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6年10月30日】
1993年，中國各大氣功雜誌刊登了多篇介紹中國法輪功的文章，引起社會熱烈反響，作者“朱慧光”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他堅持義務弘揚法輪功多年，卻像一位鬧市中的隱士，很多法輪功學員只知其名，不見其人。
如今，謎底逐漸揭開，也許有人驚奇，這些文章竟會出自一位軍官之手。朱慧光的真名叫朱黎明，是當時空軍指揮學院的上校教官，也是中國法輪大法研究會義務聯繫人之一。法輪大法在中國洪傳之前，他就是一位氣功愛好者，十多年進行氣功鍛練，切身體會到氣功祛病健身、修身養性的功效。
然而再練下去，他卻找不到繼續提高的方向。直到1992年8月，朱黎明有幸參加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師父在北京辦的第三期傳法班，第一天他就感受到了法輪在身體內的旋轉。他說：“師父講的法都是我聞所未聞的，遠遠超出了我對氣功的了解和認識。”從此，他成為一名堅定的法輪大法修煉者。
罕有的機緣
朱黎明第一次參加傳法班，每天都提前到場，坐在前排聆聽師父講法。最後一天中場休息，他偶然換到一個過道旁的空位。正好他旁邊坐著法輪功學員於長新，於長新是空軍指揮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後來成為法輪大法研究會的主要協調人。朱黎明聽到他與另一位學員在討論一本書的編輯問題。
朱黎明回憶說，當時師父剛開始傳法，學員手裡只有一份不到20頁的小冊子，主要是講功法動作。因為資料太單薄，給之後的學法煉功造成諸多不便，於是師父決定出版《中國法輪功》一書，從更高的層面介紹法輪功。當時那位學員已經將師父在北京講法的第一、二期錄音打成文字，因為他工作比較忙，後續工作想請於長新完成。“老於以前沒練過氣功，當時就推辭說不行。我就跟他說，‘你先接過來，我幫你。’”
這項工作大約在8月中旬開始，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他們完成了初期的整理工作。那時候他們沒有電腦、印表機，所有工作都是手寫完成。“我們把初稿交給師父，然後師父親自一遍一遍修改。”
朱黎明說，當時法輪功出版的書籍大部分是這樣完成的，都是師父一遍一遍修改定稿。到1993年4月，李洪志先生的第一本著作《中國法輪功》正式出版發行。
借這個機緣，朱黎明有幸來到師父李洪志先生身邊，參與早期的弘法工作。
化名朱慧光 低調弘法
《中國法輪功》正式出版後，朱黎明仍然不斷聆聽師父的講法錄音，每每學法煉功時，他都感慨：“這麼好的功法，卻沒有多少人知道，太可惜了。”當時中共政府針對氣功的政策是“不宣傳、不反對、不支持”，即所謂的“三不政策”。大的媒體都不允許宣傳氣功。朱黎明有心弘法，心裡一直想著怎樣讓有緣人了解法輪功，讓更多的人受益。
“當時師父身邊的弟子不多，每個人都承擔了不同的工作。”他就想利用自己對氣功媒體的了解，為大法弘傳盡一分力。
朱黎明發現，要在社會上助師弘法，可以通過向國內氣功雜誌、報紙等專業媒體投稿。法輪功不是簡單的氣功，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利用氣功媒體是比較可行的推廣途徑，他馬上意識到自己有這個責任。
朱黎明練氣功的十多年裡，流連於各大氣功書店，幾乎訂閱了所有的氣功刊物。“哪怕是地方省市發行的氣功小報，我都訂閱。”在教學工作之餘，他不斷撰寫介紹《中國法輪功》的文章，能順利找到各氣功媒體的聯繫方式，並且走訪了多家氣功雜誌編輯部。
發表的過程並不順利，因為法輪功當時在社會上剛開始傳，編輯會提出許多問題。比如，功法內容對讀者來說有些高了；刊登新功法的文章，雜誌要承擔一定風險；最後是按照慣例，雜誌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費，有的編輯張口就要八千元，那時候這可是個天文數字。
第一個聯繫的是在北京的一家著名的氣功雜誌，總編看了他的稿子直接約他面談。
為了提高可信度，朱黎明特意穿著軍裝會面。得知他上校、正團級的身份，總編非常感興趣，也很難理解：“你一個軍官，怎麼對法輪功這麼熱衷？”他就講以前練氣功祛病的經歷，法輪功雖然以氣功的形式在社會上普及，但是和其它氣功不一樣，強調修煉心性，能夠修煉到更高層次。同時他也介紹了很多法輪功學員神奇的修煉故事和祛病健身的效果。最後總編接受了，在雜誌上分兩期刊登了近萬字的內容。
總編告訴他，他們從沒有給過其它氣功這麼多版面。“因為你的文章確實很好，你的為人也讓我們信服。”總編這樣評價。
