比塘銅礦。2017年中緬兩國雙邊貿易總額135.4億美元。中共正計劃建立中緬經濟走廊，其中包括打造一個中方占股70%、出口印度洋的深水港、[53]緬甸皎漂特區（Kyaukpyu Special Economic Zone）工業園等。[54]

3）對歐洲分而治之，分化歐美同盟

冷戰中，歐洲是自由世界和共產陣營對峙的前沿陣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美國的堅定盟友。冷戰結束之後，歐洲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顯著下降。為了分裂歐美同盟，中共在歐洲採取了因地制宜、漸進滲透和控制的策略，對歐洲國家企圖「分而治之」。近年來，歐美在很多重大議題上的分歧漸趨明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的分化和蠶食策略。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針對歐洲內部的弱國急需外資的弱點，中共乘虛而入，對這些國家注入大筆資金，換取它們在國際法和人權等議題上的妥協。中共用這種方式製造和擴大歐盟國家內部的裂痕，從中漁利。被中共瞄準的弱國包括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等。

希臘發生主權債務危機之後，中共趁機大舉投資希臘，用金錢換取政治影響力，並通過希臘把影響力發揮到歐洲。數年之內，中共已獲得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2、3號貨櫃碼頭35年的特許經營權，並接管重要轉運樞紐比雷埃夫斯港。2017年5月，中國和希臘簽署「三年行動計劃」，涵蓋鐵路、港口、機場網絡建設、電力能源網絡及發電廠投資等。[55]中共的投資已經得到政治上的回報。2016年後，作為歐盟成員國的希臘多次反對歐盟針對中共政策和人權的批評議案，造成這些聲明流產。2017年8月，《紐約時報》一篇評論說：「希臘已開始投身於自己最熱心的、地緣政治野心最大的追求者中國的懷抱。」[56]

2012年，中共發起與中歐、東歐16國的地區合作框架「16+1合作」。匈牙利是首批加入「16+1合作」機制的國家，也是第一個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協議的歐洲國家。2017年，中國和匈牙利的雙邊貿易額突破100億美元。與希臘一樣，匈牙利也多次反對歐盟對中共人權狀況的批評。[57]捷克總統雇用中國富商做自己的顧問，高調地與達賴喇嘛保持距離。[58]

包括在該框架之內的16個國家，其中有11個是歐盟國家，5個為非歐盟國家。中共別有用心地提出這個地區協作的新模式，分化歐盟的意圖明顯。此外，在這16國當中，前社會主義國家占據相當比例，這些國家有共產黨統治的歷史，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都保留了很多共產黨的痕跡，容易跟中共一拍即合。

歐洲小國林立，單獨一個國家很難與中共抗衡。中共利用這一點，各個擊破，讓這些國家不敢就中國的人權狀況和外交政策發聲。最典型的例子是挪威。2010年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將和平獎頒發給仍在獄中的異議人士。中共迅速對該國採取報復行動，為挪威向中國出口三文魚設置重重障礙，在其它方面也多方刁難。六年後，兩國關係「正常化」，但挪威開始在中國人權方面保持沉默。[59]

傳統的西歐強國也感受到中共不斷擴大的影響力。中共對德國的直接投資從2010年開始大幅增長。2016年和2017年，中國都是德國最大的交易夥伴。2016年，有56家德國企業被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投資者併購，投資額高達110億歐元。這種併購使中國企業得以迅速進入市場或獲得西方先進技術、品牌和其它資產。[60]美國胡佛研究所2018年發表的報告稱之為中共的「武器化」投資。[61]德國西部的工業城市杜伊斯堡成為中共「一帶一路」的歐洲中轉站。每周30列滿載中國貨物的列車來到該城市，再從這裡分別運輸到其它國家。該市市長說，杜伊斯堡是「德國的中國城」。[62]

對於法國，中共長期以來一直採用「採購外交」。如中共黨魁江澤民1999年訪法時送了法國一筆價值150億法郎的大買賣，購買了近30架空中客車工業公司的飛機，由此得到法國政府對中共加入世貿組織的支持。法國成為中共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第一個與中共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西方國家，當時的法國總統是西方第一位反對在日內瓦人權會議上批評中國、第一個力主解除歐盟對華武器禁運、為中共唱頌歌的西方政府首腦。[63]此外，中共很早就在法國開始了「中國文化周活動」，規模浩大，實質是借文化之名兜售中共的意識形態。[64]

