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審判(第六章): 《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四)

小岩


【正見網2013年12月25日】

第六章  三教確立的中間階段

第一節 《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

四、建立東方文明的生活方式
——成就東方“中世紀”漢唐經典時代的輝煌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在歷史發展進程之中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表現,那就是在“天子時代”第二個階段的作為表現,也就是“中世紀”的明暗之分。西方歷史的“中世紀”往往被世人認為是一個“黑暗的中世紀”、“消沉的中世紀”,然而東方的“中世紀”所表現出來的卻是一個“輝煌的中世紀”、“振奮的中世紀”,當然這與東方文明第二個1000年的歷史使命有關,也與東方文明在“天子文明”第二階段一上來就被“儒火”點燃、照亮有關。實際上這就是人類文明的陰陽分工,在人類文明的傳統時代,東方文明注重精神為陽,西方文明注重物質為陰。這是傳統時代的陰陽之分,精神為陽,物質為陰,因此在“天子時代”最為經典的第二階段,東方文明輝煌,西方文明黑暗,那是一定的,東方文明有《內光源》。告訴大家,只有進入“天子文明”第三個1000年之後,也就是在陰陽發生反轉之後,精神與物質的陰陽就發生反轉了,等於是被從新定義了,物質為陽,精神為陰,於是西方文明就逐漸被《外光源》點燃,就逐漸明亮起來,而東方文明則隨著心火逐漸暗淡而逐漸衰落。這實際上反映的就是在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所注入的“先天”資源、“天道”思想,推動人類文明項目工程的動力作用基本上快要消耗完了,特別是當“天子時代”進入第三個1000年以後,人類文明的“後天”動力就需要由外動力也就是外部資源來補充了。這個階段西方文明也就是西方物質文明的意義也就逐漸顯露出來了,西方文明就逐漸走向光明與輝煌了。

大家知道,東方“天子時代”的第二階段屬於儒釋道“三教確立”的時代,是建立東方文明思想坐標系也就是東方價值觀坐標系的時代,其實西方文明的“中世紀”也是建立西方文明價值觀坐標系的時代,也就是確立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時代,只不過東西方文明在那個時代陰陽屬性與分工不一樣而已。在“天子時代”的第二階段,人類文明仍然處於一種結構體發展的“內時代”階段,仍然是一種“內亮”時代,是以精神為陽的時代,是以“先天”內火為“陽”的時代,也就是“真陽”時代,因此東方文明被思想照耀的輝煌而明亮,而西方文明則是暗淡無光的。其實此時東方文明屬於人類文明的外顯與主導地位,而西方文明仍然屬於蟄伏隱藏的狀態。

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發展到第二個階段其實所對應的就是結構體三部分的《內機》的部分,而東方文明儒家思想的儒火實際上就具有照亮結構體《內機》的功能,因此東方文明“天子時代”的“中世紀”就表現為輝煌而明亮的時代。然而西方文明所擅長的是事物的《外殼》的部分而不擅於事物的《內機》部分。因此《內機》對於西方文明而言,那永遠都是屬於“黑箱”的部分,不得要領而入。其實這就是東西方文明的不同分工而已,無需進行褒貶高低的爭論。因此對應於結構體《內機》發展過程走到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第二階段的“中世紀”階段,西方文明那就一定是黑暗的,因為不知道如何照亮事物的內部。這就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紀”的真正原因所在。只有到了人類文明走入“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的時候,西方文明才會輝煌起來,因為人類文明所對應的結構體的《外殼》部分了,需要消耗外部資源了,需要借用外部動力了,那麼使用《外眼》也就足以了。這些都是西方文明所擅長的,用一切可以延伸的“外手段”來解決問題。這就是我們基於人類《文明使命論》的歷史因果認知所得出的結論。

那麼還是讓我們回到關於漢武帝時代的意義上來吧。漢武帝的“大一統”時代基本上解決了中原王朝的內憂外患問題,開始了在正統思想上“三教確立”的工作,也就是建立東方思想坐標系的工作,其實進一步講,大漢王朝也開始了東方文明生活方式的建立工作,不僅將思想種子進行制度化、系統化的培育,同時還開始了將精神思想進行習俗化、生活方式化的工作。於是“大漢朝”的這個“漢”字就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個新的代名詞,也就是一種新的自我認知、自我識別的代碼。大家知道,華夏民族的這個“夏”,我們可以上溯到堯舜禹時代傳承下來的“夏”,曾經是東方華夏文明的代名詞,“華夏”一詞其中的“華”據說代表的就是服飾之美,“夏”所代表的實際上就是禮儀,“華夏”二字實際上代表的就是“文明”,一種禮儀之邦,以區別刺青露體的蠻夷民族。然而到了“大漢一統”之後,特別是在“漢文化”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體系以後,“漢”這個名稱就成為了華夏民族的一個新的稱呼了,比如華夏民族就以“漢人”或者“漢族”這種稱謂自居了。