從那以後，朱黎明再聯繫雜誌社就容易了，直接把稿子寄給編輯部就可以。比如當時國內最有影響的《中華氣功》、《中國氣功》、《氣功與科學》，以及《氣功報》、《氣功與體育》等，都刊登過介紹法輪功的文章。有時編輯會提出很多問題，他都一一解答，耐心配合。
在氣功媒體上發表文章的時候他使用筆名“朱慧光”，其用意就是不想過多宣揚自己，他覺得不能利用弘法機會宣傳自己，因此就儘量避免拋頭露面的機會。“我就是踏踏實實做我該做的，沒有必要讓大家知道我是誰、怎麼樣。”
敬法之心與嫻熟的文字功底，開啟了朱黎明的智慧，助他走出一條特別的弘法之路。氣功愛好者看了他的文章，紛紛寫信打聽法輪功的相關情況和傳法班信息。他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有時甚至要在單位接待熱心讀者，這件事還曾引起了同事的誤會，認為他不務正業。後來為了降低影響，他把回信工作交給了其他同修，同時更改了聯繫方式和地址。
朱黎明笑說：“這一下大家更搞不清我是誰了，這也是我希望的。”
跟隨師父 見證莊嚴場面
“從北京第三期學習班後，只要是師父在北京辦班，我都會參加，有的師父在外地辦的班，我也會跟著師父去。”朱黎明十分珍惜聽法的機緣，那兩年的20天年假，他全用來跟隨師父到外地辦班傳法。1993年4、5月間，李洪志師父帶著幾名弟子南下武漢、廣州傳法，朱黎明就在其中。
他記得，師父剛到武漢時很辛苦，因為社會上大多數人還沒有聽說過法輪功，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有一個業餘愛好就是喜歡書法，於是就負責製作海報，並與同修一起四處張貼。
1994年7、8月間，朱黎明又隨師北上哈爾濱、延吉。這兩次傳法班規模壯觀，哈爾濱有5000人參加，延吉也有近4000人。
朱黎明說：“師父這兩次辦班都是滿場，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
哈爾濱傳法班在一座大型體育場中舉辦。朱黎明回憶：“師父進場後跟大家招手，大家自動地全體起立，十幾分鐘掌聲雷動，都不願意停下。師父隨即在中間場地繞行一週，走到哪裡，哪裡就會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那場面非常感人”。
朱黎明能感覺到大部分學員都成了真修弟子，每個人見到師父都是發自內心地敬仰和愛戴。
他還聽到旁邊有人發出了難以置信的驚嘆：“怎麼會有這麼了不起的人，學員怎麼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啊！”他感慨地說，這個場面絕對是最莊嚴、最壯觀、最震撼、最激動人心的一幕。
編輯《修煉故事》 保留珍貴記憶
1994年以後，法輪大法的義務輔導站在全國遍地開花，各地都會組織心得交流會，每次交流會上都有許多感人的修煉故事。為了讓大法的神奇功效鼓舞更多的學員，他開始收集、整理學員寫的修煉故事與心得體會，並特意購買了電腦和印表機以方便工作。一般他收到的稿件都是手寫稿，他要一篇篇仔細閱讀，反覆修改，再輸入電腦存檔。
因為工作量比較大，當時還有其他兩位學員協助他一起做。編輯完成後，他會按照書的形式列印好，送給師父審閱。
正式出版的有三輯《修煉故事》，每本都有十幾萬字，選取了國內各地典型的修煉事例，還有兩次國際修煉交流會的專輯，這些資料記錄了法輪大法洪傳時生動典型的人間神跡。除此之外，朱黎明還整理了大量沒有公開發行的文字稿，這些文字同樣承載著大法修煉者的珍貴記憶。
法輪大法在中國越傳越廣，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他們無法接受國內有上億人有另外的信仰，所以開始千方百計地對法輪功羅織罪名，進行污衊和打壓。
1996年是個轉折期，6月，中共官媒《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首次公開污衊法輪功；7月，國家新聞出版署下發內部文件，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等書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電視台事件”，朱黎明作為親歷者，開始走向捍衛信仰、反對迫害之路。
1996年是個轉折期，6月，中國官媒《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首次公開污衊法輪功；7月，國家新聞出版署下發內部文件，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等書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電視台事件”，朱黎明作為親歷者，開始走向捍衛信仰、反對迫害之路。
