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0年01月13日】
大型泥塑《收租院》的建成，坐實了劉文彩「中國幾千年地主階級總典型」的身份。《收租院》的成功折射出中共極權時代顛倒了的社會現實。
劉文彩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惡霸地主：強搶民女，私設水牢，吃的還都是人奶……提起劉文彩，人們就想到了地主的狠毒和貪婪；罵起地主，人們也自然的要聯想到這個無惡不作的劉文彩的形像。全國頭號大地主的帽子穩穩噹噹的戴在了劉文彩的頭上。
中國人何以對劉文彩的印象如此之深，這當然全部來自於中共的單方面宣傳。中共的宣傳可不是口頭說說、編造一些故事而已，中共的文藝工作者還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就地挖掘。劉家莊院的「水牢」被改造成功，劉文彩的「收租院」也被「創造」了出來。
把「收租院」創作成泥塑作品《收租院》是經過縝密的構思和布局的。首先四川省委宣傳部和省文化局制定出創作宗旨：既要表現農民的悲慘生活，也要表現他們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現地主階級的兇惡殘暴，也要表現他們的虛弱和恐懼。讓人看的是一個收租院，想到的是整箇舊社會。也就是說，《收租院》要代表整箇舊中國。《收租院》主角劉文彩，自然也就是舊中國全部邪惡勢力的象徵。在這個總體設計的指導下，創作人員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驗租」、 「算帳」、「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塊。而後進行分段設計。每段從中心思想、情節到人物形像的塑造，都是經過反覆斟酌的。
那麼劉文彩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真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樣嗎？一部《劉文彩真相》把劉文彩的真實身份給徹底的還原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笑蜀先生可是經過了實實在在的考察的，並且列舉出許多有價值的史料。那些所謂的「水牢、地牢、行刑室」根本就不存在，還有那些劉家家族的所謂「百罪圖」，也全是子虛烏有的東西。相反，劉文彩的人品還廣為人道。許多在世的老鄉回憶說，劉待人厚道，常對鄰裡鄉親扶危濟困。特別是到晚年，他個人出資2．5億元（折合當時200多萬美元）興辦了當時全四川師資設備最好的文彩中學，並刻碑明示：「學校成立之日，劉家不再對校產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
這些話很多中國人初次看到時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嗎？這樣看來劉文彩哪是什麼惡霸？比起今天中共那麼多坐擁數億家產卻對百姓毫無體恤的黨官大員來，劉文彩可真夠得上是一個楷模了。這些話可不是人家筆蜀先生的一家之言，中共上層也是默認的。
那麼，為什麼要費那麼大的力量對劉文彩進行構陷？為什麼要把白的說成黑的？而且還要把劉文彩的所謂罪惡昭告天下？這就是中共階級鬥爭的需要。中共取得政權及維繫政權的一切理論基礎可都是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有了對剝削階級的鎮壓，才有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理論是絲毫動搖不得，連懷疑都不能懷疑的。無論它正確與否，它可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根本保障。所以，中共就需要不斷的加強民眾對「階級敵人」的仇恨。