傳統歐洲強國、美國的重要盟友英國是中共覬覦的重點之一。2016年9月15日，英國政府正式批准中國與法國財團合資的欣克利角C機組核電項目動工。欣克利角C核電站（Hinkley Point C Nuclear Power Station），是在英格蘭的西南部薩默塞特郡籌建的核電站，裝機容量3,200兆瓦。該項目遭到含工程師、物理學家、環保人士、中國問題專家、商業分析師等在內的專家的嚴厲批評，尤其是指其給英國國家安全帶來巨大隱患。特雷莎‧梅的前幕僚長尼克‧提摩西（Nick Timothy）指出，安全專家「擔心中國人可以利用他們的角色在電腦系統中建立弱點，這將使他們能夠隨意關閉英國的能源生產」。[65]英國《衛報》指「這個世界上最昂貴的電廠」是個「可怕的交易」。[66]

與在世界上其它國家一樣，中共政府在歐洲擴大影響力的活動無孔不入、多種多樣。如收購歐洲高科技公司，控股重要港口，收買退休政要替中共站台，滲透大學、智庫、研究所，籠絡漢學家替中共唱讚歌等等，不一而足。[67]中共政府的對外宣傳工具《中國日報》（China Daily）每月在英國歷史悠久的大報《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上加入一次插頁，登載給中共政權塗脂抹粉的文章。為此中共付給《每日電訊報》的費用高達每年75萬英鎊。[68]

中共在歐洲的活動引起了研究者的極大疑慮。歐洲著名智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2018年發表研究報告，揭露中共在歐洲的滲透活動。該報告指出，中共擁有全方位的、靈活的政治影響力工具，主要涵蓋三個方面：政治與經濟精英、媒體與公共輿論、公民社會與學術界。中共嚴格限制外國思想、機構和資金的進入，而歐洲門戶大開，中共卻利用這一點實現自己的政治圖謀。該報告指出，這種不對稱政治關係的後果已經在歐洲顯現。歐洲國家開始調整政策討好中共。歐盟國家和某些鄰國甚至不惜損害本國利益，採納中共的說辭和立場。歐盟的統一受到中共「分而治之」的策略的威脅，尤其是在自由價值和人權保護方面。而歐盟內部的一些人士或者為了從中共那裡取得經費，或者為了在全球範圍內獲得認同，也自願配合中共，宣揚其價值觀，維護中共的利益。

除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滲透以外，中共還在歐洲進行各種間諜活動。2018年10月22日，法國《費加羅報》10月22日以「費加羅報揭露中國針對法國的間諜計劃」為總標題，通過獨家系列專題報導，揭示了中共在法國的各種間諜手法，包括如何通過職場社交網站特別是領英（LinkedIn）來招募法國人為中共提供情報，意圖滲透法國政經、戰略領域的，及事態的嚴重性。報導說，這些真實案例只是中共在法國運作的間諜行動的冰山一角，中共的目的是大規模掠奪法國國家內部和經濟財產的敏感資料。[69]同樣的間諜活動在德國也出現了。[70]

4）殖民非洲──輸出「中國模式」

二戰後，非洲國家紛紛從殖民地走向獨立。伴隨著西方向中國的技術和資金轉移，非洲開始失去來自西方國家的關注。而中共在得到西方輸血壯大的同時，對非洲的蠶食卻逐步發展：中共的勢力開始替代原來西方宗主國在非洲的布局，滲透到非洲的政經、生活各個層面。中共一方面用發展中國家的名義來拉攏非洲國家，搞統一戰線，在聯合國與美國等自由國家對抗，另一方面則不斷通過經濟收買和軍事援助等手段操縱非洲政府和反對派，左右非洲國家的運作，同時對非洲輸出中共模式和價值觀。

中共控制的中國進出口銀行在2001年至2010年間向非洲國家提供了627億美元的貸款。這些貸款利息相對低，表面上看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而且相對不考慮投資風險，但因為很多貸款的抵押品是自然資源，中共由此獲得大量自然資源的開採權。2003年中國進出口銀行向安哥拉提供的貸款由石油擔保，被稱為「安哥拉模式」。於是，在非洲出現了這樣的情景：「中國人在非洲採油，通過中國製造的油管和港口，送到中國的油船上輸入中國。中國人（中共）武裝起一個犯反人類罪的政府，再保護這個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裡立足。」[71]

