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瀋陽陸軍總院實習醫生 爆出更多活摘內幕

伊鈴

【正見新聞網2023年08月07日】

【編者按】這是一個大善與大惡共存的時代,善與惡的價值觀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針對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選擇從善、發聲制止,還是漠視、與魔鬼為伍,是我們必須作出的抉擇。該文記述了一個讓人心痛、讓人思考,最終讓人獲得勇氣站起來的中國人的故事……

29年前,一場命運的操弄,把一個天真無邪、活潑陽光的青年捲入一場驚濤駭浪之中。從此,這位擁有優越生活環境、仕途坦蕩的年輕人,背負沉重的良心包袱,在負罪的陰影中隱姓埋名地生活。29年過去,當年的那位陽光青年到底經歷了怎樣的人生板蕩?

2015年2月一個最寒冷的日子,我執行一項事先並不知情的採訪任務,在多倫多一棟隨處可見的公寓樓裡見到了這位受訪人,那時,他以匿名方式公開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8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次相遇,他終於鼓足勇氣,公開現身,完整地披露了至今還在繼續的驚天罪惡……

他的名字叫鄭治,下面是他的自述:(文內有活摘細節過於血腥,慎入)

第一部分 進入瀋陽陸軍總院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遼寧省遼陽市文聖區東京陵,有一棟六層樓高的商住兩用大樓,一樓是商鋪,二樓以上是住宅。那是一個繁華的街區,當地有名的東昇診所就在這棟大樓的一樓,診所的主人就是我父親,大家都稱他鄭醫生。

我父親在當地頗有名氣,退休前是153醫院職業病科主任,是醫院技術權威人物,他的論文發表在國內外專業雜誌上,還被收入中國首部「尋醫問藥檯曆」。全院上、下員工見到他都畢恭畢敬。


青年時期的鄭治。(鄭治提供)

我父親退休前就開了東昇診所,我家有祖傳中醫,擅長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疾病,如結腸炎、哮喘等。那時,診所人來人往、門庭若市,門前常常停滿市政府和軍區的車,當地市政府官員和軍區官員常常帶著司機、助手來診所看病。

我家就住在診所的二樓,我父親是典型的東北漢子,熱情、豪爽、好客,社交廣泛,來往的朋友很多,來人就擺一桌,要麼在家裡擺,要麼到對面的飯店。家裡經常是高朋滿座,當地市政府、瀋陽軍區好幾位高級別的領導都是我家常客,與我父親交情很好,那時候家裡特別熱鬧。

我是家裡的獨子,父母和兩個姐姐都很寵愛我。別看我現在這麼內向,我以前性格活潑開朗,喜歡唱歌,朋友也多,經常和朋友出去吃飯、唱卡拉OK。那時,我在大連陸軍學校讀醫科,周末時常有軍區的小車接送我,大門站崗的士兵都認識我。有時候和同學翻牆出去吃飯,回來時,站崗的士兵一看是我,就放我進去了。

在當地,我家算是有一定地位的,我家要辦什麼事,基本上只要一個電話就搞定。

1994年我進入臨床實習階段,當時放假在家,等待找實習單位,沒事我會去診所幫忙。

有一天,瀋陽軍區後勤部的軍官老福來到診所,他一見我就說:「嗯,小治,你怎麼在家?」

我父親告訴他:「他正在找實習單位,能不能幫他找一個?」

「行、行、行。」老福連說三遍。

瀋陽軍區有好幾家軍隊醫院,都屬於軍區後勤部管轄。老福給我選了一家最好的醫院——瀋陽陸軍總院。幾天以後,他直接把我送到瀋陽陸軍總院,當天就辦好住宿手續。原來他提前就辦好一切手續了。這要是別人,連審批都需要幾天。

瀋陽陸軍總院(現北部戰區總醫院)就坐落在瀋陽市,是東三省的頂級醫院。能進這家醫院工作、實習,都是有來頭的,這點大家心裡都明白,從不互相打聽對方的背景。

我是軍區後勤部的軍官直接送進來的,在這裡更感受到十足的優越感。那時,實習的科室都由我挑選,我選擇了普外科、心外科、泌尿外科。這些都是醫院的熱門科室,也是醫院最掙錢的科室。

