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3月20日】
在京劇界，“鬚生”通常指表演老生的演員。上個世紀30年代，著名鬚生余叔岩、高慶奎、馬連良、言菊朋各自創立了獨具風格的藝術流派，被稱為“四大鬚生”。其後，高慶奎因為嗓疾而漸退舞台，余叔岩和言菊朋於40年代先後去世，“四大鬚生”的提法隨即有所變化。一種說法是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一種說法是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周信芳。他們各具特色的表演，為他們贏得了無數讚譽。
中共1949年建政後，馬連良、譚富英、楊寶森、奚嘯伯、周信芳的命運也隨之起伏。其中比較“幸運”的是楊寶森，他於1958年病逝，沒有經歷文革的慘烈，而其他幾位或含冤被迫害致死，或身心受到傷害而逝。
中共出爾反爾 馬連良慘死
京劇老生“馬派”創始人馬連良成名於上個世紀20年代，30年代組成扶風社，與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被稱為“南麒北馬”。其雍容華貴的扮相和高亢、華美的唱腔風靡大江南北，被人們廣為傳唱。
因在日偽時期，曾為滿洲政府演出過，馬連良在抗戰結束後被國民政府通緝，他遂前往香港躲避。1950年，馬連良受中共總理周恩來的邀請，從香港回到了北京。當時周恩來說，你不要把去偽滿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員，靠唱戲養家餬口，沒有政治目的。
馬連良一聽，遂決定東山再起，於是成立了“馬連良劇團”，與中共各地國營的劇團不同，這個劇團仍屬於私人性質，靠演出掙錢。
1953年，韓戰期間，馬連良主動報名參加了“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在那裡一演半年，分文未取。馬連良還一再安撫半年沒有收入的團員，回國之後再好好掙錢，養家餬口。然而，回國後，因為馬連良在慰問中共軍隊演出時“要錢”，而遭到批判。內心覺得冤枉的馬連良無奈之下，只得公開檢討。
其後“反右”期間，馬連良在彭真的“力保”下，僥倖逃過。其後，馬連良排演了《趙氏孤兒》。1959年，為了回應毛的“學習海瑞敢說真話，為民請命”的號召，馬連良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任編劇，排演了《海瑞罷官》。1961年公演後，受到毛的讚賞，毛還將馬連良請到中南海吃飯，以示表揚。
然而，到了1963年，政治風雲突變，《趙氏孤兒》被江青冠以“毒草”二字，慘遭禁演，緊接著“帝王將相”又被“趕下舞台”。
1965年，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江青等人在文藝界、史學界掀起了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這成為毛髮動文革的導火索。曾主演京劇《海瑞罷官》的馬連良也受牽連，被江青趕出了北京京劇團。
文革爆發後不久，馬連良被打成“漢奸”、“戲霸”，還被抄了家，古董、文物和有價值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後，他被關押在北京中和劇院休息廳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內，並時常被揪出批鬥。
據其弟子回憶，馬連良在被隔離期間，一天，一個十六七歲的女“紅衛兵”手執鞭子，闖進所謂“黑屋”，命令裡面的所有人都跪下，讓他們逐個“交代”每人掙多少錢，馬先生自然也不例外。在“交代”後，“紅衛兵”又大聲斥責：“你們掙得太多了，每人每月只發給十二元生活費。”還有一次，開會批鬥所謂的“走資派”，馬連良被強迫陪鬥，其衰弱之狀讓人心痛。
凌辱和恐嚇將馬連良嚇的人體浮腫、不能進食。1966年12月的一天，馬連良在買完飯後摔了一跤，心臟病突發，被送到了北京阜外醫院。16日即含冤去世，時年66歲。
馬連良去世後，沒有按照回民習俗進行土葬，而是被匆匆地火化。大概到死馬連良都沒有明白：中共怎麼可以如此出爾反爾？
周信芳全家的厄運
周信芳，藝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創始人。7歲在杭州登台表演，其唱腔古樸沉鬱、道白蒼勁鏗鏘，與馬連良並稱“南麒北馬”。
中共建政後，周信芳擔任了上海京劇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並加入了中共。
1965年，為了抵制江青，周信芳曾在上海京劇院黨總支會議上批評江青讓劇團停止演出，單打一地排“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等，耗資人民幣幾十萬，指責這是“勞民傷財”、“耽誤演員的青春”。
不久，上海《文匯報》開始連篇累牘批判周信芳上演的《海瑞上疏》，將其上綱上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文革爆發後，周信芳與兒子周少麟就被扣押在京劇院交待問題。紅衛兵則直衝周宅，用磚頭石塊砸家養的警犬，用軍用的皮帶抽打其兒媳敏禎，揪住孫女玫玫要給她剪牛鬼頭示眾。敏禎被打昏，玫玫被嚇瘋。
