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2年06月18日】
據大陸媒體6月18日報導，有專家學者稱，全球抑制HIV的感染率的戰爭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為此，《環球郵報》的John Donnelly和一支記者隊伍深入非洲南部調查。事實上，非洲南部國家抗擊愛滋病的成功經驗值得美國學習，在美國的一些城市社區，HIV的感染率一直非常高，特別是在非洲裔美國人群體中。但與此同時，首都華盛頓的政客們對財政撥款爭論不休，抗擊愛滋病的成果岌岌可危。
如果把美國的首都當作一個非洲的國家，那在54個國家的HIV感染率排名上，它列第23名——華盛頓的HIV感染率比剛果（金）、加納、盧安達、衣索比亞等28個非洲國家的要高。
就在幾年之前，華盛頓的愛滋病泛濫，甚至那些參與全球愛滋病抗擊的哥倫比亞特區的聯邦官員們也冷嘲熱諷：華盛頓應該成為全球愛滋病抗擊運動中的重要一站。
這些聯邦官員們聲稱，哥倫比亞特區應該成為第16個接受“PEPFAR計劃”的國家。PEPFAR計劃是“總統抗擊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的簡稱，這個項目由喬治·布希總統在2003年發起，旨在援助全球15個愛滋病最嚴重的國家。
確實如此，華盛頓是愛滋病問題最糟糕的地區之一。據聯合國的統計，華盛頓15-49歲居民的愛滋病感染率為3%，這比五個PEPFAR國家的感染率都要高。
華盛頓下月將舉辦國際愛滋病大會，而華盛頓本地的問題將受到2萬名會議代表的關注。不過華盛頓如夢初醒，已經開始有效地抑制愛滋病的蔓延。取得這些成果的原因卻令人大跌眼鏡：向非洲國家取經。
國會撥款支持的全球愛滋病抗擊計劃終於給自己帶來了回報，因為曾經參與PEPFAR計劃的專家已經回國，並在哥倫比亞特區重新扛起抗擊愛滋病的大旗，惠及國會山周圍的社區民眾。這些專家從非洲帶回許多技術和方法，而這些技術和方法已經在非洲的愛滋病抗擊中被證實是行之有效的。憑藉這些豐富的經驗，專家們獲得更多的信心去扭轉美國愛滋病抗擊的局面，那怕是在愛滋病問題最嚴重的華盛頓。
在愛滋病問題上，特區政府的高層常常拒絕把華盛頓與非洲國家相提並論，因為這意味著把非洲裔美國人社區和發展中國家等同起來。但也有高層官員認為這個比較是恰當的，因為非洲的經驗可以給哥倫比亞特區帶來積極的啟示。
“在更深層上，人民不願意提及非洲的經驗，但它確實可以成為我們的模範。”Toni Young是社區教育組織的主管，他負責監督幾個預防愛滋病的項目，Toni Young接著說，“我們在非洲的資金投入有一個動機，我們想拯救生命，我們在非洲學到了很多治療的辦法。”
抗擊愛滋病的轉折點源於一個簡單的決定：了解愛滋病的傳播。多年以來，哥倫比亞特區一直未能深入掌握愛滋病的傳播情況，並目光短淺地把問題大大歸咎於同性戀者和注射吸毒者。但新披露的數據顯示:愛滋病的轉播以非洲裔美國人社區為中心，並向異性戀的大眾人口滲透。哥倫比亞特區有近7%的非洲裔美國人被檢測為 HIV陽性。
這個認識改變了一切。這意味著抗擊愛滋病的重點不應該再僅僅放在非洲裔美國人社區，而是擴大到整個城市，並鼓勵更多人去參與HIV檢測，以及加大宣傳，令更多人意識到愛滋病的風險就在他們身邊。
前些天在國會山和白宮的附近，十幾個HIV外展工作人員帶著裝滿安全套和宣傳冊的亮黃色行李箱，站在安那卡斯迪亞地鐵站外，等待著下一波從地鐵出來的乘客。
當成百上千的乘客從地鐵裡湧出來，外展工作人員就會分散開來，走到乘客當中，向他們分發免費的安全套，並向介紹愛滋病常識，打破人們對愛滋病的誤解。這個地鐵站每10分鐘迎來一趟地鐵，這個情景就每10分重演一次。數小時之後，外展工作人員就已派發出幾百盒安全套，並說服了21個路人參加HIV檢測——停在附近雪佛蘭廂式車裡，工作人員用口腔棉花擦拭法採得檢測體。
“每個人都有責任了解自己的狀況，我更希望自己安全，而不是遺憾。”25歲Alvern Harris在等待測試結果。“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會反映在更年輕一代的上。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他們以後也不會更好。這會成為對另一代人的詛咒，他們很多人將會慢慢死去。”
這種宣傳工作形式和在許多非洲國家的首都所進行的一樣。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之下，年輕的非洲工作人員日復一日地走上大街小巷，鼓勵同輩們更多地討論和了解愛滋病問題，並向他們傳播自我保護的知識。
非洲進行的項目中，工作人員還使用了許多檢測HIV的創新方式，包括上門檢測；在社區和教堂中開展“愛滋病檢測日”等，而華盛頓也已經開始考慮應用這些檢測技巧。但第一步是先要收集數據——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PEPFAR計劃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以評估非洲進行的項目和抗擊愛滋病的效果，”Tiffany West是主管特區公共衛生部HIV監測事務的官員。“特區政府非常善於把國際上最好的經驗引進到國內來。”
儘管有經驗可循，但華盛頓的安那卡斯迪亞，和布朗克斯、紐奧良、洛杉磯的一些社區一樣，仍然為降低HIV的感染率而苦苦鬥爭著。這要歸咎於姍姍來遲的應對措施，非洲裔美國人社區的愛滋病問題越來越嚴重，而這裡的癮君子和酗酒者的問題本來就根深蒂固，這些人還會常常中斷治療。
