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2年11月16日】
尊敬的師父好!
同修們好!
在發言中我首先談一下我是如何開始參與向上層講真相工作的。2008年神韻藝術團計劃在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演出被邪惡破壞掉了。
我們決定先從議員做起。在莫斯科見議員原來並不是象我們想像的那麼複雜，當我們用正念主導自己時，國家杜馬(俄羅斯下議院)的大門出乎意料輕鬆地向我們敞開了。我們是以大紀元報社工作人員的身份出現的。雖然在此之前我並沒有在大紀元工作過，但我立刻明白了，以一個國際媒體工作人員的身份去講真相，大門很容易為你敞開。
同時我也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行為舉止一定要符合國際媒體工作人員的標準。我以大紀元社會聯絡部經理的身份，參加了各種社會活動，以便有機會傳播《九評共產黨》和大紀元《神韻特刊》。很快，大紀元報社編輯部讓我做記者工作。
在大紀元項目工作的體會
在大紀元項目的工作成了我的修煉環境，給了我很多次提高的機會。寫文章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心性考驗。因為我對這種工作非常陌生，同修們通過培訓教會了我。當我寫的文章終於可以在網站上和報紙上發表的時候，我又產生了對寫作的執著心。每天幾次打開大紀元網站，看有多少人瀏覽了我的文章。如果人數超過兩三百，我會很高興; 如果人數很少，我則會變得很鬱悶。
一次我在明慧網上看到一篇體會文章，同修講述了他是怎樣去掉對寫作的執著心的。讀過這篇體會，我感到很慚愧。我的思想還停留在常人的水平上，我怎麼能忘記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師父給的呢？我難道不是在證實自己嗎？當我通過學法正念得到加強時，能很快地就寫出一篇文章。而當我的狀態不好時，儘管費盡腦筋，還是一段話都寫不出來。
在項目裡工作要求所有參與者的良好配合。在大紀元項目的工作中，我遇到了很多次的心性考驗。這些心性關是因為我對項目協調人做事風格和管理方法不理解，心裡覺的不舒服。當時我和協調人之間的摩擦是那麼的嚴重，簡直讓我難以承受，曾經三次想離開這個項目。當時我的心情非常不安，憤憤不平，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
師父在《新加坡法會講法》裡說：“我想我所有的弟子，你們在今後的矛盾當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中，或者是在學法，在我們弟子中間，發生的任何矛盾，你們都應該去找自己。是不是我自己哪裡做的不對？人人都應該這樣去做，修你這顆心。你自己不在你的心上下功夫，你上外面去下功夫，去找別人的缺點，你怎麼能提高呢？別人都好了，你指出別人的缺點了，他修上去了，那你還是在這兒。所以我告訴大家，發生任何矛盾，心裡頭覺的不舒服的時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證原因就出在你這裡。”
我經常建議別人在修煉中向內找，可是我自己經常按照這個原則做了嗎？我悟到，如果心不穩，做不到忍，是修不出來“真”的。去掉自己對項目協調人的不滿情緒和指責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直到我自己也當上了協調人，我才完全認識到了當時自己不正的場給協調人帶來的壓力有多大，我非常懊悔。
向政要講真相的體會
我在對上層講真相的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講真相的效果越來越好。通過講真相，我感到人們對大紀元的信任和對《九評共產黨》的興趣。在我講真相的對像中有一些命運不平凡的很有意思的人。經過和同修們商量，在俄文大紀元網站開了一個名為《採訪》的專欄。
採訪工作使我學會了忍，就像《轉法輪》裡講的那樣。我以前在“忍”方面有很大問題，可現在為了約一個人採訪，我有時需要等幾個月的時間；有時為了找到想採訪的那個人或約他採訪時間，需要打50個電話。邪惡在各方面都干擾你，我準備採訪的人的秘書接電話後會說：他還沒來或他現在在開會等。有時候失去了耐性就放下了，但我堅持下來。過一個月再試，最後終於約成了。這是對我忍耐的獎勵。
