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1年12月20日】
電影《機緣》4月24日在新唐人電視台首播，許多觀眾在看了這部電影後給與了很多好評。有人稱這部影片是他們近幾年看過的最好的影片。
一位搞美編的觀眾看完後留言表示：“完美！演員每個都可愛！我緊張得不敢看結果！我是一個美術編審，但我也覺得沒資格評論，就是好！！！謝謝你們，可愛的人們！！！演什麼都好看！！！”
另一位觀眾說：“非常高興最近十多年以來看了這麼一部乾乾淨淨，情節那麼吸引人，感動到流淚的影片！真乾淨，也只有這些人能夠拍出這麼純美的電影。謝謝這些演員和製作人員！！！”
對於影片結尾，一位觀眾反饋說：“雖然我已經很久沒看過電影了，但我昨晚付費看完了整部電影，可以說是讓我最為感動的一個愛情故事，兩人相認的場面催人淚下，大結局很美妙，又令人意外，感嘆編劇神奇的構思。”
除了對演員的稱讚外，一些觀眾對故事的編排表示讚賞，一位女士說：“ 真的很好看。好的編劇是影片的靈魂：每一個伏筆都有呼應，每個場景都是點到為止，讓人意猶未盡。”
為此，記者採訪了該電影的編劇、喬治梅森大學客座教授章天亮博士，請他介紹影片的創作背景、內涵，及他對電影藝術的理解。以下內容根據章博士書面回答整理：
記者：能否請您談談《機緣》的由來？
答：最近幾年，我看過很多場神韻的演出。她的藝術之美和傳遞的正統價值、光明和希望給與我許多震撼和啟迪。後來我開始思考藝術對人的影響力。我記得2006年第一次看“聖誕晚會”演出的時候，曾經談到“西方的文藝復興，成為歐洲從中世紀走向近代社會的起點”，也就是文藝復興結束了歐洲政教合一的黑暗時代，不僅帶來歐洲藝術上的輝煌，也把“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引入社會。所以我想，正統的藝術確實能從信仰、道德、文化、政治等各個層面改變社會。”
2009年秋天，有一次我要一個人開很長時間的車。路上我突然想：為甚麼不編個電影故事呢？於是我就開始編。那天我有很多靈感的啟迪，等我開到目的地的時候，故事的框架已經很完整了，當然中間還有一些細節需要推敲。編完以後，我特別感觸古人的一句話：“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去年春末夏初的時候，我開始和一些加拿大的朋友討論這個故事，於是就製作了《機緣》這部電影。
記者：我們知道您是學電子工程的，是什麼使您想涉足和您專業完全不相關的電影這一行呢？
答：因為我看到了電影對人巨大的影響力，我很想善用這種力量。
在戲劇或電影界有一個專用的詞彙，叫“移情作用”，就是在看演出的時候，觀眾常常會把自己擺在電影中人物的位置上去。換句話說，每當電影中的人物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或困境的時候，觀眾常會不自覺的想：“如果我是他，我現在應該做什麼？”
這種把“我”放到“他”的位置來思考就是“移情作用”。“移情作用”的對像並不一定是一個好人。美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系列電影，在百年電影史上的排行名列前茅，叫《The Godfather》，中文譯名叫《教父》，講的是來自義大利西西裡島的黑手黨科利昂家族在美國的興衰史。應該說，影片的主人翁並非什麼善良之輩，但是觀眾卻情不自禁的會為他們的安危擔心。
世界銀幕劇作界公認的第一大師Robert McKee在他關於編劇的經典教科書《故事》（STORY: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一書中舉了一個例子。一個技巧高超的作家，會讓觀眾移情於一個最不值得同情的人，比如莎士比亞筆下的麥克白。他無疑是一個邪惡的人，殺死了仁慈的國王並嫁禍於國王的兩個僕人、殺死了最好的朋友、殺死了敵人的妻子和幼兒，但是這個罪不可赦的兇手在被砍頭的時候甚至會讓觀眾產生一種悲劇性的失落，因為莎士比亞賦予麥克白一個受到良心煎熬的形像，給了他一段痛苦的懺悔性的獨白。在他自責的時候，觀眾忍不住會想：“我也像他一樣做了壞事後心懷愧疚，他就像我一樣是個有良心的人……”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會想起柏拉圖在其著作《理想國》中借用蘇格拉底之口，要把所有的詩人和劇作家逐出理想國的城邦。因為戲劇創作中一定要表現人物衝突，表現人性的善、也表現人性的惡。人性中的善常常是靠反面人物的惡來襯托的。而在戲劇或電影中，人性之惡常常展現的非常充分。即使表達人性中的善也並不是純善的，比如《辛德勒的名單》中的辛德勒。
