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7年07月19日】
1949年，物理學家、留美博士饒毓泰先生，拒絕了南京政府的邀請，沒有登上為著名教授安排的前去台灣的專機。他選擇繼續留在北大執教。 1956年，留美博士、力學家、計算數學家董鐵寶攜妻兒繞道歐洲、歷時3個月回到中國，受聘於北京大學。當時北大校刊96期作了報導，寫道：「本學期開學以來，共有7位教師，衝破種種阻撓，從資本主義國家歸國到北大工作。他們是……力學博士董鐵寶和夫人植物生理學碩士梅鎮安，……」
1968年10月16日，在 「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饒毓泰不堪折磨和迫害，在校內自殺身亡。
1968年10月18日，董鐵寶上吊身亡。這位中國計算機研製的先驅之一，被打成了「美國特務」、遭隔離審查。那天晚上，他離開了關押他的大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場十年「文化大革命」，吞噬了多少大陸的科技和文化精英。當年，這些才華橫溢的名流才俊，輕信了中共的宣傳鼓惑，對紅色政黨心生幻想，對「新」中國充滿期望。然而，在無情的政治風浪中，他們不僅報國夢碎，而且墜入了無邊的黑暗之中。
「文革」是中共發動的最大的政治運動，災難空前。在這場運動中，知識分子再一次首當其衝，成為第一波受難者，遭遇滅頂之災。毛澤東號召「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於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從表層的器物、古蹟，到深層的精神、信仰，被徹底砸碎、摧毀。中共的謊言、暴力、強迫式思想改造，重創文化精英的肉體和靈魂，也給中華文化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滅頂之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了「516」通知，把階級鬥爭的矛頭直指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等文化領域，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通知說：「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1966年6月初，文革的旋風席捲了北京校園。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還號召「堅決徹底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揮舞棍棒，在一個月內打死了1772人，其中包括許多中學、大學的校領導和教師。「紅小將」的暴力，得到了領袖的默許；「紅八月」的得名，浸透著血腥和暴力。
「無產階級的革命號令」響起，討伐知識分子的運動在全國展開。知識分子階層被中共明確列入專政對像的清單，稱作「臭老九」（其它8類專政對像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慘烈的迫害輪番上演：口誅筆伐，批鬥毒打，羞辱栽贓，下放改造。這些殘酷的折磨令大批知識分子如墮深淵。他們百口莫辯，眾叛親離，無語問天。
單少傑在《毛澤東執政春秋》中描述了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慘境地：「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在批鬥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名學者、名教授、名作家的問題上，都是不遺餘力的。即使在那些後來也被打倒的學校領導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曾積極領導過或參與過對後者的整治，有意無意地把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從自己身邊引開，引向那些既無任何黨派庇護又無自我保護能力的知識分子身上。」
「幾乎所有『學術權威』都受到嚴厲批判，其中一些人還被戴上高帽子、掛上黑牌子，被罰站、被罰跪，任人打罵、任人羞辱。幾乎什麼人都可以來羞辱知識分子，尤其可以來羞辱大知識分子。心術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目不識丁者可以喊出『知識越多越愚蠢』的口號，甚至知識分子自己也整起自己來。」
據單少傑記述，北京一所大學的一位老教師告訴他，在整「反動學術權威」最厲害的那段時間裡，就有好幾位教授從正對著這位教師家的一幢高樓上跳下來。「他親眼目睹了這些學術名流屍橫水泥地面的慘狀和屍體旁的標語：『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僅以北京大學為例，那裡被關、被打的「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自殺的著名教授就有24人。上海市在1968年至1969年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自殺的有10,000多人。有學者研究認為，「文革」初期就有20多萬人自殺，其中知識界人士占相當的比例。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在談話中炫耀：對於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小學教員，「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
