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24年03月01日】
《一九八四》是英國作家奧威爾寫於1948年的政治寓言小說，許多看過此書的讀者都會不由自主的聯想起中共，小說裡對極權體制的描述，幾乎是把共產黨的恐怖統治下對民眾的各種迫害手段從現實中搬到了小說裡。讀之，令人感到陣陣寒意。那麼，書中到底寫了什麼？作者又為何能寫出如此真實的作品呢？
電幕和思想警察
作者花了大量筆墨描寫了一種名為電幕的機器，它是一種類似電視機的電子螢幕，同時兼具著播放視頻、攝像和監聽的功能。這種電幕無處不在，宣傳著大洋國黨魁（老大哥）的謊言和主張，同時又無時不刻監視著人們的一舉一動。
現在的中國，人人都有一個名為手機的電幕，而中共正是用手機監控技術控制著每一個人，任何人說的每一句話，只要手機在身邊，它就一刻不停的在監聽著。你上網的購物記錄、賓館的開房記錄、網頁的瀏覽記錄、和朋友的聊天記錄還有出門的線路，只要存在於手機裡的個人信息，一刻不停地匯總到中共那裡。
在這種環境下，那些授意監控的軟體公司更是肆無忌憚，當你聊天時聊到某個產品後，回頭就把這款產品推向你的首頁信息裡。微信、抖音、淘寶、qq等等所有國產app無時不刻不在監控著你，用大數據分析著你。
走到大馬路上，攝像頭幾乎覆蓋到了所有公共部位，有人臉識別功能的攝像頭十幾米一個一路鋪設到電梯裡，中國人就生活在這種無死角的監控之中。如果和小說中比起來，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小說中，除了電幕對民眾的監控之外，黨還有為數相當可怕的思想警察作為其控制的延伸。書中，一共有39處提到思想警察這個詞，可以這麼說，思想警察是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角色，因為在大洋國裡，人們在黨的洗腦下互相監視，誰都可能是思想警察，甚至是孩子。
「如今的時世，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夠嗆。最糟糕的是，通過像少年偵察隊這樣的組織，把他們有計劃地變成了無法駕馭的小野人，但是這卻不會在他們中間產生任何反對黨的控制的傾向。相反，他們崇拜黨和黨的一切。唱歌、遊行、旗幟、遠足、木槍操練、高呼口號、崇拜老大哥——所有這一切對他們來說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們的全部兇殘本性都發泄出來，用在國家公敵，用在外國人、叛徒、破壞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歲以上的人懼怕自己的孩子幾乎是很普遍的事。這也不無理由，因為每星期《泰晤士報》總有一條消息報導有個偷聽父母講話的小密探——一般都稱為「小英雄」——偷聽到父母的一些見不得人的話，向思想警察作了揭發。」
「他們對人們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樣的手段。要廢除家庭實際是做不到的，相反，還鼓勵大家要鍾愛自己的子女，這種愛護幾乎是一種極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卻有計劃地教子女反對父母，教他們偵察他們的言行，密告他們的偏離正統的傾向。家庭實際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擴大，用這種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地監視著你。」
黨將孩子的教育權從父母手中剝離，馴化成黨監視父母的工具，這種情況，和中共如出一轍。文革中，有多少無知的少年在中共的蠱惑下，舉報自己的父母，與父母決裂。如今，中共升級了這種手段，從幼兒園開始灌輸「紅色文化」、「黨媽媽」，混淆愛國和愛黨的區別。父母即便想和孩子去解釋，也會顧忌到小孩的「口無遮攔」而只能無奈的放任中共的洗腦教育。到了小學，又強迫孩子加入中共的少先隊，再到團員，洗腦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真理部和新話系統
而作為書中的主角溫斯頓，他的工作也非常令人玩味。他所就職的真理部，是一個制假、售假的宣傳機構， 是「為大洋國的公民提供報紙、電影、教科書、電視節目、戲劇、小說——凡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情報、教育或娛樂，從一個塑像到一句口號，從一首抒情詩到一篇生物學論文，從一本學童拼字書到一本新話詞典。」