我們且不說那些本身就是放縱人的慾望或描寫社會黑暗的電影，即使製片人想表達一個正的理念，由於手法的限制，影片對社會的影響也未必是純正面的。另一方面，電影的影響力又如此巨大，方式又如此潛移默化的，它對社會的意義就很不一般了。它所影響的不僅是人的審美取向的問題，還有價值取向。因此，我很希望這種影響力能夠被善用。
記者：您對電影的表現手法和當代電影的現狀怎麼看？
答：電影的表現手法固然有很多。編劇在表達一個意圖的時候，是通過“表演”而不是“解釋”或“說明”的手法。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對孩子說“你要說真話”，這個在電影中如果就這麼演出來並不能說服觀眾，也許他自己就正在說謊。編劇要設計一個場景，讓他在最大的利益（自由、愛情、生命等）和真話之間做選擇。如果他選擇了說真話而失去了他在意的東西，這時候我們才能有把握地說——他說的“要說真話”是真心的。
現代的電影製作基本上已經完全拋棄了人的心理描寫，即通過旁白的方式告訴觀眾這個劇中人到底在想什麼。因為這是“告訴”觀眾而不是讓觀眾自己得出結論。編劇需要的是嚴謹的場景設計，每隔很短的時間製造一個懸念，引領劇中人一步步走向那個艱難卻無可避免的選擇，這個過程常常是劇中人發現“自我”本性的過程，甚至也由於“移情作用”成為觀眾發現自我的過程。
所以當劇中人作選擇的時候，就不僅僅是他的選擇。觀眾也會想：如果我是他，我將如何選擇。這是電影對人影響最有力的地方——讓你愛上主人公，然後你會想如果換作我，我將如何選擇。這時候主人公的選擇，對觀眾就會產生示範作用。
因為開始涉足這一領域，所以我就租借DVD或者到電影院去看各種各樣經典的或者現代的影片。也許是我比較挑剔，平均看十部影片，也許會有一部我覺得還說得過去。
到了當代，一個好故事已經很難得一見了。Robert McKee在他的《故事》一書中給出了一個數據：“美國作家協會劇本登記服務處每年記錄在案的劇本多達35萬個，這還僅僅是記錄在案的數據，僅僅在美國，每年躍躍欲試的劇本數以百萬計，但真正稱得上上品的卻寥寥無幾。”
好萊塢每年花5億美元去篩選劇本，每年製作的影片大概在400到500部之間，大部份曇花一現後就從觀眾的記憶中消失了。我想要拍出經久不衰的作品，就一定要展現經久不衰的人性、特別是人性中的光輝。
記者：通過《機緣》您想傳遞什麼信息？
答：《機緣》只是我第一次嘗試性的編劇。這是個專業性要求極高的行業。我只能談一點關於《機緣》的思考。
《機緣》實際上講述了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機緣”的問題，就是一個人了解真相的機緣。故事的主人公因為生活的重大變故決定做一個無情的人，他對事物的計算像機器一樣的精準，但是他已經對人、對是非這些抽像的價值失去了興趣。但是當他看到自己曾經愛慕但又竭力遺忘的女友出現的時候，長久壓抑的感情漸漸復甦。女主角的出現和她的對話，成為他了解真相的一個“機緣”。
第二個問題就是“選擇”，就是在了解真相之後，你決定如何採取行動。男主角的想法很簡單，他想救他的女友。但是隨著劇情的推進，他不得不一步步地把他的事業、愛情、自由、乃至生命全部都押上去，去追求更高的價值——正義和良知。這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這樣的事當然也有生活中的原型。我聽說過一個故事，有一個法輪功學員被抓了，她哥哥就是警察。為了救這個妹妹，哥哥想了很多辦法。他不但把自己的妹妹救了，也營救了好幾個法輪功學員。後來這個妹妹來了美國，哥哥卻被中共關進了監獄。
法輪功在中國已經被鎮壓將近12年了，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很希望在電影製作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把更多感人的故事講出來。當然我們的資金、專業人才都是非常匱乏的，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來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