有人說，毛澤東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了。那麼，站在今天中共的角度看，如果毛澤東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這個邪惡的中共政權根本就維繫不到今天這一步。毛澤東是階級鬥爭的行家裡手，可以說他搞了一輩子階級鬥爭，只有階級鬥爭搞得越殘暴，他的位置也才越安穩。毛與他的同伴操縱的階級鬥爭觸及到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中共要的就是讓人們「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怎麼爆發？只有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才能爆發出來。階級敵人從哪裡來？這就給了中共的追隨者們想像和創造的空間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共創作的《收租院》，目的就是激發群眾的革命激情的，在創作之初就已經被打上了「紅色」的印記。《收租院》首次開放是在1965年10月1日。同年底，又在北京做了複製品。可以說，《收租院》在一定成度上做了中共「文革」的輿論開端。唯一與八個樣板戲齊名的文藝作品就是這個《收租院》了，可見其「紅」的徹底。
怎麼才能激發群眾的革命熱情呢？只有「創造」出黑暗的「舊社會」，通過描繪農民的悲慘生活和劉文彩的兇惡殘暴才能達到。這也就要求《收租院》必須描寫出「黑暗」的現實，連外國人觀看了展覽之後都止不住的叫「黑」那才行。澳大利亞《前鋒》報記者羅素夫人一邊觀看《收租院》一邊大叫「黑暗！黑暗！」
從「紅」與「黑」上來看，創作《收租院》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了。當然要想達到中共的政治目的，就必須要靠「藝術」上的成功，這就要靠創作者們嫻熟的藝術技巧了。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專制時代裡，《收租院》一經定案，就被當作四川文化界的頭號重點工程，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稍有差錯就是政治事件，哪個敢掉以輕心？
既然作為四川省文化界的頭號工程特事特辦，人員調配上肯定也是擇優而錄了。創作人員有四川美院雕塑系的師生、縣文化館的美工，連民間有特長的藝人也都被請了過來。
為達到風格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和諧，每個作品都要反覆修改，創作過程往往一波三折。創作「風谷」塑像時，有人說看不出有風。創作組馬上修改，通過老農在風谷機旁頂風而進的姿勢和飄揚的衣襟來表現風。美院創作人員當模特，擅長做衣紋的民間藝人上衣服。風感有了，但衣服太過柔軟，飄然瀟洒，不符合老農的身份；那就再修改，加重衣服質地。
創作過程歷時四個半月。如同真人大小的一百多個人物，個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一條伸著長舌的惡狗旁站著劉文彩的打手，頭戴草帽，身穿綢短衫，手執彈簧鋼鞭，腰裡挎著駁殼槍。他的對面，是一群衣衫襤褸的佃戶，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著竹簍，小孩替大人拉著車。灰色的人流向收租院源源不斷地湧來……
「創作」是非常成功的。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形式，創作者們把能夠挑動起人們憤怒情感的因素都注入到創作的對像中去了：虛偽、傲慢、歹毒、狡詐、霸道、欺凌的形像自然都賦予給了劉文彩及其打手；貧窮、悲苦、飢餓、可憐、無奈、痛恨、抗爭的因素當然非勞動人民莫屬了。再加上具體的情節：有因交不夠租子被逼賣兒當壯丁的；有兒媳被折磨死、欠了幾鬥租子卻被逼用孫女作抵押的；有沒有按期交租被抄家，男人被綁架，孩子抱著父親的腿，女人抱著孩子追出來，卻被一腳踢倒在地的；當然還有表現農民的反抗的。一百多個人物，被幾個故事非常緊湊的串連起來，加上人物那逼真的表情，一下子就把人帶進創作者們所描述的社會場景中去了……
這樣的「藝術創作」和中共的政治要求非常巧妙的融合到了一起。看了《收租院》，人們就形像的知道了什麼叫作階級壓迫和階級感情；提起階級鬥爭，人們就自然的聯想起《收租院》裡所描述的場景。這是非常符合中共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宗旨的。至於虛構的事實，沒有人去較這個真，當時誰敢去較這個真？在那樣的環境中誰敢提一句劉文彩為民辦學的事？這個人的品德再好，中共定性了，那他就是人民的敵人。