“北京電視台”事件的主要見證者
1998年5月23日， 被外界稱為偽科學表演者的何祚庥在北京電視台一檔節目公開攻擊法輪功，之後北京、河北的數百名法輪功學員，寫信或直接到電視台，與工作人員善意溝通，希望節目澄清事實，還大法名譽。
朱黎明也加入講真相的隊伍。“那段時間，我幾乎天天都去，告訴他們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朱黎明強調，學員中沒有組織者，大家都是私下口耳相傳，一商量覺得自己有責任，應該為大法站出來說句公道話，不知不覺就聚集了很多人。
6月初，法輪功學員越來越多，擠滿了電視台的院子，工作人員不得不出面接待。“我們大家都是非常耐心地跟他們講真相，大家都非常和善、理性。”電視台台長當時出差了，主管的副台長就提議，為方便解決問題，請法輪功學員選出代表進行談判。
“代表中有清華大學的、軍隊的和政府機關的，都是各個領域的資深工作者，也是實修大法的，都是能夠代表大法修煉群體的學員。”前後共選出八位代表，他們在北京電視台的一間會議室裡和副台長等五、六位電視台工作人員進行了為期一天的談判。
會議室內四個角落裡各架設一台攝像機全程拍攝談判過程，但是各位代表十分坦然。每位代表都有發言，談自己修煉的經歷和體會，指出節目內容與事實嚴重不符的地方，要求他們公開向法輪功道歉。朱黎明至少發言兩次，表明了他的軍人身份，講述自己在大法修煉中如何受益、如何修煉心性，強調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電視台非但沒有伸張正義，反而潑髒水，給大法帶來負面影響。
“我們談了整整一天，中間都沒有休息，副台長的態度比較友好，氣氛比較融洽。”最終達成協議，北京電視台當面道歉，並重新製作一部正面報導法輪功的片子。朱黎明對這個結果感到欣慰，卻沒想到這只是中共大規模鎮壓的前奏。
“文革”式的非法迫害
與眾多法輪功學員一樣，朱黎明因參與1999年“四二五”上訪，遭到單位監控，他們以“違反紀律”的名義限制他的行動，比如離開辦公室5分鐘就要請假，哪怕是去洗手間；不能與任何人聯繫；下班後在家不得出門。期間，單位各級領導輪番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提高認識”。
7月21日晚，朱黎明突然接到立刻到單位的通知，他沒有多想，只穿著T恤、短褲和拖鞋就出門了，剛到單位就被一輛吉普車帶走，才知道單位已經準備好了抓他，名義上是“隔離審查”，其實是調查他。
空軍指揮學院專門成立了有20人組成的專案組，他被安排在一間有防盜鐵窗的客房，裡面擺了三張床，活動的空間極其狹小。開始三天，專案組派一個同事盯著，逼迫他寫交代材料，且不許睡覺。朱黎明說，當時全國各地組織了很多專案組，彼此通過傳真機交換材料，一旦哪個學員的材料上有他的名字，就會傳到這裡，專案組就會要他交代當時的相關情況。
朱黎明三個月沒有離開過那間客房。因為被抓得突然，他什麼日用品都沒帶，頭髮、鬍子很長。三個月後終於有人提出來：監獄還允許“放風”呢，不能老這麼關著他。朱黎明第一次走出房間，第一次體會到身體失重狀態是什麼樣，行走時找不到重心，走起路來搖搖晃晃，這種狀態持續了十幾分鐘。之後同事為他拿了一些生活用品，但還是不能與家人聯絡，家人也不知道他關在哪兒。這一關就是半年。
關押期間，他還經歷三次小型批鬥會和一次由全院教職員工全體參加的大型批鬥會。
先是在一間大會議室裡，專案組的人員圍成一圈，中間擺一把椅子，讓朱黎明坐在中間，其中一位主要領導拍桌子製造氣氛，利用恐嚇的手段企圖從心理上對他進行震懾，但是他心裡很平靜。“他們說的無非是我的政治立場有問題，相信‘封建迷信’等等那一套吧，使用的語言都是‘文革’式的。”
在有幾千人參加的全院大型批鬥會上，他們安排兩個年輕力壯的人把他夾在中間，先是領導發言，接著是安排不明真相的人進行“聲討”。講他的“罪狀”時，說他是法輪功的“宣傳部長”、在北京電視台事件中說他“八大金剛”之一等等。為了達到他們需要的效果，完全是採用無中生有，污衊誹謗和“拔高”的手段欺騙和蒙蔽不明真相的人。
朱黎明回憶說：“現在想起來都覺得非常可笑。”
儘管朱黎明是在突然的情況下被單位關審，但他的情緒並沒有太多波動，整個過程中心態都很平靜，以致看管他的同事在事後仍流露出敬佩的心情。
朱黎明1968年當兵，到1999年已經有30多年軍齡了，經歷過中共多次政治運動，對中共通過運動整人的手段非常清楚。他把一切不公正的待遇視為心性考驗，而心性的提高是需要通過具體行動表現出來的。他說：“我沒有做錯任何事，心裡非常坦然。絕不會動搖對大法的堅定信念。”
