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8年01月01日】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
《共產主義黑皮書》前言
共產主義一直是20世紀的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的創傷未愈，它就從歐洲最不可能的角落闖入歷史。1939年至1945年的大災難之後，它向西大步進入德國中部，向東更是飛躍進抵中國海域。在其全盛時期，共產主義曾經統治人類的三分之一，而且似乎要無休止地擴張。70年來，它在世界政治中如幽靈般揮之不去，引發輿論兩極化：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是歷史上社會主義發展的終極階段；另一些人則將共產主義視為史上最徹頭徹尾的暴政。
因此，有人可能料想，解釋共產主義的力量為何在如此長的時間內保持增長，結果卻像紙牌屋一般突然崩塌，應該成為現代歷史學家的優先任務。然而，令人驚訝的是，1917年以後的80餘年來，馬列主義現象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之探討，幾乎還未開始。《共產主義黑皮書》近來在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引起轟動，它能帶來正面的衝擊，改變這一現狀嗎？
共產政權的強制性意識形態使嚴肅的歷史編纂學不可能在蘇聯存在，因此，對共產主義的學術性研究，直到最近才不相稱地落在西方人身上。儘管這些外部觀察者無法完全擺脫其自身主觀意識形態的束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半個世紀裡，他們的確完成了數量驚人的研究。即便如此，西方對共產主義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個基本的問題，即重實證而輕概念。
這種概念上的貧乏來自一個前提：可以用一種超然和價值中立（value-free）的方式，將共產主義理解為純粹是社會進程的產物。因此，研究者們不斷堅稱，十月革命是一場工人造反運動，而不是黨的政變，而當時顯然是後者在操控前者。此外，共產主義歷史的中心議題，不是黨薄弱的工人階級「基礎」，而是十月革命中的知識分子在其政變取得穩固勝利後做了什麼。迄今為止，這一點幾乎還未被探究過。
更確切地說，這件事因為兩個幻想而變得模糊不清。這些幻想許諾，可以建立一個更好的蘇維埃式社會主義，優於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所建立的。第一個幻想認為，在史達林之外還存在一條所謂的「布哈林修正路線」，也就是一條基於非暴力和市場的路線，可以通往馬克思所說的完全的社會主義（integral socialism），實現禁止私有財產、利潤並取締市場。第二個幻想聲稱，可以從來自下層的「文化革命」中發現1929年至1933年史達林的「上層革命」背後的動力。這場「文化革命」由共產黨活動分子和工人發起，反對那些親布哈林的「資產階級」專家，並最終導致由工廠向上層大規模擴散。
正如托洛茨基所稱的「歷史的灰燼」所寓意的那樣，要想獲得對共產主義現象更正確的認識，或許還得從道德而非社會的角度入手，因為對蘇維埃社會進程的研究雖然很多，但學者們對其受害者本身的關注度同其造成的災難的嚴重程度完全不成比例。本書通過系統地詳述列寧主義從1917年的蘇俄到1989年的阿富汗所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首次嘗試從總體上確定當時所發生事件的嚴重程度。
採用這種基於事實的方法，我們把共產主義置於基本人性的視角之下。正如本書的法國出版商所描述的那樣，它的確是一場「全球範圍的悲劇」。據不同研究數據估計，被害人總數在8500萬至1億之間。
無論如何，共產主義檔案提供了最龐大的政治屠殺案例。當這些事實呈現在法國公眾面前時，明顯枯燥乏味的學術工作，一經出版就成了一樁轟動事件，並成為政界和知識界熱議的焦點。
共產主義所製造的悲劇，規模之大令人震驚。這對任何認真學習20世紀歷史的學生來說，並不新鮮，至少是當孤立地看待不同的列寧主義政權之際。而時至今日，讓真相大白於天下，令普通大眾為之震驚，才是真正的新聞。的確，這場悲劇的每個主要情節——史達林的古拉格、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都曾一度臭名昭著。但這些恐怖事件很快就消失在「歷史」之中；也無人去費心統計總數，來向公眾展示這些災禍之烈。這個總數大得驚人，可部分解釋本書所引發的震撼。
不過，全部的震撼力是來自共產主義同納粹主義不可避免的比較。據估計，納粹導致2500萬人死亡，證明其兇殘程度明顯不及共產主義。本書的編輯史蒂芬‧庫托伊斯沒有單純地讓數字說話，而是對這一比較作了詳細說明，從而使本書獨樹一幟。鑒於紐倫堡的一些審判規程已被納入法國法律（以適應莫裡斯‧帕蓬（Maurice Papon）案這樣的案例。帕蓬在法國維希政府時期任地方官，因與納粹共謀驅逐猶太人，而於1997年至1998年受審），庫托伊斯明確將共產主義的「階級滅絕」（class genocide）等同於納粹主義的「種族滅絕」（race genocide），並將二者歸類為「反人類罪」。此外，他也提出，大批西方人為史達林、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楚和波爾波特辯護，等於是共產主義罪行的同謀，即使他們「謹慎而沉默地放棄了昔日的偶像」。
這些觀點在法國引起了特別的共鳴。自20世紀30年代起，作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聯合組建的人民陣線（無論是在萊昂‧布盧姆還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任內），左派就已能上台執政。在這種組合中，因其盟友對極權主義莫斯科的效忠，民主團體總是受到掣肘。相反，自1940年以來，由於維希政府與納粹主義之間的聯繫（帕蓬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右派則聲明不佳。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了解關於蘇聯的真相」從未成為一項學術任務。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