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9月04日】
姐姐Helen（右）和妹妹Jane（左）
「警察曾跟我說，如果這的監獄關不下會把你們關到新疆的大沙漠裡去，現在沙漠裡的監獄在擴建，在沙漠裡你多少天都走不出來。即使逃出了監獄，你也逃不出沙漠，必定死在沙漠裡。你在哪死的，你怎麼死的，你經歷了什麼，是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 Helen（姐姐）
「記得逃亡馬來西亞前，我跟父親見面對他說，我們要出國了，等著我們回來。」Jane回憶道。「我爸爸那時87歲，患有老年性痴呆，早已認不出我，但是卻說出一句：『到那再也沒人抓你了』。我現在還對這句話有深刻的印象。」——Jane（妹妹）
序言
北京西城區，是中國的權力核心區域，是中南海所在地，是世界聚焦的地方，也是一對姐妹心心念念而不能回的故鄉。
姐姐本是北京著名大學教工，妹妹本是國家建設部工程師。她們本有著幸福的家庭卻親歷文革迫害，目睹六四屠城；她們本過著優越舒適的生活卻在二十年中頻遭牢獄之災，期間流離失所十餘年，最後被迫在年過花甲之際走上逃亡之路；輾轉流離至馬來西亞生活卻依然面臨危險，最終在聯合國難民署幫助下遠赴千裡之外的美國定居。這一切，只是因為她們不願放棄信仰。
這是一個在黑白顛倒的時代堅守希望的故事。
這是她們的故事。
（一）文革——兩代人的苦難
Helen歐和Jane歐出生在一個殷實的傳統家庭，父母都是國家幹部。除了Jane外，Helen還有一個妹妹，小她兩歲。她們的成長環境很簡單， 父母都是正直本分、人緣口碑很好的人，親朋好友之間關係也都非常好。大家其樂融融，沒有勾心鬥角，致使這對姐妹都很單純。
但是，她們原本幸福令人羨慕的家在文革十年之間被拆成幾地不得團聚。
1968年，Helen的父親因為搞西方古典音樂被認為推崇「封、資、修」的東西，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等罪名，被掛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押上台批鬥示眾，後來被強制洗腦並進行所謂的勞動改造。在這期間，Helen家中多次被抄。
1969年的一天，家裡來一幫人押著父親不由分說，強制搬家，搬到一個一居室的小套間。之後大妹妹16歲也被發配去了東北中蘇邊境上的建設兵團，家裡只剩下小妹一人。Helen講述，「現在還記得她幫母親煮飯洗菜夠不著水籠頭，需站在小凳子上的情景，小小年紀總是一人在漆黑無照明的樓道裡進出的恐怖。」
Helen的大妹妹在黑龍江建設兵團被迫進行超強體力勞動，同時又因為出身受到歧視。 「她因為父親是反動派及我家有海外關係而被視為異類，全團只有她沒被評為兵團戰士名稱，這對尚未成年不諳世事又性格好強的她來說壓力山大，精神受很大刺激。」19歲時大妹妹患了不治之症，病危之際回北京接受治療，「大夫說她能活過來是奇蹟」。
Helen的一個姑姑因為當年與其夫去了台灣，即使中共建政後一直沒有再聯繫，Helen一家也被認為有海外關係，「不僅父母那代人因此受迫害，我們這一代也從小背著政治不可靠的包袱被歧視。儘管我們當時都不知道有這麼個姑姑。」
年少時的經歷或許預示了她們日後坎坷的人生。在中年時，她們在京城見證了一場震驚中外的血腥鎮壓——六四。
（二）見證六四
「記得不久前在教授辦公室的牆上看到了那張著名的六四『坦克人』照片。教授說，每每看到這張照片時，人們關注的似乎都是那位勇敢的隻身站在坦克前的學生，但他更想知道駕駛坦克的士兵當時的心理活動是怎樣的。」我對Helen說。她聽後，先是沉默不語，半晌後說：「我也同樣有興趣知道駕駛人的心情。按照我的理解，他應該是有良心的。當年許多年輕士兵都被學生講的真相打動了，只是軍命不可違而已。 」
「學生那時真的做到心平氣和講真相。攔住過往軍車，到火車站登上列車給軍人講真相。很多農村士兵很年輕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來平動亂。很多軍人了解了真相對學生態度很好，學生給他們送水飲料食品。」Helen回憶說。
在某種程度上，Helen和Jane都是六四屠殺的見證人。
