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品與人品

中國古代歷來都重視人的德行，講究品行修養的重要作用。「文如其人」這是強調文人的道德品質，是中國傳統的人文觀。因為文字所承載的就是思想，而思想決定著一個人的品質，身為文人，首先要做到品行端正。要寫出好的文章，首先要做一個好人，德之不立，無以立言，有了超人之品德，方有超人之文章。

人品的高下，直接決定著文章品位的高低，因為所有意境優美、清秀雋永的文章是由人一字一句用心去寫出來的，讀者要品文章所闡發出的人文精神和內涵，品作者當時的心境、思想意境乃至為人之道。古人作文，尤重立意，以「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與道俱」為己任，無論學者之文，應試之文，抑或交際之文，都追求一種「文道合一」的境界，以文施教化，以文表達心聲等。《尚書•堯典》曾歸結出「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的創作規律。自孔子、孟子而至杜甫、白居易，再到歐陽修、蘇軾等，都強調創作的思想內容，重視作品的社會效果。為文者本身就是道德的實踐者和傳播者，古人說「心之所發，蘊之為道德，顯之為經綸，樹之為勛，立之為節操，宣之為文章，運之為字跡……」

例如孟子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的文章，也寬厚宏博，使人感受到一種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正氣。這不僅僅是單靠執筆學寫文章就能到此地步的，這是因為他維護天理正義、公道良心的社會責任感充於內心而溢露到外貌，發於言語而表現為文章。他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對於塑造中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的精神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唐代的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認為文章必須擔負起「補察時政」的歷史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使聞者足戒」的目地。他的文風樸實、自然、流暢，著名作品有《賣炭翁》、《杜陵叟》、《紅線毯》等，他在《寄唐生》中寫道「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都體現出為民請命，揭露社會時弊，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他不僅是一位文學家同時還是一位敢直言、愛百姓、廉潔自律的清官，雖因觸怒權貴屢遭貶謫卻依然不改初衷。一個在惡劣環境中特立獨行的高潔之士形像就矗立在人們的心中了。據說他每寫一詩，必對老嫗讀之，老人不明白就改寫，所以他的詩文連不識字的老人、兒童都能聽懂，被傳為文壇佳話。

宋代的陸遊說過：「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認為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應該是人生和文學的永恆主題，心繫百姓，不辱使命，品德高尚，才能寫出有感染力的文章。他一生以梅花的品格自勉，「雪虐風號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堅」、「高標逸韻君知否，正是層冰積雪時」。歷史上流傳千古的著作名家幾乎都是具有梅一樣品格的人，從《歸去來兮辭》中，人們讀出了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操守；從《滿江紅》中讀出了岳飛「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正氣；從《岳陽樓記》中讀出了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他們的文章傳承至今，無不表達出其高風亮節、不謀―已之私的語言形像，其崇高的文學地位與其高尚的人格交相輝映，崇高的信仰是其成就的關鍵。而對於那些人品不好或大節有虧的人，其文亦受其人品影響，隨人而逝，泯滅不傳。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道德標準衡量一切事物，引導著人們以正確的是非觀面對「善」與「惡」、「正」與「邪」這些原則性問題。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千百年來一直就具有追求真理、維護道義的傳統，他們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捍衛道德、真理的勇氣而倍受人們的尊重，使人們在學習、研究其作品中能學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追求光明和美好，把德操作為人處世立身的準則。而今的中國社會，中共邪黨破壞傳統文化和人們的正信，強制給人們灌輸邪惡的黨文化，使社會道德淪喪，有多少文人受名利驅使而成為說假造假的御用文人，又有多少人為了一己之私而違背了天理良知。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屬組織，摒棄邪惡的黨文化，承擔起維護真理、正義的使命是有識之士的明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