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7年03月16日】
第七章 護文明滄海方舟
一．新生活運動
孫中山和蔣介石的思想，紮根於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沃土中。近代中國之所以不行了，恰恰是因為國人偏離甚至拋棄了自己的傳家寶。中國要富強，有尊嚴，必須回過頭去尋找這些寶藏。蔣介石認為，要救國必須端正人心，提高國民素質。他要用神傳的祖宗傳統、古人的智慧，開啟國民的良知。
“禮義廉恥”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提出，要醫治現在中國人的毛病，“我們除了用這一個藥方‘禮義廉恥’，別的方子一定是藥不對症的。”（《人格與革命》，一九三二）蔣公給這個藥方起了一個響亮的名字，“新生活運動”。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綱要》。“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發現於行為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故先後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窮者則卑污混亂。” “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則，本極高尚；時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狀態，而不免流為非人的生活者，厥為‘禮義廉恥’不張之故。”(《新生活運動綱要》)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真實的描繪出當時中國的社會風氣。
“至於社會風氣，五千年來尤為我國先聖先賢所終身倡導和致力不倦的大業。他們知道社會風氣的轉移，足以影響國家的治亂與民族的存亡。”“所以歷史上雖治亂相乘，興亡遞見；然而社會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勞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存於世界，此實為其基本原因。但最近百年來中國在不平等條約壓迫之下，社會風氣日趨於敗壞。我們分別檢討社會上的習尚，立即可以看見一般國民無秩序的惡習，則表現其放蕩浪漫的現象；無條理的頹風，則表現其雜亂糊塗的現象。人人不篤實，事事不敏捷。處處皆見其輕浮虛偽，與疲玩怠惰的心理。因循苟且，徘徊瞻顧，喪失信念，不下決心。損人利己，重私輕公，不知社會國家為何物。禮義掃地，廉恥蕩然。民族道德之墮落，可以說莫此為甚!”
“國民的日常生活，陷溺於頹風惡習之中。於是各人以其私利定是非，以其私慾定善惡。合於私利者為是，合於私慾者為善。於是刁玩者得勢於鄉裡，狡獪者橫行於都市，以公共的安全與他人的幸福，供自己欲利的犧牲。學說政論，更從而加以文飾，或進而予以利用。文飾者以利慾為個人的自覺而頌揚之，利用者借利慾為社會的鬥爭而煽動之。效法聖哲，崇拜英雄，尚友古人的風氣，不獨趨於消，亦且受人鄙棄。更相率以歌頌外國的人物，敝屣祖國的歷史。共信淪亡，自信亦失其重心。民族因此成為一盤散沙。國家由是陷於分崩離析。殊不知民族國家瀕於危亡，則個人的生存即無所寄託。”
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就是提倡‘禮義廉恥’的規律生活。以‘禮義廉恥’之素行，習之於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我中華民族本為‘重禮義’、‘明廉恥’之民族，而‘禮義廉恥’之於今日之建國，則尤為迫切而不可須臾緩也。”(《新生活運動綱要》)
國運悲慘
“中國五千年來，重勤勞，尚儉樸，布衣蔬食，女織男耕的風氣，在煙賭娼妓盜匪的租界流風之下，乃洗掃淨盡。”（《中國之命運》）
“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系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乃至鄰裡相恤，疾病相助，實為社會生活不變的常理。百年來，租界流風之所至，一般人士對於這些常理，不但忽略，亦且鄙棄。於是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尊卑長幼之間，鄰裡鄉黨之際，不復有相親相愛之心，更失其互助合群之誼。遇事惟物質的利益是圖，隨處無道德的標準自律。義之所在則推諉，利之所在則交征。上下相蒙，左右相欺。老弱無所顧恤，貧病無所濟。視骨肉如路人，視同胞如敵寇。甚至於認賊作父，靦顏事仇，逆倫反常，而不自知其非。舉中華崇禮尚義之邦，使化為寡廉鮮恥之域。不平等條約的影響中毒之深，一至於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國民道德日就於衰敗，且更影響於國民的體格，使其日就於萎弱。”（《中國之命運》）
中國人背離了自己的文化，瞧不起自己的輝煌文化，在外來意識形態中找出路，而不知其內涵，造成了後來的共產黨紅朝上台，民族面臨最大危機。“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拒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極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忠實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遺產。”（《中國之命運》）
改造國人惡習
蔣介石提出，“我們要改革社會，要復興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簡單的講，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國民具備國民知識。”（《新生活綱要》）
“一切的學術技能都還是教育次要的東西，最根本要緊的事情，就是要教做人的道理，養成學生完美的德性和人格，使他成功一個明禮義知廉恥的人！具體的講，就是首先要從他們的衣食住行教起，使他們都能過整齊、清潔、簡單、朴索的新生活。如果這個根本的東西忘了，單是教些物理化學英文算學等知識技能，那麼，不管你教得怎樣好，也沒有用！因為知識技能，禽獸也有的，禽獸也可以教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禮義，知廉恥。”(《《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當時的歌曲有：《國民道德》、《有禮貌》、《扶老助弱》、《勇於認過》、《敬尊長》、《明是非辯曲直》、《愛弟妹》、《意志要堅定》、《見義勇為》等等。用喜聞樂見的形式，從細節入手，移風易俗，教化民眾。
一九三六年，新生活運動二周年，蔣公說：“我們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乃是昨死今生的運動，亦即一種起死回生的運動。”(〈新生活運動二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八年，新生活運動四周年紀念日，南京大屠殺剛剛過去兩個月。蔣介石悲憤地說“現在我們民族復興的事業，剛做到了中途，敵寇用兇橫無比的暴力侵入進來。”他要求全國同胞“要不屈不撓，不受威脅，寧死不作順民，寧死不服從偽組織，不與敵人通買賣，相往來。所謂匹夫不可奪志。”（《新生活運動四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一九三八）