而小說主人公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收上級要求，「他接到的指示提到一些為了這個或那個原因必須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話來說——必須核正的文章或新聞。」，而這種篡改工作實際就是篡改和銷毀真實的歷史。
「這個大廳有五十來個工作人員，還只不過是一個科，可說是整個紀錄司這個龐大複雜的有機體中的一個細胞。上下左右還有許許多多的工作人員在從事各種各樣為數之多無法想像的工作。還有很大的印刷車間，裡面有編校排印人員和設備講究的偽造照片的暗房。還有電視節目處，裡面有工程師、製片人、各式各樣的演員，他們的特長就是模擬別人的聲音。還有大批大批的資料員，他們的工作是開列應予收回的書籍和期刊的清單。還有龐大的存檔室存放改正後的文件，隱蔽的鍋爐銷毀原件。還有不知為甚麼匿名的、指導的智囊人員，領導全部工作，決定方針政策——過去的這件事應予保留，那件事應予篡改，另外一件又應抹去痕跡。」
中共篡權後，全面篡改中國的歷史，處心積慮地破壞傳統文化和信仰，所有的報紙、電台、電視台全部都在它的掌控之下，有人這麼說：中共的新聞聯播只有日期是真的。中共靠著暴力起家，靠著謊言生存，靠著恐懼統治。它短短几十年的歷史中，撒了無數的驚天謊言，畝產萬斤、炮製「天安門自焚偽案」、六四沒死一個人、住房不炒、抗疫勝利、全面脫貧。中共閹割的近代史和現實，給人們製作了一段段虛假的、碎片化了的歷史。
除此之外，大洋國的統治者還有更高明的洗腦手段--新話。文中有一段關於新話的精彩描述。
「你難道不明白，新話的全部目的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沒有詞彙可以表達。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個詞來表達，意義受到嚴格限制，一切附帶含義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們距離這一目標已經不遠了。但這一過程在你我死後還需要長期繼續下去。詞彙逐年減少，意識的範圍也就越來越小。當然，即使在現在，也沒有理由或藉口可以犯思想罪。這僅僅是個自覺問題，現實控制問題。但最終，甚至這樣的需要也沒有了。語言完善之時，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話即英社，英社即新話，」他帶著一種神秘的滿意神情補充說。「溫斯頓，你有沒有想到過，最遲到二〇五〇年，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聽懂我們現在這樣的談話？」
如果將視野看向現實的中國，我們發現了中共完全用同樣的手段製造「新話」、消滅古文。中共篡權後，大搞漢字簡化，閹割、改變了漢字的內涵，而且中共還發明了大量黨文化詞彙。中共已基本通過語言層面消滅了漢語的傳承。
「愛」無心（愛），「親」不見（親），「進」不佳（進），「產」不生（產），「黨」變兒（黨）。真實的含義被從語言中抽離，個人想自發的尋回傳統內涵和思想難如登天。「封建」、「迷信」、「四舊」、「臭老九」、「黑五類」、「先進」、「模範」、「黨性」、「覺悟」。大量黨話新詞被賦以全新的定義，用以割裂人的傳統、洗腦民眾，成為打擊人的大棒。
進入網絡時代後，中共繼續放任和炮製大量的網絡新詞愚化青少年和普通網民，「YYDS」、「人艱不拆」、「神馬都是浮雲」、「活久見」、「男神女神」、「栓Q」……
「語言是思想的工具，魔鬼搶占了定義語詞的制高點，就等於掌握了人思想的範圍和走向，人們被限制、誘導，只能得出魔鬼允許他們得出的結論。」（《魔鬼在統治我們的世界》）
仇恨周與大清洗
雖然洗腦無處不在，但大洋國裡總有那些愛思考的「兄弟」讓老大哥頭痛，他們懷疑黨的歷史、議論黨的方針、在思想裡罵黨，甚至欲將反黨付諸行動。這都使得黨如坐針氈。於是，黨便把對「反動派」刻骨的仇恨埋入民眾的內心深處。
在仇恨周中，人們要對黨認定的「敵人」辱罵、嘶吼，失去理智的發泄著憤怒和仇恨。正如小說中描寫的「仇恨到了第二分鐘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來，大聲高喊，要想壓倒電幕上傳出來的令人難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聲音。那個淡茶色頭髮的小女人臉孔通紅，嘴巴一張一閉，好像離了水的魚一樣。甚至奧勃良的粗獷的臉也漲紅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寬闊的胸膛脹了起來，不斷地戰慄著，好像受到電流的襲擊。溫斯頓背後的黑頭髮姑娘開始大叫『豬玀！豬玀！豬玀！』 」
書中對「人民公敵」愛麥虞埃爾·果爾德施坦因發動的仇恨周行動，讓人不得不聯想到歷次中國迫害、打擊它所謂的「敵人」的畫面。在它的喉舌下，無數人被它污衊，上至神佛、下至歷史上的帝王將相、文人墨客，近至其同黨和持不同政見者，遠至國外政要、思想家。無一不在它的瀉毒大口之下被造謠、被污衊。「批林批孔」、「破四舊」、「鬥地主」、「取締會道門」、「文化大革命」、「揭批法輪功」。中共的每一次批判運動，無一不是動用全國的宣傳機器開足了馬力，24小時不間斷的造謠、誹謗。
