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04月29日】
通遼市霍林郭勒市沙爾呼熱鎮法輪功學員譚麗雲，在江澤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屢遭綁架、非法關押，曾被綁架到看守所達十次之多，被關洗腦班一次，遭非法勞教四次（包括“所外執行”）。零五年，丈夫四十多歲就含冤離世，原本一個幸福的家庭在江澤民的打壓和迫害下家破人亡。
二零一五年六月，譚麗雲對迫害元兇江澤民提出控告。以下是她在控告書中的陳述。
在修煉法輪大法之前，我在坐月子中留下風濕病，夏天都穿著很厚的衣服，偏頭痛，天天吃去痛片；女兒十歲就患上了腎小球腎炎、扁桃體炎、鼻炎、心肌炎不能上學，上下樓都要背著，每天吃中藥，每次一買藥就買一大包。丈夫患有B型肝炎。這對一個單職工的家庭來說可以說是巨大的壓力，我們夫妻二人身心交瘁，生活一步步陷入絕境，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這時，朋友送來了一本《法輪功》，從此以後，一家人走上了一條修煉的路。大家組織起來一起去公園煉功，只煉了半個月孩子就能上學了，見證了大法的神奇。是法輪大法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家的命運，三口人身體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飛了，孩子每天歡蹦亂跳，丈夫的臉色也從原來的暗灰色變得白裡透紅、脾氣也變好了。一家人其樂融融，感受著大法的神奇與美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開始瘋狂迫害法輪功，從此，我一家再也沒有一天好日子過。以下是我遭迫害的經歷。
一、迫害初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開始全面迫害法輪功修煉者。那天，礦區公安處讓單位出車把我夫婦、法輪功學員賈海英夫婦一起拉到公安處。在公安處的會議室裡，坐滿了公安處、公安局的人，其中有公安處政保科科長孔繁林、公安局局長陳寶文等。陳寶文對我、賈海英等人說：“國家現在不讓煉法輪功了，你們從現在開始，不許再煉了！”我說：“煉法輪功怎麼啦？為甚麼不讓煉，煉功後身體都好了。”陳寶文說：“如果你們不聽話，我就把你們扔進去（指看守所）。”
七月二十三日，我照常去公園煉功，正在煉功時，市公安局、市委等來了三輛車，下來很多人，有市委書記趙凌波、副書記王淑芬、公安局長陳寶文等。電視台來的記者，扛著錄像機，把我和賈海英綁架到沙爾呼熱鎮派出所，逼寫不修煉的保證書，我們拒絕。當天放回。
後來，我和法輪功學員賈東偉、李偉超、華澤玲等人，一起結伴而行去長春證實法輪大法好。剛上火車，我就被霍林河公安局趙鳳雲、鄭明道等惡警綁架，惡警趙秀髮對我說：“你昨天晚上給錫盟打電話，你都說什麼了？我們都監聽了。”我說：“你們既然監聽了，那還問我干什麼？”趙秀髮一時無話可說。公安局長陳寶文給我戴上手銬，送進了看守所，第二天又被非法抄家，搶走了大法書、師父法像、錄音機和磁帶。九天後被公安局陳寶文、趙秀髮勒索了家人三千元現金，我被放回家。
我回家後，沙爾呼熱鎮居委會主任、派出所經常入室騷擾。勒令我不許煉功、不許看書、不許學法。