新生活運動要改造國人百年來的惡習，難度極大，受到各種無知嘲笑和惡意指責。但是有日本人看出其中端倪。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中將曾認為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壓民眾，官民對立；若外國入侵，民眾不會支持政府。”盧溝橋事變後，他卻反對擴大戰事，說“中國自實行新生活運動以來，全國軍民的振奮精神已不可低估。”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戰前曾說：“中國有三件不可輕視的大事，就是整理軍備、整理財政和新生活運動。”（李功勤，《百年大業－－中華民國發展史》）
如果北伐和清黨是治療中國肌體與內臟的疾病，新生活運動則是精神層面的救贖。
蔣介石生活清淡，非常規律，很有節制，突現出他作為領袖的誠意，反映其內在的精神底蘊。他平素完全不吸菸，而且滴酒不沾，餐桌上總是以白開水代酒。
不幸的是，新生活運動因為當時的戰亂被打斷了，抗日戰爭以後接著共產黨的毀國篡權搗亂，沒有給蔣介石足夠時間來完成國民的道德復興。
二．黃金十年
蔣公治下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被歷史學家稱為民國建設的“黃金十年”。十年間，中國雖然仍無法實現統一，建設資金缺乏，資本逃入租界，這都是建設的巨大障礙。但蔣公在險惡環境下竭盡所能，重建經濟，實現建設。
共產主義破壞
蔣公指出，黃金十年受制於國家不能統一，“使國民政府無法完成這個使命。就事實的方面來說：國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國家統一的障礙。”
蔣公看到，當時經濟學界受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把持，共產主義造成資本逃入租界，自由主義反對國家集中使用資源，使得國家建設無法著手。“十年之間，在事實上，則因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與反革命勢力的妨礙，使經濟建設不能如期的推進，而在理論上，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潮平分了當時經濟學界。共產主義者，致力於其所謂‘土地革命’與‘農民革命’，軍行所至，赤地千裡，以破壞我國和平的農村。他們對於民族的工業，毫無愛護的心理，惟以憎恨與鬥爭之說，灌輸於社會和青年之中，以阻礙生產的進步。於是資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其影響更大而更深。自由主義者則忽視中國久處於不平等條約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經濟自第一次大戰以後，已從自由競爭進於獨占集中的趨勢。他們仍本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學說，以應用於面對歐美第二次工業革命潮流的中國，而自詡以為新穎。故民生主義與實業計劃的精神，遂以暗然不彰。國民政府在這個時期，亦坦白承認其所有建設的計劃並未能舉預期的成效。亦可以說建設的革命工作並未著手，而且亦無從著手。”
大幅進步
“日寇武裝侵我的行動，隨時可至。我們中國再沒有從容建設的可能，更沒有實現主義完成革命的機會。於是國民政府不得不以社會交通經濟等各種建設工作的方式，來掩護他軍事抵抗侵略的準備。故在此十年之中，國民政府在忍氣吞聲，戰慄危懼，朝不保夕的險惡環境之下，猶能促進國民經濟，使消費品進口逐漸減低，而機械工具進口逐漸增加，足以考見國內農工礦業進步的事實。
而最顯著的成績，尤在交通與財政政策。以交通而論，由清末至民國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間，共築鐵路八千三百公裡，而民國十七年後十年之內，增築鐵路至七千三百公裡，尤其是公路建築竟達十萬公裡以上。電訊的建設亦有成績，而以全國電話網的敷布，在三萬三千公裡以上，最為顯著。以財政而論，則裁釐金，平稅率，修改海關稅則，整理內外公債。於貨幣，則廢兩改元，尤以統一幣制，實行法幣政策，奠定了國家統一與獨立的基礎。” (《中國之命運》第四章 由北伐到抗戰)
這時期中國電力業年平均增長百分之九點四；煤礦業為百分之七；水泥業為百分之九點六。（周澹寧《中國近代經濟史新論》，一九九一）
一九五一年，前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美國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在國會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的建制。”(《中國現代史辭典》，一九八七 )
兩度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的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記載這段歷史：“戰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華民族的內部建設搞得最好、國家最有希望的時期”，“戰爭爆發前的十一年間，他（蔣公）使南京政府變成了中國穩定的國民政府，成為中國內部進行重新建設的基礎和中心。”“日本試圖‘打倒蔣介石政府’就是在試圖破壞第一個強大的、團結的、現代化的、能夠力挽狂瀾的中國政府。”（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中國的新生得到進一步鞏固，經濟得以迅速地重建，民族自衛的準備在緊張地進行，具體講來也有以下事例：市制的改革，國家銀行的建成，中國財政的鞏固，銀元在向政府手裡集中並運往國外作為中國的儲備金；全國巨大的網狀公路建設的飛速發展，把南京和西北、西南聯接起來（一九二一年一一八五公裡，一九二七年三萬公裡，一九三六年九萬六千三百四十五公裡。）；四條新的鐵路幹線和四條支線的修建，最重要的是廣東－－漢口鐵路的竣工，工作完全是在夜間進行的”；“農村的生產與建設恢復計劃，特別是在江西；農業合作化的迅速發展；強制實行保甲制度”，“看來，中國好像終於走上了進步的道路，新的自信心誕生了。應該注意到，正是這種民族精神使得以上各種進步變得可能，也正是這種精神使得中國人民決心與日寇決一雌雄，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同上）
林語堂景仰蔣介石：“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吸菸，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演講幾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同上）
“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形勢的。”（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