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5年06月29日】
近一段時間，陝西省西安、咸陽、安康、漢中、寶雞、漢中、渭南、榆林、延安等市縣法輪功學員紛紛向最高檢察院、法院遞交控告狀，控告江澤民對法輪功曠日持久的迫害罪行。六月份以來，僅西安市一個城市，又有五十五位法輪功學員和家屬遞交訴江控告狀。
他們在給最高檢察院、法院的控告信中寫道：“我們是在陝西省西安市居住的中國公民。我們都是法輪大法的信仰者，我們在大法中得到了心靈的昇華、身體的健康、家庭的和睦，我們萬分感激法輪大法給我們所帶來的這一切。可是十幾年來，江澤民集團一直在用最邪惡的手段迫害著法輪功、迫害著我們的師父、迫害著我們大法弟子。今天我們決心站出來控告江澤民，將他繩之以法，請各位正義的檢察官們給予我們幫助。”
父親被關押 母親重病 女兒承受巨大壓力和痛苦
馮小青，今年二十八歲，家住西安市翠華北路。上小學時，馮小青跟著父母修煉法輪大法，每天都很充實，也很精進。法輪功為她開智開慧，那時她由一個中等生一下成為年級第一名，法輪大法好在她心裡扎了根。
回憶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後，馮小青說：“二零零八年，我父親因修煉法輪功，被六一零綁架，六一零人員找到我學校，誣陷說爸爸‘顛覆國家政權’，要求教育我，給我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負擔和精神壓力；關押審訊我爸的警察也把我叫去問話等等。這些突然的變化導致我不敢再煉法輪功。”
“爸爸被綁架的時候，媽媽患嚴重腦溢血正癱瘓在床，家裡無人照料，那時我正上大二，六一零要我回家照看媽媽。我每天既要照顧媽媽的起居生活，還要操心學業，生怕媽媽發生意外；同時我非常擔心爸爸受迫害，我每天都在極度惶恐中煎熬，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江澤民濫用職權，違反《憲法》，剝奪了我信仰和修煉法輪功的權利，破壞了我原本很好的修煉環境和修煉狀態，嚴重影響了我的學業和身體生活。所以，我要控告江澤民。”
遭黑頭套、老虎凳、吊銬 糧站退休職工控告江澤民
戴蓮，女，五十六歲，陝西省戶縣城關糧站退休職工，在江澤民及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十六年裡，被非法抄家一次，行政拘留一次，非法關押二次，共五個月，洗腦迫害二次，非法勞教一年半（監外執行）。戴蓮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郵寄《刑事控告書》，向最高檢察院和法院控告禍首江澤民。
戴蓮在她的控告書中說：“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六日，警察再次綁架我到公安局，強行照相，我不照，他們就打我，毆打後，又被關押臘家灘拘留所，二天後，四、五個警察給我戴上手銬，套上黑頭套，把我劫持到戶縣太平森林公園，刑訊逼供、上老虎凳、吊銬等酷刑，再二天後，又把我劫持到西安市五處，強迫做勞工，縫地毯，因我的手被吊銬吊的時間太長，不能拿針，又把我轉到重監室，給重刑犯打飯，洗碗，干雜活。五個月後，我又被劫持到長安洗腦班，繼續迫害十九天，後判勞教一年半（監外執行），罰款三千元（最後要回）。”
被非法判刑五年 西安市戶縣劉春霞控告江澤民
劉春霞，女，四十七歲，原陝西省西安市戶縣餘下鎮惠安化工廠職工，她在控告書中說：“在江澤民對法輪功瘋狂迫害中，我曾二次被非法抄家，一次行政拘留，一次刑事拘留，非法判刑五年，造成家庭破裂，被迫失去工作。家中孩子幼小的心靈遭受創傷，給經歷過‘文革’的老父親造成巨大的恐懼。在我和母親、妹夫（八年冤獄，現被非法關押在陝西省渭南監獄）接二連三的被非法關押中，父親頂著巨大的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痛苦和難言的悲憤支撐著我們這個支離破碎的家。”
“江澤民作為迫害善良民眾的主犯、教唆犯，構成剝奪公民信仰罪、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罪等多項罪責，因此，我申請最高檢察院對犯罪嫌疑人江澤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訴，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和其它相關責任。”
遭非法關押七年 西安市教師張潔控告江澤民
張潔，六十一歲，西安市勞動技術學校教師。今年六月七日，張潔寫控告狀，控告江澤民對她的迫害。張潔在控告書中說：“十六年來，我七年的時間被非法關押在監獄、勞教所、洗腦班、看守所裡，艱難的度過，其餘大多時間都在外流離失所至今。我被非法關押兩次（三個多月）、強迫去洗腦兩次（共十個半月）、非法勞教兩年、冤獄四年、被無理開除公職、非法抄家兩次。”
張潔說：“我從小就體弱多病，在兒時就患有胃病、肝炎；十二歲那年，我從小學二樓摔下去，昏迷七天引起腦震盪後遺症；二十歲那年，曾從約十米高的橋上摔到橋下河溝裡，引起盆股粉碎性骨折和腹腔大出血昏迷；隨著年齡增加，又患有肩周炎、膽囊炎、乳腺炎、肺結核等疾病，身體越來越差。九七年三月，我有幸走入法輪功修煉，使我疾病痊癒。在工作上，更加一兢兢業業，得到領導和同事們的讚許和好評。”
“二零零一年四月，西安碑林區將我非法勞教兩年，關押在陝西省女子勞教所。在勞教所裡，我被警察暴力毆打、吊銬在鐵窗上四天四夜示眾，手銬嵌進肉裡，窗外的雪雨刮在臉上、手上，兩手被凍得又紅又腫。警察拿來件約束服（用白色包裝袋製作的由後面系帶子的長袖衣服，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叫三個大個子勞教人員把約束服給我穿上。”
“二零零四年元月的一天， 洗腦班保安人員將我帶到一秘密室內，這裡面有洗腦班的頭目和“陪護”人員，保安人員抽著我的耳光，其他人員七嘴八舌，對我進行恐嚇、威脅、限制人身自由、不許跟家人打電話等，對我進行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我被非法拘禁在洗腦班七個半月，二零零四年四月才放出。”
“二零零五年五月下旬，西安碑林國安警察將我非法關押在沙坡看守所，非法將我批捕。第二天對我進行了秘密庭審。二零零五年十月，對我非法判四年，零五年十一月，我被強行送往陝西省女子監獄冤獄迫害。”
“二零零八年底，我辦理了出監手續，但監獄一直拖延了半個月後，在我強烈要求下，直到二零零九年二月，西安碑林區“六一零辦公室”科長與我的一個親戚來到女監，我才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