王來棣在《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中評說：「文革」時期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泄。
夢斷家國
中共在奪權建政的過程中，依靠謊言和欺騙獲取了許多黨內和黨外知識分子的支持幫助。他們有的放棄了優越的生活，從海外歸國；有的拒絕了前往台灣的機票，義無反顧要為建設「新中國」效力。但是，中共領導人深知，中共的集團利益與知識界的自由理想不可兼容。對於知識分子，中共始終心懷仇視，這種態度，源自其對於傳統文化的恐懼。因此，在中共的統治下，知識分子的命運始終擺脫不掉悲劇的色彩。
文革颶風裡，夢想破滅、生命驟逝的故事，上演了千重萬回。
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之「士可殺，不可辱」的結局，是文革歷史中異常淒涼的一筆。傅雷本是個體制外的文人，在書房內靜靜地翻譯著書，卻被卷進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他曾經努力地「跟黨走」，試圖跟上「反右」浪潮，自己卻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革風起後，居委會和紅衛兵都上門抄家，不僅沒收了他的藏品和生活用品，還查到了荒唐的「反黨罪證」。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周圍是「打倒傅雷」的大字報。9月3日，傅雷夫婦上吊自盡。
在《重看傅雷之死：體制外生存艱難 被批鬥對生存絕望》中，作者（未署名）分析了傅雷的絕望心態。
「在政治運動中，他徹底迷失了方向。反對政治運動，他將被政治運動碾碎；支持政治運動，他同樣難以幸免於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站在時代洪流的風口浪尖，傅雷彷徨無奈，向左走是死路，向右走仿佛早晚要死，原地不動好像也無活路。不能說話也不能沉默，那麼剩下的只能是『自決於人民』了，這也是傅雷夫婦的最終抉擇。」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是在文革中被處死的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一位音樂藝術家，只因為在會上直言說，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主義沒有錯，就被當作「反革命」關進監獄。陸洪恩多次被在「鬥爭會」上被侮辱和毒打，最後，他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執行槍決，既無審判過程也無上訴手續。
陸洪恩被拘捕後，他的妻子和兒子都受到株連。16歲的兒子陸於為被發配新疆，十三年後，陸洪恩「平反」，其子才獲准返回上海。他說，父親沒有留下骨灰、遺書，所有音樂手稿被抄，上海交響樂團就交給他一根陸洪恩用過的指揮棒。
沈元，1955年中國高考文科狀元，歷史學界的奇才。在反右運動中，沈元被劃為「極右分子」，幾經沉浮。文革期間，事業漸有起色、組建了家庭的沈元和妻子被紅衛兵掃地出門，走投無路，四處躲藏。沈元後鋌而走險，闖入某外國駐華使館，欲求庇護不得。1970年4月18日，沈元以「反革命叛國罪」被槍決，時年32歲。
1980年，一張平反通知書送達沈家。沈母痛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
沈元的北大校友，郭羅基撰寫了回憶北大反右運動的文章，題為「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
2007年6月22日，沈元的親表哥沈君山在《表弟沈元》一文中寫：「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假若只允許一個人有大腦，有思想，無論這個人多麼英明、多麼天才，而不允許其他億萬人有思想有大腦，那不只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裡的個人悲哀，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無論人口怎麼多，疆土怎麼廣，也只會是關閉的小國，因為沒有敢思考能創新的氣氛和人才，就不會有科學上文化上的突破，所以那個時代中國確實是翻了個身，把精英分子面朝上的翻成面朝下，卻並沒有站起來。」
四個「S」－－屈辱和滅亡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潘光旦，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為「批判鬥爭」的對像，從1966年夏天開始，一直在該校「專政隊」中「勞改」，精神和體力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1967年，潘光旦病重。這時，老友葉篤義前來探望。潘對葉說，他在生活中一直實行三個S的政策：SURRENDER， SUBMIT，SURVIVE，即：投降、屈服、活命。葉篤義說，那就繼續吧。潘光旦說，現在我病重快要死了，我會有第四個S－－SUCCUMB（死亡）。1967年6月10日，潘光旦病重未得醫治，在費孝通的懷裡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王友琴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裡記敘了這個故事。她分析說，這四個S，來自潘光旦內心深處的思考，不僅是對潘光旦教授一人，而且是對一群與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學者的生平概括。「僅僅由於在權力的高壓下，這樣的說法在公眾生活中長期不被准許，所以流行於人們口頭的才是另外一些不同的東西。一些真實的說法長久地被淹沒和掩蓋」。