“漢”的正體字寫法是“漢”這個字或許其中就充滿了時代變革的意思。西漢王朝五行屬“火”,然而“漢”字中有“水”,此乃陰陽兼備、水火相濟之象。其中的“三點水”也有“三”通天道而有變的寓意。“漢”的右側又有“革大”之意,兼有“大變革”與“大皮革”、“大皮囊”的意思。關於人類皮囊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前兩個標題中也給大家提及過,關於人類皮囊與人類文明的關係,本文後面還要陸陸續續給大家討論。不妨告訴大家,人類文明項目過程之所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意義那就是獲取人類皮囊的“配額數”並且熟化人類的皮囊,為“天人下走”進入人類皮囊做準備。而不是讓人類皮囊去盡情享受物質慾望的。“漢”字右側的“革大”或者“大革”或許就與人類皮囊有關。當然這只是本人的猜測而已。

我們說,從大漢王朝開始,華夏這個東方民族的許多特徵就開始與“漢”字關聯在一起了,以“漢文化”為標誌的各種生活方式或者文化習俗也就開始確立起來了。大家知道與“漢”有關係的,華夏民族的主體自稱為“漢人”、“漢族”,另外“漢人”、“漢民族”所說的語言又叫做“漢語”,“漢民族”所書寫、所使用的文字、那種象形方塊文字又叫做“漢字”,“漢民族”在歷史上所穿的那個民族服裝又叫做“漢服”。甚至人們把“漢文化”同化其它民族的過程又叫做“漢化”,甚至連娛樂的那個象棋其實都與“漢”有關,比如象棋棋盤上的那個“楚河漢界”。還有“漢民族”稱呼自己民族的叛徒叫做“漢奸”。也就是說,“漢”這個字在“漢民族”的整體意識中,已經成為了一種“正統”的符號標誌。“漢”代表了“正統”、代表了判斷標準,代表了“對”與“好”,比如正直的男人會被稱為“漢子”或者被稱為“英雄好漢”。與“漢子”相對立的那就是“賊”了,就屬於“亂臣賊子”,人人可以得而誅之,所謂“漢賊不兩立”。

既然已經給大家提到了“漢”這個字,那麼我們就必須給大家再說一說關於“漢字”的演化問題。大家或許知道,在秦一統之前的華夏文字,雖然都是象形方塊字,看起來大同小異,然而在具體的寫法上其實那是各式各樣的,各諸侯國的文字其實並不統一,因此諸侯各國在文字交流方面其實還是存在著很大的障礙。始皇帝一統六國之後於是強迫文字統一,一律使用官方規定的一種篆書字體。然而篆書字體實際上書寫起來還是比較複雜的。篆書與其說是字到不如說是畫,象形的味道比較重,字體的邏輯筆劃結構性,相對而言比較弱。也就是說,那個時代的篆書還局限在“上承天意”的描繪階段,還沒有發展到結構化、筆劃化的程度,還沒有實現文字書寫在人與人之間的人際溝通效率。這與“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人類文明的使命其實也是密切相關的。“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的使命主要是“上承天道”,是承接宇宙傳播的思想種子、DNA,屬於“垂向溝通”的範疇,並不需要大量的文字書寫量,因此複雜的篆書也無所謂,能夠準確的象形描繪天意就可以了。準確描繪天道天意那才是首要任務,人與人之間的水平溝通效率那是次要功能。

然而到了漢代,漢代的“漢字”最後發展成為了一種隸書體的形態。隸書在書寫上要簡單許多,因為進入“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實際上已經徹底的進入了“後天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功能成為了文字的主要功能。因此漢代的“漢字”就從描畫式的篆書演變成為筆劃書寫的隸書。這種從篆書到隸書變化,往往被文字學家們稱為“漢字”書寫史方面的一次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具體說來,從“漢字”的組織結構方面來講,篆書屬於是用線條組字,更象是畫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隸書則屬於一種筆劃組織,屬於從根本上改變了“漢字”的面貌,使“漢字”趨於結構化了、簡化了,也就是趨於“制度化”了、邏輯化了。因此隸書變革就被認為是“漢字”歷史上最劇烈的一次變化,人稱“隸變”。然而需要給大家說明的是,漢字的這次“隸變”並沒有斬斷與中華文化的神傳之根,與當代中共漢字簡化字的斷根之舉那完全不是一回事。相比較於篆書而言,我們說,隸書就是把篆書畫出來各種複雜的彎曲線條給掰直了而已,並不是把“漢字”的字意組件給掰沒了。“漢字”隸化實際上就是為了提高“漢字”作為人與人之間溝通工具的效率,並沒有把與神意“垂向溝通”的渠道給切斷。這與“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歷史使命也是密切關聯的。因此華夏文字就從垂向與天道溝通的意義之上又添加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效率,也就是為了神傳思想能夠在人世間傳播、建立“入世”層面的正統觀念添加了翅膀,因此才有文字的書寫效率可言,也才需要“隸變”的出現。