Jane的單位裡有年輕的同事蹬板車去幫助往醫院拉屍體。
「在南禮士路的兒童醫院附近，我親眼看見一個被射殺的男子，他倒在便道的方磚地上，腦袋開了花，腦漿溢出，血沿著方磚的格子流出好幾米。 」 她與先生也都去醫院停屍房見過到處屍體的血腥場面，見過剛被打死後被拉過去的屍體。
「6月5號上午，路過復興醫院，當時醫院正在蓋樓，入口要走一段不過兩米寬的過道，印象最深的是那一路的血跡，感覺像是水壺澆出來的。然後好像是臨時的木板棚，地上是一灘一灘的血，明顯是一個一個的人躺過的地方……邊上有幾個窗戶，有人趴過去看，我去看了一眼，好像幾層的架子上，都是死人。那天天色陰沉壓抑，加上血澆的恐懼，我沒敢再看下去，我先生看了邊上的窗口，說裡面也都是屍體……」 Jane說。
「那些天，長安街近的街區時不時都會有人不知為什麼被追進來的士兵射殺，我母親擔心我要穿越長安街危險，那幾天都不敢讓我去上班了。大家都互相提醒，有兵的路上不要有表情，目不斜視，憤怒或笑都可能招來子彈。」
Helen所任職的大學門前就是外地進京的主要公路，也是軍隊來去必經之路。她上班坐公交車要穿過東西長安街。 她也見過被打傷滿頭滿臉流著血的騎車人向我們問最近的醫院怎麼走，也見過被打傷的軍人及當地百姓救助流血軍人就醫，更見過身邊的同事當場被中槍打倒的學生濺出的鮮血染紅的血衣。Helen說，「我校還有教師出校門勸說學生回校被過路軍車打傷了腳，我母親同事半夜下夜班回家路上中彈死亡。」
那一年的6月3日，Helen家舉辦晚宴給探親後即將返台的姑姑送行。 「回來時我推著自行車，孩子坐在後座上。經過六部口路口要過馬路，被戒嚴衛兵狠狠罵了一句，說，你們不要命啦，帯著孩子還敢從這走？並轟我們繞過音樂廳後面去走。當時不理解他幹嘛那麼兇狠。」Helen回憶道， 「到海外後詳細看了視頻才知道當時那個地方下午已經發生了坦克壓死學生的慘案，血流成河。只是我們不知道。」
木樨地是整個六四事件中傷亡最慘重的地方。
Helen回憶， 當時在北京木樨地站滿了學生和市民，鎮壓部隊開槍第一撥兒子彈是橡皮子彈，那時大家都沒有跑開。後來射出真彈時不斷有人流血倒下，人們才意識到政府真對人民下狠手了，群情激憤。即使這樣，民眾也不退縮，躲到長安街兩側的灌木叢後面。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沒人知道。
過去30年中，一直有無數的人們不相信六四屠殺真實發生了。 Helen無奈地說：「說六四沒開一槍在北京就是大笑話。在外地可能什麼也不知道，善良人聽到真相也不相信政府會對學生開槍。我們住在很遠的地方，睡熟的兩歲女兒都被槍聲驚醒了嚇得直哭，我用手堵住她的雙耳才哄著她，你想聲音多響。」
「長安街兩側建築上到處都是槍眼，很久以後才被補好。我們的辦公樓也被打穿好幾處，當時我就在場。好在我叫回了站在陽台上的同事， 告訴他們部隊開過來了有危險，提醒同事們躲開外牆蹲在走廊裡，避免了傷亡。部隊經過時果然對主樓掃射了很多槍。」
如同許多經歷了文革和六四的中國人一樣，Helen和Jane對社會與中共政府失去了希望，對未來感到悲觀，不知路在何方。
直到1993年夏天，一切都改變了。
（三）初遇法輪功
1993年暑假，Helen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本、等待了一年的書《中國法輪功》。
「我一看就放不下了，一口氣讀完，整個過程中無名地流淚，哭啊哭啊，不知哭了多久。當時只有一個很強烈的念頭，就是：這正是我要找的，這就是我要的。」幾天後Helen和女兒參加了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傳法後期的一個學習班，開始修煉。
「參加第一個師父講法班後，我們身體所有的毛病都沒了。從此我沒有進過醫院，給國家節省了大量的醫藥費，幾歲的女兒都沒吃過藥就長大了。我們兩家三代人，加起來十幾個人都走入了修煉。」
修煉以後的Helen開始主動為社會做事，義務掃院子掃樓道，冬天下雪一條街的雪自己鏟；在學校工作，Helen總是遇到考上了大學但付不起學費的學生，她會把自己的錢捐出來。「我平時生活簡樸，但是同事都說你捐款挺大方的。這都是因為我修煉法輪功。」
