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4年06月21日】
三、 承上天之福佑，中華文化包含著更加扎牢自身根基的因素
前文說過，中華民族根基的實質是，中華民族一直在主動同化宇宙中原本存在的善惡有報之規律，所以得到了許多方面的美好結果。
在中華民族所得到的眾多美好結果之中，有一種極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中華民族在上天的深厚福佑、引導和傳授之下，其文化的結構自身就包含著許多神妙的安排，能夠使自身的根基扎的更加深遠寬厚、更加牢固。在這些方面有許多表現，現摘要予以簡述。
（一） 自上古以來，一直把「重德」作為根本的文化傳統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常豐富，囊括各種建築、用品、飲食、服裝、禮儀、詩詞、歌詠、武器等等，洋洋大觀，令人嘆為觀止。但是構成中華文明最典型特質、最根本特徵的，是中華民族文化對道德水準提升的重視，也就是「重德」。這是中華文明最根本的精神特徵。
「重德」作為中華文明最典型、最根本的精神特徵，在中華物質文明中也有突出的體現。就以服裝為例，中國古代不同朝代君臣、士大夫、仕女的服裝的樣式、構成、各部分的名稱，都體現著對天地的敬重、對修德的重視。所以人們在穿衣戴帽的時候，也就都是再一次的接受這種「重德」理念的提醒。建築、用品、飲食等等都是如此，往往兼具這種提示「重德」的功能。
自從中華上古、以至於黃帝堯舜、歷朝歷代，都是以「重德」作為最根本的文化傳統。就中華文化的構成來說，佛道儒三家相互輝映，構成中華文明的主體。其中，儒家的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體現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自天子以至於庶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中所說的修身，實質也是修德。而道家、佛家本身就是修煉，就是教導人們修真、重德、修善。
中華民族確定「重德」的文化傳統，這是對善惡有報之信仰的最深刻的領會、最聰慧的運用，也是中華民族正在主動扎牢自己的根基的表現。
（二） 所採取的道德培育體系豐富、高深、而且實用、有效
中華民族的「重德」不是空話，而是伴隨著系統的道德培育體系而留傳下來的。在中華民族傳統的道德培育體系中，其道德標準的體系是「仁義禮智信」之五德；也有表述為「忠孝節義」等等的，在本質上與五德一致。
在培育過程中，認為「仁為五德之本」，同時認為「孝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所以實際教育中以家庭教育為先、以社會教育為先、以孝為先。而這一點最符合人性，也最容易奏效，同時也具有最深刻的心靈震撼力量。
在家庭與社會普遍重視「孝」的教育的基礎上，中華文化也注重仁德、忠誠、禮敬、信義、智慧、淡泊、勇敢、負責、承擔、毅力等各種品質的全面培養。國家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而每個人、整個社會也樹立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次成長體系。
與這種教育成長體系相配合，在民間形成了以宗族對教育的重視為依託、以家族家庭教育為單元，以鄉裡教訓為基礎、以三老和士大夫表率為背景的民間道德教化體系。而國家方面，則在黃帝時期甚至更早時期、就已經形成了以「重德」為本、以經典傳承為核心的官學教育系統。
中華民族的道德培育體系是多方面、完整的，而且具有很強的深刻性、實用性、有效性。這也是中華民族在主動扎牢自身根基的表現。
（三） 所採取職官、為政、輔政體系以道德提升、幫助改過遷善為核心
中國古代的國家機關、職官體系以周公製作的《周禮》為基礎，而《周禮》應該有其更深的根源，可能來源於黃帝時期或更早。
這種國家機關設置以及職官體系在周代撰寫成為《周禮》後，歷代都在參酌，總體格局沒有實質變化，一直沿用到清末。
為政體系：以順應天意、教化人民、足以為萬民表率為特徵
中華傳統的為政體系，首先與當代共產主義所宣傳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與基礎的國家功能差距很大，在理論認知上截然不同。其次，也與現代民主體制下的國家功能的認知存在相當的差距。因為，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為政體系是以順應天意、教化人民、足以為萬民表率作為自身特徵，作為自身基礎的。就此，有很多方面的體現。