另外,大家知道,“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中心任務就是實現“制度化”,打造“制度的巔峰”,對應於結構體中間部分的那個狹義的關於建立“結構化”機制問題,那就是“漢字”隸書的結構化、筆劃邏輯化,與東方文明在這個階段所肩負的使命那也是完全一致的。結構化、邏輯化,那是提升人類認知理解程度的必要基礎。這裡還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就是,“漢字”剛剛完成了提高效率的“隸變”,於是蔡倫造紙就出現了,其實就是進一步提高了“漢字”書寫的效率。蔡倫造紙出現的時間點那麼也絕非“偶然”。

至於“漢字”以後由隸書再到楷書的改變,實際上那只能夠算作是一種漢字在“字體”美感形式方面的改變了,也就是藝術表達性方面的轉變而已,而“隸變”則屬於“漢字”在組織形態、邏輯結構方面的一次重大變革,我們說,這個“隸變”與“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所開始的制度變革那也是完全對應的,實現了一種文明的結構化工作。應該說這種“漢隸書”,與發展了2000年之後的“漢字”,在字體形態結構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漢隸書”所建立的“漢字”形態具有2000年的持續穩定性與影響力,與董仲舒所建立的“獨尊儒術”的2000年持續影響力可以說也是一脈相承的。實際上隸書是漢字最正統書寫方法,是在確立東方文明正統的統治思想時代確立下來的,是文字之正統。當然其後的楷書,也屬於正統書法,屬於人類文明走向成住階段,也就是上升階段的文字書寫方式。無論書寫隸書還是楷書一般都快不起來,書寫者必須保持端坐與正確的心態。然而後來的行書草書就就逐漸魔性化了。特別是那個狂草,那是人們在放棄了自己的主意識的時候才能夠寫的出來了。

由此可見,“大漢王朝”就是把中華民族“漢文化”的許多方面開創和固化下來的一個歷史時代。

我們講,東方文明具有東方主義的生活方式,西方文明有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現代文明有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所謂“生活方式”其實包括著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是將思想落實到了“做而不思”的程度,也就是把思想指導打造成為了一種不假思索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的衣食住行,那麼在衣的方面,東方文明除了“漢服”這種服飾系統之外,那麼最著名可能就莫過於絲綢了。大家知道,西方世界認識東方文明,實際上就是從漢武帝時代張騫出使西域之後,第一次正式打通絲綢之路為起點的。

又比如在飲食的方面,“茶文化”也是東方文明的標準。再比如,中國人把飲食不單單看做是填飽肚子的溫飽問題,中國人已經把飲食上升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甚至連孔聖人都有“食不厭精”的教誨。其實與“茶文化”相關的還有中國的“瓷器”。大家知道,英文“中國”一詞就來源於“瓷器”這個單詞。當然關於“瓷器”,這是與“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的兩宋時代緊密相關的。此乃後話,這裡不表。然而“瓷器”的意義,也不是僅僅在於作為吃飯或者飲水的器皿,也是上升到了一種文化的層面,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此外還有,中國人使用筷子而不使用勺子進食,這種進食方式其實影響到了整個東亞地區的大中華文化圈的許多國家。據說,使用筷子具有開發人腦的功能。

談到開發大腦功能,那麼我們就必須給大家延伸開來講一下。其實在“天子時代”的前兩個1000年之中,中國人或者叫做“漢文化”的許多生活方式其實都與修煉文化有關,也就是與“養機制”有關。東方人生活方式之中往往滲透著許多修行文化的意味,生活有“養機制”分離、天人分離、人神漸遠那其實是到了“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以後發生的事情。當然這些往往都是近現代人類所不知道的事情,既不了解也不理解。