半年審查結束後，朱黎明受到處分，行政上從相當於副師的級別降到正團，同時處以黨內嚴重警告。在江澤民“政治上搞臭”的授意下，即使審查結束了，單位裡多年的同事、朋友都不敢跟他講話，碰面了也低著頭裝不認識。
同時，不修煉的家人也受到牽連。他的妻子從“軍官家屬”變成了“法輪功家屬”，單位該分的房子也不給了；兒子大學畢業一度找不到工作，應聘時都不敢填寫爸爸的信息。朱黎明知道，家人和他一同承受著這場迫害，在中國大陸這是非常普遍的情況。
強制復員 降為平民
在審查結束、所謂的“組織結論”已經宣布的情況下，單位對朱黎明的迫害仍未停止。
2000年6月，部隊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無任何理由的為他辦理了強制復員手續。一夜之間他從上校軍官變成平民百姓，地位、名譽、收入全都沒有了。他知道，因為修煉法輪功，部隊領導認為他給軍隊“抹黑”了，一直想把他清理出去。領導談話時還強硬地說：“你可以不服，你愛找誰找誰，那就是‘善後’問題了，但從此軍隊跟你沒關係了。”朱黎明說，當時就是擺出了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姿態，完全是不講理的姿態。
其實，朱黎明早在1998年就申請過退休，並且在單位同意的前提下離開了工作崗位，後來學院因該專業師資不足為由，以“服從組織需要”的名義又強行把他拉回。
修煉大法多年，朱黎明早已將名利看淡，部隊腐敗、勾心鬥角的現象也讓他無心留在軍隊。因此在遭遇諸多的不公正待遇時他始終保持了平靜的心態，只是理性地告訴工作人員，這樣做是不對的，修煉法輪功是合法的。
雖然暫時獲得了自由，朱黎明並沒有擺脫單位的監控。“軍隊總政治部又出了規定，凡是轉業復員的、沒有離開營區的法輪功學員仍由原單位負責監管。”軍隊的610辦公室、保衛處都會監視他的行動，逢年過節或遇到所謂的“敏感日”，朱黎明還會被叫去談話，匯報情況。儘管如此，他仍然堅修大法，並利用僅有的夾縫空間，繼續大法的工作。
出國之前，朱黎明主要是向身邊人講真相，凡是接觸到的親戚、老戰友，他會告訴他們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但是他仍覺得自己做得太少：“我唯一的遺憾就是在講真相上，和其他學員有差距，我不能到街上發資料、講真相，一去肯定會被監視的人抓起來。”
隻身一人 漂泊海外
1999年以後，朱黎明一直在等待重獲自由的機會。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他明顯感到610辦公室、洗腦班或許是在觀望政治動向，迫害行為有所收斂。他試著申請護照，竟然成功辦理。
他第一次到美國是2015年5月，走之前沒跟家人透露一個字。通過安檢，登上飛機，朱黎明的心都沒有完全落定，“任何一個環節的疏忽都可能遭到中共攔截”。他沒有跟海外任何人聯繫，對美國的情況一點兒也不了解。他對海外的了解，都是通過“翻牆軟體”瀏覽明慧網、大紀元網站獲取的。
在自由的國度，朱黎明參加了法輪大法2015年紐約交流法會，身處海外自由信仰的環境，他可以公開煉功、講真相，參加各項大法活動，與大陸嚴峻的形勢相比，猶如天堂一般。
在海外，朱黎明結識了更多的同修，大家都希望他能留下來。朱黎明卻覺得在大陸也有許多他需要做的事情，講真相的事情。於是他參加法會不久就回到大陸。5月起，法輪功學員發起了在大陸控告迫害法輪功元兇江澤民的大潮，引起了中共新一輪的抓捕迫害。9月，北京的有些轄區傳來大規模抓人的消息，朱黎明終於下決心離開北京，於11月再次飛往美國。
“第二次離境，整個過程都膽膽突突的，我就帶了一些簡單行李和一個行禮箱倉促離開北京。”出於安全考慮，這一次，他還是沒有張口和家人道別。如今，年過花甲的朱黎明獨自居住在紐約，他擔任過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的義工，也參加了大大小小的法輪功活動，繼續堅定實修、默默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如今，朱黎明雖然隻身一人，和家人遠隔重洋，身心卻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無論在大陸還是海外，他都是一束柔和溫暖的明輝，將與無數法輪大法弟子，匯聚成普照世界的慈悲之光，見證佛法洪傳、真相大白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