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5年08月04日】
寧夏銀川市法輪功學員張曉萍，曾經患多種慢性疾病：乳腺增生、子宮肌瘤、腎虛、胃炎、膽囊炎、附件炎、神經衰弱等，到處醫治無效。一九九六年九月初，張曉萍修煉法輪功，兩個月後，全身的疾病都痊癒了，體重一下增加了二十多斤，臉色紅潤。家人也被法輪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震撼了，她丈夫見人就說：法輪功真好，張曉萍的身體好了，脾氣也好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殘酷迫害運動。張曉萍多次被綁架、關押、抄家、抄店；曾被關押在看守所、洗腦班，被非法勞教三年、判刑五年半；曾被迫害長期流離失所；她在被非法關押期間遭受各種折磨毒打、背銬、強行灌食、關禁閉、“熬鷹”等酷刑折磨；在銀川市看守所，她一度被折磨的病危，身體各種機能衰退，體重由原來的近一百二十斤降到七十多斤，人整個脫相、精神恍惚、失憶等；因迫害她的兩處理髮店被迫關門，損失大約九萬元；二零零二年三月，她的丈夫因承受不了壓力與她離婚。
日前，張曉萍已經向最高檢察院及最高法院遞交《刑事控告狀》，控告迫害元兇江澤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將其繩之以法。
下面是張曉萍敘述自己十六年來所遭受的迫害中的部分事實：
被綁架、非法勞教
寧夏公安廳黃建忠等人、銀川城區分局馬希明等人、市公安局李存等人、文化街派出所李慧濤，玉皇閣北街、前進街派出所的警察，還有社區居委會的人三天兩頭到美髮店騷擾；李慧濤每天給我打騷擾電話；還有監視居住、跟蹤的。由於這些人的騷擾，我始終處於驚恐之中，時常精神恍惚。來美髮店的客人有時也無端被盤問，漸漸許多老顧客都不敢來了，生意受到很大影響。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店裡坐滿了顧客，我和三個店員正在忙碌。突然，寧夏公安廳黃建忠、銀川市公安局張安忠、李存、銀川市老城區公安分局張頂生、馬自力等七八個人闖進來，其中還有一個扛著攝像機的。這些人進店後象土匪搶劫一樣到處亂翻：把我的包打開，將《轉法輪》和電話號碼本搶走，把屋裡所有的東西都亂翻了一氣。他們衝進店裡時，有的客人燙髮正燙了一半，有的正在上卷抹冷燙精、有的理髮只理了一半。他們邊到處亂翻，邊對顧客說：趕快走，還等著幹啥？要把客人都趕走。有位顧客打抱不平說：張曉萍干什麼了你們這樣做？一個警察說：誰再敢說話就一起抓起來！他們翻完後，把顧客都驅散了，將我和三個店員綁架到老城區公安分局，審問後將店員都放了。隨後這些人又押著我到我家抄家。因為沒有鑰匙，幾人在我家門口押著我。張頂生帶幾個警察去我丈夫單位——銀川市第一人民醫院），騷擾並威脅恐嚇他配合抄家，丈夫拒絕了。押我的警察打電話叫開鎖匠來將門打開，把我家翻了個底朝天。張安忠抄到幾張資料，砸到我的臉上並辱罵我。當天晚上七點多把我關押到銀川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每天都幹著奴工撕膠。有一次，一個關押人員的手銬銬的太緊，她手腳冰涼麻木了，疼得又哭又喊。我和法輪功學員王曉慧幫著給她挪鬆了一下，惡警米海英發現了，叫來幾個男服刑犯將我和王曉慧、潘藝園三人強行架起來打上背銬。不久我就手腳冰涼，疼暈過去了，米海英才叫服刑犯給我取掉了背銬。王曉慧被銬了四十多分鐘，潘藝園疼的嘔吐起來了，也不給她們打開。
