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貞觀政要》筆談(37):師者 傳道為本 文章亦然

——縱觀《貞觀政要》 論文章之道
劉如


【正見網2019年07月08日】

師者 傳道為本

講到太宗敬孔子,大興儒學教育,千古未有,可知他為何能做到這一步?只因他深切明白師者,以傳道為本,是以承傳和弘揚道德為己任的人,用韓愈的話說,就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以太宗尊師即為重道,可以教化萬民,萬民知廉恥,有德行,便不必依賴刑法強行管束,這便是無為而治的狀態。那麼孔子傳的,是什麼道呢?就是做人這一層面的德,核心就是仁義二字。

《貞觀政要》  旨在傳道

讀者若有心,會發現,《貞觀政要》以「論君道」起筆,以「論慎終」收尾,顯而易見,這部史書,是為勸導後世帝王或者主政者,不僅要奉行德政,以此作為為君之道,還要有始有終、堅持到最後。這才是曾子所講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這句話中慎終的本義。原本就跟辦喪事毫無關係。

古代有學問的儒生,都明白孔子辦教育的初衷,為的就是傳道德給後人(但他把角度放在仁義之理,仁者,人也,仁義就是人這個層次的生命該遵行的道義,莫要將對人的要求與對古代修道成仙者的要求混為一談。)因此真正的儒者(如今現代人把他們叫做文人),都會以此為自己最大的使命。

這也就是為何這本史書,會以「論君道」起筆,以「論慎終」收尾的原因。作者顯然尊奉儒者該有的傳人道的責任在寫書撰文,只不過,他選擇了帝王作為傳道的對像,有針對性地教導後世帝王如何重德,讓為君者,以唐太宗作為典範領悟為何以及怎樣奉行德政的道理。整本書,目的就是向後世帝王傳授身為帝王,該如何在治國上,實踐仁義的道理。通俗的說就是,教會帝王如何做人,如何重德。帝王有帝王具體實踐仁義的方式和學問,做到了就是德政,就是為君之道。《貞觀政要》的作者,身為儒者,寫史書,就是為了達到這個根本的目的,向帝王傳授以德,以仁義為核心的帝王之道,這就是作者身為儒者,具體踐行傳道使命的方式。給帝王傳正確的做人之道。因此每章每卷都講重德,事事都以德為核心。並在最後,以「論慎終」結尾,告誡帝王,從始至終,都必須堅守以德為政的道理來治國。

儒學,從帝王到孩童,均授人道

講到這裡,我們便會明白,儒學教育的本質,就是講做人如何重德的道理。如果針對孩子的啟蒙,必從孝道,從悌道講起,就是如何善待自己的父母兄弟等親族講起,這是人道的基本,是學會善良待人的開始,因為這就是孩子接觸人的開始。那當然帝王,必然要善待百姓,愛民如子,如果是商人,就要講誠信,莫要見利忘義。因此儒學,會針對不同的年齡、職業、身份,或不同的階層,傳授做人如何具體重德的道理,因此針對不同的人講仁義,具體內容就會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的道理和學問,如果就職業的角度,比如行醫者,形成醫道,要求醫者以救人性命為使命,要有愛病患的父母心,商人就形成重信義的商道,等等等等,一個仁義,就能展開很大的學問。

因此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學問,是否受過真正意義上的教育,不在於他是否上過學,而在於,他是否懂得做人的道理。是否真正從行為上做到了。如果一個人從行為上做到了,但從未上過學,也算是有學問的人,這在儒家經典《論語》的開篇「學而第一」里,就已經講明的道理。這樣的人,如果立志創業,就會得到別人的幫助,就會在事業上有大的成就。比如被譽為「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人們往往在研究他成功的歷史時,總是強調他只上過小學,只有小學四年級的學歷,因而覺得他的成功是一個奇蹟,其實他的成功,正是為人講誠信,重道義,不會見利忘義的結果。無論他有多少經營的技術和高明的手段,待人厚道才能統領一個如此大的企業,並走向世界。實踐的,正是儒學講的為政以德的帝王之道。

文章以傳道為本  方為經國大業

那麼既然懂得了儒學,以傳道為本,那麼文人,寫文章,除了編寫歷史,不管是詩詞歌賦,還是戲曲小說,當然必須同樣以傳道為本。我們常說順理成章,大家可知該詞的本義?順理成章,就是要順著自古傳下的做人的道理來寫文章,才能成為有意義的文章,才能起到歸正人心,教化百姓的作用。因此,《三國演義》,無論寫的多麼生動,講了多少帝王將相和用兵的謀略,講的就是一個義字,這段歷史,作者通過小說的方式,寫出了它在歷史上的意義,那就是向人活生生地演出了一個義的內涵,因此,這部小說,才會開卷講劉關張的桃園結義,百姓才會對關羽和諸葛亮的忠義之舉念念不忘、萬分敬仰,歷史,就在教人做人的道理,而文人的文筆,不管採用何種文體和角度,就該承擔起不同層面揭示歷史真相的作用,講出道理的作用。而那些專門以描寫風花雪夜,描寫男女之情為根本目的的,就不會擁有受人尊敬的地位。離開道德講男女之情,是敗壞道德的行為。不僅無功,反而有罪。這樣的文人,如果文筆好,用以描寫骯髒的行為,就是最大的敗壞人倫,毀人德行的罪惡。稱不上是真正的文人。

講到這裡,想起三國曹丕說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句話,其實,只有傳道的文章,才能教育人走正路,成就歸正道德風尚的功德,這樣的文章,才能經國濟世,成為不朽的盛事。也正是儒者對寫文章的意義的根本認識。因此,儒家傳下的經書,就是經常用以對照和歸正自己言行的書籍,講的是不變的做人的道理,世代相傳,受人敬仰,其他書籍,無論文筆多麼華美,都無法與經書相提並論。

儒學以傳人這個層面的道德為己任,所以,教育之本就是人道的教育,寫文章當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傳道。目的還是教育人。因此,太宗大興儒學,敬奉孔子為聖人,將孔廟設在最高學府,就是尊師重道,就能教育百姓。成就無為而治的禮儀之邦。

懂得了這一點,接下來,我們將一同來學習「論慎終」這最後一章,通過太宗君臣對國政的實際討論,就能非常具體地理解,如何才叫做「慎終」,為何重德才是「無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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