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的一線記者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她，那是在維也納的一次法輪功反迫害聚會上，“全球聲援起訴江澤民”。她在我的鏡頭裡，夜幕中的燭光，映照著她平靜姣好的臉龐。我知道她從中國大陸出來不久，隨後的交流中，得知她剛剛向國內遞交了“訴江”（起訴江澤民）資料。職業的敏感一下讓我對她產生了興趣。言談中她總是流露出樂樂一笑，平靜、自如，我心裡有疑，是什麼力量能讓她以大勇氣站出“訴江”？她的背後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

為此，我約了她，田秀露，一位俄語翻譯。交談中，我驚異地發現，那些被國際媒體廣泛利用的法輪功真相鏡頭原是她拍攝的！

大法洪傳初期的見證人

田秀露，她的名字和她本人一樣清秀湛露，42歲的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的多。她是長春人。

1995年初，她與大法結緣。那時正逢法輪大法洪傳的初期，法輪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在民間被譽為“神話”。那年她22歲，正是風華正茂，卻體弱多病，機緣巧合，她走進了法輪功。隨後，傳說中的法輪功神話在她身上顯了神跡，原本患有嚴重神經衰弱，還有心悸等等病症的她，在修煉後短短的時間內各種病狀不治而愈。她從此告別了“藥簍子”，生命更新了。

“我的身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身體上，精神上……到現在，我在大法中20多年了，就再沒有吃過一片藥。”她說。

祛病健身，結緣大法，這大概是多數法輪功學員修煉入門的途徑，她也不例外。長春，大法的故鄉、發源地，有緣在那裡修煉的人倍感欣慰。大法聲譽萬家，祥和的修煉環境，媒體的正面宣傳報導，法輪功修煉人嶄新的生活狀態和動人事跡感染了社會，“真善忍”人人稱頌，她和大家一樣在修煉中無比幸福。那時不完全統計，全國就有一億人修煉法輪功。

然而，大法盛傳也並非風平浪靜。隨著修煉人數逐日劇增，讓無神論的中共政黨感到了恐懼，法輪功受到監控。那時法輪功正從港澳傳向歐、美、澳、亞四大洲迅速擴展，全國大小城市更是隨處可見法輪功煉功點。而國外的西人弟子已經開始把長春當成了娘家，“探親”興起，法輪功行列裡的那些外國面孔尤為引人注目。為了讓政府很好的了解法輪功，從瑞典來的西人學員還和警察面對面，他們以切身體會講述法輪功真相。

“那時到長春來了很多法輪功學員，都是來‘取經’的，國內國外的都有，長春地區學法的人多，經驗也豐富，大家就來一起交流。”她介紹說。

1999年新年過後，形式有些變化，法輪功煉功點被莫名其妙騷擾，各地突發事件頻頻出現，甚至還出現了警察暴力毆打法輪功學員的事件。　

“那是四月份了，攻擊法輪功的事件一步步升級。特別是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雜誌上發表詆毀法輪功的文章，當地學員去相關機構反映實情。結果警察出來驅散，毆打了學員，還抓捕了40多人。學員們去交涉，也不管用，說到北京才能解決問題。後來也就促成了‘4.25’上訪。”她說。

“4.25”法輪功上訪曾引起舉世震動，被外界稱為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訪，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但這一事件卻被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全盤否定了。同年７月２０日，江澤民一意孤行，下令在全國取締法輪功。

“一夜之間天都塌下來了，突然間廣播、電視、報紙鋪天蓋地抹黑法輪功。好像空氣裡都瀰漫著壓力，人人緊張，普通老百姓都感覺到又一次政治運動開始了。”

隱痛的中國，那時“６•４”的陰影還在百姓心中沉重著，血腥尚未驅散，恐懼猶在。法輪功將面臨什麼？江澤民揚言，“在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國家機器全面啟動，群眾運動全面展開，人人過關，揭批法輪功，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們長春弟子都到吉林省省委上訪了，去的人很多。政府就出動大批大批警察排成人牆，武力驅散，還暴力毆打，抓著學員就往警車上送。我以前從沒見過這種場面，特別震驚。”她說。

往日氣勢宏大的法輪功集體煉功場面不見了，所有煉功點被強行清場，各地站長及主要負責人被抓捕。長春成為“重災區”。

“我也感到壓力巨大。我從吉林省省委上訪回來，看到家中懸掛多年的師父法像被爸爸摘下來了，他被嚇壞了。我抱著師父的法像哭了。這麼好的大法竟然遭受如此惡毒誹謗、污衊，我是在大法中受益的，我有責任在這個時候站出來為大法說句公道話！我要去北京上訪。我心裡已經決定，沒人可以動搖我。隨後我就辭去了工作。”她說。