我被非法關押了兩個多月後，與十幾名法輪功學員全被非法勞教三年，女的轉押到女子勞教所，男的轉到白土崗子勞教所。在寧夏女子勞教所期間，我被迫干超時奴工：揀脫水菜、揀甘草、揀豆角、扛麻袋包等。
被綁架至洗腦班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六日早上九點多，我和店員申冬梅（也是法輪功學員）正忙著給顧客吹頭髮，城區分局國保大隊警察孟長義帶著王滿、張頂生、呂建榮、馬建忠、賈玉斌（音）等人突然闖進來。我善意的上前打招呼，讓申冬梅給他們倒茶，這夥人不理不睬的在店裡店外轉悠。申冬梅出去買來紙杯，燒開一壺水提在手裡，正準備給他們沏茶。有一個警察看到申冬梅兜裡的長方形的東西（電子書），就威脅申冬梅說：把你兜裡的東西掏出來！申冬梅不掏，他邊往前走邊逼迫申冬梅，一直把申冬梅逼退到了店外。那個惡警打翻了水壺，開水一下燙到了申冬梅身上。申冬梅疼的亂喊，把壺扔了。幾個警察上去打了申冬梅，並強行將她推上了車。屋子的幾個警察就開始在店裡翻騰，沒有抄到他們要的東西，孟長義搶走了我店裡鑰匙，把我也綁架到車上。
隨後他們仍不罷休，把我已出租給別人的房子也抄了，把房間裡的柜子鎖撬壞，把租住幾個房客綁架到新華街派出所關押了一宿。
我和申冬梅被綁架到城區分局，張頂生、王世元對我們逼供。晚上張頂生、王世元、賈玉斌要把我和申冬梅銬在床邊，我們不從，賈玉斌把申冬梅按在地上，拿著手銬要強行銬申冬梅，致使申冬梅驚恐過度昏死過去，半個多小時後才甦醒過來。我倆被關押了四十八小時後，我們要求他們出示法律手續、要求立即釋放我們，他們置之不理。
第三天，孟長義命令呂建榮、張頂生、張安忠等人，開兩輛車把我倆強行劫持到了消防總隊內寧夏“六一零”的洗腦班。
位於銀川市北京路消防總隊四樓的洗腦班十分隱秘，整個樓層鐵窗鐵門，大門有武警把守。我們進去後裡面空無一人，隨後，他們帶來幾個女的分別看守我和申冬梅。我們的一言一行都在這些人的監視之內。
關到五月二十二日早上，孟長義和呂建榮再次提審我。孟長義象瘋了一樣，又喊又叫逼我在筆錄上簽字。我不簽，孟長義使勁扇耳光，又把我按在床上，呂建榮過去幫著按住我，孟長義還是不停的扇我。負責看守我的兩個女的嚇的趕緊躲開了。我的下頜骨被孟長義打的錯位了，疼痛難忍。孟長義要將我關到看守所，我暈暈沉沉走不了路，孟長義命兩個女的扶我下樓。我走的慢，孟長義辱罵我並抓住我的頭髮，提著從四樓下到一樓，用力把我甩進了警車裡。賈玉斌還在旁邊嘲笑、辱罵我。我被警車直接拉到了銀川看守所，當天申冬梅也被關到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被酷刑折磨致命危
到看守所，我全身疼痛發抖、下頜骨疼的不能說話。一名值班姓劉的警察看我站不住，對孟長義說：她有病不能收，並問孟長義要拘留手續。孟長義嬉皮笑臉的回答說：沒有手續，我們是自己人，手續隨後補上，她是煉法輪功的，反黨，你收下吧！他們就這樣串通沒有任何手續非法關押了我。