妹妹Jane決定開始修煉也是因折服於法輪功的法理。 「書上講的話，句句真理，是我一直渴求、冥冥之中思考過並等待的。我感到這本書至高無上，我的生命就在這裡。」她說，「我從小就是在黨文化鬥爭哲學教育下長大的，什麼階級敵人，運動七八年搞一次，看的聽的影視作品中都是。看到法輪功講的真善忍，我覺得這是人間最好的東西，要人人都是這樣的話，人與人之間什麼事情都會變得非常簡單。」
Helen和Jane自己修煉的同時，也影響了身邊的人。 還在上幼兒園的女兒都知道遇事要忍讓。同事朋友看到她們平和寬容與世無爭和發自內心的輕鬆舒暢，也有很多人走入修煉。
Jane的老母親60歲不到就提前退休，曾多次病危住院、煉了法輪功後也告別了醫院，健康地活到現在，年過九十，身體柔軟，腿腳靈便，精力充沛。不少人因為看到她的健康奇蹟而走入大法修煉。即使在後來黑暗的日子裡，經她講真相的警察、國保、六一零人員，甚至政法領導機構人員都不得不佩服法輪功的神奇，相信她講的，沒有人告發她。
在她們居住的小區，由於修煉法輪功的人越來越多，煉功點也由一個發展成了好幾個，隔一條馬路就有不同的煉功點。
小公園裡的煉功點更是每天從早到晚，不同時段都有義務輔導員提錄音機值班，方便大家煉功學法，同時免費教功。 煉功點從3、4個人開始一直到最後分出去好幾個點，每個點都得有好幾十個人。「周末集體洪法的時候，都是幾百人上千人的點，非常壯觀，成了北京一景。」
Helen姐妹和周圍的人都實踐著李洪志師父講的按照真善忍修煉就可以達到身心健康，「我們全家都受益無窮，精神狀態也都非常好，工作也有勁了，走在路上都想唱歌，就是那種興奮的感覺，覺得人生太有意義了，以前的一切煩惱都不存在了。」
在開始修煉法輪功後，Helen姐妹遇到了許多神奇的故事。
Helen姐妹在煉法輪功第5套功法打坐
1995年，Helen家住地剛成立煉功點不久，在她們晨煉時，曾有一個學佛教的路人看到正打坐的法輪功學員每個人都披著紅色的袈裟，「她認為這些煉功人都修成佛了，她說見到身上的袈裟是帶黃色網格的，認為是住持，就把我叫出來詢問這是煉的哪一門派功法，煉了多久修成這樣？」
Helen告訴她，法輪功是真正修佛的法門，這些人中少數學了一兩年，很多人是一年內的新學員。聽後這路人感到很吃驚，因為她從沒見過真能修成佛的人，覺的不可思議，說回去要了解一下。
1996年在煉功點，有開天目的路人詢問這是煉的什麼功，說看見Helen煉功點的上空一片紅，非常壯觀漂亮。
1998年，Helen家附近的煉功點已有上百人了，有看了天目的法輪功學員跟她說看到許多人身體是通體透明的，還強調說「不是你一個人，是好多人」。點上還有的學員出現不同的功能；還有從來沒上過學，一字不識的老太太，兩個月就能流利讀出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法輪》了。
……
無疑，對這對姐妹來說，開始修煉法輪功的那幾年是她們和家人一生中度過的最幸福、最充實的時光。
可是不久之後，風雲突變。
（四）鎮壓突降 層層上訪
「其實，從1996年開始，上層就已經有鬥爭了，如新聞總署不讓出版李洪志老師的著作等。從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寫真相信，那幾年只不過是小規模的。」Helen講述，1999年4月25日到7月20日之間，政府已經公開出動警察和特工對煉功點不斷進行騷擾，甚至有持槍警察出動。
「但我們周圍幾個點上的學員室外集體煉功都堅持到了7月22號，沒有人害怕。之後還有學員堅持戶外煉功不斷被抓。我的先生是輔導員，早在7·20之前就因為在煉功點派發洪法資料被派出所警察帶走非法審訊數小時。」
1999年7月20日，時任中共中央主席江澤民因恐懼法輪功太受群眾歡迎，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鎮壓，利用國家宣傳機器，從廣播、電台到電視、報紙，反覆播報事先編造的「1400例殺人、自殺、死亡」等案例，栽贓法輪功、煽動仇恨；與此同時動用軍、警、特務等暴力手段鎮壓。 7月20日凌晨，大陸公安在全國30個省市同時抓捕各地法輪功義務輔導員。
「到1999年7·20政府正式的文件下來就是不許煉了，層層領導都在執行。」Helen說，「他們要求我寫不煉功的保證，並說如果不寫的話就會被政府抓走。」
