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貞觀政要》筆談(十二)

劉如


【正見網2018年11月27日】

《貞觀政要》的第二段,論述的是「何為明君」。其核心講的是「兼聽則明」的道理。通俗的說,就是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再做決斷,不要偏聽偏信。這段話讓人想到了孔子教導的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含義就是過猶不及,也就是不能走極端,反中庸是小人之道,會走向極端,走向末路和絕境。這個中庸,其實就是道家陰陽平衡之理在人中的體現,被孔子視為人德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最難做到和最容易迷失的。因此人很容易走極端,失去智慧,無法明斷。

日本漢學家安岡正篤研究宋朝歷史,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朝「文」太過,「武」不足,偏聽文人的政見,導致政壇上文人的理論空談太過,偏離了務實的軌道,學派黨派爭論不休,仁宗時看似平和繁榮,實則已經走向末路。

他說的現象其實就是因寬仁(柔)過度,正義(剛)不足,姑息養奸導致的,剛柔不能相濟,使得國家走向屈辱的末路。與唐朝太宗文治武功並駕齊驅、剛柔平衡剛好相反。

何為明君

我們先來看看《貞觀政要》的第二段,以下是原文: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這段話很通俗,大意是說,貞觀二年,唐太宗問大臣魏徵說:「什麼叫做明君昏君?」魏徵回答:「君主之所以聖明,是因為能夠兼聽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見;之所以會昏暗不明,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說:『古人有言,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徵詢意見。』古昔唐堯、虞舜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廣開視聽,了解四面八方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聖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恩澤四方,所以像共工、鯀這樣的巧言令色或者有才無德的壞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語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卻深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到天下大亂、百姓背叛,他還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馬攻掠城邑時,他也是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只有通過多方面聽取和採納臣下的建議,才能使顯貴大臣不能蒙上蔽下,一手遮天,那麼下情就一定能上達朝廷,為人君所知。」太宗對這番話十分讚賞。

魏徵的論述十分清楚,讓太宗做到兼聽,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並舉出歷史上的聖明帝王堯舜二帝的正面範例以及秦朝、隋朝等反面例子來論證。這就是古人讀歷史的主要作用。可以得出各種人生教訓,而作為帝王,讀史得出的治國教訓和經驗,則更加重要。它關係到整個國家和百姓的命運。

魏徵的話雖然目的是要讓太宗了解民情國情,不被奸臣所害,但也符合了中庸之理。為君之道講德,這個德首先在第一段肯定太宗要仁愛百姓的道理,事事想到以百姓為先。作為帝王,守護好照顧好自己的子民,這是第一個要責,也是帝王講德的出發點。但是第二段則告訴太宗不僅要仁愛,還要聖明,合在一起,就是仁義的善用,仁中必須有正義相隨,才能剛柔相濟。

仁義之道出自《周易》

在《群書治要》收錄的《周易》里,有這樣一句話:「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可見孔子一生講仁義,講的就是伏羲聖皇傳下來被周文王以周易的形式展現的陰陽平衡,剛柔相濟的道理,體現在人中的道理。老子說的「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更加明白了。人學的就是大地剛柔相濟的道理,而地學的,正是陰陽平衡的天道。這就是說孔子的中庸從仁德出發,但是仁中必有義相隨,才不會走向極端。偏聽偏信自然失衡。

仁,主要體現柔和寬大的一面,而義,則偏重剛正威武,不講情面的威嚴。所以,孔子那部《論語》開卷的「學而第一」就告誡後世儒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也就是說講信用雖然是仁德的體現,但必須合乎義理,才能去履行承諾。這些道理在《論語》第一篇就寫得清清楚楚。可惜宋代不少學者,漸漸偏離孔子教導,流於各種理論的空談,類似今天的教育,各種學說和名詞不斷出現,重學術研究,忘記了務實的精神,也就是忘記了用仁義之理對照自己的行為,修正自己的言行了。那時的文人,由於喜歡爭論不休,形成各種學派,反映在政壇上,就是黨派的形成和爭執。已經失去了唐太宗時儒生包容的大氣和剛正的大義。後世的儒生也因此漸漸偏離和迷失堯舜以來聖王留下的治國要道。德的含義也就開始走向極端了。

宋朝因此一味地重文輕武,一味脫離義來講仁,導致陽剛不足,對周邊外族的侵犯屢屢姑息,真的是姑息養奸,消極被動,飽受屈辱,教訓深刻。但是一味仰仗陽剛,宣武過度,則會變成暴政。同樣不可。所以孔子講涵養,君子要懂得分寸,不可過度,懂得忍的重要。

《中庸》記錄孔子原話  講過猶不及

孔子在《中庸》里講過這樣的話: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中庸它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很少能守住它運用它,這樣的情況實在是太久了!」這句話道明了孔子領悟的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中庸。但是孔子的這些領悟來自《易經》的研究。「韋編三絕」這個成語,講的就是孔子對《易經》的研讀,到了翻斷竹簡好多次的地步,年老了還在感嘆如果能活得長久一些,應該領悟到更深的內涵。

孔子一生只是負責講述和傳承先古聖王的德行教化,自己從不著書,對祖先非常恭敬謙虛,從不敢將整理好的《易經》、《詩經》、《尚書》、《春秋》等經書視為自己的東西,認為自己領悟的還不夠多,也就是教導後世弟子,學問從三皇五帝經由夏商周得來的,切莫自立派別,標新立異,走向末路。後世一些儒生出現的教條迂腐的現象正是偏離孔子教導的後果。這些不好的現象被中共利用來歪曲和攻擊傳統的教育。大家都不看原著,不知經典的真相。千萬莫把後世部分走向極端的不好的行為和思想扣到孔子的頭上,歪曲我們的祖先。

《中庸》裡頭還有一句孔子的話,對過猶不及的道理講得非常明白: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這句話的大意是說: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聰明的人自以為是,做事過了頭;愚蠢的人又能力不足,事事做不到位。中庸之道不能宣揚的原因,我知道了:賢能的人做得太過分:不肖的人又根本做不到。」就是說,大家都走極端,達不到聖明的地步。要不太過分,要不做得不足。

大家以為《中庸》是子思所寫,其實大部分記錄的都是孔子的話,乃孔子所傳。懂得運用這個道理,就能處世不敗,連管家,都會十分明智,孩子也就不會因溺愛過度而變成不肖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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