比如,中國古人往往講究盤腿而坐,現代人不理解這是為什麼,還無知的認為那是因為中國人在這方面技術落後的原因,連舒服的椅子都不會用。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盤坐本身就是修行或者養生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兩宋時代以後,椅子才被廣泛使用起來,其實已經進入到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的第三個1000年了,世人就只注重貪圖舒服了,就開始放鬆自己的意識而單純的跟著身體的慾望走了,甚至只是跟著下半身的感覺走了。其實使用“椅子”這也絕非偶然,因為兩宋時代恰恰是“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與第三個1000年的分界點之後的時代。告訴大家,其實“唐宋”這種稱呼並不應該合稱在一起,“唐宋”兩朝,在東方文明的進程之中,甚至在整個人類文明的進程之中,所起的作用那是完全不同的。實際上從兩宋時代,整個的人類文明就開始被推向“工商文明”時代了,因此兩宋時期對於人類文明在陰陽機制的轉換過程中其實發揮著決定性的、顛覆性的作用,與大唐王朝有著劃時代的區別。

談到了椅子,這其中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小故事,那就是關於朱元璋撤椅子的事情。大家在電影電視中所看到的那種情景,皇帝上朝的時候,一般只有皇帝坐在龍椅上,朝臣們都是在下面站著。其實這只是在明清兩代才發生的事情。在兩宋時代,椅子被開始廣泛使用以後,臣子上朝的時候那是有椅子坐的。把朝臣們的椅子給撤了,讓朝臣們在下面站著聽吆喝,以突顯皇帝九五之尊的威嚴,那其實是明朝朱元璋的發明。

還有,我們以前講過的關於“木竹文化”與“玉文化”,其實也都與東方文明的生活方式有關,也就是與東方文明作為一種“生的機制”、“生文明”的屬性有關。我們不是剛剛給大家提到嘛,東方文明一直與修煉文化有關,特別是在“天子時代”的前兩個1000年間,其實就更是如此。這也是我們給大家強調的唐宋差異的一個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在宋代之後,人類文明已經開始發生陰陽反轉了,東方文明原本修煉文化的意義也就逐漸的從“入世”的生活方式裡面被消弱了,也就是東方修煉文化更加退到了比“神龍不見尾”還要更加隱身的層次上去了,取而代之的則是世人虛擬出來的“武俠江湖”世界了。關於兩宋時代在人類文明轉折方面的意義,我們會在本章後面第四節中繼續再給大家展開詳盡的討論。

我們以前給大家闡述過這樣的一個觀點,那就是,東方文明重意,西方文明重形。我們說,在“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東方文明主要是締造一種“制度的巔峰”。其實“制度”本身還是比較偏於“形”的一面,屬於人類文明的組織形式。其實如果單從形式上而言,作為東方制度的“大一統”形式的真正開創者,那是秦始皇六國一統所完成的。我們之所以沒有把秦始皇建立統一大帝國作為時代劃分的分界點,而是以漢武帝的大帝國作為“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與第二個1000年的分界點,那就是因為在漢武帝時代,東方文明所注重的“意”開始往“大一統”的《外殼》形式裡面添加了,比如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就是幹這個的,還有我們前面所提及的與“漢”相關的一系列東方文化方式、生活方式都具有這個意思,都與往“大一統”的《外殼》形式添加“意”的內涵有關。因此漢武帝時代的意義,本人認為,更符合東方文明的特徵屬性,因此本人就更加傾向於以漢武帝為階段節點的這種時代劃分。

其實漢武帝或者漢武帝時代在中國歷史上開創了許多個第一,比如大家看中國歷史劇所熟悉的年號,那就是漢武帝所開創的。在公元前113年的時候,漢武帝確定當年為元鼎四年,正式創立了中華文明的年號制度,並追改他以前所統治的年代分別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時期,以每六年命名為一個年號,也應了逢七而變的規律(作者註:三與七在東方文明之中都屬於變數,其中三變更加具有“道”的味道,屬於“變在其中”,而七變則更具有“術”的意義,屬於“變在其外”)。漢武帝此次創舉深刻的影響了以後2000年的中國王朝的紀年方式,並影響到漢化圈的周邊國家的紀年。其實年號裡面還有著更加深刻的意義,我們在下面討論司馬遷《史記》的意義時還會給大家進一步分析關於“年號”紀年在人類文明進程之中的意義。

另外,據說漢武帝還應該是中國紙幣最早的發明者,那個時候叫做皮幣。這其實也屬於“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為第三個1000年後期的“商業文明”提早所做的一種發明準備。那麼到了“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的時候,大宋朝發明的紙幣,那就只能夠算是漢武帝皮幣的一種改進而已。其實這裡面還滲透著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人類文明之中一切屬於“人類”所發明的東西,都應該發源於東方,並且都需要發生在“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之前,因為在那個時代,東方文明還存在著陰陽兼備的“生的機制”。

