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貞觀政要》筆談(36):太宗尊師重道 大興儒學 千古之最

劉如


【正見網2019年05月21日】

唐太宗在登位初年,首先將儒學教育抬到了古今未有的高度,第一步,確立弘文館至高無上的位置,讓儒學學士直接奉經指導國政,實踐祖先的德政,這才奇蹟般地實現了無為而治的理想社會。也就是說,太宗敬奉祖先的經書作為治國和做人的宗旨,而非當作學術理論高高在上的進行所謂的批判式的研究,正是他獲得千秋功業最本質的原因。尊敬先聖,實踐德政,正是太宗的「貞觀政要」。

太宗視儒學教育,為經國大業,敬奉孔子,必然勢在必行。因此,第二步,就是直接將孔子廟堂置於國學學府,擺正其宗師的位置,甚至擺正其後世弟子對傳承經書有巨大貢獻者的位置。讓他們和子孫後代得到至高的榮耀和尊敬。尊師重道之風,儒學的國學地位,從此在華人心中,牢牢紮根。講道德,重仁義的民族人格,既帶來盛唐的榮耀,也使得中華民族與文化,因擁有高貴的人格而令世界敬仰。

我們接著看《崇儒學》的第二段。歷史,為我們留下了太宗登位第二年敬奉孔子為聖人,大興儒學教育的珍貴記錄。

最高學府  始立孔廟  尊孔子為聖

原文: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乾戚之容,始備於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以上,鹹得署吏。國學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司業、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

大意:貞觀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為先聖,開始在國子監(最高學府,也是唐負責主管教育事務的教育部門,有監管、彈劾國政,監管國家學子德行操守的權力。)、太學(國子監下設在京師的中央最高學宮,可以理解為最高京師大學。)等國家建立的學府里建立孔子廟堂,查考典籍,尊崇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傳承孔子儒學教育的先師。在孔子廟堂里,供台兩邊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禮具和樂舞之具也開始齊備。這一年,唐太宗還招納大批天下儒士,賞賜給他們布帛,供給車馬食宿,下令他們都集聚到京師。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為大小不等的官員,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學生如果讀通一大經以上的經書,就可以入仕為官。此後,國子監增建學舍四百多間,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古代國立學校名。北魏開創四門小學,初設於京師四門,到唐代四門學為大學,隸屬國子監,傳授儒家經典,性質與國子學、太學同,唯獨學生家庭出身品級較低。)、廣文館也增加了學生的名額。另外,書學、算學分別設置了博士和學生,使國學的各種技藝都設置齊備了。唐太宗還幾次親臨國子監,叫祭酒、司業、博士講說經術,講畢,每人賜帛一束。儒學之盛,致使全國各地的儒生紛紛攜經書前往京城,人數達數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麗、新羅等族的首領,也派子弟到長安求學。於是,國子監之內,攜帶書箱登上講席的,幾乎有上萬人,如此大興儒學,古昔未有。

解讀:太宗尊師重道  千古之最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我國歷史上最為敬重孔子、最為重視儒學教育的朝代,就是史上最繁榮的唐朝。是唐太宗,將孔子奉為聖人,並在最嚴肅的最高學府開始設立孔廟。儒學教育才因此得以大興。貞觀二年太宗剛登位不久,那時的唐朝並不富裕,由於重視以德為核心的儒學教育,這才使得唐朝培養了大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賢明的人才,君臣同心同德,成為百姓的表率,這才使得唐朝興旺,文化藝術也因此達到鼎盛。

唐朝以前,周公為聖人,地位高於孔子,原因在於孔子對周公的崇敬,但是在太宗看來,周公僅僅是周代的治國賢臣,完備了周禮,貢獻固然很大,但只限於一個王朝。與整理三皇五帝以來的經典成為教材,將經國濟世的歷代聖王留下的文化與做人的道理,以普及教育的方式,傳給後人的孔子比起來,其功德遠遠無法相比。因此,太宗看到了孔子傳承先祖文化和教書育人的功德遠大,不僅在當時的周朝,而是代代傳承,確立和培養了整個民族的基本道德修養,是歸正人類靈魂的聖人之一,因此當之無愧,更應該被奉為先聖。太宗的見識與決斷,令人敬佩不已。太宗真的是位千古難遇的聖明帝王。

根據該章(崇儒學)的記載,貞觀十四年,太宗下令廣尋前代眾多著名的儒生,要對他們廣收門徒弘揚教育的貢獻給出嘉獎,方法之一就是尋訪到他們的後代,給以表彰和賞賜,以鼓勵後世的學者以他們的先祖為榜樣。貞觀21年,太宗再次下令,將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等二十一人給以配享孔廟祭祀的尊榮。理由是,他們註解經書的著作都被用以教育國學裡的學生,既然為教育後人做出貢獻,理應給予褒揚和尊崇。太宗尊師重道,敬重先師先賢的虔誠之心,到了千古未有,難以效仿的地步。

自古帝王,或者高層治國者,是整個民族命運,國家興衰的主導者,領航者,他決定的方向,是否正確,十分關鍵,太宗的功業早已證明他尊儒敬師的決斷十分正確,他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古今未有的聲望,那麼,反其道而行者,大肆批判孔子,批判先祖,批判民族傳統教育和做人文化的,必定是毀滅我們民族的邪惡,也必定讓民族道德淪喪,失去尊嚴。還有比這更加深重的災難嗎?跟隨這樣的邪惡走,才是對民族和國家的背叛與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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