《收租院》藝術上的所謂成功，立馬招來黨政大員的熱捧。康生見到《收租院》，首先擊掌稱讚：「塑得好！很好！這比巴黎羅佛宮的雕塑好得多！」並說：「這是一個創造，是雕塑藝術的一次大革命。」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斷言：「從西洋雕塑史上看，即使是最著名的作品，也不能和《收租院》相比。」中共的文化旗手郭沫若也大發感慨：「這個展覽很好，是雕塑的一個大革命。不知道你們做的泥塑能保存多少年？遼代的泥塑至今還很完好，已經保存了一千年。應該好好研究傳統泥塑的經驗，把這樣的作品長期保存下來。」並且還揮毫寫下幾句口號式的所謂詩來：「毋忘階級仇，鬥爭舊戰場；雕塑革命化，準備建天堂。」
創作者們可真是用心良苦，連塑像的布紋都能呈現出來。一團團黃色的泥巴，經過藝術工作者的精心雕琢，竟然成了「揭露」「舊社會」無比黑暗、並能激勵出無限革命激情的藝術形像。那份來自於土地的質樸更易呈現出中共所要達到的藝術效果。
人物的「土」是藝術工作者們所要達到的目的，要的就是這種實實在在的「質感」：在人們司空見慣的黃色泥土中表現階級剝削的殘酷，那份真實是其它顏色不可替代的。鄧拓主張上點淡彩，康生不同意，說：「還是不上顏色好。」
此二人都是中共的文化人，還都有一定的藝術鑑賞力，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更真實的反映中共所提倡的階級鬥爭。這不加修飾的來自於土地的「黃色」就這樣成了《收租院》中表現階級仇恨的本色。
中國的泥塑真是叫絕，中國人的技藝也真是高明，一團泥土竟能變化出如此的神奇。可惜的是，它所表現的仇恨是中共別有用心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的：把原本屬於社會中重要成員的富裕農民，就因為有了積蓄，就把他們強行的鎮壓下去；如此逆天叛道的罪惡行徑竟被它自己描述成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未進中華之前，中國民風純樸。對有土地農民的濫殺成了中共恐嚇並擄獲民心的重要手段。對人民成分的劃分構築起中共執政的根基。強搶了人家的土地，不但要高喊搶的有理，而且要讓被鎮壓下去的人永世不得抬頭，並以此激發起廣大群眾對中共自己的熱愛。這個顛倒的現實中共要一直顛倒下去。為達 到這個目的，中共所採用的手法竟然都是那樣的「樸實」，在泥土的純樸本色中被中共悄悄的添加進了「紅」與「黑」。
那麼，它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呢？《收租院》連同中共的其它文藝作品，加上中共的政治教唆，一場波及全國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開始了。郭沫若說：「遼代的泥塑至今還很完好，已經保存了一千年。」不知他指的可否就是洛陽白馬寺裡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經歷了一千多年滄桑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階級鬥爭武裝起來的農民們砸了個稀巴爛，同時被毀的還有稀世之寶玉馬和兩千年前的貝葉經。
中共的「四新」之中，《收租院》可是一個典型代表。普通百姓只有敬仰的份兒，誰敢去動它一個指頭？從藝術品位上來講，《收租院》是不能稱之為藝術的，那些沒有任何生活來源的虛構事實只不過是獨裁政治的產物，只不過是中共用來給全國人民洗腦的一個工具。而傳承一千多年的「十八羅漢」泥塑一經被毀，怎麼還原？那可是傳承歷史的見證。
被毀的又豈止是「十八羅漢」泥塑，連石窟中的石像都能被砸。這又豈止是發生在洛陽一地，那場遍及全國的「破四舊」之風，被毀掉的可不只是傳統的文物，同時被毀掉的還有人們傳統的文化和傳統的道德，以及傳統的風俗和禮儀。學生接受的教育就只有中共的「一家之言」了，《收租院》不僅進了學生的課本，還被編成了畫冊；全國還有其它的地方也都相繼建起了《收租院》的模型。中國人民就是這樣被洗腦的。
隨著工藝的改進，和人們對這一「傳統」藝術品的厚愛，中共的藝術家們又用玻璃鋼澆銅的技藝進行「複製再創作」。這當然更結實了，那眼珠換也成了玻璃做的，顯得更加逼真，在燈光的照射下還「熠熠生輝」呢。
劉文彩的真相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被揭示了出來，中共的報刊和雜誌上也大都轉載過這方面的文章。應該說，時過境遷之後，劉文彩的面目應該還原了，《收租院》的存在不過是那一個時代的反映而已。可是過去了十來年，文革也結束三十多年了，《收租院》仍然「頑強」地霸居在那裡。還是有人不斷地在利用著《收租院》給民眾洗腦。