一， 到北京，成為天安門的一線記者

北京，中國老百姓嚮往、關注的地方；天安門，代表著神聖、威嚴與權力，人們敬畏它，也期待它的回聲。法輪功學員又一次上訪潮開始了。

“我當時去北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也許會面臨‘六四’一樣的血腥鎮壓，我知道這個政黨對人民什麼都幹得出來。我腦子裡始終就一念:維護大法，寧可犧牲生命。”

北京，中國政權中心地，環境敏感，個人服從組織，組織服從中央，人民百姓被綁架，與法輪功學員產生了對立。北京大小旅店嚴禁法輪功學員入住，旅店的門窗上直接粘貼著“法輪功不准入住！”

“我們租不到旅店，只能到處走，走到哪兒就住在哪兒，走到哪兒都能遇到大法弟子。大家坐下來就一起交流。當時國內形勢挺混亂的，有政府特務打入內部傳假消息、假經文的，還有很多學員對進京上訪認識不同的。我們已經到北京的感覺就完全不同了，那是維護大法的神聖感，內心的不斷昇華，那种放下一切的喜悅感都是曾經沒有過的……”　

10月的北京，秋夜寒風，大法弟子相聚一起。他們中很多人學識不淺，也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這一切都放下了。租不到房沒有關係，吃不到熱飯也不覺得是問題，風餐露宿，車站廣場、街道旁邊、高橋下、苞米地裡……郊區的山野荒草遍地，抬頭見天星辰無限，身上的被子就是一塊塑料布。她回憶著那段經歷，讓我們感受到了古代修行者的“雲遊”……　

“那時不覺得苦。不過，最慘烈的是抓捕，時時躲避警察。後來，我們就想辦法租房子，好讓外地來的弟子有個落腳地。”她說。

國慶節前，又到了中國人的政治“敏感期”。對法輪功學員來說就是“國難日”，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面臨著災難。北京開始了大抓捕，田秀露被捕了。

十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法國接受記者採訪時信口雌黃，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定性法輪功為“邪教”。10月28日，法輪功學員成功舉辦了“中國大陸法輪大法新聞發布會”，接受外國記者採訪。這次發布會在國際社會立即引起轟動，國際媒體稱之為“給了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一記響亮的耳光。”法輪功真相迅速曝光。

“發布會後，來京上訪人就更多了。大家明明知道，等待就是抓捕，可大法弟子義無反顧，視死如歸。本來也想著，大家能一起站出來了，這件事情很快就能結束，法輪功問題很快能得到解決，但情況遠遠不是這樣。”她說。

田秀露被遣送回長春，拘留15天。出來後，她和當地學員依舊頂著壓力在戶外煉功、集體學法。有一天，她在學法中看到了“相生相剋”的法理，她被觸動了。

“正因為有了相生相剋的理存在，人們想做成什麼事才會有困難，通過堅苦的努力，克服了困難，從而做成了要做的事，你才覺的得之不易，你才會珍惜所得到的，人才會覺的幸福。否則沒有相生相剋的理，什麼事一做就成，你會覺的活的無聊，沒有幸福感，沒有勝利後的喜悅。” （《佛性與魔性》）

“我的腦子裡突然打入的是：證實大法這件事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當時正盤腿坐在那裡，猛地一下我就站了起來。”她說。

她被震驚了。當悟到證實大法這件事情要持續很長時間，或者十幾年，她不能不做長遠打算了。此時，積蓄都用完了，今後的路該怎麼走？是否應該找份工作呢？正在這時，她的一個大學師姐從北京打來電話，邀請她去北京找工作。機緣來了，她再次來到北京，順利地得到了一份薪水很高的翻譯工作。

“那是2000年初，到北京上訪的大法弟子特別多，國內的、國外的都有。大法弟子做的最直接的就是到天安門廣場去打橫幅，讓人們知道‘大法好’。我們住在北京的弟子就是印真相資料，挨家挨戶發傳單，往牆上貼標語，‘法輪大法好、還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等等，能想出好主意就做了。記得當時，有人想出往大樹上掛真相條幅，大家馬上就響應，寫的寫，掛的掛。有人想出安裝真相小喇叭，也就立即行動。總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做的特別開心。”她說。