在中共對非洲的經濟領域越來越多的參與之後，中國在2016年成為非洲的最大交易夥伴和外國直接投資者。[72]中共在非洲的經營模式有許多被人批評的弊病：低工資、惡劣的勞動條件、劣質產品、豆腐渣工程、環境污染，以及對所在國官員的行賄等腐敗行為。中國在非洲的開採活動，經常遭到當地民眾的抗議。

尚比亞前總統麥可‧薩塔（Michael Sata）曾在2007年競選總統時說過，「我們要讓中國人走開，讓從前的殖民者回來，雖然他們也曾利用我們的資源，但至少他們會很好地照顧我們，他們興建學校、教我們語言，還帶給我們英國文明。西方資本主義還有人類的面目，中國人卻只會剝削我們。」[73]中國在尚比亞的影響已經隨處可見，從舉頭可見的中國銀行看板，到幾乎無處不在的中國人。這使得薩塔不可避免地和中共打交道，得到權力後就馬上和中國大使會面，並在2013年訪問中國。

蘇丹是中共在非洲最早打造的堡壘之一，過去二十年中共在蘇丹的投入呈指數發展。除了豐富的石油資源，蘇丹在紅海的戰略地位對中共也十分重要。[74]上世紀90年代，當國際社會對支持恐怖主義和極端伊斯蘭主義的蘇丹巴希爾政權孤立之際，中共乘虛而入，迅速成為蘇丹最大的交易夥伴，進口了蘇丹出口石油的絕大部分。[75]中共的投資幫助了巴希爾極權政府在西方的圍堵中殘喘甚至發展，中共軍方同時還向蘇丹輸入武器，間接為本世紀初蘇丹的達爾富爾種族滅絕助力。中共在國際社會上同時扮演兩面角色。一方面向聯合國派出維和部隊，為蘇丹衝突「調停」；另一方面卻公開邀請被國際刑事法庭以反人類罪通緝的蘇丹總統訪問，並稱，不管世界有多大變化、不管蘇丹內部的局勢如何，中共永遠是蘇丹的「朋友」。[76]

中共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可謂不遺餘力。中非合作論壇2000年於北京成立，之後幾次在關鍵年份舉行的中非論壇，中共領導人都向非洲「大撒幣」。2000年成立大會，江澤民宣布免除非洲窮國100億元人民幣的債務；2006年，北京再做峰會主辦國，中共不但宣布免除所有非洲邦交窮國截至2005年底的債務，[77]還送出逾百億美元的基金、信貸、獎學金及各種援建項目；2015年在南非約翰內斯堡，中共宣布將提供600億美元的資金，同非洲國家合力推行「十大合作計劃」。[78] 中共商務部副部長2018年8月28日表示，「對非洲33個最不已開發國家，97%的輸中產品給予零關稅。[79]在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中共承諾再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無息貸款、專項資金和投資，同時承諾免除「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非洲窮國2018年底到期的政府間未償還債務。[80]

經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中共用商業貿易掌握非洲經濟命脈，用經濟利益收買了大批非洲政府，讓他們對中共言聽計從。外界已經注意到中共試圖征服非洲，並把非洲作為推廣宣傳中共模式的大舞台。中共體制內學者宣稱：「中國四十年走到今天就證明，不用走西方的道路也可以成功，歷史沒有終結。這對於非洲的衝擊，是無法想像的。」[81]

衣索比亞前總理梅萊斯效仿中國制定了五年計劃，執政黨埃革陣的組織形式與中國共產黨十分相似。一位匿名的中國外交部人士介紹，衣索比亞執政黨人民革命民主陣線大部分高層都曾到中國學習和接受培訓，許多要員的子女也被送往中國留學。而衣索比亞的部長級官員更是幾乎人手一本《毛澤東選集》。[82]2013年3月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上，衣索比亞總理表態稱，衣索比亞把中國當做合作夥伴和發展榜樣。目前，衣索比亞被稱為非洲的「新中國」，網際網路的審查、封鎖、政治專制、媒體被管控等等與中國如出一轍。[83]

