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8年05月24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40）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黨組織第一書記謝爾蓋‧基洛夫（Sergei Kirov），被持槍進入列寧格勒黨總部的年輕共產黨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射殺。此後，新的恐怖周期開始了。
幾十年來，人們普遍認為，史達林在基洛夫暗殺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洛夫是史達林的主要政敵。這種看法源於，1956年2月24日—25日晚，赫魯雪夫在第20次黨代會上，向蘇聯代表們提交的秘密報告中所「披露的內幕」。該理論近來受到質疑，特別是在阿拉．基裡林娜（Alla Kirilina）的著作中。她利用了以前沒有的檔案資源。無論如何，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史達林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使用暗殺，使陰謀論的想法具體化了。陰謀論，始終是史達林主義論調的核心主題。通過「證明」存在一個針對該國、其領導人和社會主義本身的巨大陰謀，陰謀論讓史達林得以維持危機和緊張的氣氛。它甚至成為體制失敗的一個便利解釋：當一切都變得糟糕、生活不再「幸福快樂」時，按史達林有名的說法，這「一切都是暗殺基洛夫的刺客的錯」。
暗殺事件宣布幾小時後，史達林起草了一項法令。它後來被稱為「12月1日法」（Law of 1 December）。這項異乎尋常的措施，兩天後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它下令對恐怖嫌疑人的審問時間減至10天，允許在嫌疑人沒有法律代表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審判，並允許立即執行死刑。幾個月前恐怖才剛剛有所減輕，而這項法律卻標誌著與之徹底決裂，且成為發動大恐怖的理想工具。
在接下來的幾周裡，史達林在黨內的許多對手被指控進行恐怖活動。報刊宣布，「可憎的罪行」是一個受其「在列寧格勒的總部」所指揮的秘密恐怖組織犯下的；除了尼古拉耶夫本人外，它還包括13名前季諾維也夫派成員。12月28日和29日，該組織所有成員都被秘密審判，並判處死刑，立即處決。1935年1月9日，對「列寧格勒季諾維也夫派反革命總部」臭名昭著的審判開始；77人都被判監禁，包括某些時候反對過史達林的、許多知名的黨內激進分子。揭穿「列寧格勒總部」，導致隨後發現「莫斯科總部」，其19名假定成員包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莫斯科總部」的成員被指控與暗殺基洛夫的刺客進行「意識形態共謀」，並於1935年1月16日受審。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認，他們「以前從事的反對黨的路線的活動，當客觀看待時，不可能沒有充當催化劑並激發這些犯罪分子的最壞本能」。這種不尋常地公開承認「在意識形態上共謀」的舉動，是在多次撇清關係和公開否認有牽連之後，導致他們分別被判5年和10年的監禁。從1934年12月到1935年2月，有6,500人按照新的反恐程序被判刑。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定罪後的第二天，中央委員會向所有黨組織發出一封秘密通知，題為「從對基洛夫同志的怯懦謀殺中要汲取的教訓」。正文部分堅稱，存在一個由「兩個季諾維也夫派基層組織」主導的陰謀，「它們曾是白軍組織的前沿組織」。文中還提醒所有成員，與托派成員、民主集中派（Democratic Centralists）、右翼和左翼分裂派別等「反黨集團」作長期鬥爭。無論任何人以前在任何事情上反對過史達林，都成了嫌疑人。對敵人的追捕變本加厲。1935年1月，988名前季諾維也夫支持者，從列寧格勒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雅庫茨克。中央委員會下令所有地方黨組織擬定因屬於「托派和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派集團」而於1926至1928年被禁的共產黨員名單，後來僅僅根據這些名單實施了逮捕。1935年5月，史達林再次致函所有黨組織，下令對每個共產黨員的黨員證進行仔細檢查。