邪惡什麼招兒都用，甚至讓我要採訪的人生病住院。這樣的事兒也發生在我採訪俄羅斯總統候選人時。本來他很快就接受了我的採訪要求，但是採訪兩個月後才做成。兩個月的時間裡他先是因氣管炎住進醫院，然後出差，參加大選等等。後來我終於採訪到他。我對他講了中共活摘器官和迫害法輪功的罪惡，他聽後對中共惡行表示非常憤慨。
我再談一下和俄羅斯一位著名的舞蹈家和編導的會面。採訪被安排在一個咖啡館裡，時間定為一個小時。我開始很緊張，腦子裡努力回憶師父在《二零零三年亞特蘭大法會講法》裡的一段話：“你們在講清真相的時候也應該這樣做。你們不要覺的他是一個高層的什麼人物，思想中多了一個障礙，好像你們來求他幫助來了。真實的情況是你是在救他，你在給他們選擇未來的機會，一定是這樣的，所以你們要把講真相視為救度世人為主要的。”
在會面前，我在網上收集了一些資訊，研究其它媒體是怎麼報導他的，我閱讀了所有其它媒體記者對他的採訪文章，我想達到專業媒體記者的要求。我準備好了採訪時要提的問題。我悟到，採訪的效果如何取決於講真相的好壞。我隨身帶好了一些真相資料。
交談中我得知他還為自己的舞蹈創作畫風景畫，於是我向他介紹了《真善忍畫展》。在這之後他掏出來一本自己的插圖作品集，並寫上了：“為了紀念相識送給烏裡揚娜”。
當我給他看神韻畫冊時，他眼光一亮，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當他在畫冊裡接受採訪的人物中看到有自己的熟人時，更是興奮得不得了。在那一刻，他似乎從一位70歲的老者變成了一個孩子。他甚至忘記了還沒吃飯。當他聽說神韻到俄羅斯巡演一事遇到了困難時，他表示要參與推動神韻藝術團來俄羅斯演出。
我們的談話持續了兩個小時。分手前，我又送給了他一本大紀元掛曆。他的助手瑪麗娜也取出一本掛曆，他在上面簽名題詞後送給了我。但題詞已經變成了：“最良好的祝願，送給親愛的烏裡揚娜”。從這幾個題詞中可以看出他在了解真相的過程中心態的變化。
在採訪結束後回家的路上，我對慈悲的含義有了更深的理解：慈悲只能是從大法中來。我邊走邊重複一句話：“師父在救人，我助師救人”。
抓緊時間 救度世人
一次“上海合作組織”在莫斯科召開了一個關於對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會議。我遞交了採訪申請並得到了批准。
以前我沒有參加過這樣的國際會議，對會議的程式不了解，只是知道會有來自中國的代表以及俄羅斯和其它幾個獨立國協國家的高級官員參加會議。這個會議在總統賓館舉行，參加會議的有不同國家各和俄羅斯各部門的領導們。會議參加者圍坐在一個巨大的圓桌邊，外來人沒有多少，但是安保人員卻有很多。我有些緊張。
我在給媒體預留的地方找到了一個空位。趁會議還在進行，我閉上眼睛不停地發正念並求師父加持我。當宣布會議中間休息後，人們都奔向小吃部。此時我的頭腦已經完全清醒了，思想念頭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完全轉到我來的使命上。
我決定從我旁邊的一位很像領導的人做起，原來他是國際關係研究所的一位部門領導。當我送給他《九評》時，他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還拿了一份大紀元報紙。這鼓勵了我，於是我就把《九評》一份份地拿出來送給站在我旁邊的人們。看到我在發書，其他人也湊過來索要。就這樣20本《九評》很快就發光了。接著我從包裡取出大紀元報紙，部分發給了那些留在大廳裡沒去喝咖啡的人們。
還剩下中文《九評》書。我走到一個亞洲面孔的人面前。他是蒙古國大使館的外交秘書。他說他不懂中文，問我有沒有俄文的。可是俄文的《九評》已經沒有了，對此我感到很遺憾。我繼續發中文《九評》，開始的幾本很順利就發出去了，但是發到一個中國翻譯時，他卻用俄語沖我大聲喊叫起來：你是誰? 在這裡干什麼? 誰放你進來的? 你知道這裡恰恰正在討論恐怖主義分子的事情嗎？
應該說，我的第一念是不正的，我腦子裡突然出現這樣的情景：安保人員當著所有我剛剛發給真相資料的人們的面把我帶出會場。我想：決不可以這樣，這會害很多人。不過那個中國人關於恐怖分子的說法惹得我發笑。我反問他：誰是恐怖分子？我是恐怖分子? 我接著對他說：“中共才是恐怖分子，請你把這本書拿去看一看，看一看你們共產黨的真實面目。”我說到這兒，他馬上就閉上了嘴，轉身離去了。
