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23年05月03日】
原首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元華，在回憶曾親歷過的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輪功萬人和平上訪時，他從歷史學家這個角度談了三個要點。
首先「四・二五」是「圍攻中南海」之說不攻自破；其次，「四·二五」開創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民眾和平上訪的道德楷模的先河；再者，「四·二五」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使得法輪功走向了世界舞台，也使得更多人來了解或加入法輪功修煉行列。
「四・二五」是「圍攻中南海」之說不攻自破
李元華回憶道：「『四·二五』那天，母親從煉功點上回來轉告我們情況，我和父母一起坐車去信訪辦，我們是較早進入的，大概是早上六點多，我們被警察領著走到了中南海西側府右街。沒有見到認識的同修，只記得有一位年輕媽媽懷抱一個約六個月大的嬰孩在我們旁邊。」
李元華說：「其實，大家去的時候對地點位置都不清楚，因為當時絕大多數人沒有手機，網絡也不發達。國務院信訪辦跟中南海的關係是，當年的國務院信訪辦就在中南海東北角牆外的隔一條路，所以這兩個地方相距來講是很近的，中南海的西側是府右街。當時去的人比較多，後來那兒是封路的，警察就帶領著隊伍走到當時的府右街靠西側的一個便道上，大家都站那。」
「所以這就是說，第一，大家去的就不是中南海。國務院信訪辦就在中南海邊上。第二『圍』，根本就不存在圍，當時最早在府右街上是開放的。行人可以走；自行車和公共汽車都可以走的；法輪功學員知道雖然自己有冤屈去上訪，去反映問題，但不能影響任何人的生活，所以機動車道不占，便道兩側只占了一側的一半。如果兩側是一的話，他們加起來只占了四分之一的地方。但是後來他們連公共汽車也不讓走了，後來把這條路給封上了。如果（所謂）成了一個封閉狀態，是因為當時警察接到一個政府的命令，他們把這條路給封上了。」
「中共的一貫做法是要封鎖新聞，早上警察們就把府右街兩邊封鎖了，他們是怕海外媒體攝像，公布真實新聞。所以除了現場人員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四·二五現場的真相，連北京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當時事情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法輪功學員在四·二五那天根本沒有阻礙交通。」
「再一個不是圍呢，就是府右街就幾百米，大家站不下了呢，就自然往南和往北去站。那它往南呢就是長安街上；往北就是文津街。是這個形狀的，不是圍。所以第一，不是『圍』，第二呢，就沒有『攻』。『攻』更談不上了，我剛剛談到占便道的，離那個中南海還很遠，隔著一個人行道，隔著一個雙向的機動車道。在另一側道，更談不上『攻』了。你再看看今天留下來這段歷史視頻，你能看到警察叉著手；抽著煙；聊著天，所以呢，如果要是有人要『攻』，他們可不是這種狀態。他們就在閒聊，象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就這麼一種狀態。所以從警察的現場反應來講，也沒有任何人在『攻』。」
「再說呢，朱容基總理都自己走出來了，如果有『攻』的話，當時總理親自從中南海的西門走出來，和學員去問：你們有什麼情況？之後又邀請學員到裡面翔實反映情況。」
李元華說：「『四·二五』事件出現之後呢，政府報導中都沒有用『圍攻』兩個字，是中共慢慢的加進去的，是後來加進去的。大概是他既定了要迫害法輪功了，他要給你定罪名了，這個時候他把你和平上訪覺得如何如何，他就加上『圍攻』兩個字。所以『圍攻』兩個字，從當時的中國政府來講，他自己也沒用這個詞，新聞報導也沒用這個詞，他是之後才用的。所以就不攻自破了。」
西方法制社會是允許人民到政府部門去表達自己意見的
李元華表示，在自由社會，譬如在澳洲坎培拉的國會大廈，任何人不需要申請就可以去抗議、拉橫幅，在美國的白宮前也是可以抗議、拉橫幅的。西方都是法制社會，人民是允許到政府部門去表達自己意見的。