衣索比亞並不是唯一的例子。2018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主辦的第四屆中非青年領導人論壇和中拉政黨論壇在廣東深圳開幕，其培訓目標是領導人和政府官員。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孫韻（Yun Sun）表示，這樣的政治培訓是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中國模式」。她說：「他們的這種政治培訓有三個目的。第一，是中共的合法性，試圖告訴世界中共是如何成功的管理了這個國家以及這樣的成功經驗是如何可以在別的發展中國家被複製。第二個目的是推介中國的發展經驗，就是所謂的『交流治國理政』經驗，雖然沒有輸出『革命』，但是確實輸出了中國的意識形態方式。第三是加強雙邊交流。」[84]也就是說，中共把自己的體製作為樣板向非洲輸出。

5）進軍拉丁美洲──在美國後院挖牆角

拉丁美洲地緣上靠近美國，歷史上一直是美國的勢力範圍。雖然拉美在19世紀中葉共產主義泛濫的時候出現了不少社會主義政權，但外來影響尚不足對美國構成威脅。

前蘇聯解體後，中共開始覬覦拉美，打著「南南合作」等旗號，從經貿、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滲透。拉丁美洲許多國家如委內瑞拉、古巴、厄瓜多、玻利維亞等在政治上存在強烈反美的立場，中共充分利用這點，跨洋過海把手伸到這裡，挑撥他們跟美國的關係，助長那些國家的反美傾向。這樣一方面既可以削弱美國在該地區的優勢，另一方面可以自由進出美國的後院，扶持拉美的社會主義政權，為長期與美國抗衡、實施中共全球野心做準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共對拉美的滲透和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年的蘇聯。

中共首先通過外貿和投資擴大在拉美的影響力。根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報告，2000年中國對拉美的貿易只有120億美金，到2013年已經達到2600億，增長了20多倍。2008年之前，中國的貸款承諾不超過10億美元，而在2010年，達到370億。中國承諾從2005年到2016年間向拉美提供1410億美元貸款。中國的貸款目前已經超過了來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泛美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 Bank）的貸款總額。與此同時，中共承諾到2025年將向拉美提供2500億美元的直接投資，中國與拉美的雙邊貿易將達到5000億美元。拉丁美洲是目前中國投資的第二大目的地，僅次於亞洲。

對相當多南美國家來說，中國已經成為它們最重要的出口國。中國是拉丁美洲三個最大經濟體──巴西、智利和秘魯的第一大出口市場，是阿根廷、秘魯、哥斯大黎加及古巴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從厄瓜多的公路建設，到巴拿馬的港口項目，再到連接智利與中國的光纖，中國在整個拉美地區的影響已相當顯著。[85]

中共一直致力於把拉美變成自己的資源基地，如寶鋼在巴西有鉅額投資，首鋼控制了秘魯的鐵礦。中共還對厄瓜多的石油、委內瑞拉的燃料與金礦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中共大量投資拉美的基礎設施。在阿根廷，中共承諾在運輸糧食的港口投資2500萬美元，在阿根廷和智利之間的公路方面投資2.5億美元。[86]

軍事上，中共對拉美的滲透正在一步步擴大和深入。中美經濟與安全小組的研究員威爾遜（Jordan Wilson）發現，中共對拉美從2000年前的低端軍售，發展到後來的高端軍售，到2010年達到一億美元銷售額。尤其在2004年之後，中共對拉美軍售大幅上升。而這些軍售的對像都是具有反美傾向的政權，如委內瑞拉。這個階段同時伴隨著軍事訓練方面的合作。2015年在北京召開的中阿（阿根廷）雙邊峰會，其協議內容如果得以實施，將意味著兩國的軍事合作達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包括先進高端產品的合作生產，協助中共在其境內建立首個南半球宇航器深空測控跟蹤站，以及在阿根廷空軍部署中國製造的戰鬥機，總額達到5億～10億，超過中共2014年對拉美地區的1.3億的軍售總和。中共與拉美的外交、經濟、文化和軍事聯繫迅速發展。中共2015年的軍事白皮書要求中共軍隊積極參與地區和全球的安全合作，以有效的保證中共的海外利益。[87]