在醫院裡,並不是每個實習生都有機會上台做手術,因為帶教醫生要擔當風險。但是我到每個科室都有很多機會上手術台,大家都知道我有背景,醫生也希望跟有背景的學生接近。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特權社會,這在瀋陽陸軍總院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地方,只要有錢,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在陸軍總院,光有錢,沒關係還不行。

醫院的病人都是那些軍區指戰員或當地政府官員。那時,無論在哪個科室實習,經常有軍官請吃飯、送禮,還有紅包。那時候的禮物都是些杯子、絲巾、菸酒之類。我作為實習生,查房的時候,病人會私下給我一兩百塊錢紅包。其他醫生拿的更多,但到底多少不知道。當時我家條件比較好,我通常不要紅包。

那個時候,地方打架鬥毆的事情很多,但從醫院走出去的人都比較威風,沒人敢欺負。很多在這家醫院看過病的人都會留下聯繫方式,希望以後能多多聯繫。後來我也結交了一些當地各行業的朋友。那時候,我家有什麼事,只要一個電話就可以辦好。

這家醫院有器官移植,那是全國都有名的,很牛的。我記得在心外科實習時,當時深圳有一個富豪,他特意坐飛機到瀋陽陸軍總院換心臟。不過,那時還沒聽說過「活摘」這個名詞,這個富豪等了好長時間都找不到匹配的器官。還有瀋陽軍區一個高級軍官要換腎,等了3年都沒有等到,都是靠透析維持生命。

那時,醫院有很多人在排隊,換器官是很難的。那時候我就知道,其實器官很難匹配。

第二部分 參與活摘器官

秘密軍事任務

後來我轉到泌尿外科實習。有一天醫院突然接到瀋陽軍區的電話,說是一個軍事命令,要求醫務人員馬上上車,去執行一項秘密軍事任務。

當時大概是下午時間,大家剛吃過午飯。科主任開始點名,醫生、護士共6人,2名女性,一個護士長,一個護士,3名男軍醫,我也被點名。

沒被點名的醫生、護士被要求離開;點到名的人員則被要求留下來。然後科主任命令:從現在開始,所有人必須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包括親人、朋友;任何人不得碰通訊工具。

電話機就擺在桌子上,當時,我很想跟家裡打個電話。但這是秘密軍事行動,誰也不能說。

然後,我們6個醫生、護士馬上集合,上了一輛被改裝過的麵包車。

我發現,醫院出動了2輛同樣的麵包車,我們上了其中的一輛。我不知道另一輛的情況。在麵包車的前面還有一輛軍車,軍車的門沒關,裡面是拿著槍的士兵。

當時,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去干什麼。

車子馬上啟動,軍車在前面開路,出了陸軍總院,就上了高速公路。開路的軍車打著警燈,嗚嗚地叫,高速路上所有的車都讓道,車子飛速前行……

一路上,大家一臉嚴肅,誰也不說一句話。車內四周已用淡藍色布簾完全封閉,一路上也不讓看外面。透過布簾的縫隙,我看到前面副駕駛座上坐著帶槍的士兵。

過了一會兒,車開到靠近一棟建築物的地方停下來,大家下車。我發現,這個地方周圍都是山,建築物的周圍有穿軍裝的士兵站崗。有一個軍官走過來接待我們,那位軍官說,這是離大連很近的一個軍隊監獄。

活摘腎臟

當天晚上,我們一行住在當地軍隊招待所,那位接待的軍官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在飯桌上,那位軍官對我們的負責人說,明天取的器官健康、鮮活;還說,是一位不到18歲的青年,他的父母曾花費一萬塊錢把他送到軍隊。

