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4年08月18日】
走上天安門
法輪功教給了我人生的道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在遇到矛盾時向內心找自己的不足；在利益面前把心態擺正，公平交易，與人平等相處。是法輪大法把我變成了一個好人，現在大法卻遭到無端的誹謗和迫害。中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國際人權公約也規定公民有表達不滿的自由，這是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我希望告訴政府法輪功教人做好人、做一個善良的人，學員都是奉公守法的好人，希望政府儘快釋放被逮捕的無辜法輪功學員。
自從中共誣衊法輪功為「X教」後，街道辦事處和派出所都暗地裡偵察我的行蹤，怕我再次進京上訪。作為國家公民應有的尊嚴，我覺得一刻也不能待在家裡，企盼通過信訪辦的傳達，將我在大法修煉中身心受益的實際情況轉達給政府，讓更多的人親自看看大法書籍，真正了解大法、了解大法弟子。我想向政府呼籲，允許我們這些曾經在社會上為個人私慾苦苦爭鬥而不明白生活真正目的的人有一個修煉提高的機會，允許我們這些長期飽受疾病折磨的人擁有健康身體的權利。因此，二○○○年春節初八，我決定去北京上訪。
臨走時內心卻很矛盾。我雖然於「七．二○」前後去過北京，可都沒有去天安門。我渴望能在天安門發出自己的肺腑之言：「法輪大法好！」幾次想去北京天安門都沒走成，一是同修怕我被抓之後，和同修來往的資訊和資料交流的聯繫途徑就斷了，會影響大家，所以三番五次囑咐我不能去；二是因為我的家庭、企業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我告訴同修和家人，我不會被抓的，很快就會回來。上火車時我想，師父和大法在人世間受到奇冤，上億大法弟子的人權、信仰被蹂躪，我怎麼還能安心待在家裡？就是拋棄個人一切，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走在去天安門的途中，我發自內心的感到我正在做一件一生中最偉大的事，我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這是我的責任！這是我的榮幸！
到了北京後，先出發的同修在一家咖啡店等我，我們會合後一起學法、煉功，切磋怎樣證實大法，然後去天安門上訪。每天都有從全國各地來的同修，家在北京的同修專管接站，安排住宿，一時間，北京很多四合院內搭的偏廈住滿了大法弟子，還有在山坡上、地下通道等處落腳暫住的，到處都是。誰也說不清楚那時在北京的大法弟子有多少。去信訪辦的同修回來說，信訪辦的牌子都摘了，沒有信訪辦了，進去後負責接待的人讓你填個表，然後就抓人，並囑咐我們千萬別去。我們決定去天安門煉功打橫幅。
第二天，我來到天安門廣場，遊人很多。天空烏雲籠罩，灰濛濛的一片。剛走了幾步，就看見一個警察盤問一個人：「你是煉法輪功的嗎？」他回答：「是。」馬上就被抓。警察挨個問，只要回答「是」的，立刻就抓走，不分男女老少。我四面看了一下，整個廣場到處都是士兵、便衣警察及大法弟子。
瞬間，我展開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警察蜂擁而上，對我拳打腳踢，幾個人強行把我塞入警車。當時車裡就我一個人，警察開始搜我的東西，上訪信、證件都被扣下。
因為車上只坐我一個人，還有很多大法弟子不斷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因此警車繼續在廣場上繞圈，見到法輪功學員就抓。我想周圍可能還有很多圍觀的遊人，他們不知道我們為甚麼要來天安門請願，警察和便衣最希望的就是安安靜靜的把我們裝上車載走，我應該喊出來，讓其他遊客知道情況。想到這，我扭頭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喊：「法－輪－大－法－好！」警察立即把門關上，衝過來捂我的嘴，我扭頭掙開，再次大聲喊出來，扒開窗簾一看，一個接一個的「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在天安門廣場打開。緊接著一群便衣圍住他們，一個便衣一腳踢向一位盤著腿的同修。這位同修周圍一下子出現十幾個同修，大家挽著胳膊，從中間拉出一條幅來。瞬間廣場上殺氣騰騰，格外緊張，無數雙眼睛關注著廣場上發生的一切。警察揮舞著棍棒向學員們撲過去，一個接一個把學員拖向一旁的警車。車子內外的警察合力粗暴的把人塞進車裡。
