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風悠悠:李綱憂國憂民



【正見網2015年10月17日】

李綱,字伯紀,宋代福建邵武人,進士及第。他從小就對自己要求很嚴格,“舉動必於規矩法度”,秉正不阿。面對金兵入侵,中原淪陷,民不聊生,李綱憂心如焚,渴望收復失地,救民於水火之中。《宋史》稱他:“負天下之望,以一身之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他雖因直言觸怒權貴而屢遭貶謫,但始終不改其拳拳愛國之心、精忠報國之志。

一、正義敢言

宣和元年六月,京城開封發生水災,“京城之西,大水渺漫如江湖,漕運不通;畿甸之間,悉罹其患,無敢言其災異者。”當時蔡京、童貫等“六賊”擅國,面對百姓流離失所,大小官僚置若罔聞。時任國史編修的李綱,不顧個人得失,上疏《論都城積水為害疏》為民請願:“此誠陛下寅畏(敬畏)天戒、博詢眾謀之時,而群臣竭智效力、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御,必有消弭之策。望陛下詔廷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采者施行。因眾智,協眾力,濟危圖安,以答天戒。”他還提出宜“速拯救災民,免除當年秋租,安集民居賑濟,無使失所”,將擾民的生辰綱、花石綱全部取消,任人唯賢。宋徽宗卻認為他多事,竟以“所論不當”,將其降官一級。

李綱貶謫途中,仍關心著百姓的苦難,再上《論都城積水為害二疏》:“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為能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博詢眾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普遍為害)之時有疇咨之言,湯於旱既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為福,能易沴以為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猝,人心惶懼,遠邇震驚;臣竊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為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其固防,寅念天戒,益以脩省,不可忽也。”上疏朝廷要體恤民生,停止暴斂,儲蓄物產,防患於未然,強調注重修德。他還同時上書《再論制虜策》,提出要預防外族入侵。宋徽宗看後十分惱怒,又將他貶至福建沙縣任稅監。

宣和七年三月,朝廷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恢復了李綱太常少卿(掌管禮樂和祭祀)的職務。其年冬,金兵兩路攻宋,直逼宋都開封。這時的朝廷一片慌亂,史稱“朝廷震懼,不複議戰守”,宋徽宗準備南逃。滿朝文武,空論幾日,“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此時只有李綱堅決主張抵抗金兵,他一連上了《御戎五策》、《論禦寇用兵二十事札》等奏章,均未被採納。宋欽宗即位,認為李綱言之有理,任其為兵部侍郎。

二、抗金救國

靖康元年,金兵準備圍攻京城。當李綱獲悉宋欽宗與宰相李邦彥、白時中等準備棄城逃走的消息時,上殿勸說宋欽宗留守京城,說道:“天下的城池,沒有比京城更堅固的。朝廷、文武百官集中在這裡,如果說這樣的城池都守不住,那麼天下便沒有可以防守的城池了。”李綱曉之以理,當宋欽宗聽到逃跑也有風險,才不得不留下來,當問到誰可以帶兵時,李綱說:“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富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提名李邦彥、白時中身為宰相,應擔當起守城的責任。二人聽後氣急敗壞地說:“李綱莫能出戰否?”李綱坦然表示願報效國家。宋欽宗便任命李綱為尚書右丞兼東京留守,負責全線防禦。

李綱率領開封軍民及時完成防禦部署,他親自登城指揮作戰,身先士卒,軍民眾志成城,數次擊敗金兵,取得了東京保衛戰的勝利。金人戰敗,轉而講和,宋廷瀰漫著屈辱投降的氣氛,李綱因堅決反對向金割地求和,被宋欽宗罷官。由於太學生陳東為首與軍民數十萬人上書,要求罷李邦彥等奸臣的官、復用李綱及抗金將士,迫使宋欽宗收回成命。但是不久李綱又被扣上“專注戰議,喪師費財”,一貶再貶,謫至夔州(今重慶奉節白帝城)。