晚上回房間休息,我發現我們的房間外面有士兵站崗。

第二天早晨,我和一個護士隨2名軍人到監獄裡去採血。器官移植需要對血型,怕搞混。

取血回來之後,大家全都上車,車子很快啟動,開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停下,大家都安靜待在車上,誰也不說話。

透過虛掩的門縫,我看到,車子周圍全是站著拿衝鋒鎗的士兵,所有軍人都是臉朝外,背朝內。

我和大家在車上等著,不許有任何動靜,氣氛非常嚴肅。我發現,麵包車後面的門沒有鎖死,是虛掩的。

過了不久,突然有人敲車門,隨後門被推開,有4個體格強壯的軍人押著一個人過來,上車之後,把那人平放在黑色塑膠袋上面。車上早就鋪好了一個特製的黑色塑膠袋,大概2米多長,很寬。

我一看,這是一個年輕的男生,他的兩隻腳被牢牢地捆住,那是一種特製的、類似於纖維的、很細的繩,繩已經陷到肉裡。他雙手被反綁在身後,他的脖子上也繞了一根繩,跟後面綁著雙手的繩連著。只要踩著他背後這根繩子,人就起不來,人一動,就勒住脖子,人沒法起來,掙扎不了。

這時,對面的醫生告訴我:踩住他,不讓他動。我按住了他的腿。我發現,他……的體溫是熱的,他……的喉部、正在流著鮮紅色的血,整個喉部被血流模糊,看不清傷口的形狀……

記者:鄭治1個字、2字艱難地講著,幾乎講不全一個完整的句子,他雙手十指緊緊地抓住胸前的桌子邊沿,身子橫向移來移去,站起來,又坐下,然後半彎腰,半站半坐;他的臉型扭曲,雙眼睜得老大,驚恐地看著我,又看著窗外,極度驚恐又無助,嘴裡反覆說著:「太恐懼了,太恐怖了……」

訪談進行不下去,我們被一種極度恐怖的氣氛包圍,時間仿佛靜止下來。過了好一陣,鄭治才開始斷斷續續講下去:

這時,行動開始,在護士的協助下,所有醫護人員迅速穿好手術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只留2隻眼睛。我是助手,負責剪動脈、靜脈、輸尿管。

護士長很快用剪刀剪開他的衣服,然後在他的整個腹部到胸部,用消毒液大面積消毒3遍。

這時,其中一個醫生拿著手術刀,從他的劍突下(胸骨下)作切口,一直劃到臍部,做一個大切口,他的整個腹腔被打開。瞬間,血啊、腸子啊一下子湧出來……

另一個醫生迅速把腸子推到對面,很快就取下一側腎臟;對面的醫生迅速地取下另一側的腎……

隨著手術的動作,我看到那個躺著的、可憐的人,他的腿在抽搐,他的喉部在動,但是已經發不出來聲音……

「快,剪動脈、靜脈!」醫生對我說,我拿著剪刀,對著血管剪下去,嘩,血一下就噴涌而出,我的身上、手上噴的全是血……

這血還在流動,證明人是活的。這太可怕了……

醫生的動作非常熟練、速度非常快。很快,兩個腎臟都取出來了,腎臟已經在醫生手裡了。醫生用生理鹽水沖洗腎臟血管,以防止血管粘連;另一個護士拿著一個恆溫盒,2個腎臟沖洗完後放在恆溫盒裡。

活取眼球

此時,對面的醫生讓我取眼球。

當時我坐著,我向那人的臉部看去……天啊,他正睜著一對十分恐怖的、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眼神,看著我,正看著我……

恐怖,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恐怖。他正看著我,他的眼皮還在動,他是活的……

此時,我的腦袋一片空白,這太恐怖了!我嚇壞了,我全身僵直、發抖,虛弱無力,我已經不會動了。

難道是他?我想起頭一天晚上在招待所時,那位軍官在飯桌上對我們負責人說:不到18歲,是個非常健康的活體。

太可怕了,我對那位醫生說,「我做不了。」

這時,對面的那位醫生,馬上用左手手掌把他的頭狠狠地摁在地板上,2個手指把住他的上眼皮,右手拿止血鉗一剜,整個眼球就出來了……

我呆在那裡,我在發抖,全身是汗,已經虛脫了……

等待活體器官

這時,一個醫生敲了一下隔板,副駕駛位上的軍人開始用對講機呼叫。很快,後面車門進來4個軍人,用一個2米多長的黑色塑膠袋把那個人整個套住。此時他已經不會動了,軍人把他拖到車門外停著的、一輛帶蓬的軍用卡車上,開走了……