中共煽動仇恨，使得很多人聽到古代就想到落後，說起神佛就認為迷信，談到地主，人們就血脈膨脹，想起反革命，就怒氣上涌，看到法輪功學員發的真相材料，就認定為反黨搞政治。這種長期洗腦訓練，早已把人馴化成了「訓練有素」的巴普洛夫的狗了，至於真相是什麼，他們從來不會花力氣探求深思。
恐懼是老大哥控制民眾的拿手戲，但如果恐懼仍不能讓人屈服，那麼死亡就接踵而至。書中，多次提到「大清洗」一詞，「對成千上萬的人進行大清洗，公開審判叛國犯和思想犯，讓他們搖尾乞憐地認罪然後加以處決，這樣專門擺布出來給大家看，是過一兩年才有一遭的事。比較經常的是，乾脆讓招黨不滿的人就此失蹤，不知下落。誰也一點不知道，他們究竟遭到什麼下場。」
「這件事實際開始於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徹底消滅掉的大清洗時期。到一九七〇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們已一個不留了。」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時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滅掉，少數僥倖活下來的，也早已嚇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活著的人中，能夠把本世紀初期的情況向你作一番如實的介紹的，如果有的話，也只可能是個無產者。」
如果不說明這些段落的出處，有多少人會誤以為這是在描寫中共國的歷史。共產黨歷次運動，至少害死了八千萬中國人，而被中共迫害過的民眾更是天文數字。中共為甚麼說它的旗是血染的，因為那流的都是中國人的血。
酷刑和洗腦轉化
大洋國把洗腦之術用到了極致。主人公溫斯頓在閱讀「反動」書籍被捕後，更是受到了非人的迫害。現摘錄部分書中原文：
奧勃良舉起他的左手，手背朝著溫斯頓，大拇指縮在後面，四個手指伸開。
「我舉的是幾個手指，溫斯頓？」
「四個。」
「如果黨說不是四個而是五個——那麼你說是多少？」
「四個。」
話還沒有說完就是一陣劇痛。儀表上的指針轉到了五十五。溫斯頓全身汗如雨下。他的肺部吸進呼出空氣都引起大聲呻吟，即使咬緊牙關也壓不住。奧勃良看著他，四個手指仍伸在那裡。他把槓桿拉回來。不過劇痛只稍微減輕一些。
「幾個手指，溫斯頓？」
「四個。」
指針到了六十。
「幾個手指，溫斯頓？」
「四個！四個！我還能說什麼？四個！」
指針一定又上升了，但是他沒有去看它。他的眼前只見到那張粗獷的嚴厲的臉和四個手指。四個手指在他眼前像四根大柱，粗大，模糊，仿佛要抖動起來，但是毫無疑問地是四個。
「多少手指，溫斯頓？」
「四個！快停下來，快停下來！你怎麼能夠這樣繼續下去？四個！四個！」
「多少手指，溫斯頓？」
「五個！五個！五個！」
「不，溫斯頓，這沒有用。你在說謊。你仍認為是四個，到底多少？」
「四個！五個！四個！你愛說幾個就是幾個。只求你馬上停下來，別再教我痛了！」
「不是！不光是要你們招供，也不光是要懲罰你們。你要我告訴你為甚麼把你們帶到這裡來嗎？是為了給你們治病。是為了使你神志恢復健全！溫斯頓，你要知道，凡是我們帶到這裡來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治好走的。我們對你犯的那些愚蠢罪行並不感到興趣。黨對表面行為不感興趣，我們關心的是思想。我們不單單要打敗敵人，我們要改造他們。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大洋國要毀滅人的思想，讓人做一個完全被洗腦的行屍走肉，一個黨的細胞。讀者們是否知道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嗎？據明慧網記載，中共使用了一百多種酷刑針對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包括毒打、電刑、藥物與精神迫害、強制灌食、熬鷹（不讓睡覺）、吊刑、銬刑、抻刑、餓刑、禁止排泄、錐刑、約束衣、強制墮胎、捆綁刑、體罰、冰凍、摧殘傷口、利用動物摧殘、鞭刑、悶蒸、烘烤、火燒、烙燙、開水、熱油澆、拖拽、坐刑、水刑、綁刑、性虐待、關監、奴工等等等等。
而另一方面，只要法輪功學員表示不練功了，中共就會將其釋放。這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這更說明了中共為了毀滅人的思想和道德無所不用其極，它絕不容許任何「黨」以外的信仰。
關於作者喬治奧威爾