金人得知李綱被貶,認為滅宋時機已到,於是再次發兵南侵,很快包圍開封,此時宋廷文武百官沒有一人能挑起保衛京城的重任。宋欽宗此時才派人突圍速詔李綱入京,任命他為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但為時已晚。當李綱在長沙得知此命時,北宋已經滅亡。史稱“靖康之難”。

宋高宗即位,史稱南宋,任李綱為右相。李綱重整朝綱,組織抗金,反對投降,主張“一切罷和議”。他表彰抗敵死義將士;開放言路,置登聞鼓(有急事上奏時敲的鼓)於行在便門之外,並派專人負責轉達士民對朝廷的意見;薦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制副使;將兩河民間抗金組織“巡社”定名為“忠義巡社”,又收攏了義軍,支持兩河軍民抗金;薦宗澤為開封尹兼東京留守,以便還都東京。李綱出任宰相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即上十疏,提出抗金救國十大措施,國內局勢初步穩定下來;軍事上,捷報頻傳,各地不斷傳來宋軍打勝仗的喜訊。此間李綱不斷地向宋高宗上奏章北伐抗金,但不被採納。

朝廷忠奸不辨,主戰派頻受打擊,正直之士屢遭貶斥。李綱在職僅七十五天即被罷相,被貶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今江西南昌)。李綱被罷相後,兩河形勢馬上逆轉,大部郡縣皆陷於金人之手。他雖然一直被貶在外,但始終關心國事,一再上疏陳述,反對屈辱投降,支持岳飛抗金。

三、以文言志

李綱在詩文中表達出其憂國憂民之心、愛國之志。他強調文學的社會內容,即重道德實踐,把道德仁義作為文章的出發點。他在《古靈陳述古文集序》指出文有君子、小人之分,其區別在於:“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雅正的古樂)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以析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奸飾偽,中害善良”“由是言之,文以德為主,德以文為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

建炎年間他被貶廣西象州,不久又奔赴貴州途中,看到當地久旱無雨、井水枯竭的景象,在《道旁井泉竭有感》詩中寫下了“忠魂昭雪奸邪除,坐見為霖萬物蘇。”意思是除去奸邪,為忠良昭雪,這樣就可見到雨至而萬物復甦,一如他當年論水災時所言:“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御,必有消弭之策。”

紹興五年,李綱到洪州赴任,看到城池遭金人殘破之後,城壁摧毀,昔日的物華天寶地,如今田業多荒,災民遍地,寫下了“落霞孤鶩齊飛處,望斷楚天天盡頭”(《南昌樓秋望》),感嘆物是今非,飛雲卷雨,明月清風中飄送著楚天望斷的愁緒。他立即開倉賑濟災民,妥善安置,不久,使“流離歸業,境內遂安”。他常想著北方淪陷區的同胞:“今年虜益橫,春夏蹂京輔,萬騎掠秦關,餘毒被陳汝。”(《建炎行》)他得知著名抗金將領宗澤去世時,悲痛地寫下了《哭宗留守汝霖》:“時危念人傑,濟物須材雄。英英宗夫子,邈與古人同……梁摧大廈傾,誰與扶穹窿?”

面對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他寫下了心中的憂思與壯志:“空餘炯炯寸心赤,中夜不寐憂千端”;他在《蘇武令》中寫的“調鼎為霖,登壇作將,燕然即須平掃”,表達了拯濟蒼生的抱負;他在《詠月》中寫的“節義重泰山 ,富貴鴻毛輕”體現其高風亮節。他從京城被貶到湖南、福建、江西、雲南等多地,雖歷盡坎坷,但他從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始終心繫天下,以百姓的安危為慮,對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在《六么令》中寫的:“長江千裡,煙淡水雲闊。六代興亡如夢,苒苒驚時月……縱使歲寒途遠,此志應難奪”,體現出其“士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體現出作為社會良心的一代知識分子自覺的道義擔當。

(源自《宋史》《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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