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8年01月05日】
中共篡奪政權後發起了一場意在消滅「地主階級」的「土改運動」。著名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美國明尼蘇達州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撰文披露，當時的農業經濟學專家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建議「和平土改」，收買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但遭到毛澤東的反對，毛表示就要通過「階級鬥爭」打倒地主階級。
「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毛澤東還明確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他要用各種方法發動、驅使農民奪「地富」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使農民不能回頭，沒有退路，只有跟共產黨走一途。
毛澤東叱責葉劍英和方方搞「和平土改」，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斥責「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於是廣東有的地方把每個人都帶上紅（貧僱農）、黃（中農）、白（地主、富農）三色布條，一切由貧農說了算，各村農會都可以私設刑堂，對地富分子實行嚴刑拷打，生殺予奪。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當局正式公布《土地改革法》，再次宣布「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
大紀元特約記者就中共篡奪政權后土改的相關話題採訪了丁抒教授。
記者：在中共已經控制了政權的1950年，通過國家立法和執法，完全可以達到所謂「均貧富」的目的，那為什麼要又掀起血腥的土改呢？
丁抒：通過國家立法和執法，的確可以達到更好地分配使用土地的目的。譬如日本1946年實施《土地改革法案》，由政府購買在鄉村的地主多餘的土地，以及人不在鄉村住在城市的地主的土地。再轉賣給沒有土地的農民。對沒錢買地的農民，給予抵押貸款。這樣不用流一滴血，不殺一個人，所有的無地農民都獲得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也是這麼做的。
當時河南省有一個副省長，叫劉積學，他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河南省副主席，所謂的民主人士。他認為，「皇帝封地給某人，賦稅歸他，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錢買地，誰封的他？誰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張和平分田，不必鬥爭。」
他後來因為說了這些話，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僅許多「民主人士」鑒於「老解放區」殘酷鬥爭、殺戮地富的情況，向中共建議「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中共黨內也有人認為地主富農出租田地、雇用農工，是剝削行為，但不該處以肉體消滅。他們主張和平分田。比如：中共華南分局的葉劍英和第二書記方方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
結果被毛澤東指責為他們搞「和平土改」，毛澤東下令撤了方方的職。毛澤東主要通過「階級鬥爭」打倒地主階級。「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毛澤東要用各種方法發動、驅使農民奪地富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使農民沒有退路，只能跟共產黨走。
毛澤東明確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這就是要農民奪地主的土地，分他們的財產，殺他們的頭，甚至有的強姦、強占他們的妻女，使農民不能回頭，等於向共產黨繳納了「投名狀」。只能死心塌地跟共產黨。這就是毛澤東說「要讓農民『與地主撕破臉』才行」的原因。
據當時湖南邵陽縣委幹部何之光說，初期土改沒有遇到什麼頑固抵抗和破壞，地主就把房契拿出來了，可是上邊的「反對和平土改」後，各村農會很快就把地主都關押起來。無論大、中、小地主、開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鍋煮。幹部、土改隊員和農民中的極端分子，尤其是那些遊民無產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在鬥爭會上嚴刑拷打，晝夜逼供，當場打死地主。掘地三尺，挖所謂埋藏的金銀財寶，這都發生在「反對和平土改」之後。
記者：提到地主，這次土改中被打擊的對像，是所謂的地主惡霸嗎？
丁抒：任何社會都存在惡霸，鄉村當然存在個別惡霸分子。但惡霸是惡霸，地主是地主。地主不是犯罪分子，是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或者雇用農民工的土地所有者。和現在中國農村把土地租出去的農民沒有區別。不能說地主就是惡霸。土改中被消滅的，絕大多數是一般的地主、富農。由於他們被貼上了「階級敵人」的政治標籤，有沒有罪惡、是不是惡霸已不重要。你身為地主的一員，就是罪惡。
曾在湖南漵浦縣江口區擔任區長的郭靜秋主持該區的土改運動。他回憶說，他的一位名叫鍾學厚的同學，「純粹是個學生，他家裡是地主，他與貧下中農相罵，打了起來。在當時，你屋裡是地主成分，打貧下中農，就是惡霸，槍斃了。我認為他肯定殺錯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惡霸。那時，貧下中農說你是惡霸，你就是惡霸。這樣的例子很多，講不清，沒有法治啊。」
記者：您提到「四大地主」。「南霸天」、「黃世仁」是作品裡的角色。而劉文彩和「周扒皮」是真人。安在他們頭上的罪名基本是編造出來的，是嗎？