二、進京為法輪功說公道話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我要進京上訪。在通遼市火車站，被家人脅迫拉回。回來後，公安惡警包杜冷就將我綁架到公安局，政委許振喜用惡語對我挖苦、辱罵到後半夜，並逼著我說出同去北京的人，最後一無所獲，在我家人的強烈要求下，公安局才將我放回。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符桂英、畢永霞、項桂芳再次進京上訪。第二天被北京石景山派出所惡警綁架，通遼駐京辦將我接走。二十九日，霍林郭勒市惡警包杜冷等人將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劫持回來。在火車上將兩個人銬在一起，一天都不給吃飯，身上的錢和物品全部被搜走。到了通遼火車站，站內兩排持槍的武裝警察，惡警陳寶文親自指揮，把我等法輪功學員非法關進了火車站的一個小屋子，由警察看著。幾個小時後，又被劫持到去往霍林郭勒市的火車上。到了霍林郭勒市的火車站，同樣來了許多警車、武裝警察、電視台記者。警車拉著長笛，“聲勢浩大”的從火車站一直將我們拉到看守所，我又被非法投入了看守所。當地電視台記者惡意的錄製了這個過程，當晚，電視台進行了誣衊性的播放，以蠱惑人心。
三、在霍林郭勒市看守所遭野蠻灌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被綁架到霍林郭勒市看守所，當時看守所黑窩裡共關了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看守所的號房裡非常擁擠和骯髒，地上、大通鋪上都是法輪功學員，武警在走廊裡來回巡查監督，不許煉功。為了抗議非法關押和不讓煉功，我開始絕食以示抗議，其他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也跟著開始絕食。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早晨，看守把我帶到管教室，來了許多警察，其中有副局長張玉才，女惡警趙鳳雲，所長金文棟，獄醫李愛學，還有一大幫武警，爐子上坐著一盆苞米麵糊糊，又放了許多鹽。張玉才兇狠的問我：“你吃不吃？絕食是不是你帶的頭？”我回答說：“是我帶的頭，我不吃。”張玉才將我銬上背銬子，拉回到監號裡，扔到床上，上來了五六個武警，用被子把我裹住，只露出腦袋，一武警用腳踩著我的身子，還有一人把我的頭扳過來，用腳踩著，獄警李愛學拿著一根膠皮管，膠皮管也不消毒，看著很髒，從我的鼻孔插進胃裡，用針管吸滿鹹鹹的苞米麵糊糊，往胃裡打。惡警們給我灌完後，拔出帶血的膠皮管，別說消毒了，連沖洗一下都沒有，又給法輪功學員符桂英灌。那天遭此野蠻灌食的達二十多名。法輪功學員們各個痛苦不堪。其景慘不忍睹。其時施暴的惡警已經完全喪失了人性，其行徑已與魔鬼無異。
當獄醫李愛學強行給法輪功學員張樹華灌食時，使勁插了幾次都沒插進去。我對李愛學說：“你迫害法輪功學員要遭報的。”李愛學聽了，當時嚇的臉唰一下就白了，不敢再幹下去了，為了掩蓋內心的恐懼，一度想過來打我。後來李愛學到門外就大吐不止。這些惡警從早上開始行惡直到下午一點多。當天下午，霍林郭勒市陳寶文害怕我等繼續帶頭絕食，就把我、符桂英、畢永霞、高玉蘭四人非法押送到了四百多裡外的扎旗看守所。此黑窩條件更加惡劣，吃的是窩窩頭和又酸又臭的蘿蔔條鹹菜。通遼公安局長鬍日查，霍林郭勒市惡警鄭明道、趙鳳雲等人，對我等非法提審了一個晚上，強迫四個人寫不修煉、不上京的保證書等，被四人拒絕。
我、付桂英在扎旗被非法關押了二十八天後，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八日遭非法勞教三年，被劫持到了內蒙古興安盟圖牧吉勞教女隊迫害。
四、在圖牧吉勞教所遭受的非人迫害