主要創作者王官乙今天還很感慨地說：「我們要讓5億農民看到我們的雕塑，說出村裡的故事。」上海美術館學術部主任肖小蘭希望能打破這組雕塑身上「政治教育階級鬥爭的產物」的單一解讀誤區。「《收租院》自身就是完整的藝術文本，基於客觀存在的史實。展覽以文獻史闡述的方式全面展現了中國現代藝術史發展的特殊時代。」
無疑，「藝術家」們是想要保留所謂的藝術了。那麼，一個純粹屬於「政治教育階級鬥爭的產物」怎麼能夠擺脫得了它自身存在的政治因素？就像遼代的泥塑「十八羅漢」一樣，毀於政治因素，而在它毀壞之前的一千多年裡，誰也不可能給它加上「政治」的因素。它本身就是宗教的產物，是屬於信仰方面的東西。「十八羅漢」能夠脫離於信仰而存在嗎？它的被毀不正是一幫子盲目信仰共產主義的農民造成的嗎？《收租院》想作為獨立的藝術品而存在，只有中共的御用 「藝術家」們才有這樣的奇思怪想。
持肖小蘭觀點的人也不是只此一人，還有許多的人妄想著把它作為一種「史實」傳承下去。已經有人在給《收租院》的藝術定性了，說它已經具備了前衛藝術的某些性質，具備了後現代的環境藝術、裝置藝術和行為藝術的特點。更有人把它運到了日本、加拿大、義大利、德國等國家搞展覽。
並不是所有的西方人都被中共的這種搞藝術的方式所欣賞。相反，很多人明確的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直言不諱的稱《收租院》宣揚的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傷害和滅絕，是一種暴力的宣揚。當然也不乏一些一時辨別不出它罪惡本質的人士的稱讚，稱它的雕塑如何的逼真，特別是劉文彩打手身上的紋身都能表現出來。他們驚奇於中國人手藝的精絕，卻不明白中共的藝人們這樣用心的目的。其實，這也正是中共所希望看到的。
中共搞了幾十年的階級鬥爭，搞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今天的中共不再提階級鬥爭了，可是中共絲毫沒有否定它的階級論，因為那是它取得政權和解釋其執政合法性的根本。儘管劉文彩的後人及其他正義人士多次提出為劉文彩昭雪，但中共內部沒有一個人敢於吐口。它們執意要把那段被它們加工過的歷史保留下去。所以，當《收租院》在海外受到廣泛批評的同時，卻仍然阻擋不住它在國內對《收租院》作正面的報導。
中共做起這方面的正面報導來，令人恍如文革再現，好像外國人都完全沉醉在中共掀起的文革浪潮之中了。此次《收租院》在德國法蘭克福申恩展覽館展出。重慶美術館館長馮斌是此次德國之行的主要策劃人，他在回應國內記者電話採訪時說：「太轟動了！一百多家媒體前來報導」，並一再的說不少老外看得目瞪口呆，還有德國藝術家在現場進行素描。
而國內的報導則又別具一格：衣衫襤褸的佃戶、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著竹簍、惡狠狠的地主、亂真傳神的玻璃眼珠、褲子上清晰可見的皺褶……如此情態萬千、生動逼真的雕塑，讓許多德國人目瞪口呆，就差把臉杵在雕塑上了，但讓馮斌更感慨的是德國人的禮貌：「他們就是再喜歡，也不會對『劉文彩』們動一根指頭，要是在國內做這樣的開放式展覽，劉文彩的指頭早就折斷了。」
中國人看到這樣的報導會有多少人懷疑呢？但是國內的媒體絲毫不敢觸及的是那一百多家媒體是不是都是象中共這樣做的正面宣傳，又有多少負面的批評。還有這個「申恩」展覽館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展覽館，報導中只是籠統的報導，說它是「歐洲最重要的藝術展覽場地」。著名記者戴晴說：「申恩博物館和別的博物館不一樣，它最大的特色就叫『搞怪』，就是讓你覺得荒謬。所以這在申恩博物館展出，有一種『你看，這就是革命，這就是洗腦』，有這個意思在裡面。」
我們看看劉文彩的後人是什麼感受。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說：「首先他們是抹黑他人，完全是踐踏人權的東西，根本就沒有那些個東西！搖風谷機的那個叫古侖山，他是我們家的長工。因為當初四川美術學院的人，也就是雕塑收租院的人，來找他，一看他體格很強壯，有勞動人民的樣子，覺得他形像很好，就想把他扶起來，讓他訴苦，會有很大的煽動性。結果古侖山不講，他們就對他講，說共產黨毛主席把你解放了，分了田地，你翻身了，就應該來控訴那些地主老爺對你的剝削壓迫。劉文彩過著奢侈的生活，你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吃山珍海味，你吃不飽。可是，他說，我在他家吃的非常好！後來又給他做工作，又說劉文彩是地主階級，是壞人；你是貧僱農，無產階級。你要起來控訴他，要訴苦。他說，你們明天就把我拉出去槍斃，我也說他是好人！結果就把他批鬥、打，最後就把他定為劉文彩的狗腿子。這就是那個雕塑中搖風谷機的人。那中間涉及的還有幾個長工，他們都說劉文彩是好人。有一個叫龍萬福的，現在九十歲了還在幹活。他們都講劉文彩好。看到我去了，對我可好了！」