據《周信芳傳》記載，1967年初，周信芳被押在高架電線修理車上遊街示眾。他被反剪雙臂掛牌示眾，“鼻孔裡，嘴角上，都流著血，頭髮被緊緊揪住，臉青一塊紫一塊的。”周夫人裘麗琳則被造反派抓去打得皮開肉綻，最終臥床不起。
1968年，張春橋親自批捕了周信芳。接著，又抄周家，並拘捕了周少麟。1969年周氏父子獲釋，但周夫人已被迫害致死，夫妻、母子沒能見上最後一面。
1970年，周少麟因說了“江青就是電影演員藍蘋”這樣一句話，就被判5年徒刑，解往安徽勞改營。1974年，周信芳被正式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眾監督。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心臟病發作含冤去世，終年80歲。
“不老實”的奚嘯伯悄然離世
另一位著名的“鬚生”奚嘯伯早年師承言菊朋先生，曾參加梅蘭芳的劇團，後自組嘯聲京劇團。在北京曾流傳這樣一個說法：“奚嘯伯能不紅嗎？安定門外往東第十三個城門垛子的一塊磚，都被他喊得凹進去一塊。”由此說明，他用功極苦。
奚嘯伯為人慷慨仗義，唱紅了以後，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幫”(即借錢)。只要對方張口，無論多少，總要給一兩塊大洋。一個表弟，每周必來吃兩次飯，飯後必抽大煙，臨走必拿點錢。奚嘯伯對這個表弟從未厭煩過。妻子有七個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給。他認為這是分內之事。奚嘯伯對同行也是如此，他曾幫助著名花臉演員金少山舉行“義演”。
不僅如此，奚嘯伯的孝順也是出了名的。大到置辦房產，小到買衣服，凡事都要經母親同意。1949年，妻子病故後，年僅40歲的奚嘯伯沒有續娶，因為擔心出現婆媳不和。1954年母親去世後，他又擔心新娶的媳婦對三個孩子不好，因此，直到離世，奚嘯伯都是孑然一身。
中共建政後，奚嘯伯擔任北京京劇四團團長。1957年“反右”時，沒有任何“反黨”言論的他被打成了“右派”，他受邀前往石家莊京劇團工作。1959年變成了“摘帽右派”。
文革爆發後，奚嘯伯被扣上了“反動藝術權威”和“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聽敵台也是他的一大“罪狀”。根據章詒和寫的《奚嘯伯往事》，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樣的批鬥和體罰以外，還要掃地、生火、篩爐灰、撿煤渣。每月只發50元的生活費，後來被降到15元。生活水準的驟降，精神壓力陡升，使他幾乎垮掉，並患上了急性肺炎，後來還因為中風偏癱。
1976年5月，奚嘯伯對前來探望自己的弟子歐陽中石說：“我和比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說：‘你們別顧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們都拉家帶口。頂不住，有什麼事兒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這樣也難過關。他們（造反派）問我什麼，我都承認，按照他們的意思去承認。可是我說的，還是跟人家說的對不上茬兒。所以，他們說我還是不老實。”
1977年12月10日，奚嘯伯悄然去世，緊隨著馬連良、周信芳。死時，沒有積蓄，也無家產。他只給兒子留下了一條破毛毯，一個樟木箱和去北京看親人的未了的心願。
譚富英的鬱悶
譚富英出生於京劇世家，祖父譚鑫培和父親譚小培都是著名的京劇名角。譚富英的成名也很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出道不久就錄製了幾張唱片，其中與王連浦合演的《法門寺》，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搶手貨。
1934年譚富英正式挑大樑，因其嗓音爽亮甜脆，十分叫座。有評論說，譚富英嗓音卻如皓月當空，嘹亮清澈。
譚富英也是個大孝子，他早出晚歸都要到父親的房間請安。如果在外邊吃飯，遇到他父親愛吃的東西或者什麼新鮮佳肴，譚富英總要花錢再請廚師做一份，帶回家中給父親品嘗。
中共建政後，譚富英任北京京劇一團團長，1959年加入中共。可是，當父親重病時，聽中共話的譚富英卻不敢告訴父親自己要去朝鮮參加“慰問演出”。後來還是他父親從其他人口中知曉，才讓他離家。不過剛剛離家，其父親就病逝了。
文革爆發後，譚富英批判一些同行時他不吝言辭，失去了傳統做人的忠恕標準。一次，江青召開會議，要大家對京劇《海港》提意見，譚富英提出該劇高腔太多，不僅不利於藝術表現，而且對演員的嗓子有害。這令江青十分惱火，遂勒令其退黨。其後，也遭受了一些迫害，鬱悶呆在家中。1977年，譚富英病故。
結語
藝術生命本該繼續綻放的四大著名鬚生，卻在中共建政後，被中共的絞肉機先是結束了他們的藝術生命，其後又被奪去了身家性命。或許，深諳忠孝節義的他們，至死都沒有明白，曾經對他們的表演大加讚賞的中共高官們，為何要翻雲覆雨？一句話，只因為中共要“革”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