我發完了資料，也沒有喝咖啡的願望，於是決定離開。這時我看見在一個報刊桌上有一本不知是誰丟在那裡的俄文《九評》。當我伸手去拿這本書的時候，眼光正好和那位蒙古外交官的眼光相遇了，於是直接把書給了他。蒙古外交官高興地拿走了書。我在心裡說：謝謝師父讓有緣人有機會了解真相！
向內找是修煉的鑰匙
除了參與大紀元項目，最近三年我還負責主持協調人會議。如果說大紀元的工作要求我要有“大忍”，那麼協調人的工作則要求我要有“大善”。同修們不止一次地對我說我的性格很沖。我原來認為，這麼說我的人自己不願做協調工作，他們自己的修煉有問題。
我第一次嚴肅的思考這個問題是在三年前，當時我在組建向政要講真相的小組。從那時起，我修煉上的很多缺點就暴露出來了。比如對權威的執著、不善於傾聽別人、顯示心、不能忍受不同意見等等。有一次在協調人會議上，我對一位同修在和議員們講真相時的在我看來是輕率的表現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因此這位學員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她簡直怕死我了。
她的話對我影響很大，這就像一個錘子砸在我腦袋上。連續幾天我都在思考我的修煉：一個按照真善忍修煉的煉功人怎麼可以讓其他同修心生恐懼？從那時起，遇事我總是向內找，看看是不是我哪裡又違背了真善忍原則。
2011年紐約法會的時候，我負責協調從俄羅斯參加法會的一大組學員。大家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遊行被取消了，法會能不能開成當時還是個問號。俄羅斯學員問了許多我無法回答的問題。我又沒有過好這個關，心性沒守住。於是同修們指責說：和我溝通太難，這樣做協調人根本不行等等。這些話鑽進了我的心，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感到很委屈：你們對我也應該慈悲啊！你們也沒有善心啊!
當時我身上帶著師父的《在新加坡法會講法》，我讀到了這段一段話，讓我看到了自己的問題：“我們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是在向外看，你為甚麼這樣對我？心裡頭有一種不公的感覺，不去想自己，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個最大的、致命的障礙。過去一些人講修煉不上來，怎麼能修煉上來呢？因為這是一個最大的障礙，誰都不願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覺的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還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裡做的不對，真的很難做到的。”
我在從法會回家的路上心情很沉重，還發起高燒來。到家後我繼續消業，咳嗽的很厲害。一位同修善心地對我說：咳嗽有時是因為對別人不善，或者議論別人。這時我仿佛看到了我手上拿著鞭子驅趕同修，因此給他們造成很大痛苦。我很難過，當這個鞭子反過來抽打我的時候我真的很痛苦。很可能他們抽我比我抽他們要輕的多，但這已足以讓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謝謝慈悲的師父幫助我提高，幫助我去掉了這個嚴重的執著心。
從那以後一年多過去了，在我修煉的道路上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我悟到，修出的善越多，你的心就變得越寬廣，就會充滿大法的力量，你就會產生慈悲。這種感覺真美好，就像師父把你托在手上，然後從你身上發出偉大的慈悲。當我努力講真相時就會有這種感受。當你眼看著人心轉變時，看著他懷疑和不想聽你講真相的眼神消失時，這是最大的幸福。正法的進程已經走到最表面，我們需要抓緊再抓緊，否則將為那些沒有得救的生命感到深深的痛悔。
上述發言如有不足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
謝謝師尊！謝謝大家！
（2012年布魯塞爾歐洲法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