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者修行(十二)

張春雨


【正見網2006年01月27日】


(二十七)

現代的治,講究黨派,而在華夏的過去,對黨派是非常不齒的。黨朋為奸、結黨營私,都是這個說法。

黨派嘛,就有什麼章程啦,原則了,因黨而異。總之,其成員要堅守其規則,最為首要之旨。叛逆最為可恥、可惡。其實,這就是傳統道德裡的忠義的問題。

不忠不義,就是背叛。

這是任何治者,都十分撓頭的問題。甚至小到家庭,都是長輩上火的事,兒子背叛老子、背叛家庭的事,不是屢見不鮮嘛。

但是,歷史上節烈忠義之士,太多了。就是上回提到的蒙恬,明知道死的冤屈、死的不明不白,但還是以不辱先祖為節,從容而去。

對於忠節的問題,我們的古人,也是論說的非常透徹。如果展開來說,又是一個龐大的命題。其實,又與道德觀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這個方面的表現,不止是臣忠君的問題,在廣大的國民中,一個淳樸忠厚的民風,和一個見利忘義而鮮廉寡恥的世俗氣,不是天壤之別嗎?

所以,治者不能不考慮這個方面,不能不重視此種情勢的養成。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看看,聖人一針見血的指出,政、刑與德、禮,對庶民的影響。前者民眾雖然免去了觸犯法規的行為,但是變的無恥了;後者使百姓不但知恥,而且自動的要求自己做好。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子說,作為君子,修己、修敬、從而安人、安百姓,這樣,堯舜還有憂慮嗎?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作為君上好禮,百姓容易聽話,意思就是政令能夠暢達。國家容易治理。相應的,百姓之間是不是訴訟也少了呢?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修仁,帶來的功效。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xia / 輕侮,不莊重)大人,侮聖人之言。”

君子與小人的分水嶺。小人活的放蕩不羈,什麼都不在乎。其實,是一種無知的表現。回想一下,大言不慚的所謂“新中國”,黨匪造就了多少的小人啊。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信者,不離叛也。民信如此重要,乃立國之本。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這裡,孔子點出了君臣應該各自遵守的正確關係。是那種小人所批判的奴役與奴僕之間的關係嗎?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用直的糾正枉的,民服;用枉的糾正直的,民不服。看來,人人心中有桿秤,此言不虛呀。

這些聖人對忠、義、信,和君子小人的論述,不是叫人怎麼做君子嗎?叫人怎樣忠義守信嗎?忠義君子,一定以背叛為恥,其溶入骨髓裡的道德觀念,不比任何外在的章法約束更能夠指導其行為嗎?


(二十八)

臣的忠義,需要君的仁禮。同時,也需要社會大環境的正義之場的輔助。士君子的品行,影響著社會;社會的道德風尚,同樣對士君子的人格起著干擾或者是培植的作用。

這樣說吧,如果社會道德水準普遍下滑,對於士君子恪守情操,就是一種壓力,反之,就會起到鼓勵作用。

這裡面,作為君主的身份,怎麼樣培植這個正氣之場,是要做長期考慮的。雖然這個狀態的促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結果,但是,點點滴滴的所作所為,以及自己在這方面的正確認識,以及自己對修為的是否重視,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通俗的道理很簡單,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

具體方面,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恭謙溫儉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說教,都是很好的規範君臣與庶民的道德準則。

一味的要求臣子的忠義,而君主不修己身,是緣木求魚。在《新書》中,賈誼有這樣一段。

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fu)簋(gui\/器具)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 者,不謂污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 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清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li\ 兇狠)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厲以廉恥,故人務節 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

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 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 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托五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大息者也。”

歷廉恥行禮義,歷寵臣之節,君主也是有從思想到行為,甚至到不成文的規矩的。非常尊重臣下的自尊與身份,就是死罪的大臣,都不許兵卒給砍頭,使其跪而自裁。

當然,這是從一個方面,歷臣子之節。在其它方面,也還有規矩。

“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於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於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孫於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在樂的使用上、車馬駕飾上,天子、諸侯、大夫、士,是有嚴格區分的。不能因為臣下有功,就破壞了這個規矩禮節。所以,孔子針對叔孫於奚的非分請求,加以否定。樂、禮、政、國、君,是一脈相承,相互關連的,樂禮的破壞,會導致政亂、國敗、君亡。

這些表面的繁瑣說道,其實是有深刻道理的。嚴格的規範了君臣上下的次序尊卑,直到庶民的長幼心理。對穩定社會的有序性,非常有意義。在心理學講,就是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不使臣子產生恣意妄為的機會和“妄想”的心理感覺。

那麼,這個等級觀念,會不會孳生君子的暴虐行徑呢?應該說不會,因為孔子的一套學說下來,是非常系統的。比方,他說君子要仁,而什麼是仁呢?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其實,身為君主,不止是仁的問題,而是在方方面面都要有所修養。首先要是正人君子,而“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試想,這樣全面修養的君主,輕易不會恣意妄為吧。

而且,對於暴虐之君,和對暴君的制裁,也不是沒有正確的評說的。

“殷湯放桀,武王?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眾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

沒人認為殷湯、武王是篡逆吧。對天子的評說,是有標準的,是以能否為民興利為準的,如果禍害黎民的時候,意味著這個暴君已經不是義利於民的天子了,這時就會誕生新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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