凡是拉上車的，不問青紅皂白都送到天安門派出所。我被關進一個鐵牢裡。那裡面全是大法弟子，裡裡外外全滿了，連走廊都擠得水泄不通。我們互相介紹之後，知道大家來自十幾個地區，有廣州、南京、山東、遼寧、江蘇、海南、新疆等地的大法弟子。年齡最大的七十多歲。還有位老太太帶著三歲左右的小孩。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為了相同的目地而來，彼此勉勵。一位帶東北口音的小伙子領著大家背《論語》。大家齊聲一段一段的背誦《論語》和《洪吟》，聲音宏亮，氣勢純正。警察大聲喊叫「別背了」，可是無濟於事。一批又一批的大法弟子不斷擠滿這個大鐵籠子，大家齊聲背誦經文的聲音，把警察的叫嚷聲徹底淹沒了。警察只能等我們背完一段間歇時，往外叫人。後來，由當地駐京公安陸陸續續把我們接走。
北京所有派出所的人力、車輛都被抽調到這裡來載人。一輛接一輛，每車十人，把我們送到各地駐北京辦事處。那幾天，全國各地所有的監獄、看守所、戒毒所都關滿了大法弟子。
晚上，鐵牢裡只剩下我和另外幾個同修，警察說，大過年的你們在家多好，干什麼上這裡來搗亂。我跟他們講：「我們沒有搗亂。自從鎮壓以來，有的學員工作都被開除了，警察非法抓人，我們來上訪，表達我們的心願。天安門是人民去的地方，我們法輪功學員為甚麼不能去？連上訪的地方都成了法西斯集中營，法輪功學員去上訪都要被關押，上訪是我們的權利。」他們就說：「如果你再來，就判你勞教。」我說：「無論你們怎麼辦，我還要上訪。我們沒有罪，也沒有做錯什麼，憑什麼關押我們呢？你們不顧數千萬學員獲得了身心的健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家庭和睦的事實，用謠言攻擊誣陷我們的師父，把法輪功一夜之間打成非法組織。這公平嗎？我們要申訴、要伸冤，何況我們是合法的。」
後來我被拉到前門公安局，關在地下室的鐵牢裡，那裡已經關了六、七十名全國各地的大法弟子，我們齊聲背誦《洪吟》、經文，一起煉功。凌晨五點，我們被分批送往北京各派出所和看守所。
我和其他四個同修被送到崇文區東花市派出所，在去東花市派出所的路上我們乘坐的吉普車突然沒油了，我們誰也沒跑。到了東花市派出所地下室，來了一個穿黃色警服的女刑警，給我們五個人編號，我是第一號。女刑警讓我按個手印，我說：「我沒犯法，不按手印。」她說：「這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不按也要強迫你按。」接著把我帶到一個沒人的屋裡，連同四個男「聯防」一起，把我雙手反背按到桌子上，強行按了手印。隨後又來了兩個年紀大的警察拿數位相機給我們拍照，我閉著眼照了一張，其他人也閉著眼照相。然後警察開始強行搜身，一位女警（東花市派出所副所長）把我帶到一間辦公室，強迫我脫光衣服搜身。她說：「報了地址回家去，別在這兒添亂，誰家還沒點事，誰有工夫天天在這兒陪著你們。」
對家人的另一種迫害
晚間黑龍江省哈爾濱公安局派來的人把我從鐵牢裡提出去要押送我回哈爾濱，他們指著我說：「原來你在這兒啊，我們抓你還抓不到呢，這回你送上門來了。」我和幾位同修被戴上手銬，銬在火車上。當時是冬天，外面下著大雪，火車裡面非常冷，一路上，警察躺在臥鋪上訴苦說太累了。我戴著手銬，很難動彈，到了早晨半個身子都麻木了。但是我和同修的臉上都很坦然。
一個同修跟我說她在金水橋上打寫有「真善忍」的橫幅的經歷。她說，為了能順利將橫幅展開，在家中預演了十幾遍，那一刻她只有一個念頭：多堅持一秒鐘，讓世人多看一眼。她喊了一聲「法輪大法好」，就被一個二十幾歲的武警兇狠的把她的頭挾在腋下，強行帶上警車。在車上警察拉上窗簾，拿橡膠棒毒打一個男同修的頭部。同修們把窗簾拉開，打開車窗高喊「警察打人了」、「法輪大法好」，天安門附近的遊客都前來圍觀。