他說：「何況當年法輪功學員在去國務院信訪辦時，沒有喊口號，沒有橫幅，只是想把自己的親身經歷講給政府聽，覺得政府當時那種做法是不好的，並提出了三個要求：釋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允許法輪功書籍合法出版；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當時的中共官員接待了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並下令天津警察放人，事件得以和平解決，法輪功學員靜靜的離去。整個過程是理性的，現在你看有些自由社會的抗議表現得非常激烈，但警察也在旁邊看著，只要你不傷害到別人，不影響社會秩序。都允許你有表達自己訴求的權利。」
他繼續說：「反觀中共政府，不允許你去申訴自己的冤屈，當年是對法輪功，現在是對所有的公民。也許還有那些迫害過法輪功的人，他自己可能受到冤屈，他也要伸冤，就如王立軍，當年他參與制定了一個可以不下通知單、非法把一個人莫名其妙抓捕的法律，（以前抓捕一個人要給家屬下通知單）。第二年，王立軍就被失蹤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老婆就無路可找，不知他跑哪去了，也不知他是死是活，這就是惡法制定者和惡法的享用者。如果你不允許一個人把自己的冤屈和情況，用一個正當的渠道去反映出來的話；或者，如果你一反映，他就說你破壞秩序或給你扣一些帽子。中共把整個社會搞成一個非良性社會，中國社會今天就是這樣。」
據說為了鎮壓法輪功，中共不惜花費了大約四分之一的國庫資金。他說：「中國政府今天還願意花大量的錢去維穩，去截訪上訪的，要花很多納稅人的錢，甚至他的問題沒準是一個很小的問題，甚至他截訪要大於它很多的成本。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不允許你有一個自由的或有一個暢快的來伸冤的渠道，即便他有各級信訪部門，但是你一上訪，你就變成違法，被人截訪。北京常年有各地駐京辦在截各省去北京上訪的， 中央給命令的，誰來你別給我惹事，你把人拉走，所以北京常年是這樣，各省府所轄的信訪辦也有中共官員截訪本地訪民的，包括『四·二五』及後來的『七·二零』，他調動各方軍警，特警把來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非法扭送到其它地區，這就講信訪辦形同虛設，你不能去上訪。『七·二零』後你去就給逮起來，勞教、拘留甚至判刑，包括今天任何你去上訪的法輪功就判你罪了。」
李元華還表示，當年中共是對法輪功學員，今天他是對全民，（開始不是對所有的全民，）就是這樣一種運作，他完全就這樣相應的復刻。「政府就這麼運作。不允許去反映情況，然後你去就算擾亂社會安全等這個那個的。他花重金豢養一批打壓你的人。」
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用是非善惡去判斷事物
李元華期望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應該用是非善惡去判斷，不能用一個政府強加給你的或做了一個對與錯來衡量事情。也不能因為新聞聯播播一個事情就怎樣。「譬如說，他把你的錢坑到銀行裡，最後他不給你了，最後你要伸冤，他說你是違法了。真的違法嗎？他拆遷，他把你的錢沒給到位，你要伸冤，他強拆你的房子。這裡大家一定要有是非善惡，始終要有一個良知，有一個衡量標準，不能因為這件事情，政府說了，我們就認可他，如他不對，依然要有人去發聲，而且，大家要堅守良知，別人受迫害時，我不能幫忙，但我也不能站在邪的一方去支持邪惡，贊同那個邪惡去迫害老百姓，或者沉默。」
李元華還告誡現在的民眾，你不能等他迫害到你頭上來的時候，你再去喊冤屈，那你會看到很多人也在幸災樂禍，助紂為虐的時候，你才知道就晚了。「所以希望現在沒受到迫害，或者是說受迫害還不嚴重的時候，看到其他正義人士在受迫害時，你一定要分清善惡，要從善而行，而不能從惡。「
「四·二五」 透露出很多修煉者改善了的境界
李元華認為，四·二五」上訪表面上看是一個萬人的和平上訪，但其實裡邊透露出很多修煉者因為修煉大法以後改善了的境界，「譬如說大家一去的時候站便道，只占了一半；不能占機動車道、公交車道，不能自己去反映情況就影響社會。從早上到晚上可能很多人要吃東西，有法輪功學員就拿著塑膠袋問誰要扔東西就扔我塑膠袋裡，他這麼一走一過就提醒大家，甚至把地上原有的垃圾包括警察扔的菸頭都撿起來了。你在任何一個環境下，譬如說不是刻意去做的話，有這麼大一群人呆了一整天會有很多生活垃圾的。這就看到修煉人對自我有個要求，按大法師父教導在任何環境下做個好人。你想這麼一群好人被打壓。」