基洛夫暗殺事件的官方版本，聲稱暗殺是有人使用假黨員證進入斯莫爾尼宮（Smolny）所為，用以證明檢查所有黨員證的運動有著「巨大的政治重要性」。該行動持續了六個多月，是在秘密警察的全力協助下進行的。NKVD提供證明「可疑共產黨人」所需的一切文件，黨組織反過來又通知NKVD，作為這場運動的結果，被禁止入黨的人有哪些。整個這場行動，導致9%的黨員即約25萬人被開除黨籍。在1935年12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負責這項行動的NKVD主要部門首腦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Ezhov）給出了不完整數據，顯示被開除出黨的15,218名「敵人」也在這次運動中被捕。然而，葉若夫認為，這場清洗算不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因為所花時間比原計劃長了3倍，這是由於「當時仍在主管職位上」的一些「官僚主義分子」的「惡意和破壞」。儘管該黨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是鏟除托派和季諾維也夫派，但實際上被開除出黨的人僅3%屬於這些類別中的一類。地方黨領導常常不情願「聯繫NKVD，並交出要通過行政決定立即流放的人員名單」。簡而言之，在葉若夫看來，這場黨員證檢查運動揭示了，黨的地方辦公室在多大程度上想要組成對當局消極抵抗的統一戰線。這是史達林始終都銘記的一條重要教訓。
基洛夫被暗殺後立馬來襲的恐怖浪潮，不只是影響到黨內的前史達林反對者。1934年12月27日，政治局以「白軍恐怖分子從西方滲透進本國」為藉口，下令從烏克蘭邊境地區放逐2,000戶「反蘇」家庭。1935年3月15日，採取了類似措施，「將所有可疑分子從列寧格勒地區邊境區域和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亞」。主要受害者是近萬名芬蘭人，這是遭放逐的眾多族群中的第一個。這种放逐後來在二戰期間達到高峰。1936年春發生了第二場大規模放逐，針對15,000戶家庭，涉及近5萬人，其中多數是來自烏克蘭的波蘭人和德國人。他們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Karaganda）地區，並安置在那裡的集體農場。
接下來的兩年裡，鎮壓周期加劇，NKVD在1935年作出26萬7,000例判決，1936年作出27萬4,000例判決。同時，採取了一些措施來安撫人口。「被剝奪公民權利者」這一類別被廢除，對集體農場工人少於5年的監禁判決被撤銷，依據1932年8月27日的法律被判刑的37,000人提前獲釋，「特別移民」的公民權利得到恢復，禁止被放逐者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歧視性做法划下句點。這些措施往往產生矛盾的結果。例如，被放逐的富農，在被放逐5年後恢復了其公民權利，卻最終被禁止離開他們被重新安置的地區。他們的權利一被歸還，他們就開始回到他們的村裡，這導致諸多不可解決的問題：他們將獲准加入集體農場嗎？由於他們的房屋和財物被沒收，他們將住在何處？鎮壓的邏輯在此過程中只允許稍微的停頓：沒有回頭路。
當社會與政權之間的緊張進一步加劇時，政府決定為斯達漢諾夫運動背書。該運動以安德烈．斯達漢諾夫（Andrei Stakhanov）的名字命名。藉以不尋常的團隊合作和重組，斯達漢諾夫成功地將煤炭產量提高了14倍。一場巨大的提高生產力運動開始了。兩個月後，1935年11月，莫斯科舉行了一場「工人先鋒會議（Avant-Garde Workers）」。史達林本人就「一場擺脫工程師、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習慣性守舊的運動」，強調了其「深刻革命性」。事實上，鑒於當時蘇聯工業的性質，斯達漢諾夫運動推行的幾天、幾周，甚至幾十年，都對生產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設備磨損更快；工作場所事故飆升；產量增加之後，下降期幾乎不可避免地接踵而來。當局回到上世紀20年代晚期騷擾專業人員的主題，又開始將經濟困難歸咎於滲透進管理層的所謂破壞分子，尤其是工程師和專家。對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任何懷疑、生產節奏的任何中斷，或任何技術故障，逐漸再被視為反革命行動。1936年前六個月，超過14,000名工業管理人員因破壞活動被捕。史達林利用斯達漢諾夫運動，發動了一場新的恐怖浪潮。它作為「大恐怖」（Great Terror）而被世人永遠銘記。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