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1月16日】
三、清黨救國
挖心戰術
共產國際一九二二年四月《關於中國共產運動的綱要》曾指令中共“應分兩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傾覆封建主義，促成中國真正獨立；第二步是推翻有產階級的政治，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共產國際、聯共（布）秘檔與中國革命史新論》，中共黨史出版社）“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暴力奪權。
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明確表示，改組國民黨是為了使之“處於我們的影響之下”，“對我們的威望充滿尊敬與崇拜”，“馴服地接受我們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的決議”。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書面報告：“把國民黨的一切地方組織都掌握在我們手中”；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代表維經斯基甚至制定“逐步打擊右派的計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
中共在蘇聯卵翼下，開始滲透國民黨。蔣介石指出：“國父北上之後，共黨分化本黨的陰謀活動，益加積極。他們分化軍校學生，並進而奪取軍校的企圖，更是顯明。”（《蘇俄在中國》）
孫中山逝世後，汪精衛得到共產國際的全力支持，成為國民黨領導人。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在加拉罕、鮑羅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等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精衛左傾。共產黨加速滲透國民黨，預謀奪取國民黨領導權。
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二大”召開，與會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中共黨員占五分之三，當選的三十六名中執委，有七名共產黨員。在隨後召開的二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九名中執委常委中，共產黨占四人。在八個部中，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和外事部由中共黨員把持，而其它四個部，青年、工人、商業、婦女部的秘書也全部是共產黨員。大會決議彈劾持反共立場的“西山會議派”，並開除其首領鄒魯、謝持的黨籍。中共的“挖心戰術”十分奏效。國民黨岌岌可危。國民黨中央的權力，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所纂奪；國民黨各地方黨部亦已大部分為共產黨人所把持；國民革命軍六個軍的軍政治部主任，五位由共產黨員擔任。
中共“主張通過召開國民黨‘二大’，以達到打擊右派、孤立中間派、擴大左派，並給日趨靠攏右派的蔣介石以回擊的目的。”（《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新右派的鬥爭》，中共中央統戰部網站）
蔣介石忙於軍事，避開黨爭。作為“底定廣東”的英雄，蔣介石成了各派勢力爭取的對像。他在“二大”名列中執委九常委之中，進入國民黨決策層。面對鮑羅廷與中共的節節進逼，蔣介石苦苦思考對策。
在國民黨二大上，蔣介石提出發動北伐，實現國父的遺願。此時提出北伐，名正言順，鮑羅廷、汪精衛均未表示異議。但此後不久，鮑羅廷回國述職。蘇聯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接到莫斯科指令，突然轉向，強烈反對北伐，與蔣介石形成水火之勢。季山嘉在黃埔軍校竭力宣揚“北伐必敗論”，宣揚校長蔣中正“不革命”。
中共配合蘇共要求，在廣州散布傳單，攻擊蔣介石為“新軍閥”。蔣介石面見汪精衛，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手”；甚至以辭職力促汪精衛表態，驅逐季山嘉。不料汪與中共勾結已深，對蔣的請求不置可否，虛與委蛇。蔣介石覺察到自己已成為汪、俄勾結的障礙，處境危險，內心煎熬不已。（蔣緯國，《我的父親蔣中正》）
蔣介石日記中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環境也。總理與諸先烈在天有靈，其當憐而呵護之，不使我陷於絕境乎。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憂患疑懼已極，自悔用人不能察言觀色，竟困於核心，天下事不可為矣。十五年三月十七日：上午，議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於佛入地獄耶？”
收回中山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盜用蔣校長名義，擅自調動蔣介石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大有劫持蔣介石之意。
“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其實他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斤，以備臨時遠航。到了十九日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知道他們的計劃，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蘇俄在中國》）
二十日，蔣介石宣布戒嚴，逮捕李之龍，收繳共黨分子槍械，收回中山艦，並包圍蘇聯顧問團和中共機關，解除中共黨員在軍校的職位。蔣介石的果斷措施，打亂了共產黨的陣腳。在蘇聯述職的鮑羅廷驚惶失措，立即將季山嘉及顧問團撤回國，並於四月底回到廣州，向蔣介石道歉，對蔣介石限制中共的八條協定全盤接受。汪精衛稱病，遠走法國。蔣介石掌握了國民黨的領導權。
蔣介石正當自衛，師出有名，連中共領袖也服氣。陳獨秀分別於一九二六年四月三日和六月四日在《嚮導》上連續發表數篇文章指出：“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根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絕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而且表示，“中國共產黨若陰謀倒蔣，就應該起來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若陰謀倒蔣，就應該槍斃。”（《陳獨秀傳》，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版）蘇聯方面指責季山嘉等顧問，“他們輕舉妄動。……他們明白如果國民黨一旦在廣東失敗，那共產黨也將無法生存。”（《陳立夫回憶錄》）
果斷處理“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與“蘇聯-中共-汪精衛”同盟的博弈中取得的第一次實質勝利。蔣介石反共救國邁出了第一步。
附體滲透
蔣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說：“對共黨提出條件雖苛，然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楊天石，《蔣介石日記》手稿本）
一九二六年北伐開始後，蘇共指示中共，“要中共黨徒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接近農民，實現他所謂‘農村綱領’，製造他所謂‘農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村暴動中組織武力，建立共黨政權。”（《蘇俄在中國》）
維經斯基（吳廷康）給共產國際報告稱：“共產黨實際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國民黨。”“共產黨影響太大了，很難劃清兩黨之間界限，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
在北伐中，共產國際加快對中國軍隊的控制：“在指導中共軍事方面，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把軍隊政治工作提高到應有的高度，強調在國民黨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們從黨內專門挑選一批人以國民黨的名義從事這項工作，爭取實際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在國民黨的軍隊基層建立共產黨的支部，在國民革命軍各軍師都設立政治機關，連以上至團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共產國際、聯共（布）秘檔與中國革命史新論》，中央黨史出版社）
“鄒魯說，北伐軍到了長江之後，共產國際就開始命令中共‘倒蔣’。當時武漢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一起開會研究‘提高黨權’，就是想壓抑蔣介石的‘軍權’。最初蔣介石尚無警覺，直到‘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普遍了兩湖，蔣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陳銘樞回憶錄》，四十五至五十九頁）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其所謂‘黨的最高職權’。”（《蘇俄在中國》）
不久，從歐洲回國的汪精衛主持武漢政權。而支持蔣介石的黨員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形成“寧漢分裂”。“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蘇俄在中國》）
在混亂中，共產黨一方面造謠離間，加深國民黨的分裂，另一方面挑起事端，在湘鄂策動“農民運動”，殺人越貨，敲詐勒索，製造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