六月六日早上，孟長義、王滿、張頂生、呂建榮等人從看守所強行給我頭上套個塑膠袋（捂的我喘不過氣）、戴上手銬帶到城區分局。孟長義一夥給我從新換了一副手銬，幾個人把我架起來打上背銬（見演示圖一），我的肩膀和胳膊咯吱作響，疼得我直冒汗。他們又把我按到一個文件櫃旁，頭頂文件櫃半蹲著。大約過了一個半小時，孟長義進來說；我看還是太舒服了，換個銬法。便夥同王滿、張安忠、呂建榮、張頂生把我架起來，準備打開手銬另施酷刑。這時手銬已經嵌在肉裡無法打開、手腕卡的出血了，手腫脹青紫。他們幾個折騰來折騰去，我的手銬還是打不開。他們商量，要再打不開只能找鋼鋸鋸開。又折騰了一陣子終於打開手銬了，孟長義用力抓住我的雙手邊甩邊說：讓血液循環循環再銬上！甩了幾下接著將我雙手銬在後背。又過了一個多小時，張安忠手拿幾份筆錄打我的臉說：這是你的證據，你還抵賴；王滿上前猛跺我的腳；孟長義威脅說：“看共產黨的手銬硬還是你的嘴硬，今天準備折磨你一天一夜，再看你說不說。”
到了中午孟長義要下班了，指使張頂生、王穎（男，老城區公安分局的）把我的手銬打開。孟長義將我左手銬到暖氣片底下的管子上，右手銬在暖氣立管上。銬好後，又嘟囔說：銬子太鬆了！指使張頂生把毛巾弄濕把手銬和暖氣管緊緊的綁到一起。因左右手銬距離太遠，我蹲不下也站不起來，真的感到是生不如死（見演示圖二）。從早上提審後一直不讓上廁所、不給吃喝。我渾身疼痛難忍、冒虛汗，手和胳膊腫脹、麻木，那種痛苦讓人想到了死，我只想把頭磕到旁邊的窗台上。這時，我想起師父講的：自殺是有罪的！我就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強忍著。直到下午他們上班後，才給我解開手銬又繼續審問。就這樣從精神到肉體反覆殘忍的折磨，已經超出了我的承受極限。後來孟長義又叫來兩個女的看管我（孟故意避開）。這兩個人一直誘騙我回答問題，我不吱聲。到了晚上我開始腹瀉。孟長義看一無所獲，衝進來對我吼叫：你不說，我可以天天把你提出來折磨你，便指使張頂生等把我押回看守所。
回看守所時我渾身發抖，站不住靠著牆。又遇上那個姓劉的警察值班，他以為又送來一個有病的嫌犯，就拒收。張頂生說：這是早晨提出去的。劉就說：人咋成這樣了，你們銬了多長時間？張頂生無恥的撒謊說：半個多小時！我就當面戳穿張頂生的謊言。劉當即匯報了值班領導，領導派了醫生做了簡單的檢查，又囑咐姓劉的，以後不許將我帶出去。
過了幾天，孟長義再次帶人到看守所提審我。姓張的警察從監號帶我時我囑咐她：如果他們打我就大聲喊，你就快點來！他們把我帶到辦公室又開始罵我，有人又想打我，我就大聲喊起來，他們就沒敢動手。
到了七月，石嘴山市大武口國保大隊警察到銀川看守所再次提審我。
到了十月，有一天晚上我起來煉功，被監號的犯人告發。女看守馬愛玲夥同犯人懲罰我讓我值班，我不值。馬愛玲打開監號門把我連拽帶推帶到她辦公室，左右開弓扇了我幾個耳光。過了幾天的一個下午，馬愛玲召集全女隊關押的人員開大會，宣布嚴管我，罰坐五天“老虎椅”。每天坐在走廊的鐵椅子上，手腳被卡子固定，又用麻繩纏繞著脖子、胸、腰、腹緊緊綁在鐵椅子背上，全身只有頭能活動。連天晝夜的坐了整整三天，每天隔十二小時上一次廁所。那幾天正好下了雪，我穿的不多，晚上凍的全身都麻木了。
後來，我覺的我們就是因為修煉法輪大法，堅持“真、善、忍”就遭到這樣的非法迫害，真是冤枉，於是我決定絕食抗議。十一月三號下午，看守所一個負責管教的警察梁某（股長）逼迫我放棄修煉、服從“管理”，我堅決不從！梁就安排警察馬愛玲和雷向麗加重對我的迫害。他們叫犯人給我戴上了三、四十斤重的腳鐐，彎腰將兩手抱著左腿銬在一起，這樣無論是走路、睡覺、吃飯、洗漱和上廁所，只能彎腰佝僂著身體的姿勢，還不許任何人給予我幫助。即便如此，他們還鼓動被關押人員來逼迫我干奴工（他們按照每個監室的人頭來下達奴工任務，我如果不干，其他人就得多干）裝配打火機部件，明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七天後，她們把我手銬打開了，可腳上仍然帶著幾十斤重的腳鐐。馬愛玲讓犯人頭將我分到最苦最累的環節，有時候一天勞動時間長達二十小時。長時間的奴工使手指都麻木了，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爛了，一層又一層的脫皮。牙齒成了勞動工具，時間長了，把半截牙齒都蹦掉了。
