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03月17日】
“剖析中共黨文化系列”之一
在中國大陸，政治課是一門從小學到大學甚至研究生的必修課，內容當然是中共自己號稱的“先進文化”與標榜的四海皆準之“普遍真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外國領袖到了中國，中共從來不敢請老外們到政治課堂上去見識見識它所謂的“先進文化”，倒是美國總統們都要在中國的最高學府做一番推崇西方文化的演講。中共的領導們到了外國，也從沒有見到他們有膽子去西方的殿堂上向莘莘學子們鼓吹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共產黨的“先進文化”怎麼就這麼見不得人呢？
共產黨的所謂“先進文化”其實就是黨文化，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東西。
黨文化的基本要素
中共黨文化的基本要素就兩條：無神論和階級鬥爭。
無神論者自古中外皆有，但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是在19世紀的後半期在西方出現的。無神論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紀的事情，始作俑者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無神論走向政教合一的國家無神論，那是列寧、史達林之後。國家無神論利用國家政權來推行無神論而暴力壓制其它宗教信仰。中共在1949年竊取了政權，把這種殘酷暴力的政教合一推向極端，無神論成為了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必須學習、接受和崇拜的國教。
這幾年中共在宣傳無神論時，為了尋找點理論根據，甚至把孔子的話斷章取義拿出來幾句證明孔子是“無神論”者，把孔子標榜成無神論的祖師爺。其實，孔子有著超然的天命觀，“知天命、畏天命、順天命”。在《論語》中，“天”出現了32次，“命”出現了18次。孔子那麼重視禮，那麼重視祭祀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事鬼神”，還有“孝鬼神”，不信神還敬神幹嘛呢？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有著“神道設教”思想主張的孔子，雖然不是一個神學家或宗教家，他教人求知的確側重人事和常識方面，不過這不能說明他不信神。
中國歷史上王權與神權分離，沒有出現典型的政教合一(中共統治除外)，也被一些御用文人拿來為無神論背書。挺可笑。這種政教分離正是信神的儒家制定出來的。漢代大儒董仲舒向漢武帝上“天人三策”，建立了大名鼎鼎的三綱五常，論證皇帝為何必須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國家，這就是政教分離之所在。可是，董仲舒可是有神論者，他把“天”人格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是能夠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他發展出來的“天人感應論”成為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灌輸無神論，只是一個手段，目的是為了階級鬥爭。沒有了來自神性的約束，共產黨的鬥爭才能隨心所欲，鬥爭的花樣和殘酷才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它做不出來的。
共產黨的鬥爭歷史從起家就是不光彩的。被馬克思吹捧為是對他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一個有力證明的巴黎公社，就是一群流氓無產者的暴亂。當時美國駐法大使伊萊休‧沃甚伯恩在日記中寫道，公社社員是一幫“強盜、殺手和暴徒”，“我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寫出我的憎惡……（他們）威脅要毀滅巴黎，把所有人在投降之前燒死在廢墟中”。“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社員們放大火燒掉了包括杜伊勒裡宮、羅浮宮、盧森堡宮、巴黎歌劇院、巴黎市政廳、內政部、司法部、王宮以及香榭麗舍大街兩旁的豪華飯店和高級公寓樓和很多其它地方, 大火燃燒了兩天，還有人去燒巴黎聖母院，不過被撲滅了。就是這樣的暴亂，被馬克思說成“無產階級終於發現了獲得解放的形式”。列寧認為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生動樣板。
中共一系列的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的殺人運動，給共產黨的暴力鬥爭做了實實在在的註腳。
從蘇區的殺AB團，到延安整風、土改，到49年以後的三反五反、鎮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中共的鬥爭史就是一部殺人史。中共信奉“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這樣規模的殺人政權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從沒有過先例。