王友琴寫：「他這樣的人，曾經被冠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文革後得到『平反』，他們又被稱為『熱愛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愛國知識分子』。中國報紙上的這些稱號，是權力當局出於不同的需要對他們作的不同說法，但是他們的內心想法，其實我們知之甚少。而不被了解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表達或者沒有表達渠道，而是因為他們不敢說出來，更不能公開發表。潘光旦的遺言在他死亡多年後，文革結束了，才由他人來說出。而即使是在文革後，活著的人自己仍然不能直接說出有關的想法，而要借死者的言辭來表達他們那一代人的痛苦和辛酸。」
衝破謊言 找尋良知
近些年來，不少學者都在探討極權專制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而反思文革中知識分子的受難史，反思這個群體的各式表現，是此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部分。
劉傑在《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失去良知》中說，「文革離開我們的時間並不太久，當代中國已經普遍地失了良知和誠信。」他寫道：「知識分子的良知，涉及在共產極權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價值觀、文化、社會和國家制度的種種問題。暴虐共產專制統治下的思想史：謊言和欺騙，人的軟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賣……對於這些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下意識地選擇了遺忘。」
「文革」暴烈之下，知識分子的反應各不相同。有人道出真相，慷慨赴死；有人為保氣節，憤然自盡；有的忍辱負重，在悲苦中掙扎，還有人為求自保，違心地揭發、批判他人，喪失了起碼的是非觀念。作為那場運動的親歷者，有些知識分子在事後選擇遺忘，有人則以「寬容」的姿態表示原諒運動的發起人及執政黨，也有人深刻自省，強調自身的良心「污點」，希望警示後人，警示未來。
許多人依然沉默，但是，終於有勇氣的聲音，打破了可怕的寂靜。
關於「文革」，詩人邵燕祥在《人生敗筆》的序言裡懺悔：「在我，無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總編輯韋君宜在回憶錄中檢討和剖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為：「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幹部，跟著那種丑角去參觀，甚至還隨著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乾的什麼？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麼幹了嗎？我只希望自己……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很難做到這一條。」
作家巴金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時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文革並未遠去。對於持續十年之久、毀滅民族文化、扭曲幾代人靈魂、顛倒黑白、泯滅良知的惡浪，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看明真相、汲取教訓。在那場浩劫中，到底發生了哪些醜劇、悲劇，留下了怎樣的深刻教訓？在惡意的挑動下，群眾鬥爭群眾，陣地和角色不斷變換，今天的整人者，就是明天的被害者。揭發批鬥，周而復始，「樂此不疲」。十六七歲的少年，被騙得失去了理智和同情，向自己的師長、向鄰居揮起了皮帶棍棒。
文化革命的紅色海洋，寫滿了愚昧、無知和瘋狂。為什麼，在五千年的文明古國，知識、尊嚴和生命變得一錢不值？為什麼，在動亂之後的四十年，「文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禁忌？無數歷史的碎片，沉積在民族的書簡裡，等待更多的破譯和記憶。
反思，因為昨日和明天；反思，紀念逝者，警醒生者。今天，紅色的謊言仍在纏繞，禁錮靈魂，阻礙自由。反思，需要面對事實、剖析自我的勇氣，需要以智慧去辨識真偽，以良知擁抱真相。
參考資料：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聯經出版公司 ，2001年12月29日。
王來棣：《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3期。
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