齊心協力維護大法，她在北京感受到了整體的力量。這期間，她遇到了最痛心的事，從此她的修煉之路與其他人走的不一樣了。　

“那時外地進京學員要突破層層關卡，層層阻截，警察到處查找法輪功，抓到後就送看守所。看守所裡，有的弟子被打傷了，有的弟子絕食後瘦骨如柴，有的被打的生命垂危。看守所怕擔負責任，就把重病的學員扔到外面……還有天安門廣場，大法弟子去打橫幅，警察劈天蓋地的毆打。我都親眼看到了，那時我腦海裡就出現一念，應該錄下這一切，讓邪惡曝光！”

也就是在這期間，師父在《理性》中開示弟子：“目前它們迫害學員與大法，所有採用的行為都是極其邪惡的、見不得人的、怕曝光的。”“用理智去證實法、用智慧去講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與救度世人，這就是在建立覺者的威德。”

之後，他們經過周密的準備和安排，購買了微型錄像機及針孔攝像頭，組裝了一套秘拍設備，準備拍攝天安門廣場的實際情況。那以後，田秀露每天背著錄像機奔赴天安門廣場。針孔攝像，就是把微型攝像機放在包裡，隱藏機身，包上摳出一個小孔，進行秘密拍攝。

我們回放了那段錄像片：從細節中可看到很多便衣警察，他們多數佩戴白色手套。廣場上每一粒空氣似乎都凝聚著緊張，暗藏著殺氣。警察、便衣目光兇狠、警惕，仿佛在廣場的每一個遊人都可能是敵人。當“法輪大法好”的聲音和條幅出現的那刻，平靜的廣場立即變成了戰場，正邪較量開始了……

“抓拍非常不易。都是突發事件，說不定在哪裡有橫幅拉開。廣場那麼大，說不定距離就很遠，經常是，當你看到的那瞬間，一窩便衣警察已經黑乎乎撲上去了。廣場到處藏著便衣警察，比遊客都多。一見有大法橫幅出現，他們就像狼一樣‘呼’一下衝上去，朝著學員就暴打，警車馬上‘嗚嗚’就飛來。廣場一會兒這邊出現橫幅，一會兒那邊出現橫幅，便衣警察就這樣一群一群地這邊跑啊、那邊撲啊……”

此外，田秀露除了拍攝天安門現場外，也拍攝了學員被迫害，被打傷、打死的鏡頭，為中共迫害法輪功收集舉證材料。　

“警察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之下對法輪功學員都這樣大肆抓捕、毆打，那在背地裡對我們的迫害更是慘無人寰......”

“我主要在北京拍攝。記得有個20多歲的男學員，關押時被惡警折磨，雙腳都被凍壞了，十個腳趾都漆黑漆黑的了。當時他的情況是需要立即截肢，否則就有生命危險，看守所怕擔責任，就把他仍到了路邊。我去拍攝他，看到他承受了那麼大的折磨，可他還是非常樂觀，言語中沒有一絲一毫對邪惡的懼怕。他對大法充滿正信，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 ”

“還有一個男學員，也是傷勢過重被看守所扔到路邊的，學員發現後把他抬了回來。我拍攝他，他躺在那裡，遍體鱗傷，臉浮腫著，樣子像60多歲。沒幾天後他就去世了。後來學員告訴我，他才30多歲……”

隨著這些舉證錄像傳到海外，國際社會對法輪功受中共迫害更加關注。終於，2002年10月，江澤民以“群體滅絕罪、酷刑罪和反人類罪”被法輪功學員起訴。田秀露的舉證錄像也成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鐵證，同時被國際媒體廣泛採用。

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她站在了天安門廣場，作為一線記者，她沒有想到過自己能站在這個位置，那是在特定環境下她的選擇。她說:“在那個環境和過程中，對修煉中是一次大飛躍。雖然面對邪惡，卻沒有一點恐懼，真的感受到了沒有怕的滋味，那是一種超然洒脫的安定，是生命溶於法中後的平靜與祥和。我真的感受到了。”　

二， 煉獄之苦，鑄就金剛

由於法輪功真相錄像不斷在國際社會曝光，國家公安部對此進行了秘密偵破。2001年4月，田秀露被捕。

她先被關進朝陽區看守所。這裡關押了大批上訪的大法弟子。刑訊逼供、野蠻灌食、人身侮辱等等酷刑折磨。她親身見證了大法弟子的反迫害，也靠著對大法的堅信，她闖了過來。

之後，她被轉送到北京團河男子勞教所。這裡更有一套完整的對付法輪功學員的“轉化”計劃。而她沒有被轉化，用她發自內心的真念讓轉化的對方感動地落了淚。

再後，她又被秘密轉送到“北京法制培訓中心”。這裡是在中共暴政中孕育而生的產物，它是迫害法輪功弟子的邪惡陣營，形成了一套全封閉式的系統來轉化法輪功學員。

“他們找的是北京天堂河女子勞教所‘被轉化’的人來做我們的轉化工作，一個人配了四個管教，八個‘說教’，十二個人對付我們一個人，天天輪番說教，剛開始是偽善的，給你放錄像啊，讀書啊，讀那些歪理邪說。後來看這招不行，就換另外一招……”她回憶說。