外交上，由於中共的拉攏和威脅，巴拿馬、多明尼加及薩爾瓦多等一些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國家或地區，選擇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投向中共的懷抱。巴拿馬2017年6月宣布與中共建交，終止與中華民國超過一個世紀的外交關係。中共三年前就積極籌畫投資巴拿馬基礎建設，如港口、鐵路、公路，投資金額高達7,600億台幣。[88]中共已經獲得在全球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控制權，有可能影響到美國後院。中共還在薩爾瓦多聯合港投資將近300億美金。美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馬尼斯2018年7月曾在薩爾瓦多《今日報》上提醒，中共在聯合港的投資具有軍事目的，並企圖擴張在此地的影響力，必須密切留意。[89]

文化方面，中共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建立孔子學院39所，設立孔子課堂11所，學員超過5萬人。[90]而孔子學院被認為是中共的間諜機構，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輸出中共的黨文化和意識形態，給世界洗腦。

中共在拉美的廣泛滲透，對美國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中共可以利用那些國家對中國市場、投資和軍事的依賴來控制那些國家的政策，把它們拉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與美國對抗。其興建的運河、港口、鐵路以及通訊設施，未來都將成為中共擴張、建立全球霸權的重要工具。

6）中共的軍事野心

2018年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的彩虹七型無人戰機（CH-7）令軍事專家矚目。彩虹系列戰機代表中共無人戰機的後發優勢。大批彩虹四型（CH-4）無人機已經占據了從約旦、伊拉克到土庫曼斯坦、巴基斯坦等一大批國家的軍火市場，因為這些國家受限於西方軍售管制而無法從美國購買無人戰機；[91]最新的彩虹七型在某些方面的配置直追美方最先進的X-47B。觀察家注意到，最新的彩虹七型在未試飛的情況下，就急於在珠海航展上亮相，[92]航展中醒目地展示出空基信息系統模擬作戰片段，模擬的假想敵為美國。[93]這些都清楚表露出中共與美國爭霸的野心。

近年來，隨著中共軍力的發展，其野心也越來越張揚。早在2009年就發生美國海軍海測船「無懈號」（USS Impeccable）在南中國海進行海測任務時遭中共船隻尾隨與騷擾；[94]隨後在黃海國際水域發生類似事件，美國海洋監測船「勝利號」（USNS Victorious）被中共船隻騷擾，在大霧條件下中共船隻多次逼近，甚至貼近到雙方只有30碼間距，造成「勝利號」不得不停止原航向避免相撞。[95]最近的例子發生在2018年9月。美國飛彈驅逐艦「迪凱特號」（USS Decatur）在南中國海遭中共軍艦進逼，中共軍艦在距離美國軍艦前方約45碼（約41公尺）處從前方橫穿，迪凱特號被迫採取技術性閃避。[96]

事實上，中共的軍事野心有著長遠的謀劃。中共軍隊的戰略思想是從陸上強權同時走向海上爭霸，最終形成海陸霸權。1980年，中共明確將「積極防禦」作為戰略方針，著眼於大規模國土防禦作戰，仍以蘇軍為主要作戰對像。2013年，中共提出前沿防衛，把第一線推出中國國境，向外擴張，開始提出積極進攻的戰略理論，提出「把戰略進攻作為積極防禦的重要作戰類型」。[97]2015年，中共軍事理論家、《超限戰》作者提出，「『一帶一路』要求陸軍具有遠征能力。」「認為中國陸軍必須飛起來，必須實現陸軍航空化，這意味著整個中國陸軍的一場革命。」「『一帶一路』就是國家利益和需求對中國軍隊改革的一個巨大牽引。」[98]這預示了中共通過軍事手段成為大陸強權的思路。

美國國防部2018年報告指出：中共對其海外利益的關注推進了中共軍隊向境外和周邊的擴張，中共海軍的重心從「近海水域防禦」開始轉向「近海水域防禦」和「公海保護」的混合。中共的軍事策略和軍隊改革反映出對其歷史上的以大陸為中心的心態的拋棄。其「前沿防禦」的戰略思想是將可能的衝突轉移到中國領土之外，顯示出中共軍方對日益增強的全球角色的設想。[99]中共的目標是首先突破第一島鏈（北起千島群島，向南經過台灣，到婆羅洲島，包括黃海、東海、與南海的西太平洋海域），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公海，最終走向全球的海洋。