二零零五年十一至二份，面對非法迫害和高強度的干奴工，我再次絕食抗議。到第四天，犯人馬榮、馬曉梅等人在馬愛玲的指使下，將饅頭堵在監控攝像頭上，她們把我拽到監號後面拳打腳踢，隨後把我拽到廁所打，又把我拖到床板上掐住我的脖子和兩腮，往我嘴裡塞饅頭強迫我吃，我快要窒息了。她們又把我狠狠甩到地上，腳鐐砸的我腿生疼。第五天，惡警用株連的形式對全監號在押人員“嚴管”半個月：每天每人奴工的定量增加了；每頓每人只給半個饅頭、半杯水；監號門窗完全關閉不給通風透氣；每天的放風也取消了。警察利用種種形式挑起矛盾逼監室的其他在押人員仇恨我、仇恨法輪功，來參與迫害。我連續絕食第六天，馬愛玲叫來幾個醫生和幾個服刑犯硬把我摁到“老虎椅”上，手腳卡住、上身用繩索纏繞捆綁在椅子上，強行給我插鼻管灌食。每次灌完食管子並不取掉，鼻管捅到胃裡特別難受。到夜間氣溫低特別冷。到第九天，一名值班醫生勸我吃飯，並說可以提條件，我提出要煉功、不干奴工、無條件釋放我。第十天他們把我從老虎椅上放了下來，已經連續戴了四十六天的腳鐐給取掉了。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我第三次絕食抗議反迫害。絕食第五天，馬愛玲夥同警察梁某再次把我綁到禁閉室上的老虎椅上。禁閉室裡沒有暖氣，零下十幾度，我的腳都長了凍瘡潰爛了，後背已經靠爛了，屁股也坐爛了，每天只能上兩次廁所。到第五天他們把我放下來時，我面部已脫相、意識不清、腿腳無力、說不出話來。看守所怕出人命，把我送到外面的醫院檢查。三月二日，副所長王永平把我帶到辦公室審問。我說：出了人命你們要負責，我要見檢察院的。看守所給銀川市檢察院匯報了，隨後就給我辦了取保候審。家人得到消息後帶著律師到看守所接我。看到我已瘦的皮包骨頭、面部脫相、生命垂危，律師就說：人成這樣了，我們不能接到家中，就叫了120急救車將我直接送到急救中心。經檢查，十六項指標中有十四項不合格，身體各個機能衰竭，醫院大夫簽署了病危通知書。我才得以當夜回家。
流離失所中被綁架、判刑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號凌晨三點多，在我正在新市區租住的房子裡睡覺，王滿、西夏區國保大隊警察陳建華等十幾人象土匪一樣闖進屋裡，把我摁在床上戴上手銬。所有人就開始亂翻，還有人攝像。他們抄走了電腦、印表機、許多耗材、現金以及我個人的大法書、兩個MP3、電子書等，隨後將我扯到樓下，推倒在地上。我高聲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個警察將腳踩到我頭上，另一個警察跑到小區的草坪裡拔了一把草塞到我嘴裡。隨後幾個人慌忙把我扔到警車裡。我一直喊到銀川看守所。此次先後被綁架的還有趙玉虎、蔣紅英、蔡國軍、穆志宏幾位同修。到看守所，在大廳陳建華氣急敗壞脫下皮鞋朝我的臉上左右打了十幾下。看守所姓鄒的值班獄警叫來服刑犯直接把我拉到禁閉室捆到了老虎椅子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下旬，王滿、張安忠、張頂生等人從看守所強行給我戴上手銬，將我劫持到金鳳區刑警大隊特審室裡輪番審問我。我什麼也不說。輪到張安忠值班時，張安忠和王穎將我反向面對著老虎椅，手和腳固定在老虎椅的卡子裡，就像蹲著馬步一樣，由於身體是懸空的，身體的重量都集中在手腕上，很快我就雙手腫脹、全身冒虛汗，痛苦極了。他們在旁邊下象棋，過了很長時間才把我放下來。我在這裡被刑訊逼供長達七十二小時。