圖牧吉勞教女隊更是不擇手段的採用極其邪惡的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不准煉功，誰要是煉功就強行戴上手銬，銬在床上或窗戶上。天氣冷的時候，手和玻璃凍在一起。法輪功學員如不服從惡警們的無理要求，她們就用各種方式進行迫害：逼迫彎腰、坐飛機（將雙手後抬，彎腰）、聞尿盆、罰站、罰蹲等、甚至酷刑折磨。晚上被折磨一宿，白天還要到地裡幹活，拿鐮刀割上一年留在地裡立著的玉米秸稈，乾巴巴的苞米葉子，象刀子一樣，把手掌都拉出了口、磨起了血泡，水泡磨破後，手套和血肉粘在一起，鑽心的疼。中午都不讓休息，幹了一天活，晚上回來用冰涼的水洗漱。
圖牧吉勞教女隊每個中隊都養著好幾個賣淫女，她們白天睡覺，晚上迫害法輪功學員。每天晚上睡覺之前，惡警尹桂娟挨個問法輪功學員還煉不煉？說煉的馬上就在走廊裡被逼迫罰站，一站就是一宿，或者強迫蹲著，把人蹲的站起來都不能走了。要不就是“開飛機”，兩個胳膊朝後背著，白天照常干奴工。當時被罰站迫害最嚴重的是我、符桂英、羅永立、李淑亞、胡淑華、姜鳳英、劉立華、馬秀琴、辛玉琴等九個法輪功學員，每人站一個晚上。
有一天，強迫法輪功學員去裝苞米，每袋苞米一百八十多斤，裝了一大車，回來後，惡警逼喊洗腦口號，我等法輪功學員不喊，惡警伊桂娟就體罰我們八名法輪功學員，逼我們站著。第二天從管教科調來了一幫男惡警，拿著電棍，挨個打法輪功學員的嘴巴子，男惡警要打我時，女惡警伊桂娟說：“多打她兩個嘴巴子。”
二零零零年春天，勞教所進了一批化肥，用十噸的車運到勞教所，這些都是男人做的活，獄警們強迫女法輪功學員當裝卸工，把每袋一百斤的化肥從車上卸下來扛到倉庫裡再摞起來，一直摞到房頂。幾個人一天卸十多車。用化肥的時候還要從倉庫裡扛出去。
惡警們還逼迫法輪功學員做裝車等重體力勞動，玉米一百八十斤一袋，一裝就是一下午。還逼迫法輪功學員刨廁所，冬天的糞便都是凍上的，必須用鎬才能刨下來，刨不下來的還要用釺子穿，又髒又累，刨起來的糞便都迸濺到脖領子裡，刨完廁所滿身的糞臭味熏鼻。監舍的人都不讓進屋，只能用冷水洗澡，寒冷徹骨，洗頭時隨洗隨凍上冰碴。冬天每隔兩個星期只給兩瓢熱水洗澡，其它時間就連一瓢熱水都不給了，都用冷水洗澡。
到了春天，法輪功學員經常被附近的老百姓僱傭出去幹活，燎荒、種地、鏟地等，為了多榨取勞力，中午就在老百姓家吃飯，由於世人不了解真相，也就不能善待法輪功學員，讓法輪功學員在車棚、豬圈、雞架附近、狗窩旁吃飯，有時正在吃飯就颳起了風，颳得飯裡都是塵土、沙子，根本無法再吃下去了。
我、符桂英、賈海英還被迫給獄警隊長劉某家蓋房子，三個女人還要和泥、往房上拽泥、還要砌磚、給房子鋪板上蓋……這些男人做起來都很難的活，讓三個女人來完成，我們累得晚上回去渾身酸痛。隊長種了很多地，因為法輪功學員都很能幹，就讓法輪功學員去給他幹活，背著四、五十斤的灑藥筒從地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才能把藥灑完，太陽毒辣辣的曬著，又熱又累，還沒有地方洗澡，只能用涼水簡單洗一下。
惡警們為了撈錢，強迫法輪功學員每天做十幾個、有時多達十五、六個小時的奴役，他們根本沒有把法輪功學員當人對待。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日，勞教隊為了搜查法輪功學員傳看的經文，下令全體不出工，關緊大門，管教科雇了四個打手，有教富有、肖廣生、丘相林、宋靖、還有一個姓高的（身高175左右，四方黑臉）等男惡警，女惡警有賈梅、周玉英、武紅霞、尹桂娟及尹某（尹桂娟的二姐）、馬紅雲、王桂榮、羅進芳等，惡警們挨個對法輪功學員搜身。大隊長周玉英指著我說：“先收拾她！”