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6月26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三部分 另一個歐洲：共產主義的犧牲品（52）
在捷克斯洛伐克，領導們於1949年6月被警告，有一撥人結夥在共產黨內搞陰謀。為了把他們沖刷出去──特別是找到「捷克的拉依克」──在布拉格成立了一個特別組織，由中央委員會、秘密警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控制委員會的負責人組成。首批共產黨領導人於1949年被捕，首先是第三序列的。但在第一波審判期間，當局只能組織起一個反狄托審判。這個審判於1952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發舉行，包括10名南斯拉夫人在內的16人受到審判。他們的頭兒是南斯拉夫駐布拉迪斯拉發的副領事凱維奇（Stefan Kevic）。兩名斯洛伐克人在審判中被判處死刑，其中一人Rudolf Lancanic被處決。
在1949年末，警方力量在經驗豐富的蘇聯克格勃人員的協助下得到加強，開始逼近「捷克的拉依克」。蘇聯顧問們毫不掩飾他們的目標，其中一個名為利哈喬夫（Mikhail Likhachev）的，煩惱於斯洛伐克安全領導人的缺乏熱情而叫囂，「史達林派我來安排審判，我沒時間去浪費。我不是來這裡與人討論事情的，我來捷克斯洛伐克是來砍頭的（svolchit golovy）。在我開始有麻煩之前，我會親手殺死150個人！」
對這壓迫的歷史進行重建（的工作）已經很仔細地在做了，因為在1968年時，歷史學家可以獲得黨和警察的秘密檔案。1989年11月之後就可以更進一步追究這個問題。
傑加和夏洛特．帕夫利克夫婦（Gejza and Charlotte Pavlik）於1949年5月在匈牙利，作為拉依克審判準備工作的一部分被捕。對傑加．帕夫利克的審判於1950年6月開始。1949年6月，匈牙利共產黨領袖拉科西給了在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哥特瓦爾德一個名單，上有約60個在調查拉依克時曾出現的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的名字。由於拉依克的案子，又是在蘇聯和匈牙利安全部門的壓力下，布拉格變得越來越多地側重於戰爭期間流亡到西方的共產黨人，特別是那些在國際旅中服過役的人。那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國家安全部隊裡成立了一個特別部門來揭露黨內的敵人。他們毫不猶豫地啟用了前蓋世太保的成員、共產主義運動的「專家」。在1949年11月負責外貿的副部長婁博（Evzen Lobl）被捕後，對共產黨員的迫害愈演愈烈，達到了最高級別的幹部，並在1950年進一步加劇，甚至影響到地區一級的黨的領導人。
在1951年1月和2月，一波又一波的逮捕席捲了權力架構中的一部分。在50次針對黨和國家的高級官員的逮捕中，被拘禁的有一群「講法語的共產黨人」和其他被指控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與外國政黨接觸的人，例如斯瓦布（Karel Svab）。
尋找「捷克的拉依克」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那期間各種各樣的人被指為這樣一個陰謀的頭。直至1951年夏天，在得到哥特瓦爾德的同意後，史達林才認定，此人必是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Rudolf Slansky），其得力助手傑米德爾（Bedrich Geminder）是共產國際的另一關鍵人物。傑米德爾的名字幾乎到處都與斯蘭斯基連在一起，無論是在史達林和哥特瓦爾德之間的通信中，還是在那些斯蘭斯基被捕前抓的共產黨人遭受審訊的時候。蘇聯顧問們認為，即使在最糟的情況下，他們也可以把大部分的罪名釘在傑米德爾身上。國家安全部隊於1951年11月24日逮捕了兩人。隨後的幾個月裡，又有兩位領導人也因同案被捕：一個是1952年1月12日被捕的對外貿易副部長馬戈利烏斯（Rudolf Margolius）；另一個是斯蘭斯基的助手弗蘭克（Josef Frank），於1952年5月23日被捕。
蘇聯顧問和他們當地的助手輪流折磨和摧垮被告來準備作秀審判。1952年11月20日對「以斯蘭斯基為首的一起反對國家的陰謀案」的審判終於開始了。判決在一週後宣布。被告中有11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無期徒刑。1953年12月3日凌晨3點到5點45分之間，這11人在布拉格的Pankrac監獄被處以絞刑。
除了上世紀30年代在莫斯科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審判之外，斯蘭斯基審判是共產主義歷史中最引人注目和被評論最多的司法程序。被判刑者中有一些是共產黨人國際舞台上的傑出人物，在冷戰時期讓布拉格成了共產主義者的日內瓦。捷克首都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特別是在與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的關係中。
斯蘭斯基從1945年以來就一直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總書記，是莫斯科的忠實僕人，擔任「五人小組」這一日夜跟進壓迫的特別機構的主席，其職能之一是批准了數十人的死刑。