李元華說：「政府一開始是接受提出的三條合情合理的要求，因為法輪功學員的集體上訪也完全是合法的，憲法第41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對於當時被國際輿論讚譽為「中國上訪史上最理性、和平的上訪」的「四・二五」事件，被中共誣陷為所謂的『圍攻中南海』完全是為迫害找藉口，是江澤民的恐懼和妒嫉，悍然發動了對法輪功的打壓迫害。至今二十四年過去了，法輪功學員一直堅持和平理性的，沒有任何暴力或激烈言行。雖然在這過程中，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慘絕人寰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這過程中法輪功學員依然都是這樣幫助世人了解真相，去擺放自己的位置。」
「四·二五」開創了史無前例的民眾和平上訪的道德楷模的先河
反觀「四·二五」，真是開了一個先河，史無前例，為什麼？
李元華表示：「在中外古今都沒有這樣一個真的要反映問題的時候，（包括西方社會，只要人一太多，很容易有那種激烈的場面。）法輪功學員是靜靜的，沒有人去出聲，甚至是沒有影響附近居民生活，非常安靜。歷史上也有那種抗暴，譬如說，看見不好朝廷時，老百姓奮起抗議時都是以暴易暴，而法輪功學員一直秉承和平理性，所以沒有任何暴力的東西。其實就是講，只有有道德的人，不管自己受了多大冤屈，才能是用這樣一種很理性、很平和的方式把事實去講出來，這從道德來講，是一個楷模，開創了這麼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民眾和平上訪的道德楷模的先河。」
「四·二五」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 使得法輪功走向了世界舞台
李元華還表示「四·二五」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是使世界知道了法輪功，尤其是台灣與中國大陸比鄰，之前雖然有一些人修煉法輪功，但是更多的人還是不知道的。
他說：「當『四·二五』事件在台灣的媒體廣泛報導後，而且把基本事實說出來以後，大家一直在考慮的就是為什麼在中國這麼一個專制國家，有那麼一批道德素養這麼高、自律這麼強的，而且是不畏強權，能夠和平理性的走出去跟政府去講真相，去要求解決問題，而且當時是得到妥善解決的。大家知道中共是個專制極權國家，是不允許老百姓發聲的，而『四·二五』這個事件正好是法輪功學員通過自身走到政府部門——國家信訪辦，當時國務院總理指示相關官員與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有一個交談，把這個事情解決了，開創了一個在專制國家裡面從來沒有的能把這個問題解決的先河。」
他還說：「『四·二五』事件被廣泛報導之後，世界上也因為這個問題就在想法輪功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團體？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到底是一個什麼樣貌？世人開始關注法輪功，開始很多人通過這個事件被觸動到了，從而拿起《轉法輪》來看，由此走入大法修煉道路。這是非常多的。所以說『四·二五』使得法輪功走向了世界舞台，使得世人開始了解法輪功。」
修煉法輪功 健康身心開啟智慧
李元華十八歲在上大學時曾查出得了難以治癒的B肝，而且是傳染病。用了十幾年時間四處尋醫，中、西醫加氣功都試過了，不但沒有治好身體之苦，還慢慢加重了精神負擔，感到人生沒有希望。一九九四年五月與母親一起去聽師父為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募捐的帶功講法後，回家就有黃色的東西從腿裡出來。九五年之後他就明確去煉功點學法、煉功。不久身體的疾病也不翼而飛了。
李元華於一九八六年畢業留校做教師。他表示：「我對歷史一知半解，不能真正理解那些思想家，判斷不出他們所述字面的意思和精神內涵。修煉法輪大法以後，我的智慧被打開了，業務上出現了質的飛躍。我的思路非常清晰，能很清楚地判斷哪些思想家講的歷史是對的和錯的，因此我的業務很專業，講課很到位，學生非常信服，我還把做好人的思想容在我的教課中，連續三年被評為『學校優秀主講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