中共的無神論與階級鬥爭一文一武，相互利用放大。因為宣傳無神論，不信神佛和因果報應，所以鬥爭起來才崇尚暴力，無法無天，讓人們長期生活在暴力、打殺、高壓、恐懼和血腥的氛圍中。因為無法無天，依靠暴力強行灌輸，長期洗腦，才會讓無神論能夠深入人心。如此循環，形成了一種變態的無神鬥爭文化，這種文化再通過教育的形式，利用教科書、媒體、影視等各種宣傳品，無遠弗屆地擴散到每個人的血液裡、基因裡，造就出來了在中國大陸特有的黨文化。
黨文化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
在弘揚正宗傳統文化的“神韻藝術團”的網站上（www.shenyun.com）有關於“傳統文化”高度濃縮精闢的介紹，我們不妨轉錄於此：
自古中國被稱為“天朝”，不僅是由於其發達的文化與強盛的國力，成為周邊國家的“宗主國”，更深的意思是指這裡曾是神生活和眷顧的土地，是神通過不同朝代的形式傳給人類豐富文化的土地。中國文化是神傳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了五千年的文化，留下了無以數計的經典、文獻、文物和詳實的歷史記載。
中華文化從一開始就是神傳文化（修煉文化）。被尊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是五千年前的一位道家修煉人。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教化百姓過著順應天道的生活。道家文化作為中國的文化源頭流傳二千五百年後，有老子出世，著《道德經》，重整了道家思想；有孔子(前551-前479)開創了儒家學說。又經五百年後（公元67年），來自印度的佛法東傳至中國洛陽，經魏、晉、南北朝而蓬勃發展。至唐代（公元618-907），儒、釋、道三教臻於鼎盛，也是中華文明的黃金時代。
中國的文化自儒、釋、道學說發源、發展，形成了天人合一、敬天知命以及“仁、義、禮、智、信”等傳統的價值觀，在五千年的歷史中淋漓盡致地演義。
可見，中國的傳統文化是神傳文化，也是修煉文化。對佛、道、神的信仰和對聖人的尊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和源泉，返本歸真、尊道重德、天人合一、敬天知命、善惡有報以及“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是傳統文化的真實內涵。
任何一個政權或政治制度都有一個文化理念的支撐，比如董仲舒提出的“君權神授”和“仁政治國”的儒家理念形成了中國傳統皇權的文化支撐；“人人生而平等”和“天賦人權”的理念支撐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
由於中共以“無神論”及由此演變出來的“生存競爭”和“階級鬥爭”為意識形態，因此與以儒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截然對立；在另一方面，中共政權也並非選舉而來，民主國家的文化同樣不適用中共。於是中共在摧毀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中，造出了一個不僅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也與西方文化對立的文化，許多人稱之為 “黨文化”。
黨文化竭力破除中國人對神的信仰，轉而信奉與天、地、人鬥的鬥爭哲學。中共黨文化與傳統文化格格不入。
黨文化對傳統文化的破壞
1948年12月，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催促北大校長鬍適飛來南京。但是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不願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的。”就這樣，胡適到了台灣，而胡思杜被分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學習，父子天各一方。胡思杜主動上交了父母留下的一箱財物，並按照黨的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在組織啟發下，他總結了自己的思想寫了一份《思想匯報》：《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後來香港《大公報》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文章說，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 胡思杜表示要與父親胡適劃清界線。
接踵而來的便是中共以此為契機，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幾乎所有胡適的舊友、弟子也都參加了這種不得不參加、不得不以此擺脫自己政治困境的批判。胡適的弟子羅爾綱先生，拜讀了胡思杜的文章，“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父子都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這個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