中共在南中國海的擴張就是為了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中共在南海「填海造島」與「島礁軍事化」，在島嶼上配備機場、岸基飛機和飛彈。目前在南海中永暑、渚碧、美濟三個有戰略意義的島礁已經部署反艦巡航飛彈和地對空飛彈和機場，客觀上已經形成岸基航空母艦。中共的航母也已經形成戰力，在戰略層面上表示中共海軍能夠突破「第一島鏈」，並開始具備遠海作戰能力。

美國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Steve Bannon）曾多次表達這樣一個憂慮，即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在未來十年內，中美將爆發一場戰爭。[100]前美軍上校、軍事評論家塞林認為，「中共現在試圖通過與北印度洋的類似強權國家結成同盟，將其國際影響力擴展到南中國海以外。如果被允許完成這一結盟，中共可能處於無懈可擊的地位，對全球一半左右的GDP施加權威。」[101]

南中國海問題並非地區性的領海爭端，它具有全球性的戰略意義。每年有將近價值5萬億美元貨物經南中國海運輸。[102]對中共而言，其海上絲綢之路始於南中國海。中共80%的進口石油經南中國海運輸。[103]而南中國海的地區和平，在二戰後一直由美軍及其盟友維持。這使得準備和美國一戰的中共如芒在背。中共把南中國海視作保障其經濟發展和進一步軍事擴張戰略的關鍵性區域。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弗雷沃爾（M. Taylor Fravel）在盤點了中共歷史上所解決的領土爭端之後指出一個有趣的事實：自1949年以來，中國與鄰國發生了23起領土爭端。中共解決了其中的17起糾紛；而這17起中的的15起爭端，北京在爭議領土中作出了顯著的讓步。但是對於南中國海，從上世紀50年代中共海軍極其弱小的時候，就主張對爭議區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而這種絕對性言論從未出現在其它領土衝突中。[104]

很顯然，「寸土必爭」並不是中共解決所有領土爭端的指導思想。弗雷沃爾教授列舉了中共在南中國海強硬立場的多項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共著眼於南中國海的戰略價值。從這些島嶼，中共不但可以對可能含有大量自然資源的鄰近水域擁有管轄權，甚至可以對外國海軍艦艇的某些活動擁有管轄權。這些南中國海島嶼也可以發展為預警軍事力量的前沿陣地；此外控制該地區還能阻止其它國家追蹤從南中國海進入西太平洋的中共潛艇。[105]

中共在南中國海地區的野心與擴張，尤其是近年來單方面採取實際行動改變現狀，直接的影響是造成其它國家被迫在軍事上跟進，強化地區軍事緊張。日本已經逆轉了十年來削減軍費的局面，而印度則恢復了一度停滯的海軍現代化。[106]

中共以其能源、貨運通道安全為由，在南中國海不斷擴張、打破原有平衡的行動本身，造成了南中國海地區衝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學者指出，中共把南中國海視為一個安全問題的本身，導致該地區的安全受到侵蝕。[107]這一觀察和前述班農的觀點相呼應。

2017年，中共軍方在吉布地建立了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西方學者認為，中共軍方的視野超越了西太平洋，在思考如何把軍力投射得更遠。[108]比如中共近來在太平洋島國動作頻頻，不計成本投資，其長遠目標是這些島國未來可能成為中共遠洋艦隊的補給站。[109]而中共的軍事擴張還不只局限於傳統的海陸空，正從陸地向海洋，到太空、電磁空間等全球公共領域拓展和延伸。

中共的軍事野心有著龐大的人員、裝備與經費基礎。

中共維持著世界最大規模的正規軍，有200萬名現役軍人。中共軍隊還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陸軍，及軍艦數量世界第一、噸位總數世界第三的海軍以及規模龐大的空軍，擁有由洲際彈道飛彈、彈道飛彈潛艇、戰略轟炸機組成的三位一體的核打擊能力。

中共還有170萬武警部隊，歸中央軍委統一領導，以及數量巨大的預備役、民兵部隊。中共的軍事指導思想一直包括「人民戰爭」，在中共的極權體制下，可以迅速將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進行軍事化轉變，這意味著為數眾多的海外華人和本土的十幾億人，作為「民兵」，在必要的時刻都可以被中共挾持成為軍事力量。