於是上來兩個男打手，劈頭蓋臉的就一陣猛打，一個男打手抓住我衣服前胸襟，用手一撕，衣服就全扯開了，裡面只剩下一個乳罩，惡警李愛燁從後面用腳踹。之後二名男警察揪著我的頭髮往外拖著走，滿院子都是男警察，我敞著懷只穿一個乳罩，就這樣被惡警拖出大院。緊接著賈海英、符桂英、范小麗、吳秀花等七名法輪功學員也相繼被拖走，因為我們七人被惡警當成了頭。七人均被拖到大門外，每個人由好幾個警察看著。那天天氣高溫達三十六度，他們就把我和符桂英、李淑亞三人暴曬在陽光下。下午，又把我們拽到一個空屋子裡。屋裡面四壁皆空，什麼也沒有，只能睡地板磚。為了制止這種無理的迫害，我和同修們開始絕食抗議。
在絕食期間，惡警和打手們天天來折磨，強迫法輪功學員在操場跑步，不跑就遭到拳打腳踢、用電棍電等更加嚴酷的迫害。我多次被折磨的跌倒在地上都起不來，前門牙都磕鬆動了，滿嘴是血。絕食第五天，惡警又生出了一個損招，逼迫正在絕食的法輪功學員去地裡鏟地幹活。晚上繼續強迫進食，大家拒不配合。惡警就強迫法輪功學員在操場上走步，只穿著短褲短袖，惡警穿著風衣，在操場旁點起了篝火。惡警說，誰要是吃飯誰就可以回屋，但是沒有一個人回屋的。從晚上六點一直走到半夜一點，滿天的星星突然隱去，天空開始下起了雨，惡警也挺不住了，不得不讓大家回屋子裡了。第二天惡警們竊竊私語說，這些煉法輪功的真了不起，把雨都走下來了。凌晨三點多，惡警王桂榮就把法輪功學員們叫起來到地裡幹活。幹活回來後再讓大家站著，不間斷的進行身體上的折磨和迫害。
第七天惡警就開始強行灌食，還是第一個灌的我。武紅霞不停的毆打符桂英，還說了很多侮辱性的話語，直到打的我胳膊、手都疼了才停下來。
五、二零零一年幾次遭綁架
二零零一年二月，我回到家中。江澤民的各級幫凶經常到我家裡騷擾，半夜裡打電話。參與的有鎮政府鎮長楊玉光、主任李某等。還企圖騙我去洗腦班，被我識破拒絕。
二零零一年天安門自焚假相出來後，礦務局六一零惡徒胡本榮、朱成等人扛著錄像機到我家，妄想讓我說些誹謗大法的話。我說“師父沒有告訴自焚。”他們很生氣的走了。
同年五月二十三，賈海英的母親從遼源來看女兒，被監控她的惡人發現，將賈海英母女二人綁架到看守所，（詳情請看《內蒙古霍林郭勒市法輪功學員賈海英迫害紀實》）出於人之常情，我及丈夫去看望賈海英的母親，被公安當成罪證，於二十九日，將我與丈夫一起綁架到派出所。參加迫害的人有：秦寶庫、翟拓、鄭明道、趙秀髮等。一直審訊我到半夜兩點，實在找不到迫害我的證據。竟然不擇手段的把我給圖牧吉勞教所獄警寫的信，留在信紙上的印跡，描摹下來，鄭明道拿著這張紙給我看，說：“這是不是你寫的？這就是你的證據。”我看後說：“這也算證據！”奪過來一把撕碎，鄭明道惱羞成怒，對我大打出手。半夜兩點多把我與丈夫送到看守所，家裡只剩下年僅十三歲的女兒。
第二天去我家非法抄家，趙秀髮叫囂說掘地三尺也要把證據找出來。最後一無所獲，家裡被翻了個底朝天。我丈夫被非法關押了十天後，單位去人保釋出來。我在看守所非法關押了四個多月後，又被非法勞教三年，被非法勒索三千元後“所外執行”。
釋放那天，惡警把我從看守所帶到公安局，逼我簽不修煉的保證書，我不簽，惡警陳寶文說：“你不簽就送你回看守所。”我又被送回看守所後，一個做飯的男犯人，驚異的問：“你剛出去怎麼又回來了？”我說：“他們讓我簽字，我不簽，就又被送回來了。”男犯人衝著我豎起了大拇指。第二天許振喜到看守所問我說：“你到底簽不簽？”我說：“我不簽。”隨後我被放回家了，那天是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
當年十月一日，我被放回家，惡警們不放心，總想找個理由繼續對我進行迫害，所以處處找藉口、編瞎話，企圖再度實施綁架。
