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貞觀政要》筆談(33):花果再美 也是末梢

劉如


【正見網2019年05月17日】

既然在《論公平》一章中,魏徵提醒唐太宗,國家的治亂興亡,不能依賴法律,根本上靠的是人的德行,而人的德行,最後卻取決於君王的教導,那麼這就意味著,太宗必定十分重視教育,但他關注的重點,跟今天的觀念正好相反。那麼他到底看重什麼呢?我們看《論文史》這一章,就會明白了。

所謂文史,大家可以解讀為文學和歷史,或者文章歷史,無論怎樣理解,都不會太偏,我們看太宗君臣對文章文學和歷史的看法,自然就能明白,貞觀時代這個最為耀眼的盛世,取決於他們對文史的價值取向。也就是說,首先我們要明白,古人修史和寫文章,其根本目的是什麼,如果這一點都不清楚,教育,就會本末倒置。而太宗,在這一點上,尤為清醒。

《論文史》原文第一段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第一段大意: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監修國史的官員房玄齡說:「我發現《漢書》、《後漢書》記錄有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這些文章文辭浮華,無益於對後世的勸誡,為什麼還要收錄在史書上呢?今後,如果有人上書議政,只要言辭所論述的道理真切直率中肯,有利於治國,不管我採納與否,都必須記載在史書上。」

修史目的:勸誡人心

這是《論文史》的第一段,我們依舊可以看出,儘管作者是在編寫歷史,卻絕對不會僅僅為了真實記錄當時君臣的討論,而毫無章法,毫無目的,他非常明白,既要真實,還要有益於對後世的教育,因此,留下什麼內容,都要抱著十分嚴肅的態度。第一段,他的記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起到開宗明義的作用,儘管這段話,是太宗自己說的話,但擺在第一段,可見這段話的重要。因為太宗在朝堂或者招見重要大臣的時候,對大臣說的,不可能就是這幾句話。

既然論的,是文史,那麼,首先就要讓人懂得,文史修訂和閱讀的目的是什麼,而這個對文史的認識,會導致修史的或者寫文章的人,寫出怎樣的東西,將對後世起到怎樣的影響。因此君王的看法,最為關鍵。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太宗對文史的認識,認為歷史,文章,或者文學,必須起到對人的勸誡的作用,那些辭藻華麗的賦類的文章,對人沒有勸誡作用的,即使文筆多麼優美,作者多麼有名,都不要收錄進史書。那麼勸誡什麼呢?自然是人的德行,自然要起到讓人重德向善、戒除惡習惡行的作用。這才是古人在教育這個層面上,認定的修史的目的,對歷史作用的看法。但是很多人會不解,這裡講的不是治國要領嗎?太宗不是說只要對治理國家有益的,不管他個人是否認同,是否採納,都要記錄下來寫進史書嗎?這裡講的,應該是有益於對帝王君臣等為政者的勸誡吧。

不是的,太宗講的前後《漢書》,並非專門用於教育帝王的史書,而是當時的讀書人,儒生普遍學習的正史,只要是讀書人,只要你進學堂受教育,就一定會讀這些歷史,在古人看來,這些就是正統的教材。是教導人吸取做人的各種教訓用的,那當然國家的治亂興亡的道理,就在其中。正史,採用給各種身份地位的人,進行立傳,以傳記的方式記錄歷史,為的就是這個目的,起到揚善戒惡的作用,從前人的經歷教訓中,走正自己的人生。那自然到了漢代,歷史不會只是記錄帝王的言行了,從司馬遷的《史記》,我們就明白了。只不過,太宗舉出的具體例子,是自己治理國家的認識,他作為一國之君,自然會把自己的工作作為例子來講話,為的是提醒大臣,負責修史的這些官員,要十分清楚,修史寫文章,最重要的目的是教育後世的人如何做人。這才針對治國上的內容,提醒他們注意,哪些才是有價值的。

儘管太宗是從治國的例子來提醒大臣,但他先講出的對文章和歷史的價值取向,卻十分明確地表明了他對歷史和文章的看法,他反對人們寫文章過度追求華麗的辭藻,過分注重文筆的優美,而忽視文史該有的真正責任:教育後人做人的道理。失去這個價值取向,就不該放進史書中。這個認識,並非太宗個人的認識,而是整個古代教育的認識。太宗不過是提醒大臣莫要忘記了這一點。

花果雖美   卻是末梢

大家知道,中國整理書籍,古代分為四庫全書,何為四庫,就是「經、史、子、集」,排在前邊的就是經書和史書。經書,雖然每個朝代認識的不同,但至少,古代儒生必學的六經或者五經,就是公認的經書,來自上古聖王。那麼學完經書,就要研修歷史,古人研讀和修史,絕對不是搞學術,而是以史書參照得失,不斷提醒自己,勸誡自己,吸取治亂興亡的教訓。那麼君王就是第一要接受教育的對像,帝王的德行就是百姓的參照,因此歷史就以帝王言行的記錄為先為重,所以,太宗講完文史的價值取向後,以對治國是否有益來作為具體實例,是十分正常的。

而「子」就是儒道各派學者,留下的各個領域的對治國做人的各自認識的著作,比如《孟子》《莊子》《孫子》《管子》《墨子》《韓非子》等等論著。是作為各個角度的參照用的,而「集」,很多就包括今天說的文學作品,音樂,戲曲,小說,後世的詩詞歌賦,醫學工程技術農工類都是,除了經書和史書,諸子著作,其它都歸類於集。是最末端的書籍。當然也最為龐大而華麗。

也就是說,講述做人道理的經史,是本,大多樸實無華,而文藝類技術類的,是末端,最為華美絢麗,但捨本逐末,是本末倒置的愚蠢做法,是太宗最為清醒的認識。

「末」並非不重要,如果不重要,就不會被收入四庫書籍當中,但是教育,必須以經書和史書為首為重,人不重德,擁有技術和文藝才華,只能讓技術和文學藝術,成為表達魔性,展現魔性,放縱惡行,危害國家,敗壞道德的利器。沒有道德為根基來引領,整個社會這棵大樹,就不會開出美麗的花朵,結出甜美芬芳的果實,大樹的末梢,就是花朵和果實,美麗繁茂與否,全看它的樹根是否健康直挺。

人類社會的樹根,就是道德,文藝技術就是末梢的果實花朵,再美麗再繁盛,也是末梢,也依賴於看似樸實無華的根,絕對不能本末倒置,根本一旦枯竭,歪曲,華景必不會長久,必然走向衰亡的結局。今天的人類,要想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導正國家,必須回歸古老的正統教育,以德為本,以史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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