「把他送到哪去?」 我問。

「很快處理掉了。」一個醫生回答。

「砰」地一聲,車門快速關上,啟動。護士迅速把所有的手術服、手術帽、橡膠手套收拾好,放在一起,等待回去銷毀。軍車晃著警燈,鳴著笛,在前面開道,麵包車以特快速度往回開……

回到瀋陽陸軍總院,有2個手術室的燈正亮著,那是正在手術啟用的標誌。我們很快把器官送到手術室。此時,手術台旁邊已經站著另一批手術醫生,他們早已準備好。

當時,我全身軟弱無力,已經不能再做任何事。科主任還想讓我上手術台,鍛鍊鍛鍊,但看到我的情形,就讓我在一邊休息。我在旁邊坐著,隔著幾米的距離,我能看到那些醫生正在做器官移植手術……

精神幾近崩潰

手術結束後,大家一起到一個高檔飯店吃飯,所有人都一言不發,悶頭喝酒、吃肉……

我木然地坐著,活摘器官現場的一幕幕,就像電影一樣,不斷地浮現在眼前,我全身細胞都處在恐懼之中。看著眼前的大魚大肉,我只想嘔吐,什麼也吃不下。

我向主任請假,要求回家休息,主任同意了。我連宿舍都沒回,直接回家了。

我開始發高燒,我媽媽問起怎麼回事?我不敢說實情,只是簡單地說參加了一個手術。我媽媽以為只是普通的外科手術,並沒有當回事。我不敢跟家裡任何人說起,家裡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長一段時間內,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眼前顯現的都是那個恐怖的場景:那個用淡藍色布簾封閉的麵包車內,所有人都穿戴著白色手術衣、白橡膠手套、白帽子、白口罩,只有2個眼睛露外面……護士舉著強光燈往下照射著……底下躺著一個年輕的生命,我們的同類,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正被活體摘取器官……他的那雙眼睛,那個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痛苦的、恐懼的眼神,就那麼恐怖地看著我……看著我……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感覺快要瘋掉,整個人要崩潰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經歷多年的心靈掙扎,那種恐怖的記憶仍然無法抹掉……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無法體驗那種痛苦。多少年來,我不想去觸及,有意迴避它。只要一提起這件事,我就無法自持……

一方面,我的內心極度不安,親眼見到鮮活的生命遭受虐殺,我承受不起再刺激,我不想再提起;另一方面,我擔心被中共追殺,被滅口……無形的精神壓力,使我痛苦不堪……

從那以後,我不想與任何人接觸,不想接觸社會,我變得非常孤獨。

記者:2015年那次訪談結束時,已是下午5點半,歷時7個半小時。過程中,鄭治時不時地淚眼模糊,但全程沒有哭出聲過。

在離開之後的幾個小時裡,鄭治每隔5分鐘就給我打一個電話,他擔心我的安全,擔心我被特務追殺,反覆叮囑我:「不能報,不能跟任何人說起。」我感受到他的善良和體貼,也被他的恐懼深深地帶入,仿佛我變成了他,也成了活摘器官的參與者,我惶惶不安,什麼也做不了。

5天後,我終於決定完成手稿,這是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鄭治最終也同意發表,用化名喬治。為了避開壞人尋找到蛛絲馬跡,我們開車在多倫多市轉悠,找了好些地方,終於找到一個空曠地。那是一個冰雪覆蓋的草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我拍下了他的背影。
2015年,旅居加拿大鄭治用喬治化名,曝光了中共1994年代親歷的一次活摘器官的全過程。(伊鈴/大紀元)