二零零七年一月，王滿到我住處非法抄走了現金一萬多元，沒有開具任何手續據為己有。
二零零七年五月我絕食反迫害，看守所警察梁某和馬某將我再次關到禁閉室捆綁在老虎椅上。他們為了不讓我出聲，就用膠帶繞頭幾圈把嘴封住，頭被服刑犯摁住，梁某威脅我說：要喊就用臭襪子給她堵上嘴。馬警察、醫生和服刑犯合夥給我插鼻管強行灌食（演示圖五），有一天早上插了八次鼻管插不進，鼻子被捅破流血不止，用掉近兩包衛生紙。我快昏迷了，那種痛苦真的讓人無法形容。
二零零七年八月，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半關押到銀川女子監獄。趙玉虎、蔡國軍、蔣紅英、穆志宏四人分別非法判刑為七年、五年、四年、三年。
在寧夏女子監獄我被分到二監區，四個犯人包夾我。剛進去，監區長丁冬紅唆使三四個犯人將我拉到廁所，一邊打我一邊將我的衣服扒光，換上囚服。第二天，丁冬紅指使包夾將我帶到二監區的大廳罰站。此後的兩個月中除罰站外，還罰坐“小凳子”。包夾每天給我打的飯，量很少吃不飽，只給穿一件衣服、一條褲子。這就是監獄對我的所謂“入監教育”。期間法輪功學員楊潔無意中聽到我的包夾對打飯的人說：這是張曉萍的，給少打點。楊潔責問包夾：為啥給張曉萍少打？既然這樣，我不打飯了！並絕食抗議。當天晚上，楊潔被關到洗澡房罰站了一夜，由包夾監視著。
二零零八年一月，我兩個弟弟帶著我兒子來探視我，一監區監區長王琴百般刁難不讓接見。後來聽犯人講：你兒子和你弟弟從早九點多等到下午四點，都不讓見，最後讓警察趕走了，你兒子可憐的邊哭邊求接見室的警察：我三年沒有見過媽媽了，請您讓她看看媽媽吧！在場的人都流下了同情的淚水。王琴對我家人說我在裡面不服從管理，所以才不讓接見。還授意我兒子給我寫了個條子，讓我服從她們的管理。王琴把條子遞向我，示意我要以犯人的身份對警察講“報告詞”，我不說！王琴便暗示“包夾”張書麗等幾人上來打我。
二零零八年一月的一天，警察任翠玲發現我煉功，就把我銬在床頭的欄杆上，正好獄政科的檢查人員經過監號的走廊，我就大聲喊，也沒人理睬。任翠玲挑動犯人仇恨我，每天讓包夾二十四小時輪番監視，一直銬了七天七夜到大年初三才給我解開。
二零零八年三月初，監區逼迫我寫思想匯報。我就寫了“我的心聲”，內容是勸“三退”保平安的。我給一個犯人看，被包夾張書麗看見搶去上交了。王琴、任翠玲把我調到九號監室，不許我出監室的門，吃喝拉撒都在房間，讓同監室的犯人整我。我開始絕食。此後，每天二十四小時犯人，輪番監視，我的手反銬在床頭邊的欄杆上，在小凳子上坐了四天四夜不讓睡覺，不讓洗漱、換衣服，我全身發出異味，同室的犯人忍受不了就辱罵我。為了讓我放棄絕食，幾個犯人按住我掐兩腮和脖子，掐的我快要窒息了她們才放手；她們用牙刷把、鋼勺把我的嘴捅、撬破流了血；幾個犯人把我按住，殺人犯劉治紅把咸鹽在我嘴裡抹來抹去；獄警指使幾個犯人摁我，把我雙手銬在床頭欄杆上灌食（演示圖六），他們用自製的管子往我鼻孔插，我一呼吸管子就在我咽喉裡上下活動，磨的嗓子疼痛難忍、噁心，我被折磨的精神恍惚，那種感受無法用語言表達。後來他們又變換姿勢銬我，其中八天中我白天站著銬在床邊的鐵欄杆上，晚上銬在床頭的欄杆上，我的腿都站腫了。