因為胡思杜以“大義滅親”的方式痛罵“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有功，一度受到學校領導的表揚。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胡思杜一下子由狂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妄圖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在劫難逃的胡思杜，多次被拉出來接受革命群眾批鬥，公開示眾且口誅筆伐。胡思杜精神徹底崩潰了，於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1962年胡適因心臟病猝死台灣，一直到逝世，他也不知道他的次子胡思杜在大陸早已“畏罪上吊自殺”了。這是一出怎樣的人間悲情，人倫悲劇。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倫理，這種家庭倫理關注的是親情，是仁愛。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則是以階級感情來取代親情和友情。父子反目，斷絕關係，劃清界限，這些最違背中國傳統的人倫道德，常被罵著“不肖子孫”的行為，卻成為了中共宣傳中的“先進典型”。著名學者胡適與他兒子胡思杜之間這一段讓人心酸的悲劇，看上去只是一個家庭的悲劇，但是，卻是中共扼殺千千萬萬人性的縮寫。
多少知識分子正是在這種高壓、恐怖、羞辱的氛圍中，在飯碗被中共捏著的時候，屈服了。當傳統文化中士大夫的氣節，文人的風骨，在中共鐵拳下倒塌崩潰的過程，也正是黨文化形成的過程。
事實上，黨文化的建立過程，就是對傳統文化破壞的過程。通過五十年代初的“鎮反”運動，摧毀了中國的佛教和道教；通過1957年的“反右鬥爭”整肅知識分子。這兩次運動，屠殺了中國的文化精英。而“文化大革命” 更是赤裸裸地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場浩劫，直接從器物層面毀滅中國的文物、古蹟、字畫、古玩、典籍等，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包括節慶、禮儀、娛樂、衣食住行等, 同時人們心中對傳統文化的珍視與敬畏也被瓦解。
“文化大革命”除了建立起一套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外，還建立一套毛氏的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這是五千年來，對中國文化最全面和系統的一次破壞。《大紀元時報》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的第六章《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有著詳盡的描述。
同時中共以極為嚴格的“文化審查制度”，過濾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以保障“黨文化”的生存。在藝術層面，“黨文化”用各種藝術形式為共產黨歌功頌德，混淆人們的是非標準，粉飾中共的罪惡，扭曲人們的思維方式，最終的目的是維護中共政權。
在黨文化中恢復傳統文化是不可能的
前兩年，有個記者採訪一名一年級新生談長大以後的理想，小學生非常認真地說：“長大後想做官。”當記者問她“想做什麼官”時，這位小學生想了一下，毫不猶豫地滿臉稚氣地說：“長大後想做貪官！因為貪官有好多東西。”
這種現象在學生中已經是一種時尚了。北京也爆出這樣的新聞：一本小學留言本有著太多這樣的留言：“加油！努力！為了人民幣！”
現在的孩子們不光是想錢，對生命也無比漠視。有媒體報導說“放學回家的學生告訴他們的父母，我們班的一位同學今天被一輛車碾了過去，現在少一個人跟我競爭了。”
這就是今天中國的道德現狀。不用看大人們如何，花朵般的小孩子是這個社會的最後一塊道德領地，可悲可嘆的是，也早已淪陷了。
黨文化最直接的惡果就是導致了中國社會道德的全面崩潰，這反過來又威脅著中共的統治。所以中共又不得不求助於傳統文化，企圖用傳統文化來提升這個社會的道德。
但是在黨文化中來恢復傳統文化，就是緣木求魚，根本不可能的。
就拿天安門廣場的“孔子風波”來說，2011年1月11日，一尊身高7.9米、基座1.6米，由17噸青銅鑄造成的孔子雕像，樹立在了國家博物館北門廣場，還談不上是在天安門廣場內。但是，卻引發了軒然大波。人民網推出的“天安門廣場附近豎立孔子像您怎麼看”的調查中，22萬多名網友參加了調查，77%的網友認為“國博門前立雕像不嚴肅，儒學並非所有人推崇”，支持“應該弘揚傳統文化”的只有22%。以年輕人為主體的網民們對孔子像進行了“憤怒聲討”，在100天之後，孔子雕像悄然撤離了廣場。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人們心中還裝著無神論，唯物論，馬克思主義那一套東西，不可能真正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包括最入世的儒家學說。人們可以利用孔廟來發展旅遊經濟，但是人們心中並沒有對孔子思想的真正理解和接受，甚至還談不上真正的尊敬。用孔子雕像來賺錢可以，一旦放到被認為具有政治意義的天安門廣場那就是觸動了黨文化的神經，大逆不道了。
如果要恢復一件東西，那麼，就需要按照破壞的過程來個“逆操作”。是無神論造成的傳統文化的毀滅，就要首先把無神論從政教合一的國教中廢除，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從憲法中剔除，恢覆信仰自由；是鬥爭哲學破壞了傳統文化，那麼就要首先把“階級鬥爭”“人民民主專政”“無產積極專政”這些煽動暴力的字眼從憲法中廢掉。這樣，才能給恢復傳統文化營造一個最基本的環境。否則，恢復的仍然是黨文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