中國經濟總量在1997～2007年間快速增加。中共憑藉經濟力量，快速擴充軍備，升級武庫。據估計，到2020年，中共陸軍將擁有5000輛現代化主戰坦克。海軍將擁有至少兩艘航母。空軍戰鬥機90%為第四代，甚至開始擁有第五代戰鬥機。

從2008到2017年中共國防預算平均每年增長6%，2017年達到1543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110]而外界估計，中共的實際軍費是官方公布的兩倍。不僅如此，共軍的軍力不完全反映在軍費上，因為其實際軍費高於公開數字，而且中共可以無償徵用很多民用設施和人力，整個工業體系都可以服務於戰爭的需要，這意味著其真正的軍事裝備能力遠遠超過官方數據以及外界通常的估算。

中共將於2020年底前建成由30多顆北鬥導航衛星組成的全球系統，具備全球GPS軍事定位能力。彩虹系列軍用無人機的大規模量產為中共提供更多戰術考慮，比如針對台海布局，中共有可能通過無人戰機「機海」戰術取得優勢。[111]大量的無人飛機在衛星和人工智慧的控制下形成集群，將易於發揮其數量和低成本優勢，在局部形成非對稱戰爭態勢。

在珠海航展上高調亮相的隱形戰機殲-20，被稱是美國F-22的翻版；殲-31與F-35長得非常像。這些都展現出中共在新一代戰機上正在縮短與美國的差距。

此外，中共使用各種間諜戰，在技術上趕超美國。90%的對美國網絡的間諜行為來自中國，中共網絡滲透到美國大公司和軍方，盜取那些他們自己無法研發的技術和知識。[112]中共無人機技術就是從美國盜取的。

在戰術上，中共熱衷於「不對稱作戰能力（asymmetric warfare, asymmetric strategy, asymmetric weapons）」。[113]美國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ific Command）新任指揮官菲力浦‧S‧大衛森海軍上將（Adm. Philip S. Davidson）把中國描述為一個「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中國不是靠以武器對武器的火力匹配，而是通過建設關鍵性的「不對稱能力」，包括用反艦飛彈和在潛艇戰中的能力，來趕超美國。他警告：「不能保證美國在一場與中國的未來衝突中能獲勝。」[114]中共靠其研發的東風21D飛彈（反艦彈道飛彈，針對美軍航母）進行類似狙擊手模式的對抗。2018年，中共公開展出陸基鷹擊-12B超音速反艦飛彈，被稱為「航母殺手」，它在西太平洋劃出了一塊半徑達550公裡的美軍航母「死亡禁區」，可以通過採用超低空突防的火力飽和模式打擊美軍航母戰鬥群，這些飛彈成為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的重要軍事手段。

中共在其軍事力量擴大之後，不斷武裝世界上的獨裁腐敗政權，如朝鮮、中東的流氓政權等，一方面擴大其軍事同盟，另一方面分散和削弱美國的軍事力量。中共在全球散播仇美言論，鼓動反美情緒，也很容易使中共與那些反美政權聯合，實現其霸權野心。

同時，中共鼓吹超限戰等恐怖主義軍事理論。開始鼓吹戰爭必要（「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產婆」）、暴力恐怖神聖（「死人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侵略有理（「沒有戰爭權就沒有發展權」，「一國的發展就意味著對另一國的威脅，這才是世界歷史的通則」）。[115]

中共國防大學防衛學院院長朱成虎公開揚言：如果美國介入台海戰事，中方將首先使用核武，令美國數百城市夷為平地，即使中國西安以東遭到摧毀亦在所不惜。就是中共野心的一次公開展示，也是對國際社會反應的一次試探。[116]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中共的軍事服從於其政治，中共的軍事野心只是其整體野心的一小部分。中共的意圖是以經濟和軍事為後盾，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加於全球。[117]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結束語

人類走過了漫長的歲月，創造了無數的輝煌，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挫折和災難。回顧歷史，人們會發現，社會道德高尚會帶來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民眾安居樂業；而道德墮落則會帶來國家的衰亡甚至文明的毀滅。