火車整整坐了一宿，次日早上五點多回到哈爾濱。哈爾濱的冬天非常寒冷，我下了火車，身上沒有多的衣服，凍得發抖。家人都到火車站去接我，我的孩子流著眼淚，親人們勸我不要這麼傻，他們知道我將被送進看守所關押。警察先把我帶到一個派出所，他們得意洋洋的說，這回可把你抓回來了，然後拿著一些表讓我填。我一看那些表都是給犯人填的，我說我不是犯人，不應該填這個。後來他們讓我寫保證，保證放棄修煉法輪功。他們不但強迫我，還找來我的家人「做思想工作」。我弟弟，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漢，流著眼淚勸我在家煉，寫個保證就能回家，我覺得我不能違心的這樣做。
他們審問了我一上午，目地就是讓我放棄修煉、不進京、不上訪。我說：「我沒有任何過錯，我寫了不進京、不上訪，就等於承認我們上訪是錯的，明明做對了的事為甚麼要反過來否定呢？我還是一個修煉的人嗎？」我繼續給他們講，大法給予了我們什麼，在中國為甚麼有一億人修煉大法，因為大法確實能夠讓人達到健康的身體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對國家和社會都有好處。中國古人不是講修心養性嗎？這些都是公民個人的追求和信仰，我們修真善忍沒有錯。但是，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年初期，大多數警察被電視裡傳播的謠言所矇騙，很難讓他們扭轉過來。
派出所所長不聽我講的道理，把我的雙手銬緊，拴在暖氣管子上。他私下告訴我的親屬說交兩萬元就放人，我知道以後就告訴家屬，堅決不交。所長叫來警車把我往車上拖，家屬阻攔，所長拿著槍對準我的親人，一旁圍觀的人很多，都說公安簡直跟土匪一樣，法輪功學員有骨氣！所長見榨不出任何東西，就氣急敗壞的說他只好聽江xx的命令了，江xx說法輪功是X教，你們就是X教，就是把你活活整死了，你們家人找江xx告狀吧。他們把我雙手緊銬著押上警車，警察一路上不停的威脅著說：「進去就別想出來。」
這是我出生以來第一次被關進監獄，在此前我從不知道看守所和監獄是什麼樣子、在什麼地方。附近派出所的人都知道我們家是地道的、正直的好商人，難道中國的監獄就是為監禁和迫害好人而建造的嗎？我的親朋好友都為我惋惜和不平，丈夫心裡很難過，覺得很沒有面子。那時在警察面前，他憋著氣吸菸，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的，時不時的看我一眼，但我心裡很坦然，神態平靜如水。
警車急速的開往拘留所，我們家人不甘心，開著車在後面追，他們不願意看著無辜的親人就這樣被抓走。外邊下著大雪，一片天昏地暗。我被連夜送進拘留所。進去後，要我脫光衣服搜身，只要身上有錢就搜乾淨，生活用品不管你需不需要，都由他們安排，藉此勒索錢財。現在這裡的警察，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鎮壓法輪功上。
每天我們被強迫坐在地上不准動，必須團腿曲身，不准說話，二十幾個人在十五平方米的獄房裡，監欄上放著一台大電視，播放的都是誹謗法輪功的假宣傳，強迫我們聽誣衊大法的謊言。有的犯人和我們接觸，我們就跟犯人講做人的道理，不要做壞事，什麼人干什麼事都要自己負責，要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天理。犯人也很願意和我們相處，說你們做好人、說真話也坐牢，不覺得太冤了嗎？
關押七天無罪釋放
一天，哈爾濱南崗分局政保科科長同幾個人一道來提審我。他們說，中央已經給你們法輪功定下罪名了，是「非法組織」，這是共產黨的天下，江xx的大權在握！六四學潮鬧得舉世皆知，如今又怎麼樣？槍桿子、坦克車都出來，死了多少人？！他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對付你們法輪功，什麼法律也沒有，江xx就是法律。還說，他們這麼做都是上邊的意思，他們也不想這麼幹，但這是工作，不這麼幹的話就沒法活，拿共產黨的錢就得為共產黨效力，希望我可以理解，委屈配合簽個字，不要去北京了。