奧威爾之所以能夠寫出如此真實的作品，與他的人生經歷是密不可分的。1903年，奧威爾出生於英屬印度一個政府下級官員的家庭，由於無力就讀貴族學校，他只能進入一個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讀書。1917年，他以不錯的成績進入了著名的伊頓公學。在學校裡，奧威爾大機率接觸到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這從他畢業後加入英國駐緬警察服役後的思想反應便可窺得一二，「我感到我必須洗贖那壓得我透不過氣來的罪咎……我覺得我不僅僅應該與帝國主義決裂，而且也應該與一切人對人的統治決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壓迫的人中間去，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個，站在他們的一邊反對他們的暴君……在這時候，在我看來，沒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奮鬥，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掙上幾百鎊，我覺得稍有這種想法都是精神醜惡的，是一種欺壓行為。」
奧威爾在警察的職業中，強化了對共產主義的認同，所言皆為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套。於是，「一九二七年我回英國休假時辭了職，決定當作家。在以後幾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強餬口，過一天算一天，好幾次還挨過餓。」 （《動物農場》烏克蘭文版序）
這一時期奧威爾親身體驗了巴黎的下層生活，感受了貧窮帶來的痛苦。他曾有意識的混在流浪漢裡到收容所去度一個周末。奧威爾自己簡短地概述了他從緬甸回來後的思想演變：「我嘗到過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這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而在緬甸的工作則使我對帝國主義的性質有了一些認識。但這些經驗不足以給我確切的政治方向。」這一時間段，共產主義思潮已污染了整個西方社會，就連作者都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已經中毒甚深，這也是為甚麼後來作者加入共產黨組織，並為它賣命的根源。
1933年，奧威爾發表處女作《在巴黎和倫敦的窮困潦倒生活》，以後相繼出版《緬甸歲月》、《牧師的女兒》等小說。
1936年12月，由於深受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結婚不久的奧威爾便和妻子一起去西班牙，參加了由西班牙共產黨領導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民兵組織，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內戰。共產黨奪權後，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共產國際認定為托派組織，被史達林下令消滅。而奧威爾夫婦被視為「狂熱的托派分子」，受到嚴密的監控。幸運的是，最後他們成功的逃出了西班牙。
「我們很幸運活著逃出了西班牙，連一次也沒有被捕過。我們的許多朋友被槍決，其他的在獄中關了很久，或者乾脆失蹤了。」這一次死裡逃生，為後來寫作《一九八四》奠定了基礎。
這次經歷使得奧威爾對蘇聯的轉變感到疑惑，「自從一九三O年以後我很少看到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蘇聯是在向我們可以真的稱為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相反，我對它轉變成為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的明顯跡象感到吃驚。」（《動物農場》烏克蘭文版序）
奧威爾不理解蘇共的轉變，因此他開始反對蘇共的暴烈式的共產主義。可是，奧威爾並沒有認清共產主義所謂的消滅剝削和均貧富皆是魔鬼的謊言，他認為揭露蘇共才能為社會主義「正名」，「如果我們要振興社會主義運動，打破蘇聯神話是必要的。」 （《動物農場》烏克蘭文版序）
後來，奧威爾將他在西班牙的經歷寫成《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揭露共產國際一些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謊言。1941年，奧威爾受僱於BBC從事有關戰爭的報導，1943年，任《論壇報》（Tribune）的編輯。