安那卡斯迪亞位於哥倫比亞特區的第八區，在白宮和國會的右後方。這個區的男性和女性非洲裔美國人的HIV感染率不成比例，黑人男性占男性感染人口的近75%，黑人女性則占女性感染人口的90%左右。這個情況並非哥倫比亞特區所獨有，根據2007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發布的報告，在全美範圍內，黑人的感染率是白人的八倍。
41歲的Erika Williams是一位外展工作人員，她說非洲裔美國人的高感染率，是她決定向黑人同胞宣傳愛滋病知識的原因之一。
“我的一位朋友因感染HIV而逝世，”她接著說，“那時她能接受到的（幫助和知識）和現在大不一樣，而這卻能大大地改變了她的一生。”
抗擊愛滋病：從國外到國內
2005年，哥倫比亞特區迎來了一個轉折點，政府聘請了前美國衛生和公眾服務部部長Marsha Martin，他曾出訪世界各國，研究它們的防治知識。而後，特區又請來曾經在非洲磨練過的愛滋病專家。現在，哥倫比亞特區的防治工作由George Pappas來領導。
“PEPFAR計劃給非洲和亞洲的國家來了科學的解決方法，這些解決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數據之上。現在，你可以說我們是‘出口轉內銷’。”Martin說。“我們到外面轉了個圈，現在回來解決國內問題。”
或許，對華盛頓的愛滋病抗擊影響最大的是Martin的繼任者Shannon Hader，她曾出任美國疾控中心的辛巴威項目主管，以及PEPFAR計劃的高級科學顧問，後來她成為哥倫比亞特區愛滋病管理處主管。
“在國外親眼目睹了這麼多巨大的轉變和成功案例之後，回來卻沒有看到國內取得多大的進步。這非常煩人。”Hader說。“我們需要讓每一個人都意識到現在的情況不妙。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是時候向前一步走了。”
Martin 和Hader的主要合作夥伴是Alan Greenberg，他是Hader疾控中心的同事，現在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流行病與生物統計學教授。2007年下半年，哥倫比亞特區的愛滋病管理處發布一份報告，對本地愛滋病問題進行詳細分析，數據。這是五年來第一次發布這樣的報告。
這些新揭露的數據顯示，受愛滋病問題困擾的主要是非洲裔美國人社區，依照這些信息，Hader告知相關組織部門需要改變策略。她希望他們可以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整個東南區的非洲裔美國人社區，而不僅僅是國會山南面的安那卡斯迪亞河地區。她同時要求他們在國會山附近的社區開展更加積極的外展工作。
這些治理理念，很多都是受到非洲經驗的啟發，開始在哥倫比亞特區倉促的開展貫徹起來。這些組織決定與診所和醫療服務中心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保證任何人一旦被檢測出HIV顯陽性，即可馬上接受治療。同時，他們與宗教領袖合作，讓宗教領袖在布道傳教時，增加對愛滋病知識的宣傳。教堂和教會甚至開設“檢測日”，方便教區的信眾——或是社區裡的任何人——前來參加HIV檢測，以了解自己的狀況。
他們也與八個醫院中的六個訂立了新協議，根據協議，醫院將會默認自動為所有病人提供HIV檢測，除非病人拒絕參與。各類組織開始培訓更多的外展工作人員，然後把他們派遣到行人密集的地方去，譬如地鐵站外。而最近，他們開始在車輛管理局的地盤常駐，向行人派發雜貨店的禮品卡，以鼓勵行人參加HIV檢測。
2006年，哥倫比亞特區共有42000人參加HIV檢測。
2010年，110000人參加了檢測，足足增長了261%。
其它令人振奮的跡象是：整個特區2010年新增HIV感染人口降至的825人，而此前一年增長了861人，同比減少了4%；2009年僅有75%的愛滋病病人接受治療，而2010年增長至84%；與此同時，在這些接受治療的病人當中，無法檢測病毒載量的病人增加了三分之一——大大減少了向其它人轉播病毒的可能性。
儘管如此，哥倫比亞特區在抗擊愛滋病問題上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在能充分肯定局勢被扭轉之前，政府希望看到好轉的跡象持續下去。“如果要肯定HIV感染率已經大大下降，我們還需要看未來幾年的統計數據。”Greenberg稱。
前進的絆腳石
今天所面臨的困境之一就是，許多初級保健醫生拒絕為病人定期檢測HIV，另外兩家醫院也沒有提供日常的HIV檢測。據估算，哥倫比亞特區大約有20%的愛滋病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狀況。年輕的男同性戀者和非洲裔美國人的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時，特區仍然需要阻止更多的人中斷治療。
“在讓病人接受治療方面，我們的確做得很好。”特區現任的愛滋病管理處主管Pappas說。“但他們不會長期接受治療，而是常常中途而廢。而他們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而停止服藥。”
而這些理由正反應了愛滋病抗擊工作的難度之大。被檢測出HIV呈陽性的人當中，一些人無家可歸居無定所，一些是酗酒者和癮君子。但也有它原因，比如病人害怕自己的愛滋病問題被身邊的人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