我對他們說，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上訪的權利，沒有規定人多上訪就是違法。北京是人民的廣場，天安門是全中國人民嚮往的地方，我們為甚麼不能去那裡？我本來打算到信訪辦去上訪，可是那些人明知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可他們要執行命令跟著做傷天害理的事。北京天安門人多，讓老百姓看到我們「真善忍」的標語，表達我們的心願，有什麼不對？我也知道去那裡上訪講真象，結局一定是被抓，可我無論如何都得去。為甚麼怕我們上北京呢？是因為心虛才害怕，才讓寫保證。如果沒有取締、鎮壓，我們去北京幹啥？就算我失去生意、家庭跟一切，被抓、被牢教，我也不能不說句公道話。
其實寫保證不去北京只是個藉口，如果寫了保證，放出來以後，街道、派出所就會進一步轉化你，不少人就是這樣被所謂的「轉化」的。我又說，我修煉二年了，我是一個商人，有自己的企業。法輪功不但使我身體健康、家庭和睦，同時在社會中、企業中，能夠以誠實、平和的心態與客戶、員工相處，不斷修正自己，把以前為了名利而爭鬥的心去掉不少。
警察說，我認同你的說法，也知道你是一個好人。你只需寫保證不再到北京上訪，好讓我對上級有個交代。
我說，我不能寫保證。作為中國的守法公民，我有上訪的權利和信仰的自由，你就如實的向上級匯報吧。
警察說，不是我威脅你，不寫就要判刑或送去勞教。
我說，我不認同你們的決定，到什麼時候我也得說公道話。當年張志新（編者註：張志新原為中國共產黨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文革期間因直言毛澤東犯錯，被扣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進行批鬥。在服刑的監獄裡，張志新受盡折磨仍不承認自己有罪，最後遭判處死刑，被割斷喉管後槍決）的喉嚨都被割斷了，她為堅持真理，還張嘴要說，不屈服。何況我們今天有數千萬大法弟子。
警察說，這可不像文化大革命，還會給平反。你們與文化大革命不同。張志新後來被平反，可人都死了，又能怎麼樣？六四學潮怎麼樣了，死了不白死嗎？不要吃這眼前虧，回家好好做你的生意多好。你有錢、有車、有房子，應有盡有，別胡鬧了。
我說，我不是胡鬧，我是認真的。我可以不要一切，不能不要大法。警察說，這樣下去，你的孩子還要不要？你的愛人還要不要？我說，當年張志新也有自己的家人，她的家人現在也很幸福。他們因為有這樣一個堅持真理的親人而感到自豪。雖然她的家屬感到很冤屈，但是他們知道自己的親人沒有罪，是在為追求真理而付出。
最後警察說，我不提審你了，我找我們的上級。他們把領導找來了，警察為了求表現，就當著領導的面對我拍桌子。警察罵道：你沒有人心，無情無義，不顧家，哪有你這樣的女人？敗家子！領導把我家人找來，家人淚流滿面，求我寫個假保證。我丈夫與我結婚十多年，從沒有流過眼淚。那一天他含著眼淚把我叫到一邊去求我:你寫了吧，等你出去後，我很快給你辦出國，你帶著孩子到國外去就沒事了，讓我答應他。我婆家人也一再求我，說：「上邊有指示，不寫保證就判勞教。」看到一批一批的人寫完保證後回家了，他們更著急，不停的勸我，並說：「你太傻了！你看人家寫完就出來了，你認真幹啥？雞蛋碰石頭！」當時我心裡難受極了，看守我的幹警和群眾都說我沒人情味兒，拋家棄子，又對我說看你這孩子多乖巧，別把孩子帶壞了。他們鬧了一場，我不為所動。
他們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警察說，不簽字就判你勞教，送萬家勞教所，讓你光著腳種水稻。
我說二十年前父親身陷牢獄時，我就鍛鍊出了韌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不違心做任何錯事，真理是我要選擇的！就算哈爾濱的監獄只下剩我自己，我也不寫。我告訴家人我說了算，誰也不許誣衊大法，我要繼續去北京上訪！