文章見報前夕,他要求我幫助他離開加拿大,他擔心被特務追殺。就在我把一切安排就緒時,他突然告訴我,護照過期,需要一個月才能辦理好。

8年後的今天,鄭治又坐在我的面前,儘管眼神仍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平靜、坦蕩。他告訴我這8年的生活經歷,也爆出了更多的黑幕……

第三部分 花園下面的秘密

離開陸軍總院

當時,我去陸軍總院實習,軍區有意讓我留在醫院工作,所以全面培養我的工作能力。軍隊醫院待遇很好,收入相當高,在地方又有優越感,能留在軍隊醫院工作是件美事,當時瀋陽軍區的幾家醫院都隨我選。

在離開學校之前,我的人生非常順利,我以為社會都是很陽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活摘器官這件事情,我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面,看到軍隊醫院的黑暗,軍隊裡面真的太黑暗了。

那時,整個軍隊我都不想介入,不想去任何軍隊醫院工作。後來,我到了兵器工業一家醫院工作,在遼陽市的153醫院做內、兒科醫生。

自從參與那次活摘器官以後,我一直處於一種恐懼狀態,可以說,我是在極度恐懼的狀態下離開陸軍總院的。雖然離開了,但恐懼一點也沒減輕,時不時地莫名其妙地恐懼。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2002年的一天,我去瀋陽陸軍總院看望一位軍區領導,這位領導和我父親關係很好,我常去他家。他有腎病,很消瘦。那天我陪這位領導在陸軍總院做體檢,體檢完之後,醫生會診說要換腎。

當時在走廊,陸軍總院一位軍官側著頭,跟這位領導說:給你挑一個保質量的,鮮活的,法輪功學員的。

此時,我才知道,原來法輪功學員是被活摘器官的對像。

後來,我陪這位領導回家,當時,他徵求我的意見,到底要不要換腎?我說,別這樣,那不是殺人嗎?

這位領導知道我曾參與過活摘器官。他停了一下,隨後用特別嚴肅的表情看著我,用手指著我,說:你趕快走,走得越遠越好。

當時,我特別震驚,本因為參與活摘器官那件事就已經很恐懼,聽到這件事情以後,我就更恐懼了。

後來,這位軍區領導聽了我的話,他沒有換腎臟,一直靠透析維持生命,直到2005年之後才去世。

湖北公安廳後花園地下有人體庫

2002年我申請了一項專利,發明了一次性可降解衛生坐墊。2005年我在北京,正洽談專利產品的生產合作事宜。那時候住在北京,接觸到很多政界、商界人士。

當時對我這個專利感興趣的人很多,那時候是薩斯病過後不久,大家都怕得傳染病,很多人都在尋找這個產品。醫院、航空、鐵路、酒店、個人都需要,市場很大。我同時還在設計生產設備。

在北京有一些和我家交往深厚的人,有一位女士有胃腸炎,西醫治不好,90年代一直是我父親給她看病。我們倆家關係很好,她的女婿是一位政治局常委身邊的親信,能接觸到很多高層人物。在家裡,我們都戲稱他為「親信小姐夫」。

那時候,我姐姐和母親都陸續出國了,只有我一家三口留在北京,這個「親信小姐夫」有時會在周末來看我。有一次聊天的時候,談到法輪功的話題。我跟他說,在東北,法輪功被迫害得很嚴重啊。

當時,他什麼話都沒說。送他走的時侯,他突然轉過身來,目光直直地看著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在、湖、北、武、漢、市,湖北公安廳後花園的地下,關滿了法輪功學員,有未、成、年、的、孩、子。」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去過那裡。」

當時我不敢說話,也沒有回應他,心情特別沉重。

送他走之後,我突然有了一種使命感:我要離開中國,我要把這件事情帶到海外。

那個專利是我用一年多時間發明出來的,當時都已經到了洽談市場投資的事情,有人急需要投資,他們知道這個東西利潤太大了。但是,經歷這些事情以後,我已經明白,什麼專利、什麼錢,這些東西都不重要;比起生命來說,錢這東西太輕微,多少錢都沒有什麼意義。