劉小飛還說：「我們一家受的迫害真的是語言所不能夠講的，說不清的，寫一本書也寫不完的。多少年，這些東西，我們一直在受害。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編造的東西，他們現在內部也承認是編造的了。……把我的母親抓起來，吊起來打，你說自己母親被吊起來打，你說我看著，我是什麼滋味！？把我母親吊起來打，打了一下午，幾個小時吊起來地打。這就是收租院幹的事情！……老百姓現在都說，『胡編的收租院』……」
中共可不管這些，國外說什麼它不管，再說它也管不著。劉文彩的後人怎麼要求它也不用管，中共執政的天下，地主的後代能翻了天？能把外國人欺騙到什麼程度就欺騙到什麼程度，欺騙不住也不要緊，重要的是只要對內欺騙住老百姓就行。
現在，劉文彩的家園已被徹底的改造成了地方政府撈取金錢的旅遊勝地了。它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4A級旅遊區。地方政府竟然在導遊詞中宣稱「劉家莊園」享有「『北有孔府、南有莊園』的盛譽，是國際旅遊者了解近代中國人生活的好去處，大型泥塑《收租院》是舊中國農村的縮影。」
莊園還有一個「光榮」的傳統名譽，這應是絕大多數人能夠想像得到的，那就是「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中共對中國人的欺騙是從小就開始的，那滲透在純樸的泥土之中的中共特有的「紅」與「黑」就這樣被默默的消融進中國人的意識裡。
在這樣的環境中，人自然就會受到影響。過去人對那些富裕的農民尊稱為「員外」或「東家」。他們是社會中極其重要的一員，是在歷史發展中自然產生的，是社會穩定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可是中共的階級鬥爭使這類人失去了應有的地位和財富。今天人們談起地主來已生不起絲毫的尊敬和羨慕了，地主連同他們的後代成了初會中最下等的賤民。就是在早已不講階級鬥爭的今天，地主也是一個具有貶義色彩的詞彙，網絡上「鬥地主」的頁面更是被人們加工成狡猾、惡劣、 醜陋的形像。歷史被扭曲之後，已經被深深的打上了中共的皺褶。
社會發展了，靠暴力和謊言維持的政權絲毫沒有改變。掌握了高科技的中共在用泥雕繼續去毒害世人的同時，也學會了更加隱蔽的利用高科技對中國民眾的洗腦。中共也不是只對昔日的地主進行貶損和鎮壓，對所有它看著不順眼的事物都是不遺餘力的進行打擊的。為了構陷法輪功，中共自編自演了「天安門自焚」。這一偽案被法輪功學員揭穿之後，已經得到了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並受到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明確指責,稱「『天安門自焚』是由中國政府一手導演」的。 本來已經大白於天下的自焚鬧劇，卻絲毫不影響中共仍然把這一漏洞百出的誣陷法輪功的內容編入教材。
在劉文彩的真相被揭露出來之後，還有一些人擺脫不掉中共的遺毒，不太相信「吃人奶」的劉文彩會捐資辦學，而且還特意立碑表示建成之後放棄所有權和使用權。面對法輪功學員的講真相，有些人還不敢認定中共一手導演的自焚偽案，甚至在看了法輪功學員根據央視自焚的錄像所作的慢鏡頭分析，在確鑿的事實面前還不自覺的在為中共的迫害找藉口。中共的欺騙宣傳對世人的毒害何其深遠！
然而，被扭曲了的歷史畢竟不是歷史。伴隨著中共的倒行逆施所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人們已經開始思索。揭穿謊言雖說需要一個過程，但畢竟中國人的意識在覺醒，世人已經從最初的對中共的懷疑開始了對中共罪惡全方位的論證。《九評共產黨》一書更是詳盡的把中共的罪惡揭露了出來，並藉此催發出國人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的「三退」大潮。現在已經有逾六千六百萬人士退出了中共這個邪惡的組織。中共正在被剝離，那浸透進泥土的罪惡也會被沖洗乾淨。曾經喧囂一時的《收租院》將來頂多也只能作為一種罪惡的載體供世人認識中共的罪惡而已，它最好的結局就是被打回原形，洗掉中共的「紅」與「黑」，還原為土地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