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6年12月29日】
二、西安事變
家賊難防
中共發現張學良是很可能被統戰成功的，於是向張提出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占領蘭州，打通到蘇聯的交通線接收武器。“兄部須立即相約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的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占蘭州、打通趙蘇（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飛機駕駛員海嵐‧裡昂所收藏的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私人檔案》）
張學良被誘導後，以為有了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準備武力反抗中央，實現西北割據。一九三六年，五月初，在張學良身邊的中共特使劉鼎向陝北發出急電，因為保密起見，信中用了隱語。原文為：你看他（張學良）的計劃，大則要把他家這莊大房屋的一角（東北軍）完全拿過來，東頭一條大道他也企圖著（爭取楊虎城十七路軍）；小則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為強幹的打手（東北軍內部將領）。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反蔣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爭取西北實力派軍閥）以及住在他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子的幾個小伙子和嚴老老（爭取閻錫山的晉綏軍）等相好去。他已經開始用了‘愛×’、‘抗×’（愛國，抗日）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蔣介石）無法公然反對，同時預備著硬幹，預備著和大老闆打一架也可也（徹底反蔣其事）。老頭兒（張學良）提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愛人的老親們的表示（指得到蘇聯的支持），牽延到十一月就起變化。這當中一面對內親和，對友作抗日的大活動，另一面捧大老闆（蔣介石）登峰造極。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濟。我要干就徹底干。（《劉鼎致李克農信》，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張學良和中共幾次談判中，沒有一次不討論是否能否得到蘇聯援助。最後張學良和楊虎城會同中共，準備在西北建立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張學良本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底通過中共中央聯絡員劉鼎，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共。七月二日，中共向共產國際請示。前蘇聯公布的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顯示，共產國際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覆電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長的閻明復披露，葉劍英生前曾經對主持東北軍黨史整理的編輯宋黎（西安事變時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去世）有過交待，肯定張學良就是中共黨員。宋當時將葉劍英的這個談話作了記錄，並將記錄稿封存在保險箱裡，並交待張學良還健在，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保護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絕對不能外泄，等他去世後再把談話記錄拿出來報告中央。”（史鳴，《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中共黨員身份揭秘》，載於中國黃埔軍校網www.hoplite.cn）
早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一份中共內部報告就已說出，此時中共已與張學良約定，一旦得到蘇聯的同意和幫助，就在西北發動抗日反蔣運動，爭取將陝、甘、寧、青、新五省區結為一體，成立西北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按照這一計劃，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大規模內戰局面中去，莫斯科希望中國舉國抗日以牽制日本進攻蘇聯的可能，將不可能實現。因此，這一計劃馬上就受到了史達林等人的否定。七月二十三日，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一次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上明確指出：“在中國的任務，現在不是擴大蘇區和發展紅軍，而是尋找機會，尋找途徑和尋找適當的口號、適當的方法，使絕大多數中國民眾聯合起來抗日。”（《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該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本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鑒於以上情況，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為此，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
共產國際這一重要命令，中共沒有傳達給張、楊。
縱橫捭闔
“西安事變逼蔣抗日”是中共說辭。當時蔣公為國難，在西安事變前已經開始著手和平解決中共問題，甚至考慮收編。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二十五（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潘漢年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蘇俄在中國》）
中共方面則開始否決：“南京以鐵道部次長曾養甫出面答覆我們的信已收到，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毛澤東致彭德懷電》，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如果中共軍隊到察綏外蒙邊境上去抗日，蘇聯不能不支持，日蘇武裝衝突就可能爆發，蘇聯當然不同意。
中共不肯出兵察綏抗日，又不肯在蘇維埃改制和紅軍改編問題上妥協，蔣公便繼續進剿，同時命陳立夫與潘漢年舉行談判，謀求政治解決。
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集中三十萬大軍以抗日之名義反中央，蔣介石急調四十萬中央軍大軍南下，直到九月，兩廣事變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