第四部分 出走海外

泰國之行

我在2005年底出國。當時選擇從北京出發,我覺得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個時候是帶著太太和孩子,從北京首都機場出發,飛到越南河內。一位越南留學生幫助我過關,又幫助在河內安頓一些日常事務。我在越南只待了2天,之後就到了泰國。

在泰國,我們一家受到聯合國的保護,在那裡待了大約一年半多時間。

在泰國也經歷很多事情,我的一位鄰居是異議人士,泰國警察直接把他抓進監獄;泰國中使館的人經常直接威脅泰國華人。泰國的媒體親共,報紙上面登的都是中共領導人的新聞和講話。在泰國的街頭,有人打著五星紅旗晃來晃去。

那時候就知道,其實海外並不是那麼安全,中共在海外滲透非常嚴重,在泰國就有大量的中共特務。那段時間,我同樣處於恐懼狀態,恐懼感一點都沒減輕。

落地加拿大

我於2007年9月來到加拿大。因為有了泰國的經歷,到了加拿大以後,我非常謹慎,非常小心。

到達加拿大之後,並不是事事都順利,大概一個月左右,我就蹊蹺地遭遇了一場車禍,當時腿和腰部都受了傷,有一條腿在之後的幾年時間走路都是瘸的。這件事情又加深了我的恐懼。

在多倫多,我開始關注媒體,我發現,大多數中文媒體都是被中共滲透的,上面的內容感覺都是親共的,這些媒體我去爆料肯定是不安全的。

在加拿大的那8年時間,我也一直在關注大紀元的報導,我在尋找一位最安全、最適合報導的媒體。

這段時間,其實我是在一種非常苦惱、非常糾結、非常彷徨無助的狀態下生活,經常處於一種深深的絕望、無助之中……

我歷經艱險來到國外,希望曝光活摘器官事件。但是,如果選錯了媒體,會給自己帶來很大麻煩。不但有麻煩,還有可能活摘器官事件根本就報導不出去。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惱,心裡裝著這麼多秘密沒法爆出去,還隨時處在危險之中……白天恍恍惚惚,不知道該怎麼辦;晚上總是做噩夢,一種莫名的恐懼伴隨我,總是有一種緊張和不安,日子過得真的很痛苦……

匿名曝光活摘器官

2015年,我終於鼓起勇氣向大紀元曝光活摘器官罪行。

那時,當記者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就像見到親人,就像終於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同時,我又極度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萬分勇氣,終於走到這一步,決定曝光這個事情,但是,這個媒體真的會報導出去嗎?一旦報導後,明天我將面臨什麼樣的危險?

當時,那種心情簡直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就像到了懸崖邊,懸崖還有退路,我連退路都沒有,前路、後路全部斷了……

一般人想像不到中共有多邪惡,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的。它沒有法治,沒有法律程序。這一屋子的人,也許其中只有一個人可疑,或者對他們有威脅,它會把整屋子的人全都殺掉……株連九族,你所有的社會關係都給你挖出來,都受連累,很邪惡的。

那個時候真是,一般人很難想像,真是……講實話,我每說一個字,每說一句話,都像是在做「生死抉擇」,不知道這句話說出去的後果是什麼。那種極度不安,真的很難用語言形容。

我至今記得,當時我是多麼孤立無助,我很想站起來,我很想移動,但我不知道是該去扶住記者,還是扶住桌子……

那次,終於很艱難地完成訪談。談完之後,我就覺得,我把身家性命全拋出去了……那種心情……真的是無法形容的,那時候真是很害怕。

第五部分 公開現身 揭露活摘罪行

記者:時隔8年,鄭治決定公開身份,他告訴我,主要是因為最近看到一條消息,2019年,哈爾濱市一位法輪功學員張秀琴遭受活摘器官,她臨終留下的證詞最近曝光。他被這件事情深深觸動……