我雖然從看守所的黑窩裡出來了，但是江澤民那一夥一時一刻都沒有放過我。為了解決生活問題，我在市場賣魚。惡警烏力吉到市場來找我，讓我去趟公安局。到了公安局，惡警趙秀髮拿出一張寫有法輪大法好的標語，是用手寫的，他說：“已經通過專家鑑定了，這是你的筆體。”當時陳寶文也在場，我跟陳寶文拍了桌子：“你要是因為這個而想迫害我，那我決不罷休。我傾家蕩產也要跟你打官司。”陳寶文無話可說，這時秦寶庫從樓上下來，他跟陳寶文說：“盟局齊支隊想見她。”陳寶文說：“去吧。“我到了樓上，跟支隊長齊某講了自己煉功後身體的變化和因為修煉法輪功全家的和睦幸福，又說了九九年以後遭到的精神上和經濟上的迫害，最後說：“我還要忙著回去做買賣。”姓齊的說：“你回去吧。”我下了樓就走了。
一天晚上，惡警趙秀髮又把我騙到派出所，故意欺騙我說：“誰誰說你給誰煉功帶了？”我說：“在法律上說二人以上才好使，你說不好使。我說還是秦寶庫給的呢！”惡警又一次沒有找到合適的藉口，只好看著我走出了派出所。沒過幾天，趙秀髮和秦寶庫又找到了我，騙我說：“有人給你粘貼了？”我最終沒讓他們得逞，趙秀髮等惡警不肯罷休，又再蓄意著下一次誘騙。
為了達到迫害我的目的，惡警趙秀髮竟然把我騙到自己家裡。
快要過年的頭一天，惡警趙秀髮又把我騙到派出所。趙秀髮誘騙我說：“我聽說你給勞教所警察寫信，勸他們不要迫害法輪功學員，還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不是？”我回答說：“是，我寫了，但是我給盟局局長寫的信，你去問吧。”趙秀髮又假裝和顏悅色的說：“你的事，我暫時做不了主，明天我請示陳局長（陳寶文），再放你回去。今天晚上你跟我去我家，跟你嬸好好嘮嘮。”趙秀髮把我帶到他家，惡警秦寶庫也跟著去了，一直跟我與趙秀髮老婆睡一個屋裡，我無法睡覺，就這樣在趙秀髮家裡一宿未合眼。到了第二天，趙秀髮和秦寶庫把我騙到公安局，說去請示局長。不一會又下來了，趙秀髮對我說：“你還得去看守所呆幾天，等幾天再放你回去。”這樣，我又被綁架到看守所。
臘月二十九日那天，公安局局長陳寶文到看守所視察，看守催問：“女號裡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怎麼辦？讓她回家過年吧。”陳寶文說：“不能放她，在送吳秀花（法輪功學員）的時候她跑了，如果放她回去，她認識人多，就不容易抓到吳秀花了。”直到吳秀花被惡黨迫害，才把我放回去。在看守所整整關了十七天。
六、被劫持到呼市女子勞教所
二零零二年七月份，610頭子萬國清、惡警陳寶文，指使秦寶庫、翟拓、趙鳳雲等人，將我等劫持到在霍林郭勒市電力賓館非法設立的洗腦班，每個被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由一個的居委會主任看管，我拒不配合他們的任何要求，當天絕食，沒吃一口洗腦班的飯，惡警萬國清以我“擾亂課堂秩序”為名，指使惡警楊萬，翟拓，還有一個不知名的女惡警，揪著我頭髮，戴著背銬，綁架到看守所，我喊著“法輪大法好”，被警車拉出了電力賓館。
我在看守所繼續絕食，長達十一天後，看守所才把我放回家。
同年九月二日，因為的十六大就要開了，他們害怕我進京上訪，“六一零”頭子萬國清，指使法制辦惡警滿都拉、國保惡警翟拓、秦寶庫從家中把我抬出來，我的衣服全都拖到脖子上了，只剩下乳罩還算完好。
在看守所，我絕食九天後，又被惡警滿都拉、溫玉華，綁架到呼市看守所，非法勞教。
呼市女子勞教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邪惡黑窩，不但在肉體上殘酷迫害，而且在精神上極度摧殘，除了每天進行十六個小時的奴役外，還逼迫法輪功學員“轉化”、背叛師父與大法，不寫就不讓上廁所、不讓睡覺、不讓接見，天天讓你看的黑材料、誣衊大法的影視，強迫寫學習筆記、思想匯報、背勞教所的所規、所紀，總之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監控。