今天的人類再一次走向了物質文明的高峰，但也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這就是共產主義的興起和肆虐。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不是建立地上「天國」，而是毀滅全人類。共產主義的本質是一個邪靈，它由恨和低層空間的各種敗物構成。出於恨，它屠殺了超過一億人；出於恨，它破壞了幾千年的輝煌文化；出於恨，它肆無忌憚地敗壞人類道德。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不同國家裡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暴力殺戮、強迫世人不信神的同時，它魔變、滲透西方，引誘世人遠離神、背叛神，走的是另一條毀滅人類之路。共產邪靈集合了人世間的各種負面因素，通過共產政權、共產黨組織、魔鬼的同盟軍、同路人、代理人等等，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操控和滲透了社會的各行各業、各個層面。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媒體、藝術和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不知不覺間都淪陷於邪靈的魔掌，令人怵目驚心。人類處在極其危險的境地。

反思近兩百年來人類社會的軌跡，不難發現魔鬼得逞的原因。人們沉湎於技術發展帶來的物質享受、任由無神論泛濫，其實是在主動背棄神的眷顧、把大門向魔鬼敞開。人們之所以被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變種和現代變異觀念所迷惑，是因為人類已經大面積偏離了神給人留下的傳統之路。傳統文化是維繫人類道德、讓人在末劫最後關頭能夠得救的保障。破壞了傳統文化、顛覆了人類應該遵守的普世價值，就等於切斷了人與神之間的聯繫，使人無法聽懂神的教誨，魔鬼就能無所顧忌地禍亂人間。當人類道德敗壞到不符合做人的標準時，就只能被神忍痛拋棄，最終被魔鬼帶入深淵。

物極必反，邪不勝正，是人間永恆的規律。共產邪靈逞凶一時，那是因為人們暫時被其狡猾所欺騙、被其表面的強大所恐嚇、被各種誘惑所蒙蔽。人性雖然有弱點，但也有善良的本性、千百年來承傳的美德與道德勇氣。這就是希望所在。

環視全球，重大事件正以讓人目不暇接的速度發生著。世界在覺醒，正氣在回升。

中國雖然集中了共產邪靈最主要的力量，但千千萬萬中國人在堅持信仰和普世價值，和平抵抗共產暴政；在《九評共產黨》引發的「三退」（退出共產黨、團、隊組織）運動中，三億多人勇敢選擇從精神上脫離共產枷鎖。這種個人發自心底的選擇，正在解體共產黨於無形。神安排了中共最後的解體。中國的執政者和其他掌握權柄的人，如果有意解體中共，神為其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未來天賦神授的真正權柄；相反，如果死抱中共不放，必定會在最後的過程中遭遇中共解體所帶來的一切災禍、魔難。

在世界上，以藝術形式傳播傳統文化和「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神韻藝術團巡演五大洲，在全球範圍內帶來了精神的覺醒和道德的回歸，引領著復興傳統文化的潮流。

西方國家開始反思近百年來共產主義對社會的滲透和對傳統文化的顛覆，逐漸從法律、制度、教育、外交等方面清理共產主義因素和現代變異文化。各國政府開始警惕並反擊共產政權及其扶植的黑手，共產勢力在全球的擴張受到強有力的遏制。

共產邪靈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敵人，無法用武力打敗。要想結束魔鬼對世界的統治，就必須從純淨自己的內心開始。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修內而安外》一文中說：「人不重德，天下大亂不治，人人為近敵活而無樂，活而無樂則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願，此時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則反而成拙。如解此憂，則必修德於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國不腐，民若以修身養德為重，政、民自束其心，則舉國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穩固，而外患自懼之，天下太平也，此為聖人之所為。」

慈悲的創世主一直在看護著人類。人們因為背離神而招致災禍，只有回歸神指的路才能獲得神的救度。人只要能冷靜地識破魔鬼的真實面目，守住心底的善，遵循神給人規定的思想行為標準，重新找回傳統道德與文化，神就會幫助人擺脫魔鬼的控制，共產邪靈對人靈魂的侵蝕就無法得逞，它毀滅人類的企圖也就註定走向失敗。

我們應當感謝神。神為人鋪就了擺脫魔鬼、走回傳統、回歸神的道路，現在就看人自己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