監獄的教育科和獄政科在主導並監督警察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一天，警察任翠玲到監室給我打開手銬，準備再銬上。就這一會兒的間隙，被獄政科檢查的發現我沒戴手銬，便立即下令處罰任翠玲，調離監區。那個看過我寫的“我的心聲”的犯人被加刑三個月。
五月，獄警王琴和馬新英到我兒子就讀的學校進行騷擾。當時我兒子正準備考高中，情緒受到影響，心理壓力很大，結果沒考上。
五月十二日下午汶川地震發生後，獄警劉志琴、馬新英指使犯人將我衣服扒光強行給我換上囚服雙手反銬，拖到樓下的車間呆了一下午。
在九號監號被迫害的三個月期間，每天除了上廁所外基本都戴著手銬，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包夾犯人做記錄，匯報給獄警，獄警王琴、劉志琴還有教育科的幾次找我談話，要我放棄修煉，服從她們管理，我堅決不從。我還用被銬著的手，寫了一份嚴正聲明交給獄警。
在九監號關了三個月後，我被轉關到一號監號，被迫裝卸蠶豆筐、剝蠶豆（福馬林浸泡過的有毒）、製作各種手工藝品。長時間的迫害、干奴工、看誣衊大法、誣衊我師父的錄像片，不斷洗腦和精神摧殘。我的後腦勺的頭髮掉光了一大片，精神恍惚、記憶力減退。
監獄把所有被關押、“轉化”了的法輪功學員集中關在一監區，每天由包夾看管著，強迫反覆觀看誣衊大法、誣衊師父的錄像片和書籍，不斷的對我們洗腦迫害。
二零零九年四月下旬，寧夏女子監獄來了北京前進監獄的幾個所謂的“轉化”專家。把堅決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單獨關起來，利用酷刑“熬鷹”迫害，逐個進行所謂“轉化”幾個月後，我承受不住邪惡的迫害，接受了“轉化”在此我嚴正聲明：在高壓下所說、所做、所寫背離法輪大法的言行一律作廢，堅修大法到底！
家人遭受嚴重傷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後，我多次遭迫害，兒子和我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很少。兒子從小學到中學，同學和鄰居的孩子都歧視他。他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自卑、消沉。兒子對我說，有一次一個同學當面侮辱他：你媽媽是煉某某功的，並遠離他。兒子多年來一直和他奶奶生活在一起，欠缺母愛。二零一二年的一天，兒子給我打電話我沒接上，他馬上跑到我的住處，進屋就摟著我哭著說：媽媽您可不能再有事了，我已經承受不了了，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抱住兒子也哭了。
二零零八年五月，獄警王琴和馬新英到學校騷擾我兒子。我兒子當時正準備考高中，受到很大壓力，結果沒考上。
因我頻繁的被警察迫害，我家、我的店、我丈夫單位被公安、派出所的騷擾，單位開大會點名批評我丈夫、施壓。我們無法正常生活、工作、經營，我丈夫承受不了打擊，二零零二年三月將我起訴到法院離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