Helen周圍的人都勸她放棄修煉法輪功。「周圍所有人都告誡我，共產黨什麼都乾的出來的，黨政府說了，你要是不服從的話那你就成了反黨反政府了。」Helen回憶道。「一旦被扣上這個罪名，每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都非常明白會是什麼下場。」
「在單位層層領導是要定期匯報的，我們要煉會影響層層領導職工以及周圍許多人的仕途和利益。共產黨用很多人的利益把你拴住，逼迫你放棄修煉，其實跟文化大革命時搞的連坐是一樣。」Jane解釋道。
Jane所在的單位隸屬於中央機關，她因而成了領導眼中的重點對像。「領導開大會小會都點名，部長親自管，當時壓力特別大。」Jane回憶道，「還記得他們跟我每次談話都說，你不要像64的學生一樣成為冤死鬼。我同事說你是雞蛋碰石頭，你說一句話就沒事，你說你不煉了就沒事。」
但是，Helen和Jane沒有那樣做。
「我不想說假話，不想把白的說成黑的。就這麼簡單。我修煉法輪功受益無窮，在她被謠言抹黑打壓的時候，我卻不站出來，我不能這樣做。」Jane說，「這個功太好了，我們不能不煉啊，身邊有那麼多人都是得了不治之症，被醫院判死刑的，像我自己家人就是，但是煉功後沒花一分錢全都好了。」
最後，Helen姐妹決定像中國各地許多法輪功學員一樣，向政府請願、講真相。給層層領導講不通，就給政府有關部門寫真相信，但是還是沒有作用，最後只好上天安門去請願。Helen說：「記得我被抓的時候，警察跟我說他已經跟蹤我半年了，我給誰寫的信他們都知道。」
Helen姐妹的努力感動了周圍的人，但是最終並沒有阻止極權統治下殘忍迫害的發生，她們自己也身陷囹圄。
「就是為了做好人，說句真話，法輪功學員走到各級政府，最後走到天安門，但是還是沒有制止政府的迫害政策。」Helen說。
（五）勞教迫害，流離失所
在那個黑雲壓城的時代，Jane被多次非法拘禁，她的罪名是：「擾亂社會秩序」——因為她在天安門說「法輪功是正法」。
在勞教所中，打罵是家常便飯。她被強制洗腦，並被監管人員（吸毒犯和警察等）用多種方式折磨：如剝奪睡覺、洗漱、上廁所等基本權利，強行將雙腿捆綁一夜雙盤等。
一次被非法關押的時候，Jane因為回答問題時說了一句「李洪志老師是法輪功創始人」而被關進「小號」，身心遭受嚴重損害，身體虛弱，耳鳴，手腿麻木；全身神經系統被損害，末梢神經損傷，導致出獄後多年仍然看不清聽不清，以至於不能獨立生活、工作。
和Jane一起被關押的大多都是法輪功學員。一層樓大概9、10個房間，一個裡面大概10～12個人，一共100多人。她們大部分都只是因為發了一張法輪功真相傳單或光碟而被抓捕。「（這些）在美國大家可以隨便地傳看，但是在中國要付出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Jane說。
Jane也目睹了勞教所強制良心犯非法做奴工。「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法輪功學員，大概40多歲。她給我看她的胸卡，上面的照片是剛進勞教所照的，那時頭髮是黑的，但是進來3個月就白了一半。」
和妹妹一樣，Helen也因修煉法輪功被抄家而後抓捕關押。Helen曾因絕食而被強制野蠻灌食多次，幾乎因為窒息而失去生命。
「在2000年被抓期間警察曾跟我說，你沒有退路，如果你不放棄的話，（中共）政府有的是辦法。現在對你還比較客氣，但是以後就不好說了，因為他們早就有準備，也不怕你們有多少人。如果這的監獄關不下會把你們關到新疆的大沙漠裡去，沙漠裡的監獄在擴建。在沙漠裡你多少天都走不出來，即使逃出了監獄，你也逃不出沙漠，必定死在沙漠裡。你在哪死的，怎麼死的，經歷了什麼，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你只要不放棄，只要不按照共產黨說的話做，就是失蹤的下場。」Helen回憶說。
多年後，如今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所做的，完全證明了Helen當時所聽到的是真實的。
「我現在理解為什麼人在勞教所會變成精神病。我第一次去拘留所就覺得，那不是人待的地方，不是好人可以想像的地方，那真的是人間地獄。」Jane說。但是勞教所內的殘酷真相，中共是竭盡全力掩蓋的。「上級或者外賓來參觀勞教所，肯定看到的一切都是提前安排演練好的，沒人能夠看到真相。」