法培中心大樓內，時常迴蕩著警察的怒喝和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同時也有大法弟子反迫害的正義呼聲。24小時輪班洗腦摧殘，轉化，提審，體罰，毆打，灌食，“熬鷹”，大法弟子在各種酷刑折磨中煎熬，外界全然不知。

“天天提審，天天面臨轉化，毆打、辱罵、體罰都成了家常便飯。那地方很容易讓人精神崩潰，如果沒有對大法的堅信，很難闖過……有個女學生叫柳志梅，是北京清華學子，還是在校大學生，就跟我隔一個小號，那女孩兒特別單純、善良。警察就誘惑她，說轉化之後就送她回學校，恢復學業等等。她信以為真，就寫了交代材料。結果，她自己也沒有想到被重判，一判就12年。後來我在網上得知，她在監獄裡被注射了毒針，從監獄出來後就精神失常了……”

2001年年底，她又一次被轉押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也叫“北京七處”。“七處”名聲在外，這裡是關押全國重大政治犯、經濟犯、甚至殺人犯的重案地。當中共把法輪功列為頭號大敵時，“七處”首當其衝。那些被“610”鎖定、定性的法輪功學員都在七處受審。田秀露因為牽涉向國際社會上提供法輪功受迫害錄像，她也成為重案。

“當時的北京七處還是舊所，昏暗、骯髒，冬天也不給熱水。每天晚上管教巡邏，腳步聲就在頭頂上，彷佛身處人間地獄。”

田秀露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轉送到長春黑嘴子女子監獄服刑。

長春黑嘴子女子勞教所，又一處人間地獄。據明慧網報導，自1999年以來的幾年中，那裡始終非法關押著千人左右的大法弟子。據國外媒體曝光，至今還有大法弟子被關押在那裡，其迫害手段殘忍至極，電棍、吊銬、罰站、剝奪睡眠、野蠻灌食、銬鐵床，導致眾多法輪功學員致傷，甚至致死。

“真的是邪惡至極。我們在那裡，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最煎熬的就是轉化，他們採用人鬥人的方式，利用犯人圍攻大法弟子，逼迫大法弟子轉化。不轉化就群起毆打、人身侮辱，什麼酷刑都用，還關小號，上死人床……”

四年的煉獄之苦，她出獄了。恢復身體後她又一次來到北京，繼續做翻譯工作。正在這時，一個同修來找她，告訴她深圳有一家公司急需俄語翻譯，問她能不能過去幫忙？她沒有多猶豫，立即答應先去幫忙。就是這次深圳之行，她邂逅了她人生的另一半，也是法輪功學員，一位專業影視製作人……

三， 移居海外，起訴江澤民

“有約在先，今生又重逢。 生命中榮耀，與正法相連。 一年又一年，走到了今天……”這是大法弟子的一首歌。一路走來，相遇、相識，無疑是上蒼的安排，他們成家了。

說說她的先生，他原就是專業影視工作人員，在北京工作。早年就參與過大法書籍的設計排版工作。後來也因為不放棄法輪功修煉被非法勞教。走出勞教所後，他依舊受到610騷擾。之後，他南下廣州，又到深圳。在這裡，他邂逅了田秀露。共同的經歷，共同的信仰，志同道合的他們走到了一起。他們在深圳開辦了自己的公司。2013年，一同移居海外。

2015年，全球起訴江澤民浪潮再次湧起，將江澤民繩之以法的呼聲高漲。看到這個大趨勢，田秀露心潮湧動，這一天她整整等了16年。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犯了大罪，罪不可赦。大法‘真善忍’具有普世價值，被世界人民接納、推崇，他卻以暴政、獨裁來迫害大法。如果一個民族，正的東西都被打壓了，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失去道德，失去做人的標準，就是失去未來！江澤民是迫害法輪功的禍首，必須對他繩之於法。”

今年7月17日，田秀露正式對江澤民提出了法律訴訟，並把訴訟文件快件寄到中國最高檢察院。

遞上“訴江”，她完成了一件大事，她感覺那是她必須要做的，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大法弟子都在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訴江也好，呼籲懲治江澤民邪惡集團也好，都是大法弟子證實法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得到昇華。迫害不停止，反迫害也不會停止，這就是我們的路。”她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