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8年11月27日】
《貞觀政要》的第二段，論述的是「何為明君」。其核心講的是「兼聽則明」的道理。通俗的說，就是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再做決斷，不要偏聽偏信。這段話讓人想到了孔子教導的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含義就是過猶不及，也就是不能走極端，反中庸是小人之道，會走向極端，走向末路和絕境。這個中庸，其實就是道家陰陽平衡之理在人中的體現，被孔子視為人德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最難做到和最容易迷失的。因此人很容易走極端，失去智慧，無法明斷。
日本漢學家安岡正篤研究宋朝歷史，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朝「文」太過，「武」不足，偏聽文人的政見，導致政壇上文人的理論空談太過，偏離了務實的軌道，學派黨派爭論不休，仁宗時看似平和繁榮，實則已經走向末路。
他說的現象其實就是因寬仁（柔）過度，正義（剛）不足，姑息養奸導致的，剛柔不能相濟，使得國家走向屈辱的末路。與唐朝太宗文治武功並駕齊驅、剛柔平衡剛好相反。
何為明君
我們先來看看《貞觀政要》的第二段，以下是原文：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這段話很通俗，大意是說，貞觀二年，唐太宗問大臣魏徵說：「什麼叫做明君昏君？」魏徵回答：「君主之所以聖明，是因為能夠兼聽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見；之所以會昏暗不明，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說：『古人有言，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徵詢意見。』古昔唐堯、虞舜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廣開視聽，了解四面八方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聖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恩澤四方，所以像共工、鯀這樣的巧言令色或者有才無德的壞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語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卻深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到天下大亂、百姓背叛，他還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馬攻掠城邑時，他也是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只有通過多方面聽取和採納臣下的建議，才能使顯貴大臣不能蒙上蔽下，一手遮天，那麼下情就一定能上達朝廷，為人君所知。」太宗對這番話十分讚賞。
魏徵的論述十分清楚，讓太宗做到兼聽，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並舉出歷史上的聖明帝王堯舜二帝的正面範例以及秦朝、隋朝等反面例子來論證。這就是古人讀歷史的主要作用。可以得出各種人生教訓，而作為帝王，讀史得出的治國教訓和經驗，則更加重要。它關係到整個國家和百姓的命運。
魏徵的話雖然目的是要讓太宗了解民情國情，不被奸臣所害，但也符合了中庸之理。為君之道講德，這個德首先在第一段肯定太宗要仁愛百姓的道理，事事想到以百姓為先。作為帝王，守護好照顧好自己的子民，這是第一個要責，也是帝王講德的出發點。但是第二段則告訴太宗不僅要仁愛，還要聖明，合在一起，就是仁義的善用，仁中必須有正義相隨，才能剛柔相濟。
仁義之道出自《周易》
在《群書治要》收錄的《周易》裡，有這樣一句話：「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可見孔子一生講仁義，講的就是伏羲聖皇傳下來被周文王以周易的形式展現的陰陽平衡，剛柔相濟的道理，體現在人中的道理。老子說的「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更加明白了。人學的就是大地剛柔相濟的道理，而地學的，正是陰陽平衡的天道。這就是說孔子的中庸從仁德出發，但是仁中必有義相隨，才不會走向極端。偏聽偏信自然失衡。
仁，主要體現柔和寬大的一面，而義，則偏重剛正威武，不講情面的威嚴。所以，孔子那部《論語》開卷的「學而第一」就告誡後世儒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也就是說講信用雖然是仁德的體現，但必須合乎義理，才能去履行承諾。這些道理在《論語》第一篇就寫得清清楚楚。可惜宋代不少學者，漸漸偏離孔子教導，流於各種理論的空談，類似今天的教育，各種學說和名詞不斷出現，重學術研究，忘記了務實的精神，也就是忘記了用仁義之理對照自己的行為，修正自己的言行了。那時的文人，由於喜歡爭論不休，形成各種學派，反映在政壇上，就是黨派的形成和爭執。已經失去了唐太宗時儒生包容的大氣和剛正的大義。後世的儒生也因此漸漸偏離和迷失堯舜以來聖王留下的治國要道。德的含義也就開始走向極端了。
宋朝因此一味地重文輕武，一味脫離義來講仁，導致陽剛不足，對周邊外族的侵犯屢屢姑息，真的是姑息養奸，消極被動，飽受屈辱，教訓深刻。但是一味仰仗陽剛，宣武過度，則會變成暴政。同樣不可。所以孔子講涵養，君子要懂得分寸，不可過度，懂得忍的重要。
《中庸》記錄孔子原話 講過猶不及
孔子在《中庸》裡講過這樣的話：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甚麼意思呢？就是說，「中庸它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很少能守住它運用它，這樣的情況實在是太久了！」這句話道明了孔子領悟的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中庸。但是孔子的這些領悟來自《易經》的研究。「韋編三絕」這個成語，講的就是孔子對《易經》的研讀，到了翻斷竹簡好多次的地步，年老了還在感嘆如果能活得長久一些，應該領悟到更深的內涵。
孔子一生只是負責講述和傳承先古聖王的德行教化，自己從不著書，對祖先非常恭敬謙虛，從不敢將整理好的《易經》、《詩經》、《尚書》、《春秋》等經書視為自己的東西，認為自己領悟的還不夠多，也就是教導後世弟子，學問從三皇五帝經由夏商周得來的，切莫自立派別，標新立異，走向末路。後世一些儒生出現的教條迂腐的現象正是偏離孔子教導的後果。這些不好的現象被中共利用來歪曲和攻擊傳統的教育。大家都不看原著，不知經典的真相。千萬莫把後世部分走向極端的不好的行為和思想扣到孔子的頭上，歪曲我們的祖先。
《中庸》裡頭還有一句孔子的話，對過猶不及的道理講得非常明白：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這句話的大意是說：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聰明的人自以為是，做事過了頭；愚蠢的人又能力不足，事事做不到位。中庸之道不能宣揚的原因，我知道了：賢能的人做得太過分：不肖的人又根本做不到。」就是說，大家都走極端，達不到聖明的地步。要不太過分，要不做得不足。
大家以為《中庸》是子思所寫，其實大部分記錄的都是孔子的話，乃孔子所傳。懂得運用這個道理，就能處世不敗，連管家，都會十分明智，孩子也就不會因溺愛過度而變成不肖子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