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8年06月19日】
第一次知道董時進這個名字，是從謝泳先生的《一個被遺忘的知識分子》一文中，謝先生稱他是一個始終不能讓自己忘懷的知識分子，而通過謝先生的粗略介紹，筆者也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遂查閱了他更多的生平資料。
1900年10月出生的董時進，先是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後棄工學農，入京師大學農學院學習。1920年考入清華大學，並獲公費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1924年獲該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其後旅歐考察農業和土地制度，1925年回國。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學校教授農業經濟，並擔任過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國立北京農業大學、四川大學農學院、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及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等職。
不過，董時進並非是一位死讀書的農學家，他曾創立「中國農業協進會」、「現代農民社」等組織，創辦全國公開發行的《現代農民》月刊，在成都建農場，還在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黨主席，該黨成員多為大學教授和農業技術專家。
農民黨側重於鄉村建設，謀求於同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他建議政府用贖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
但讓筆者最為驚嘆的是他對共產黨的認知，以及逆流而上，上書毛澤東，公開反對其土地改革。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
1947年，國民黨取締了傾向於中共的民盟。作為民盟成員，董時進在獨立雜誌《觀察》上發表了題為《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的文章。文章認為取締之舉是政府的下策，是害大於利。他寫道：「因為一般人民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尚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
因此，他勸國民黨道：「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該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共黨的短處，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覺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允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雄辯。」
在那個時代，能夠清醒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這點區分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除了董時進，彼時還有《觀察》的主辦者儲安平和大知識分子胡適、錢穆、傅斯年等寥寥幾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卻是在慘痛加身後才體味出來。
儲安平曾在《中國的政局》一文中如此寫到：「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
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而曾對國民政府給予最為嚴厲的批判的胡適也指出，「共產黨當政必是鐵幕社會」， 「暴力黨追求的是絕對的專制，絕無自由之可能」，「國民黨是自由多少的問題，共產黨關係到自由有無的問題」。
胡適曾告誡世人：國民黨政府初步實施了憲政，認同自由價值觀，不反對多黨制，沿著這條道路，必能和平走向完全自由的民主社會；而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堅決最強硬的獨裁黨，追求的是絕對的一黨專制，奪權後必將萬馬齊喑。
董時進、儲安平、胡適等人的預見早已在中國大陸應驗。可嘆的是，這三人中，將共產黨看得如此透徹的儲安平後來卻變的十分天真，並選擇留在大陸，追隨中共，其最終落得個慘死的下場。而胡適、董時進則選擇了轉身，逃過了他們那一代留下的知識分子劫難。
上書毛反對土改 指出中共謊言
土地改革是毛澤東在農村推動的破壞傳統結構的一大政策。在中共占領北平，即將建立政權之際，以董時進為代表的農民黨因反對土改，於1949年6月25日被迫解散。然而，對中共仍抱著一線希望的董時進，在當年年底中共擬在全國進行土改時，大膽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公開反對土改運動。他同時還將信件印了幾百份，寄給相關的高層要員、各黨派的領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學術部門。
關於這封信的原件，因中共封鎖檔案，目前尚無法看到。但2010年香港《二十一世紀》六月號中的文章《先知者的悲哀》，透出了其信的核心觀點。
董時進認為，中共的一些檔和講話中稱「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國民政府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民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資料，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董的觀點是對的。
董時進還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列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
董時進亦指出，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出租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總而言之，董時進的觀點是：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它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顯然，作為農學家的董時進對中國地主、農民、土地的認知是正確的，且道出了中共宣傳中的謊言。然而，他或許沒有窺見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後包藏的禍心，就是通過打倒地主，掀起貧農的仇恨，來實行中共的專政。而這就是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天真了。
由於董時進上書毛時，內心已深知土改大局已定，因此曾悲哀地預言道：中共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如國家稅收受影響；不勞而獲、用暴力手段奪取他人財產將導致人性淪喪等。當然，「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果如其言，中共推行土改後，又建起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在經歷「大躍進」的荒唐歲月後，至少3500萬中國人被餓死，而其中絕大多數是上交糧食的農民。
遭到批判
董時進上書毛後，一直沒有下文。此時，土改運動已在全國全面鋪開，而學界則展開了對董時進觀點的批判，這應該是秉承上面的指示。1950年的《觀察》週刊第六卷第十二期的一篇題為《關於董時進上書反對土地改革問題》的文章，就記錄了對其觀點的批判，批判者都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多為董時進的朋友和同事。
文章有這樣的表述：「當這個腐爛了的地主階級，將被從他們封建寶座上拉下來的時候，自然要拚死掙扎的。董時進的上書，就是這種掙扎的呼聲，裡面有恐嚇、有詭辯、有哀鳴、有欺騙，總之應有盡有，歸結到底還是一個，請毛××恩典恩典，不要進行土地改革。」
「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他（董時進）與我們爭論時，始終是反對土地改革，主張地主土地私有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後，卻主張國家應向地主收買土地分配給農民。還說什麼暫不要進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將來再一步走向社會主義。」
通篇的批判顯然不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的，而主要是從政治角度。這當然是中共當局所需要的。
此外，在謝泳的文章中還提到，中國著名大學裡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參加了土地改革，並且回來後寫了文章。其它專業的教授寫文章可能還有應景的成分，但是像當時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吳景超，他們都是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問題過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們也寫了針對董時進「江南無封建」說的文章，來證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謝泳認為，無論是出於什麼原因，知識分子在整體上喪失了獨立性，是這個時代的恥辱，也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恥辱。
離開大陸 逃過劫難
遭到批判後，董時進深感不妙。他與透過一雙慧眼看透了中共的民國女作家張愛玲一樣，在1949年後短暫的滯留大陸後，選擇了離開。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後前往美國定居，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其後曾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1984年4月因腸癌去世，終年84歲。
與同時代那些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董時進是幸運的，其不僅可以繼續從事自己的專業，而且安度了晚年。
可嘆的是，董時進的四弟董時光，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因在韓戰中，發文抨擊美國外交政策，被美國當局以親華的罪名驅逐出境，其後回到重慶在西南師範學院任職。1957年他被所熱愛的中共劃為「右派」，1961年前後死於勞改，終年48歲。
董時進、董時光的命運無疑再度表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那個時代的學人能否看透中共本質並不抱任何幻想，對個體命運至為關鍵。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