家屬走了以後，提審人員和管教每天來找我，把我從牢裡拉出去，要我轉變思想、要我放棄修煉法輪功。我不服從，就受到折磨辱罵、團腿曲身、不准說話；不背誦監規就被罰站，不讓上廁所，一天二十四小時站在地上。夜間我站迷糊了，閉上眼睛，站在我左右的都是罪犯，來回的推打我，我的臉腫了、腿也腫了，腳後跟不能站立，非常痛苦。為了迫害更多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把堅持信仰的學員全部隔離，生怕我們的堅定影響他們轉化其他學員。儘管身陷囹圄，我的心中卻很坦然，我修煉法輪功，自己親身受益，為甚麼不能說句公道話？
事情的結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們對我無可奈何，把我關押七天後釋放了，當時我已無法正常行走。
我被釋放時，剛剛過完正月十五，哈爾濱下著大雪，那個提審我的人對我說：「你戰勝了我，我的領導說你是劉胡蘭、付桂蘭（註：哈市輔導員，第一次上訪被監獄關押九個月，拒絕寫保證，最後被釋放。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多次遭警察非法關押。二○○一年四月，被南崗公安非法判勞教二年。在被非法關押期間，付桂蘭絕食抗議迫害，生命垂危，警察怕負法律責任，施以保外就醫。二○○二年端午節，警察再次綁架付桂蘭至萬家勞教所，付桂蘭絕食抗議。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萬家勞教迫害致死）。我想和你談一談，我們都想不明白，像你這樣有身分的人，為甚麼這麼堅信法輪功？」因為當時我的丈夫和朋友開著豪華轎車，在看守所門前等候我被釋放。幾天來，我公司的員工在看守門前講述我的為人，也感動了一些管教。
被釋放前，同我關押在一起的犯人也改變了原先對我的態度。她們對我說：「我們也是出於無奈，心裡寂寞難耐，等犯了罪，後悔也來不及了。你們法輪功都是好人，現在的社會好人卻受迫害。」我被釋放時，有些犯人問我：「我們幾年期滿出去一定去見你，到哪裡找你？你能給我一本《轉法輪》嗎？」離開監獄的時候，我向她們道別，心裡沒有怨恨，卻是一種很複雜的滋味。她們是那麼可憐，我在監獄中同她們相遇，結下難得的機緣，使她們了解到大法的偉大，她們也算是幸運的。
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江xx操控的中共，擁有如此廣泛的媒體系統，包括報紙、電視、電台、網際網路，還有龐大的黨、政、軍、警、特務、外交以及工會、學聯、婦聯、政協、科協、受控的民主黨派和宗教協會等等，動用所有的國家機器和資源，來對付和平的法輪功團體，進行無情無止期的打壓、監控和迫害，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洗腦轉化。強行抓捕法輪功學員，將他們送進轉化班，用各種謊言進行欺騙，用親情、工作、學業進行要脅，再加上酷刑折磨。
看到大法被迫害，同修被抓捕，我感到責任重大。我堅信總有一天真象將大白於天下，這需要我們去付出。我決定買機器印刷真象材料，開始時我一個人獨自運作。我找到一處多年不住的房子，買來各種各樣的機器如印刷機、影印機等。我從網際網路上下載文章，把能找到的資料都整理出來。中國從最高當權者，到鎮壓的總策劃機構六一○辦公室，最害怕人們看到明慧網，因為重大問題明慧網會最先得到和刊登，尤其是對法輪功的迫害，邪惡最怕曝光。那時上明慧網也要冒著危險，有許多上網的同修被抓，抓到一個上網的最少判刑三年。儘管江xx一夥嚴密控制和封鎖網際網路，但我們仍然能突破封鎖，找到更多的材料來印製傳單。當時沒幾個同修知道我在印傳單，我就想找更多的人出來發送，如果出來的學員多，就能震懾邪惡。
我把獲得的材料做成《法輪功真象簡編》，大量印刷，請學員散發出去。在《簡編》中，我收集了大量的事實來揭穿對法輪功編造的誣陷和謊言，揭露對法輪功學員的慘無人道、令人髮指的酷刑和精神迫害。傳單上還告訴大家如何收聽世界法輪大法電台的廣播，如何用國外的代理伺服器繞過封鎖，瀏覽明慧網等等。
每一張傳單的下邊，我都寫著：「法輪大法是宇宙大法，衡量著一切生命，善惡有報乃永恆的真理。為了您生命的永遠，請來了解法輪功真象。您也許還不會修煉，但請把『真善忍』記在心裡，做個真正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