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1年04月19日】
在中國古代，儒家學說在人格修養和國家管理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儒生據此身體力行、反躬自省。《禮記 儒行》說，「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鄭玄強調，「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可見，除了掌握治理國家需要的知識，儒生主要是道統的承載者和維護者。窮則獨善其身，儀表人群；達則兼善天下，有補於世道。
儒生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一直保持著卓越的道德風範，並且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棟樑的作用。這裡舉兩個清朝末年儒生修身治國的例子。
道光二十二年，三十一歲的曾國藩給自己訂了一個叫做《過隙集》的小冊子，「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以圖「念念欲改過自新」。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勞苦功高，他寫信對兒子說，「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毛澤東在1917年說，「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林則徐為官十分廉潔，連曾國藩都十分佩服。林則徐說，「余雖任高位，以耿介自矢，從不敢於額外妄取一文錢, 以期上不負君恩，下不負祖訓」。
在清朝末年儒家文化已經衰敗的情況下，還有這樣的儒生支撐著國家和社會，令人驚嘆！
二十世紀初，一些走向城市的儒生不再敬重儒家傳統，轉而追求科學以及自由、民主等現代價值。人的心態在那個時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千百年來人們習以為常的儒家文化被一些人當做壓制人性的東西。這些人和西式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構成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同於過去的儒生，這些現代知識分子不再認同儒家的文化傳統。
五四時期，現代知識分子廢棄了文言文，大力批判儒家文化，結束了儒家文化維持了一千多年的統治地位。在道德衰敗的浪潮中，很多現代知識分子善惡不分，以時代的先行者和領導者自居，破壞著古老的傳統和人的心法約束，倡導著外星人的科學和不道德的現代價值觀念，做了很多大壞事。
雖然有一些學者依然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固守著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稀有的學術資源，儒家的一些基本觀念越來越遠離現實社會。很多學者用西方哲學的概念、術語和思維來理解、闡發儒家經典，只能造成日益嚴重的背離。有些人甚至試圖創造性地轉變儒家文化以使其和民主等現代價值觀念相切合，這更是可笑至極了。
由於道統的喪失，古代的儒生消失了。梁簌溟能對隔夜夢中的惡念進行反省，但這樣的人已是鳳毛麟角。知識分子不再具有什麼統一的精神特徵，而越來越成為分散在各個領域的技術專家了，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格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了。
有人說，自由主義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傳統。但是，自由主義沒有提供有關人格修養和終極關懷的價值標準，而且其包含的多元觀念和寬容精神滲透著價值標準缺失造成的無可奈何情緒和好壞不分的傾向。
古代對儒生有一些明確的要求，例如：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別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做應該做的事情，小人做有好處的事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古代的人是為自己學習，今天的人學習是為了給別人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對比一下，現代知識分子怎麼能夠和過去的儒生相提並論呢？
流行的觀點認為，現代知識分子應該獨立於政府從社會責任感出發進行社會批評。知識分子為甚麼一定要為獨立而對立呢？做一個建設者而不是批評者不是能夠更好地服務於社會嗎？我認為，「學而優則仕」沒有錯。用自己的品德和知識報效國家，卻不是為了自己當官。由於社會上方方面面的原因，現在人們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待過去的事情，很多觀念都變異了。
在中國這樣一個惡劣的人文環境中，知識分子已經被歷次政治運動折騰得精疲力竭，變得溫順馴服。沒有道德和文化傳統的約束，中共統治者運用權力不斷迫害知識分子，摧殘文化和良知。傳統文化沒有了，知識分子喪失了自己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龜縮在虛幻的世界裡得過且過、麻木不仁，在道德和人格上都難以自保，哪裡談得上報效社會和維護人間正義？
當然，有一些知識分子依然留戀著古老的文化，那是他們善心和良知的流露。許多知識分子在苦苦探尋人間的正義和真理，但是沒有什麼精神力量和道德資源給予他們有力的支持和慰藉，他們在善惡顛倒的世界上倍感失落、孤寂。
值得慶幸的是法輪大法正在世上流傳，創造人類新文化的又一個軸心時代正向人們走來。無論多麼困難，堅守自己的善念和良知、拒絕邪惡，文化的春天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