我到呼市勞教所是晚上，惡警扔給我一個破門帘子，讓我在走廊裡睡覺。到了第二天就派來“猶大”做“轉化”工作，對我散布歪理邪說，由包夾（吸毒人員）看著。十二天以後我被調到一大隊，張恩琴邪惡至極，讓我學用機器織毛衣。因為這個活每天都站著，後又改讓我縫毛衣，包筷子，縫坐墊，全部手工完成。勞教所為了多賺錢，不管人的死活，每天干十五六個小時的活，恨不得每個人都被榨乾血汗。
我在呼市勞教所裡被非法關押了二十二個月，才放回家，我的身心都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七、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二日，我和賈海英等四名法輪功學員到興安盟烏蘭浩特市為眾生送真相資料，被當地中共惡警綁架，我機智走脫，回到家中，一個月以後，在公安局長李樹成的指使下，國保大隊長秦寶庫帶著興安盟的惡警，闖進我的家裡，將我綁架到烏蘭浩特看守所，後由於家人的營救，三天後，勒索家人四千元，放回家中。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下午一點三十分，我與法輪功學員孟呼倫，在霍林郭勒市廣場講真相救世人，由於惡人構陷，被珠日花派出所惡警阿木綁架，非法關押在看守所達十五天。剛到看守所的幾天，由於家人沒有送行李，晚上只能在空空的床板上坐著。在關押期間，看守所強行照像，遭到我與孟呼倫的堅決抵制。
七月一日上午九點左右，霍林郭勒市公安局局長張志江等人，又一次闖進我的家裡，妄圖綁架我去勞教所，我拒絕開門，派出所惡警以辦“低保”為名，叫我開門，依然沒有得逞。他們給國保大隊打電話，從國保大隊調人，企圖通過強硬的方式綁架我。其間，只留下二個警察在大門外看守，我趁機從後陽台跳下來，脫身而走。下午四點，國保大隊來人，撬開房門，此時才發現屋內已空無一人，我得以脫身離家。從此，我流離在外，有家難回。
我丈夫孟慶龍在迫害中離世
孟慶龍，因身患病症，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在煉功後的一段時間裡，身體就恢復了正常。九九年七二零之後，因我們一家三口都修煉法輪功，這個家庭也就成了當地惡人重點監控、迫害的對像，也因此被多次非法抄家。
在我被第一次勞教期間，我丈夫也被單位強行下崗一年。期間，經常遭到礦黨委書記孫杰與單位主管馬玉林的刁難。後我接連兩次被非法勞教、七次被非法關進看守所，在這段日子裡，孟慶龍一個人帶著孩子在家裡艱難的度日。在這樣的境況下，公安惡警趙秀髮、秦寶庫等竟毫無人性的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把我丈夫綁架到看守所，關押十天，罰款後才放他回家，使我丈夫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特別是在二零零二年九月二日，霍林郭勒市惡警滿都拉、秦寶庫、趙鳳雲、翟托等人，再次強行綁架了我，並非法劫持到呼和浩特市女子勞教所迫害。我丈夫的精神徹底垮下來了，舊病復發，且逐漸加重，於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二含冤離世，年僅四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