由於擔心可能遇到生命危險，Helen姐妹最終決定走上逃亡之路，離開中國。幾經輾轉來到了馬來西亞。
（六）逃亡海外 重獲自由
剛剛踏上馬來西亞土地的時刻，Helen至今仍然記得。
「我們一出機場就感覺到空氣的清新。一到住地，沒進門在走廊裡就聽到法輪功的廣播聲，當時眼淚都快出來了，在大陸是不可想像的，知道自己真的是來到了自由之地。」Helen說。
但是，說是到了自由之地，興奮之情還沒過去，就有在美國的朋友告訴她們說，「你們還沒有真正安全，不可大意，只有當你們踏上美國本土的那一天，才能算真正安全。」Helen和Jane當時不解，也沒有任何去美國的計劃。
在馬來西亞的幾年，她們沒有任何休閒娛樂，心中更多惦念的是中國大陸仍然在迫害中堅持的法輪功學員，以及仍在大陸封閉的環境中被謊言欺騙著的同胞。她們夜以繼日地為講真相忙碌著。
「有了自由我們對生活就無所求了。」Helen說，「我們開始加入全球電話平台講真相營救大陸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向大陸公檢法司系統和參與活摘罪行的醫療機構打真相電話，並且帶頭起訴江澤民等等。」
在馬來西亞景點講真相的過程中，Helen不止一次遇到危險。 「中領館派出的特務每天都在監控我們。2014年我家的門鎖被撬開電腦被偷走，錢財物都沒動，基本可以確定是他們幹的。」
Helen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在中領館舉辦抗議活動時，不止一次在對面站立的警官中認出有曽經在廣場給其講過法輪功真相的人。「我們身邊有法輪功學員在景點被抓捕、被誣告、被判襲警，還有被遣返回中國的。」
Helen自己也在一次向警察討回被搶走的真相展板的談判中被威脅要遣返，他們當場打電話叫了警車，好在後來平安無事。
姐姐Helen（前）和妹妹Jane（後）在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裡面
幾年後，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幫助下，Helen和Jane終於平安地到達了美國。
「來到美國之後，我才看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就是一個大監獄，百姓根本沒有正常生活。」Jane說， 「我們從小在國內長大，在中國生活大半輩子，但是出了國才知道人應該有這麼多的權利。」Helen說。
（七）文革30年後——三代人的苦難
回首所經歷的一切，Helen沒想到30年後，經過所謂改革開放，經濟漸強的中國，仍然發生著更慘烈的人權迫害。一家承受了被抄家、抓捕、勞教、洗腦，被迫分離的苦難，只因追求做好人，信仰真善忍，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為法輪功師父遭誣陷鳴不平。Helen說。
「這場迫害，每一個法輪功學員家屬精神上承受都太大了，我們多年有家不能回，家人已經19年沒有一起吃新年團圓飯。」Jane說，但是慶幸的是家人都很支持她們，尤其是父親。 「父親經歷過文革，雖未修煉法輪功，但對我們堅持修煉從未說過半個不字，只是叮囑我們注意安全，共產黨什麼都幹得出來。」
但是，不曾想到的是，父親成為了Helen姐妹永生的遺憾——因為這場迫害，父親去世前，Helen姐妹都沒能再與老人見上最後一面。
Helen說：「當時大家同意我們離家出走是因為害怕我們再被抓，老人們都受不了。全家人都知道我們沒錯，也不可能放棄信仰。」
Jane說：「這麼多年來，家裡的各種節假日家庭聚會，父親都不參加，他說除非我們回去，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回去。」「當父母老了需要女兒的時候，我們卻不能在身邊盡孝。」
「記得逃亡馬來西亞前，我跟父親說，我們要出國了，等著我們回來。」「我爸爸那時87歲，患有老年性痴呆，早已認不出我，但是卻說出一句：『到那再也沒人抓你了』。」Jane說著流下了眼淚，她現在還對這句話有深刻的印象。