1944年，奧威爾寫了《動物莊園》，好評如潮。1948年，奧威爾完成了《一九八四》。在這部作品中，奧威爾描繪了一個共產主義運動達到頂峰的可怕的社會。《一九八四》出版後不久，奧威爾因肺結核病逝。
就如《魔鬼在統治者我們的世界》中所說：共產邪靈詭計多端、千變萬化，有時會以屍山血海的暴力來恐嚇不肯追隨它的人；有時打著「科學」、「進步」的口號和勾畫出美好的藍圖欺騙人追隨它；有時以故作高深的學問讓人以為它是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有時則以「民主」、「平等」、「社會公正」等口號滲入到教育、媒體、藝術、法律等諸多領域中以潛移默化地將人吸引到它的旗下；有時冠以「社會主義」、「進步主義」、「自由派」、「新馬克思主義」、各種左翼黨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稱；有時打著「和平反戰」、「環保主義」、「全球化」、「政治正確」等貌似正義的旗幟；有時支持「先鋒藝術」、「性解放」、毒品合法化、同性戀等放縱人的慾望還讓人誤以為是一種社會時尚──暴力或激進並不是唯一的表現形式，它有時也偽裝出心懷大眾福祉的嘴臉，但它的根本特徵是不擇手段地摧毀傳統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道德、文化、家庭、藝術、教育、法律等，讓人在道德淪喪中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奧威爾不可謂不善良，可是，出於對貧者的同情，使他陷入到了共產主義的謊言中，並加入了共產黨組織，為共產國際效力。直到被共產黨迫害，他才看清了蘇共的恐怖。可這卻加深了它對漸進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的認同，並藉由揭露蘇共來宣傳漸進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質上，奧威爾成了《魔鬼在統治者我們的世界》中所講的「我們發現，許多本性尚在的善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共產邪靈的代理人或成為被共產邪靈操縱的、列寧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和「魔鬼能夠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做它的人間代理人，以偽善欺騙善良而單純的好人做它的代理人或辯護士。」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九八四》中，除了對「黨」的揭露外，也有「性亂」的故事情節和對神的背離，這些描述無疑正與共產主義無神論的理念相合。
事實上，四十歲以後，奧威爾已不再信奉上帝，反而心生怨恨。「一直到十四歲左右，我都是信奉上帝的，而且相信關於他的記述都是真實的。但是我也很清楚，我並不愛他。相反，我恨他，正如我恨耶穌和希伯來長老。如果說我對《舊約》中任何人物有什麼同情的話，這是對該隱、耶洗別、哈曼、亞甲、西西拉這樣的人物。在《新約》中，如果有的話，我的朋友是亞拿尼亞、該亞法、猶大、彼拉多。但是整個宗教問題似乎充滿了心理學上不可能的事。例如，禱告書告訴你要愛上帝和畏上帝，但是你怎麼可能愛一個你畏懼的人呢？」（《如此歡樂童年》）
奧威爾分不清何為敬愛，便因此而生出了對上帝的仇恨。遠離神，則成為惡魔狩獵的目標。他的這種精神上的轉變和馬克思少年時的轉變如出一轍。所以，他的作品雖然真實的揭露了如蘇共、中共的極權、暴力型的共產主義的恐怖之處，但卻成了他宣揚漸進式共產主義思想的利器。但兩者從根本上來說，都是魔鬼毀滅人類道德的伎倆，這也是為甚麼中共會允許本書在中國出版的根本原因。
結語：
不只是奧威爾，世界上許多有志之士都落入了共產主義的陷阱中，他們在踐行「理想」的過程中，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背離神，背離道德的行為就會被魔鬼所利用，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社會上光怪陸離的表現只會讓人類顧此失彼、越陷越深。
在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成為社會常態的今天，真相就顯得尤為可貴。尋回傳統，重塑人類的道德，從內心深處與共產主義決裂，是人類得以明辨真與假、好與壞，走出危機的最佳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