這件事情對我刺激實在太大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必須站出來。作為一個活摘器官現場的親歷者,我知道那有多麼慘,一般人想像不到,那有多慘……

宰殺中國人,盜取器官賣錢,這是徹徹底底的罪惡,所以,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實在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無論如何,我都要站出來,公開曝光活摘器官這件事。

活摘器官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全軍,所有的軍隊醫院都參與了,而且數量相當龐大。

我在海外隱姓埋名16年,承受常人難以想像的恐懼、徬徨、苦悶和絕望,現在公開身份,曝光活摘罪行。我知道中共很邪惡,要說完全不擔心中共報復,那不現實,但我將坦然面對一切……

要知道,在中國大陸,那裡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明知道監獄酷刑,明知道精神可以崩潰,肉體可以疲憊,但他們依然堅持把真相告訴民眾。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堅強的信念,激勵世界上每一個人。

加拿大是民主國家,是法治國家,這裡有基本的人權保障。作為人,作一個有最基本良知的人,我沒有理由再保持沉默。

中共代表不了中國人民,它不是一個政府,是一個犯罪團伙。我想對所有參與活摘器官的人說,保留證據,等到對共產黨清算時,為自己贖罪。

我會妥善保管手中掌握的證據、證人,等共產黨倒台時,等到大審判時,我會把全部證據拿出來作證。

這麼多年來,我背負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不管承受了多少悲傷,經歷了多少次絕望,我依然堅信,正義終將戰勝邪惡,人類一定會審判中共惡魔犯罪集團!


鄭治在中國的專利證書。(鄭治提供)


申請專利的書面資料。(鄭治提供)


在泰國申請聯合國保護證件。(鄭治提供)

【後記】

法輪大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傳出的佛家上乘修煉法,1999年7月,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出於一己之私,利用中共國家機器發起對法輪功學員的血腥鎮壓,當時在中國大陸修煉法輪功的民眾有上億人。

2000年後,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呈蘑菇雲式的爆炸性增長。加拿大人權律師、《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作者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2016年6月24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表示,他和另外兩位中共強摘器官最新調查報告作者,在對中國所有的器官移植中心和醫院的相關數據分析後認為──中共每年移植手術量達6萬到10萬例,而且是更傾向於較高的數字。

他們發現,中國器官移植的等待時間遠遠快於美國。根據美國衛生部報告,美國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時間:肝移植2年,腎移植3年,心臟移植約為0.6 年。在中國,中國醫院官方網站普遍保證1~2周內就能為病人找到器官供體。

解放軍第二醫院解放軍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網站稱,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瀋陽)稱,一般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2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週,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即可以尋求到HLA相匹配的供體。如有問題在一週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

擁有移植的器官配型非常不容易。據明慧網報導,在器官配型方面,相同血型匹配的比例在30%左右;從醫學角度說,直系親屬之間HLA(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uman Leucocyte Antigen)完全配型的機率是50%;而一般陌生人之間的配型機率在20%~30%之間。從媒體報導上看,大陸移植界提供的非直系親屬的配型機率大概在20%~30%之間。

美國的「全國骨髓捐贈計劃」(National Morrow Donor Program, www.marrow.org)網站上有提供一組有關HLA匹配的數據,大概4000個捐贈者中有200個成為潛在的供體,而在這200個潛在供體中,平均4.5人才能匹配一個病人。如果以潛在供體來算匹配機率,大概是5%,要是以更準確的匹配要求來看,那就只有1%了。

麥塔斯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中國死刑犯的數量解釋不了中國大規模的器官手術來源;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

他在一次採訪中表示,中國每年死刑犯數量滿足不了每年10萬例器官移植手術的需求,「我認為中國的死刑犯人數在2000-6000人之間。我的意思是,中國死刑犯每年不可能是100萬或者10萬人。」

值得慶幸的是,本文通過對一位活摘親歷者的採訪,揭開了中國移植非法器官來源的一角,我們期待這個採訪可以鼓勵更多人站出來,向世人揭示中共活摘罪惡的真相。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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