傑米德爾和弗蘭克都曾是黨的副書記。傑米德爾在共產國際中曾擔任高位，他從莫斯科回到布拉格是特地為了領導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國際部。弗蘭克曾在1939到1945年間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裡，負責監管經濟事務和向西方共產黨提供財政援助。擔任外貿副部長的馬戈利烏斯與黨控制下的各種企業和商業機構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費舍（Otto Fischl）是財政部副部長，對捷共的財政事務有深入的了解。弗雷賈（Ludvik Frejka）戰爭期間參加了捷克當時設在倫敦的抵抗運動，從1948年哥特瓦爾德成為共和國總統開始就擔任財政部經濟部門的負責人。
在被判刑的人中有幾個是直接或間接通過共產國際與蘇聯特勤服務有聯繫的，包括有：從1948年起擔任軍事情報局局長和國防部副部長的艾欽（Bedrich Reicin）；斯瓦布，曾在納粹集中營裡坐過牢，擔任過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組織部長，又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西蒙（Andre Simone），是一名記者，戰前曾在德國和法國工作；倫敦（Artur London），曾在戰爭期間的西班牙協助過蘇聯的NKVD，因為參加法國的抵抗運動而被驅逐出境，1945年後在瑞士和法國效力於共產黨的情報機構，並於1949年初在布拉格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
外交部有兩人也在被判刑者之列。一個是斯洛伐克人克萊門蒂斯（Vladimir Clementis），他在戰前就是一個共產黨律師，被流放到法國。從國外，他一直對德蘇協議持批評態度，這立場導致他被開除出黨，這一決定在1945年被撤銷。他自1948年春以來一直擔任外交部長。另一人是海度（Vavro Hajdu），一位副部長，也是斯洛伐克人。被審判的第三名斯洛伐克人婁博（見前文），戰時人在倫敦，被捕時擔任外貿部副部長。
斯林（Otto Sling）在西班牙的國際旅中作戰之後，也參加了在倫敦的捷克抵抗運動。戰爭結束後，他成了摩拉維亞首都布爾諾地區的共產黨書記。
海度、倫敦和婁博三人被判無期徒刑，他們的猶太血統也在法庭上作為證據出現。這個證據也用在了所有被判處死刑的人身上，克萊門蒂斯、弗蘭克和斯瓦布三人除外。
雖然斯蘭斯基的審判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象徵，專政的大多數受害者都不是共產黨人。在1948～1954年間所有被判刑的人當中，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只占總數的0.1%、死刑的5%和所有死亡人數的1%──包括處決、迫害引發的自殺和由於關押在監獄或營地裡而直接引發的死亡（比如，礦井事故、被稱為有「反叛行為」的在企圖逃跑時被警衛射殺）。
斯蘭斯基審判是由按照莫斯科最高當局的命令行事的蘇聯顧問們精心準備的。這是1949年以後第二波「人民民主」針對共產黨領導人進行的重大政治審判的一部分。
儘管史達林和哥特瓦爾德均於1953年3月去世，在斯蘭斯基的審判後的1953年和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還有對其他人的審判。高潮在1954年。該系列的第一次重大審判於1月26日至28日在布拉格舉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斯維爾莫娃（Marie Svermova）和另一位從1929年至1950年一直是黨內領導層的人被判無期徒刑，同案被控罪的其他六位黨的高級幹部一共被判113年徒刑。在2月23日至25日的第二次審判中，七名「大托洛茨基委員會」的成員，全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活動家，一共被判103年徒刑。第三次審判於4月21日至24日在布拉迪斯拉發進行，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前領導人被指控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傾向。曾任抗戰領導人的胡薩克（Gustav Husak），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四名被告一共被判63年徒刑。1954年還有另外六次審判，其中被告的有高級軍官、經濟官員（其中11人一起被判204年徒刑）和社會民主黨人。它沿襲多年來對重要的審判的一貫做法，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政治書記批准了指控和判決，然後黨的領導層起草並報告審判的進展情況。
1953年和1954年的審判並不是前幾年那樣大型的作秀審判。1948年至1954年期間最後的一次政治審判，於1954年11月5日舉行，被告是是經濟學家奧特拉特（Edward Outrat）。
扎沃德斯基（Osvald Zavodsky）是最後一位在這一波鎮壓中被處決的共產黨人，他曾在國際旅中作戰，也參加過抗戰，並在戰爭期間被驅逐出境，到1948年成為國家安全局局長。法院於1953年12月判處他死刑，政府拒絕減刑。他顯然知道太多有關特勤部門的內幕。他於1954年3月19日在布拉格被處以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