例如天子的設置。國家最高領導者為天子，其含義乃天之元子。天子是依據天命、所以享有大位，因此必須注重德行。否則，如果悖亂失德、情況嚴重，就有可能失去天命，從而失去大位。這在中華傳統中是整個社會的基本共識，是自古流傳下來的共同理念。再例如王后的設置。與天子齊體而尊貴者是王后，乃天子之妻，經受封的程序、從而擔任「後」。後的身份與職責是「母儀天下」，作為天下所有女性的師範和表率。如果其德行悖亂，不足以「母儀天下」，也會被廢掉。中華傳統的這一設置與世界上其他相同時期的文明國家基本相同，但是增加了「母儀天下」的道德表率職責，是中華文化所獨有、或者所特彆強調的。
還有國家對各個官員的錄取與考核，首先重視的往往並非才能，而是首先注重品德、德行，總之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如果在任職過程中發現其德行不足以為民表率，例如出現不孝於父母的情形，即使確實有辦事能力，也會被罷免甚至被治罪。
職官體系：以教化人民、提升道德為中心與根本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對於國家之職能的認識也與現代國家理論不同。在傳統文化中，國家的職能、作用之根本，在於輔助上天、運用上天所賦予的權力來實施教化。所以，教化百姓就成為國家的核心工作之一，也是國家合法性的來源。
反映在職官體系上，中國古代官職體系有三方面的核心職能：其一是幫助人民解決生活和經濟建設中的某些困難；其二就是推動國民的教化、使其同化於禮制；其三是完成軍事保衛。而在上述三方面職能之中，是以教化人民、使其同化於禮制，而且要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要能夠取得人民的擁戴與信任，以此為中心、為根本的。
所以國家的職官體系中包含一類專門負責教化的官員，在上古稱為「司徒」，在後代各有不同的名稱。上古司徒負責對人民推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教化，後代的教化內容隨著時代有所變化，總之圍繞著禮、孝、德等。除司徒等直接負責教化的職務之外，還要設置各種官員負責與教化有關的其他工作，例如負責祭祀上天、大地與山川的官職，負責祭祀祖宗的官職，負責區分親屬關係的親疏並安排秩序的官職，負責宴會賓客的官職，負責考察人品孝慈的官職，負責考察民風並給國家予以匯報的官職，等等。
輔政體系：以善惡有報信仰為基礎，輔助君主改過遷善、凝聚智慧
所謂輔政體系，首先是指輔助天子、皇帝、國王完成為政事務的體系，是輔助體系的一種。中華傳統文化對國家職能作用的認識與共產主義的認識、與當代民主憲政理論的認識都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中華傳統文化認為天子的職能作用在於輔相天地、完成教化、足以為天下表率，那麼相應的輔政體系也是圍繞著這個核心。由此，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有許多特殊的安排。例如：重視師道。要給天子、國君、太子在身邊設置太師、太傅、太保等。
再例如：重視史官。至少在黃帝時期中華民族就已經出現了史官。史官制度的常規是設置左右兩名史官，同時負責、各自記錄天子、國君的言論和行動，從而達到對天子、君主的幫助和監督。史官還負責觀測天象，掌管國家圖書館、文獻資料，也負責占卜。之所以賦予史官這麼多的職能，是要讓史官以天人之際的道理和史實來輔佐天子和君主。
還有，重視臣道的規勸職能，對「忠」的定義十分深入。所有臣下的職責並不是單純執行，而是要對主上的錯誤決定提出規勸。如果主上決定有誤、而臣下不提出勸諫，就已經屬於不忠。
中華傳統的這種輔政體系——也就是如何服務於天子、皇帝、君主的職官體系設置，並不是圍繞著天子、君主的權力意志，而是圍繞著「善惡有報」的規律。更詳細的說也就是，中華傳統輔政體系並不是基於人性之中對「自由意志、揮灑自如」的傾慕，從而考慮如何保障天子、君主可以隨意施展自己的意志自由，進而發展出來一套「唯君主為大」、「唯君命是聽」、「唯君權為上」的價值觀、工作體系。雖然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上，這一類的東西也曾經出現過，例如戰國時期某些法家人物的理論、後代某些佞臣的言論態度等，但是這些理論和言論並沒有納入在中華傳統文化的輔政體系之中，甚至在整體的為政體系中也是長期作為被鄙視的言論觀點，在歷史中作為一種映襯性的負面教訓而存在。
總之，中華傳統文化的輔政體系是基於對「善惡有報宇宙規律」的信仰，其核心是考慮應該如何彌補天子、皇帝在品德及智慧方面的某些不足，從而使天子、皇帝以及國家、人民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以上所有這些方面，都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在主動扎牢自身的根基，展現在國家工作領域——包括國家職能的理論、國家領導體系的設置、職官設置等方面的體現。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