我們給大家講過關於善惡同在的道理,任何一個事物都存在著優劣兩方面的屬性,兩者是不可切分的。然而在一個事物生命周期由正性所主導的階段,那麼事物冒出來的、顯現出來的屬性往往都是正面屬性的一面;然而到了事物的生命周期由負性力量所主導的階段,那麼事物的負性屬性也就會冒出來、會被彰顯出來。我們說,任何事物那都是正性與負性一體的結合體、共同體,是根本分不開的,實際上,漢武帝就這樣一位非常典型的“二元人格型”。

在歷史上,漢武帝與秦始皇一樣,其實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漢武帝獨尊儒術、剷除諸侯、南並粵廣,北驅匈奴、開拓西域;另一方面漢武帝好大喜功、任人唯親、薄情寡義、猜忌多疑等等。漢武帝之所以能夠廣闊疆土,其實其中就有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因素在。另外,漢武帝任人唯親,特別喜歡使用娘家人、喜歡任用外戚,也就是喜歡搞裙帶關係。那麼漢武帝如果任用對了誰,那麼這個人就可能功成名就;如果任用錯了,那麼就會一敗塗地。

其實漢武帝“任人唯親“那也是有原因的,因為漢武帝的歷史使命就在於開始打造中華文明的制度與系統,然而漢武帝只是一種“開始”而已,成熟的統治系統並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建立起來,完備起來。因此漢武帝時代的用人還主要是以其個人認知習性為主導。當然本人關於漢武帝的這些觀點,其實並不是基於世人的眼光來評判歷史,本人還是基於《文明使命論》的機理來評價漢武帝的。

也就是說,漢武帝除了為東方文明做出了許多正面意義的開創或者為了人類文明持續的後期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之外,漢武帝其實也為人類文明做出了許多負面意義的開創或者準備工作。也就是說,東方思想傳統之中的許多負向意義其實也都是在漢武帝時代就開始冒頭了。這其實就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道理,甘蔗不可能兩頭甜。

或許大家知道,所謂的“腹誹罪”其實就是漢武帝所發明的。“腹誹罪”那就是以思想定罪,不以行為定罪,就連想一想那都是有罪的。當今的中共政權就是如此的思維方式——以思想定罪,不需要任何行為證據。可以說,這是漢武帝把“獨尊儒術”或者“廢黜百家”的思想推到了一種極致的表現,也屬於是往“形式”之中加入負面思想的一種做法。這或許是東方“重意不重形”的一種極端負面表現吧,也算是為了末世中共黨文化思想“滅的機制”所做的一種提前準備吧。大家知道,我們在第五章中給大家分析過,暴秦始皇為了人類文明的末期階段進行了物質收斂能力的提前“演練”,那只是屬於一種物質形式方面的演練,是為西方物質文明的。然而漢武帝關於“腹誹罪”的準備則屬於“滅的機制”在思想維度、在東方思想“重意”方面的一種演練,是為東方末世獨裁政權所準備的。因此連“焚書坑儒”的始皇帝暴政都沒有敢做的事情,漢武帝卻給做了——那就是以思想定罪。

那麼最後還是讓我們回到關於“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歷史使命上來,本人在這裡需要給大家再次強調:大家知道,“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歷史使命是締造一種“制度的巔峰”,我們講這種“制度的巔峰”主要是“內向”的、是對內的,對應於結構體的《內機》部分。因為制度或者系統都是對內的,那麼東方文明在第二個1000年整體對外的影響也一定就是非系統的、非制度化的偶爾的外泄、外溢、外傳而已,屬於一些個體行為。另外一方面,東方文明對於外部世界的影響在第二個1000年也確實開始發生了,只不過是在需要的時候偶爾的發生一下而已,比如兩次絲綢之路都是如此。關於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流問題,這種交流對於人類文明的項目意義,我們會在本章的最後一節——第五節之中再給重點大家討論。

也就是說,“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人類文明主要以打造東方文明的內系統為主,至於這種“系統打造”成熟之後,東方文明所發生的全面的對外影響,那其實都是“天子時代”進入第三個1000年之後的事情。另外順便給大家提一下,漢武帝打通西域,站在《文明使命論》的角度講,實際上那是為了佛教東來而做的準備工作,因為“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關於“三教確立”的任務,到了這個階段中後期的時候,就需要輪到佛教思想在東土大地上發揮作用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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