丁抒：我認為是這樣的，劉文彩土改之前病死，沒有被鎮壓。他當年是很有名的善人，比如說他捐款建的中學，被當時的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還發了獎狀了。中共搞的所謂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拷打農民的鐵籠、刑具都是假的。還有一個「水牢」，說是劉文彩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只有個女人叫冷月英，自稱是唯一僥倖從水牢裡活著出來的人。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回答，卻脫口而出說「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那個被編造「半夜雞叫」故事的「周扒皮」，確實在土改中被活活打死。
他的真名叫周春富，是遼寧復縣（現在叫瓦房店市）閆店鄉的農民。他勤儉生活一輩子，每天下地幹活。陸續攢錢買地，到六十多歲了買的地還夠不上地主，只算富農。他住的房子還不如在他家打短工的中農閆振明的房子。他還有一個小油坊，加起來算「雙富農」，等同於地主。他並無罪惡，貧僱農多次批鬥他，卻數不出他的罪惡，什麼罪惡也找不出來。
據當年農忙時曾經給周家打短工的農民說，給周家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文化革命期間，在周家當過長工的孔兆明上台控訴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著講著說起老周傢伙食不錯，「比現在還要好。」幹部們一聽，在地主家吃飯比人民公社好，趕快拉他下台，不讓他再說下去了。
其實周春富就是一個勤勞節儉的農民，連褲腰帶都捨不得買，用舊布條當褲帶。他還有點生意頭腦，開個小油坊。就這樣，他不但財產被剝奪，更被眾人亂棍打死。
記者：現在人們逐漸知道，當年土改的手段是非常血腥的。並且不是農民自發的，而是土改工作組執行的政策和鼓勵的結果。您能介紹一些具體事例嗎？
丁抒：開始，農民認為地主有穿草鞋的地主、有勞動的地主，也有剝削的地主。有的貧苦農民認為地主並不壞，在鄉村與大家和睦相處，沒有必要批鬥。但土改工作隊員與貧僱農同吃同住，發動貧農訴苦。通過召開「訴苦會」引導農民，讓貧苦農民通過面對面的「訴苦」，確認地主是他們的敵人，是敵對階級的代表，是舊社會的代表，是他們苦難的根源。
地主，交出地契、房契還不夠，作為一個階級要被消滅。有的地主在開了「訴苦會」後就被立即槍斃。有農民說：「一批批人都被捆去槍斃了，死掉好多人，死掉好多人！都是些農民，犯了什麼砍腦殼的罪？」
當時，雲南大學教務長王士魁被派任土改工作隊大隊長。他說：「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慘無人道，真殘酷極了。」
湖南湘西的土改，「有一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一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漵浦縣水東區有一次鬥地主，鬥完後把18名地主拉到河邊，一排跪著。吹號了，用槍對準地主後腦殼，一下子殺了那18個人。漵浦縣思蒙鄉有個地主雷繼熹，他的土地比較多，大概有200畝。他被鐵絲穿透鼻子，牽起遊街。他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部被槍斃。雷繼熹家最小的兒子才七八歲，也一同被槍斃。
記者：這次土改後，所謂的地主階級從肉體上被消滅了。我們看到有說法是大約兩百萬地主被殺？
丁抒：土地改革，是瘋狂的屠殺。當時湖南湘西區黨委書記周赤萍曾在會議上布置任務，說：「寧願錯殺一百，不要放走一個。」
對於全國土改的死亡人數，「毛澤東有過一個說法，他說中國有3600萬地主，其中有400萬地主是壞的，因此在土改中殺了100萬，關了100萬，管制了200萬。但實際上，整個土改以後，地主、富農連同其家屬基本上都被管制了，管制的對像甚至還不止於地、富。」
還有大量地主被迫自殺。舉一個例子。當時中共主政西南雲南貴州四川的鄧小平，太太叫卓琳。卓琳參加中共之前叫浦瓊英，是雲南宣威縣浦家山鎮人。她們三姐妹在外讀書，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全靠經商生產宣威火腿的哥哥浦承統在老家給她們寄錢在北京生活。浦承統是中共所稱的「民族資本家」不屬於土改對像，但他家中還有些地產，因而被劃為地主而關押，不久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盡。
各地都有大量地主自殺。有的地主死了，老婆隨後自殺；有的是地主早已死去，地主老婆也算地主，被打死、自殺。
湖南長寧縣劃地主5,114戶，「土改中自殺433人，鎮壓323人。」四川郫縣槍斃了562名地主，222人自殺。
所以，不能說兩百萬地主被殺，被殺和自殺的地主大約有二百萬。
記者：中共許諾農民耕者有其田，才發動農民跟它幹革命，但是土改後，農民剛拿到土地，想好好經營一番，中共就開始搞合作社，後面又搞人民公社。農民不但沒有耕者有其田，反而資產都被共有了，最終大饑荒餓死好多人。也就是說，土改也是大陰謀？共產黨忽悠農民搞革命以後，再用暴力把他們手上的財產收回來，一開始就沒打算讓農民擁有土地？
丁抒：農民通過土改拿到了土地證。但他們不知道的是，毛澤東從沒有打算讓農民成為土地的永久主人。因為他要搞「社會主義」。他有個榜樣，就是史達林的集體農莊。而他的同事劉少奇等可能還是主張搞「新民主主義」的。
所以消滅地主富農之後不久，在1953年毛澤東就開始把全國農民組織進了「農業生產合作社」。
中共的「土地改革」，殺地主、分田地是「共地主的產」，農業合作化則是一種新「共產」，共普通農民的產。到1958年搞人民公社，農民淪為農奴，喪失了勞動和人身自由，長期不得溫飽，還一度陷入了大饑荒的災難。
在土改運動時說，消滅了地主階級，大家就從此過上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幸福生活。可是中國農民被集體化，特別是公社化以後，勞動成果被剝奪的程度，遠遠超過土改前佃農被地主剝削的程度。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農民的生活比地主的長工還不如。川西平原的地主給「長年」（即長工）一般都是在供吃飽飯之外另付報酬七百餘斤稻穀，折合五百斤大米。可是給人民公社打工連肚子都填不飽。
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說：「在人民公社的控制下，人民沒有任何自由，他不是土地的主人，他是土地的奴隸。他連種什麼、什麼時候種，自己都沒有權利，都靠人民公社管著。人民實際是奴隸。」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裡也這樣說：「人民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作奴隸了。」
（待續）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