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二五」到「三退」一千萬

2006年4月24日，大紀元上聲明三退的人數達到了一千萬；4月25日，則是法輪功和平請願七周年的紀念日。這兩件事情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繫，我認為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現在的退黨大潮是「4・25」事件的一種延續。

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需要一種文化來支撐。比如說儒家的「君權神授」和「施仁政」 的文化回答了帝王的權力合法性和如何執政的問題；西方這種「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文化支撐著民主制度；那麼中共這個邪惡的制度也需要一個文化來支撐，這個文化就是「黨文化」。

有人說，中國現行專制制度的存在是因為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就是專制的文化，xx黨的一套都是從傳統文化中學來的。我覺得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如果說「黨文化」是從「傳統文化」中來的，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初，為什麼要那麼瘋狂地破壞傳統文化，為什麼還要搞「破四舊」、搞「文化大革命」呢？這段歷史恰恰說明，「黨文化」和「傳統文化」之精華是截然相反的、水火不容的。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傳統文化幾乎破壞殆盡，許多中國人的思路都是按照黨文化的思路在走。「黨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呢？就是「鬥爭」，「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 ，「階級鬥爭」。所以你看許多中國人他解決問題的方式要麼就是無可奈何地忍著，要麼就是鬥爭。

「4・25」這個事情出來的時候，海內外都很震驚，中國人發現他們還可以有第三條道路可以走，那就是通過不卑不亢的和平方式去解決問題。當然不排除過去許多個體在解決他們個人問題的時候也能做到這一點，但是集體的、大規模的、為了解決同一個問題的行動能夠既沒有悲壯、也沒有激動，就那麼平和的去說理，平和的去解決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過。那天去的人很多，但是大家都很安靜、祥和。

七年以來的抵制迫害的過程中，法輪功走出了一條和平抗暴之路。這條路上充滿艱險，很多人為此付出了家庭、事業、自由、乃至鮮血和生命，但是這條路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所實踐。這個人數規模是非常大的，因此可以說，他也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就是我們怎麼對待不公、對待迫害我們的人、對待旁觀者等等。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內涵，就是講「真」相，以自己的「善」心去喚起人們的善心，過程中「忍」 讓、寬容大度，即對法輪功最高指導原則――「真善忍」的實踐。

2004年，《大紀元時報》發表了《九評xx黨》。這也可以說是法輪功「講真相」的一種延續。《九評》之後出現的「退黨、退團、退隊」的「三退」大潮則是和平抗暴精神的延續。

而且我們看到，「九評」和「三退」大潮出現以前，和平抗暴的精神主要局限在法輪功這個團體內部，而「三退」之後，這種精神就被推廣到了「非法輪功」的人群中，推廣到全中國。

過去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出現社會的動盪和戰爭。老子講「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舊的統治秩序解體，新的統治秩序尚未建立，中間都要經過至少幾年的動盪，田園荒蕪，百姓流離失所。等新的秩序建立後再進行休養生息。但是過去無論怎麼動盪，傳統文化沒有破壞，社會秩序因此會很快在新的政權建立後恢復。

但是xx黨和別的政權非常不一樣。如果xx黨解體了，但是它的黨文化不解體，人們仍舊保持著對生命的漠視、對自然的掠奪、互相勾心鬥角等思路，這個社會仍然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新的社會秩序也很難建立。這是和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不同――那些朝代並未面臨著文化重建的問題，而是有現成的道統去繼承。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的退黨大潮，在解體中共的同時就在建立新的秩序，這方面限於篇幅，不再贅述。在另一方面，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退黨大潮也在解體中共那種以「鬥爭哲學」為指導的黨文化，代之以「和平抗暴」 的文化，也就是說舊文化的解體同時，新文化已經在產生。那麼當中共解體的時候，社會的過渡是沒有任何動盪的過渡。

過去我們總說起「三退」大潮是中國的「和平轉型之路」，它不僅有政治結構上的和平轉型意義，也有文化結構上的和平轉型的意義。這不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嗎？而這種和平的精神，又是與「4・25」一脈相承。

更廣義地說，這種文化重建還是以道德重建、信仰重建為基礎的。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看到「三退」的意義、「4・25」的意義，及法輪功的意義都有著內在的聯繫。中國人也應該因此對法輪功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