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9年07月10日】
前文講到，唐太宗在貞觀九年，已獲得太平盛世，於是在眾臣面前立下志向，要把唐朝治理成萬世楷模，為此，鼓勵大家一起堅守德政，直至最後。此為慎終。
自古立志易，實現難，實現易，守成難，太宗內心既然立下如此大的志向，內心必然不會輕鬆，會站在帝王的角度不斷思考慎終這個問題，那麼他會如何做呢？一個辦法，就是繼續手不釋捲地翻看史書，從過去的帝王身上，得到教訓，不斷提醒自己，莫忘慎終。我們接著看《論慎終》第四段——君臣論史，深刻揭示慎終的難度與帝王自古多行善的真相。
第四段原文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 誠以為賢。 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跡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縱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第四段大意
貞觀十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通過讀史書，發現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體力行，不知疲倦，他們所任用的數位大臣，按理說也都算是很賢德的。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時代相比，還是無法企及，為什麼呢？」魏徵回答說：「現在周邊各地少數民族臣服，天下太平無事，的確是自古以來都沒有過的盛事。然而，歷代的帝王剛剛即位的時候，都想要勵精圖治，勤於政務，以堯、舜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富裕安樂了，就開始放縱自己，驕奢淫逸，沒有誰做到善終。至於臣子，在一開始被任用時，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風範，懷有匡扶君主、濟世救民的宏願。等到他們榮華富貴了，就開始處心積慮地盤算如何才能保住烏紗，苟全性命，沒有誰能夠做到盡忠職守，真正地為國為民擔憂了。如果君臣雙方都能不懈怠，銘記善終的道理，那麼就可以無為而治，天下無憂了，這樣做的話，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說：「正如你所說。」
解讀：帝王自古多行善 只是慎終難
這段話，透露出三個信息，一個就是太宗當年讀到的史書，其記錄的，並非什麼階級鬥爭，而是以帝王為首的不同人的得失的教訓，這個教訓，始終圍繞重德與否展開。這段話雖然沒有提到讀的是什麼史書，也沒提到具體的君王，而是一個讀史書後的總的觀感，但是我們前邊提過，史書，最早是孔子整理為教材的經典，無論《尚書》還是《春秋》，都表明，一開始，歷史的記載，專門是記錄一朝帝王、或各國君主的為政言行和事件的。直到漢代的《史記》，才系統地為大臣，甚至民間各種典型人物立傳。即便如此，帝王列傳依舊是放在最核心最首要的位置，稱為本紀，意思是最根本的歷史。原因在於，我們看一國主政者的思想志向，為證舉措，才能看懂那個朝代興衰的源頭，文化藝術的價值取向，國民的素養特點。無論是編寫歷史的史官，還是讀書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跟如今淺陋的歷史解讀，毫不相干。
我們看太宗，讀歷史看到，古代的君主與臣子，大多並不糊塗，他們也都受過儒學教育，熟知歷史，為君者仁義，懂得選賢，而為官臣子則有濟世救民之志，也懂得施行德政，因此，才獲得太平。只是，太宗志向宏大，認為他們既然這樣做了，應該可以達到三皇五帝時期的無為而治的理想社會才對，但是卻沒能做到。可見我國歷史，昏君不多，主流還是清明仁義，懂得為善的。只不過，達到先古聖王的程度的，能夠不被人的慾望左右，堅守到最後的，十分罕見罷了。而太宗的志向，就是要達到最高的志向。
第二個就是，這段話也告訴我們，自古帝王和學者，都以三皇五帝為榜樣，是為人和治國的宗旨，不變的道理。如果詆毀他們，歪曲醜化他們的形像，鼓勵人們懷疑祖先，那麼道德必然敗壞。古人從來不會把這些聖王，叫做部落首領，今天的醜化，可謂對祖先的貶低和嘲笑，是歷代帝王都不敢做的事情。我們這樣做，等於辱罵自己，來源野蠻，沒有高貴的文化源頭，何其可悲。道德為何迅速敗壞，不言自明。
最後一點，就是魏徵回答了太宗的疑問，為太宗肯定了德政的正確，讓太宗不要動搖和懷疑，只管堅守下去，慎終與否，才是最大的考驗，是能否達致聖王境界，創出理想盛世，超越歷代帝王業績的根本要領。
這就是古人讀史書的原因：為了修身治國。現代人若懂得這一點，便可以獲得管理公司的大智慧。有的公司，可以代代傳承，歷經幾百年不倒，都因謹守社訓，有嚴格的宗旨，經營的形式與具體手法可以變，甚至業務內容也可以變化，但誠信，奉獻社會，不見利忘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等堅守仁義的做人的宗旨，不會變，誰能一直守住初衷，辦事業是為大眾造福的初衷，誰就能守住商道，使得公司繁榮不敗，道理跟治國並無不同。也有很多公司盛極一時，經營一代兩代，很快退出舞台，原因就在於沒有從商的正確宗旨，即使有，也沒能傳承堅守。就像魏徵說的，富裕安樂了，就開始放縱了。不能慎終，必然敗落直至消亡。
可見，太宗不僅有遠大的志向，使得治國早早就有了目標，而且從開始到最後，都能實踐三皇五帝留下的德政，也就是無為治國之道，才達成了目標。也就是說，使得中國人引以為榮，代表中華文明鼎盛時代的盛唐文化，並非偶然，而是出自太宗的人生目標，沒有這個目標，群臣就沒有努力的方向，但光有目標，不能堅守德政到最後，也是枉然。太宗做到了慎終，這才有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超越了一般帝王的普通太平，這就是貞觀盛世留給後人最大的教導，最根本的智慧，並非依靠什麼技術的高級、法制的嚴密或者不為人知的高明手段。
從那之後，太宗只要有違背之處，就被魏徵指出，讓太宗記起自己要慎終的志向，在《論慎終》中，記錄了魏徵寫給太宗的一篇奏疏，在十個方面提醒太宗已經開始有放縱的跡象，這篇奏章被完整記錄下來，對太宗出錯之處毫無掩蓋，直言不諱，更加顯示出太宗的坦蕩胸懷，他並非沒有過錯，而是被指出錯誤後的敢於直視和接納的態度。（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