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9年07月08日】
師者 傳道為本
講到太宗敬孔子，大興儒學教育，千古未有，可知他為何能做到這一步？只因他深切明白師者，以傳道為本，是以承傳和弘揚道德為己任的人，用韓愈的話說，就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以太宗尊師即為重道，可以教化萬民，萬民知廉恥，有德行，便不必依賴刑法強行管束，這便是無為而治的狀態。那麼孔子傳的，是什麼道呢？就是做人這一層面的德，核心就是仁義二字。
《貞觀政要》 旨在傳道
讀者若有心，會發現，《貞觀政要》以「論君道」起筆，以「論慎終」收尾，顯而易見，這部史書，是為勸導後世帝王或者主政者，不僅要奉行德政，以此作為為君之道，還要有始有終、堅持到最後。這才是曾子所講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句話中慎終的本義。原本就跟辦喪事毫無關係。
古代有學問的儒生，都明白孔子辦教育的初衷，為的就是傳道德給後人（但他把角度放在仁義之理，仁者，人也，仁義就是人這個層次的生命該遵行的道義，莫要將對人的要求與對古代修道成仙者的要求混為一談。）因此真正的儒者（如今現代人把他們叫做文人），都會以此為自己最大的使命。
這也就是為何這本史書，會以「論君道」起筆，以「論慎終」收尾的原因。作者顯然尊奉儒者該有的傳人道的責任在寫書撰文，只不過，他選擇了帝王作為傳道的對像，有針對性地教導後世帝王如何重德，讓為君者，以唐太宗作為典範領悟為何以及怎樣奉行德政的道理。整本書，目的就是向後世帝王傳授身為帝王，該如何在治國上，實踐仁義的道理。通俗的說就是，教會帝王如何做人，如何重德。帝王有帝王具體實踐仁義的方式和學問，做到了就是德政，就是為君之道。《貞觀政要》的作者，身為儒者，寫史書，就是為了達到這個根本的目的，向帝王傳授以德，以仁義為核心的帝王之道，這就是作者身為儒者，具體踐行傳道使命的方式。給帝王傳正確的做人之道。因此每章每卷都講重德，事事都以德為核心。並在最後，以「論慎終」結尾，告誡帝王，從始至終，都必須堅守以德為政的道理來治國。
儒學，從帝王到孩童，均授人道
講到這裡，我們便會明白，儒學教育的本質，就是講做人如何重德的道理。如果針對孩子的啟蒙，必從孝道，從悌道講起，就是如何善待自己的父母兄弟等親族講起，這是人道的基本，是學會善良待人的開始，因為這就是孩子接觸人的開始。那當然帝王，必然要善待百姓，愛民如子，如果是商人，就要講誠信，莫要見利忘義。因此儒學，會針對不同的年齡、職業、身份，或不同的階層，傳授做人如何具體重德的道理，因此針對不同的人講仁義，具體內容就會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的道理和學問，如果就職業的角度，比如行醫者，形成醫道，要求醫者以救人性命為使命，要有愛病患的父母心，商人就形成重信義的商道，等等等等，一個仁義，就能展開很大的學問。
因此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學問，是否受過真正意義上的教育，不在於他是否上過學，而在於，他是否懂得做人的道理。是否真正從行為上做到了。如果一個人從行為上做到了，但從未上過學，也算是有學問的人，這在儒家經典《論語》的開篇「學而第一」裡，就已經講明的道理。這樣的人，如果立志創業，就會得到別人的幫助，就會在事業上有大的成就。比如被譽為「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人們往往在研究他成功的歷史時，總是強調他只上過小學，只有小學四年級的學歷，因而覺得他的成功是一個奇蹟，其實他的成功，正是為人講誠信，重道義，不會見利忘義的結果。無論他有多少經營的技術和高明的手段，待人厚道才能統領一個如此大的企業，並走向世界。實踐的，正是儒學講的為政以德的帝王之道。
文章以傳道為本 方為經國大業
那麼既然懂得了儒學，以傳道為本，那麼文人，寫文章，除了編寫歷史，不管是詩詞歌賦，還是戲曲小說，當然必須同樣以傳道為本。我們常說順理成章，大家可知該詞的本義？順理成章，就是要順著自古傳下的做人的道理來寫文章，才能成為有意義的文章，才能起到歸正人心，教化百姓的作用。因此，《三國演義》，無論寫的多麼生動，講了多少帝王將相和用兵的謀略，講的就是一個義字，這段歷史，作者通過小說的方式，寫出了它在歷史上的意義，那就是向人活生生地演出了一個義的內涵，因此，這部小說，才會開卷講劉關張的桃園結義，百姓才會對關羽和諸葛亮的忠義之舉念念不忘、萬分敬仰，歷史，就在教人做人的道理，而文人的文筆，不管採用何種文體和角度，就該承擔起不同層面揭示歷史真相的作用，講出道理的作用。而那些專門以描寫風花雪夜，描寫男女之情為根本目的的，就不會擁有受人尊敬的地位。離開道德講男女之情，是敗壞道德的行為。不僅無功，反而有罪。這樣的文人，如果文筆好，用以描寫骯髒的行為，就是最大的敗壞人倫，毀人德行的罪惡。稱不上是真正的文人。
講到這裡，想起三國曹丕說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句話，其實，只有傳道的文章，才能教育人走正路，成就歸正道德風尚的功德，這樣的文章，才能經國濟世，成為不朽的盛事。也正是儒者對寫文章的意義的根本認識。因此，儒家傳下的經書，就是經常用以對照和歸正自己言行的書籍，講的是不變的做人的道理，世代相傳，受人敬仰，其他書籍，無論文筆多麼華美，都無法與經書相提並論。
儒學以傳人這個層面的道德為己任，所以，教育之本就是人道的教育，寫文章當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傳道。目的還是教育人。因此，太宗大興儒學，敬奉孔子為聖人，將孔廟設在最高學府，就是尊師重道，就能教育百姓。成就無為而治的禮儀之邦。
懂得了這一點，接下來，我們將一同來學習「論慎終」這最後一章，通過太宗君臣對國政的實際討論，就能非常具體地理解，如何才叫做「慎終」，為何重德才是「無為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