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7年02月02日】
第六章 天將傾孤木難撐
重慶會談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立即開始受降準備工作。十一日，蔣委員長致電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令他率部“就原地駐防待命”，被朱拒絕。中共要搶先受降，接管日軍占領區及人員、裝備。當時國軍主力分布在西南。而共軍在敵後的華北和東部沿海省份，占地利優勢。
歷史學家辛灝年發現，共軍真正的對日軍事行動始於日本投降之後：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對日本占領軍“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擴大中共的解放區”。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又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
毛澤東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軍隊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占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強行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他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寧次“只能向中共軍隊投降”。八月十二日，中共軍隊在華北用運動仗包圍3萬不願意向他們投降的日軍，打了一場從未有過的“抗日大戰”。[辛灝年講演錄《誰是新中國》（下篇之五）]
美、蘇出於各自的戰略考量，卻都希望中國避免內戰。蔣介石審時度勢，決定邀請毛澤東談判，先禮後兵。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蔣介石3次致電，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大計”。毛推諉再三，不想出席。史達林希望蔣介石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他致電毛澤東，嚴厲要求他“立即到重慶同蔣會談”，“你的安全由美、蘇兩家負責”。
面對史達林的指令，毛極不悅，卻別無選擇。八月二十五日，他指示劉伯承、鄧小平，要他們回到山西以後，放手攻打當地國軍，“不要擔心我在重慶的安全。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越好”。
二十八日，毛由美國大使赫爾利陪同飛抵重慶，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目前最為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感謝。”一幅“和平使者”派頭。
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中重申建國方針：“抗戰結束之後，民主憲政不容再緩。國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還政於民。”“我們要完成國家的統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國軍隊國家化。”（《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一九四五）
為時四十一天的“重慶和談”，於十月十日結束，雙方簽訂《雙十協定》。其中寫道：“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蔣主席所倡導之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會談期間，毛澤東竭力向蔣介石表達誠意，多次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離開重慶前，毛澤東發表演說：“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新華日報》，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一九五六年，蔣介石回顧當時的情形：“毛澤東口頭上說他不作‘其他打算’，但事實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麼呢？此後的事實就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協議及其一切諾言都徹底破壞無遺了。”（《蘇俄在中國》）
會談期間，劉伯承、鄧小平部果然在山西發動上黨戰役，阻止國軍閻錫山部對日軍受降，重創國軍。
蔣介石說：“這四十一天的商談，吸引了全國的視線，掩蔽了匪軍的實際行動。匪軍的實際行動是怎樣呢？據重慶新華日報十月十七日發表，從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軍占據城市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據點，妨害華北和華中的交通要道；並威脅山海關到杭州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陟的黃河沿岸，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蘇俄在中國》）
重慶談判為中共軍事勝利打下基礎，也使毛澤東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蔣介石。他發現蔣介石是真心希望和平的。他對胡喬木說蔣“搞獨裁無膽，搞民主無量”，還說：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一樣可以吹掉的”。“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十八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蔣介石深知中共不會甘心。《雙十協定》簽訂第二天，他在日記嘆“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也”。但他依然給中共留下改邪歸正的機會。
中共為奪權，也大肆鼓吹民主。美國出於自己的國際戰略，也極力鼓吹國共合作，實現輪流執政。為阻擋國軍北上接受東北，中共在華北扒鐵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報告說：“中共的主要武器是嚴重破壞華北的鐵路線；在重慶談判之後的後續談判裡，中共許諾假如國軍停止進兵的話，共軍則停止進攻鐵路交通；然而國民政府拒絕這項建議，因為他們認為進兵受降是國民政府的權利，故衝突不斷且持續擴大。因此大使館認為情況幾乎是無望的。”
美國親共人士也大造輿論，褒揚中共，詆毀政府。杜魯門、馬歇爾之輩竟相信“蔣介石侵吞美援”之謊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蔣評價馬歇爾：“彼對我國內情形及‘中共’陰謀並無了解，終將誤大事也。”又云：“要知客卿對他國政治之隔閡，若本身無定見，不僅誤事，且足以召亡國之禍也。”
宋美齡多年後談到當年的情況時說：“羅斯福總統就是極受其所接近的幕僚以及外交人員欺矇之害，他甚至告訴我，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土地改革者’而已。”“在與中共或是俄共打交道時，不管是周恩來抑或是史達林，美國這些政治家就如同森林中的小娃娃一般。”“周恩來扮演的角色誠可謂極具戲劇效果，他極擅於在最恰當的時機，利用失聲痛哭來吸引觀眾。他亦即以此種高水準的演技，博得馬歇爾將軍的同情；馬歇爾將軍甚至曾經告訴過我：‘除非受到極端的委屈，任何男子漢是不會輕易流淚的。’”（宋美齡，《閱讀魏德邁將軍〈論戰爭與和平〉》，一九八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