Helen姐妹的父親一直在等待著迫害停止的那一天，等待著女兒們能回家闔家團聚的那一天，可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12年過去了，她們離家出走時，老人已82歲，直到他去年94歲高齡彌留之際，最終還是沒有等到親人。
Helen的女兒從初中開始，也歷經著家人被迫害，很早就開始獨立生活的悲涼。
「女兒在手機開機畫面上寫下『自己要堅強』的字句。她也不怕警察，當惡警去抄家時，她敢質問他們；當爸爸被抓走後，她敢跑去派出所和『610』要求放人；爸爸被勞教期間她一直去探視。我們在馬來西亞時她也有來看我們。」Helen說。
Jane在女兒9歲時就流離失所，女兒一直跟父親長大。 2008年奧運會前，中共大批抓捕法輪功學員以及其他宗教信仰人士，Jane因為想為女兒過17歲生日所以決定回北京的家中。結果就是那天，警察把Jane抓走，那時女兒還沒放學回家。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天。17歲，對女兒刺激特別大，現在在國外看到正常家庭的生活，再想起女兒，覺得她承受太多了，我特別愧對她，可我至今沒辦法給她一個正常的家庭」Jane說：「沒有辦法去彌補。」
像Helen和Jane的女兒一樣的孩子還有太多，他們原本有溫暖的家庭，有父母的關愛照顧，但共產黨的迫害使他們不但失去正常的家庭環境，也給他們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他們在忍受著同齡人不該承受的痛苦的同時，還不得不生活在嚴重歧視和壓力的環境中。
孩子們的父母追求真善忍無罪，孩子們更無辜。
Helen說，「我們為了堅持做好人，失去了一切，在國內幾十年為之奮鬥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到國外更是什麼都沒有，甚至想跟家人見面的機會都很難。」
「一個原本可以擁有四世同堂幸福生活的令人羨慕的大家庭，卻因迫害一家人天各一方，不知何時再能重聚。」Jane說。
「我家現在就是相互祝願平安即可，早已不敢奢望更多。」Helen說。
能到海外，Helen姐妹終究是幸運的。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經持續20年，至今在中國大陸還有無數法輪功學員仍然被非法關押、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失去生命。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惡終有報。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良知都應是人類最高的行為準則。
對那些仍然在參與迫害法輪功的人，Helen說：「槍口抬高一寸，其實只要有良心，不難做到。在我們走過來的一路，各種環境中的警察的態度都不同，在職權範圍內放人一碼的事到處都有。真的人做事時都是自己善惡的選擇。」
後記—— 筆者注
本文講述的只是Helen和Jane女士故事的一小部分。她們最讓我敬佩的，是經歷了這麼多本不應該承受的苦難後，回憶自己的故事時仍能雲淡風輕地敘述，絲毫沒有對任何人的怨恨。那種令人難以想像的平和，是一種境界，讓我想起了不久前看過的，由美國廣播電視界最高榮譽「皮博迪獎」得主執導、入圍2019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候選名單的《求救信》電影的主人公孫毅。
她們的故事不是我聽到的第一個關於迫害的故事，也不是我聽到的最難以忘懷的故事，但卻是中國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家庭的典型的縮影，是20年來，無數因信仰受迫害的平凡法輪功學員不平凡故事中的江河一粟。
她們的故事鼓舞著我，更讓我知道在這樣一個黑白顛倒、指鹿為馬的奧威爾時代，無數像她們一樣的人還在堅守著良知與善念——他們如同黑暗中的燈塔、黎明前的曙光，給人以勇氣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