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貞觀政要》筆談(二十一)

劉如


【正見網2019年02月01日】

古代帝王制定和遵守禮儀,定下規制,目的是維護人倫道義,善化民風,這是帝王重大的政務之一,也就是說,他們身為君父,有責任以身作則,維護做人的正道,定下禮制,教化百姓。因此我們看到,《論禮樂》這一章,重點不在記錄禮儀制度本身的具體內容,而在詳盡地記錄唐太宗君臣為何要這樣規定禮儀的整個論述過程,把對禮的認識,辨析的十分透徹。我們先看一國之父的唐太宗對禮是如何認識,如何歸正的。

據經典 通情理 杜絕極端

《論禮樂》是從唐太宗論避帝王名諱之禮開始的,這段話,不僅表明太宗明白自己有歸正禮儀的責任,還要以身作則,遵循宗旨,依據聖賢經典,不可因自己是帝王,就可以肆意妄為,妄自尊大,隨意定禮,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太宗事據情理,絕不流於迂腐教條的英明見識。讓人心服。

原文: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准《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於幽。'惟近代諸帝,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該段大意: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對侍臣說:「根據《周禮》,帝王的名字,終究須要避諱,以表尊敬。可即使是那時候的先古帝王,生前並不避諱這些,因此雖然周文王名叫昌,周朝的《周詩》中並未避諱昌這個字,寫了'攻克姬昌之後'這樣的詩句。春秋時,魯莊公名叫同,莊公十六年《春秋經》上有這樣的字句:'齊侯、宋公在幽地結為同盟。'(意思是這句話的同盟二字,就有同這個字。也沒有因魯莊公叫同,就避諱同,進行迂腐的更換。)只是到了後來,近代的帝王們曲解經典,妄自尊大而為,這才製造出許多有違情理、非常極端的諸多禁忌制度,他們特令,生前就要對帝王的名字進行避諱。我認為這樣做道理不通,是不應該被允許的,理應進行改變。」於是下詔說:「按照《禮》經,人名是兩個字的,只要不是兩個字連著出現,就不要諱。孔子是通達事理的聖人,以前不是沒有指出過這種事。近世以來,世人曲解孔子的教導,變得教條極端,妄加禁忌,兩個字都要避開,生出很多的避諱,肆意而為,全然違背了《禮》經的教導。現在應該遵循經典,務必簡約,效仿先哲,還原和歸正禮的本義,以之規範後世。往後官員的稱謂、姓名,公私的文章書籍,只要我的名字'世'和'民'兩個字不連用在一起,就沒有必要避諱。」

太宗正禮 還原本質

從這段話,我們清楚地看到,太宗論禮,定禮,首先從自己做起,絕不會因身為帝王一味地肆意妄為,妄自尊大。他要歸正禮的原本意義,還原經書和孔子教導的真實含義。以此為天下做出表率,教導百姓,並流傳給後世,成為後人明禮的正確依據。

也就是說,他身為帝王,完全懂得尊禮,定禮,先正自己,是帝王的義務和責任,禮是否明晰,是否正確,不僅關係到本朝的風氣,還關係到後世的民風,他如果理解不對,那麼制定的禮儀制度,必然有害於整個社會,還影響到後人,造成後世的迂腐教條,甚至違背經書,不合道義,這樣一來,禮就會失去原本的作用,變成不通情理的維護帝王個人地位和臉面的虛禮了。如此一來,上行下效,就會丟失禮原本維護人倫道德的本義。

因此,他登位不久,就開始歸正尊卑禮數上的曲解帶來的問題,發現了近代帝王曲解經書、曲解孔子教導的錯誤做法。在太宗看來,帝王固然尊貴,百姓大臣理應符合上下各自的名分,給以上位者應有的尊敬,因此,根據仁義之道的人倫道德,對尊長是要有禮的,那麼對帝王就更是如此,但不可因此私心作怪,不合理地一味維護帝王情面,妄自尊大,曲解了禮經原意,避名諱到了極端的地步,以至於生活工作,寫文章都會變得極不方便。太宗看到了這個認識上的錯誤帶來的危害。

其實任何時代,都會有部分人出現走極端的現象,也會出現讀死書的人,教條迂腐。 (這部分不良現象,被中共陰險地誇大,利用來歪曲古代的歷史文化)但也始終會有人注意到,進行不斷歸正。一些少數迂腐文人的認識不能代表整體主流,不能因此宣揚這些短暫的現象,看不到整個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找不到自己民族的自尊。禮,其實維護的就是仁義本身,不是個人私情。

慎終追遠 歸正有道 何其英明

我們還從這段話,看到一點,只要有先祖的經典在,不管後世文人,帝王,出現過多少次偏離和錯誤,都能再次被人察覺,就像太宗一樣,讀經典,找依據,就能有獨立的思考,從原典出發,從聖人孔子的教導出發,按照上古三代先祖的教導和做法,發現當世近代不對的地方,進行歸正,可以從漫長歷史浩大的書海中,各家各派的言論中理出頭緒,形成正確的依據和見識,得出正確的判斷。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從新興起帝王學,研讀《貞觀政要》,研讀孔子的經典,研讀中國的歷史,就是因為,他們從未詆毀和批判過古代的正統文化,對傳統做人的道理,是尊敬的,只是在經濟大潮中,年輕一代開始遺忘了,一部分人變的急功近利了,政治經濟和教育都出現了不德現象,人們感到危險和驚懼,急切呼籲回歸傳統道德,學習先祖聖人的教誨。也就是說,只要對古聖賢以及經典懷有敬意,有經典和先祖的實踐作為參照和依據,即使一時迷惘走偏,也能重新歸正。

可怕的是,我們今天的中國,經過文革,儒家經典被批判和嘲笑,先祖的價值觀,歷史觀已經被拋棄,沒有了經書的指導,不僅遇到事情無法得出正確的決斷,還可以讓小人陰險的做派橫行於世,讓文人的小說,戲劇,各種影視作品肆意曲解中國的禮教文化,忠義思想,把中國人,曲解成不分是非,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將無恥流氓的做派安到了古人身上。使我們嘲笑​​先祖,道德敗壞,失去歸正的智慧和依據。

孔子那部《論語》有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說的就是要追隨先祖久遠的教誨,自始自終莫忘經書的本義,以此做人,教導百姓,就會歸正百姓的道德風氣了。太宗深明孔子的教導,依據經書,歸正禮制,見識得以英明果斷。這才成為禮儀之邦,光耀千古,獲得世界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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