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08年12月20日】
慈悲偉大的 師尊您好! 各位同修大家好!
我是台北學員，現就讀國中二年級。從小體弱多病、常常感冒，只要沒蓋好被子，隔天起床常會高燒四十度以上。上了幼稚園，更是天天又哭又吐，有時候上課愛講話，嘴巴被貼了膠帶，我卻吐得膠帶都掉下來了，搞得每天老師都要幫我清理嘔吐物。
一直到小一暑假，我跟著父母去參加九天班，九天下來，我才知道了一些小時候念經時不懂的問題，如：天國在那裡？怎麼修煉？去了天國是不是過了十一年就要回到人間？為什麼要當人？後來我每天下課回到家，都和外公外婆去中寮街煉功，不出兩個月，我就不像以前那樣弱不禁風，連眼鏡都送人了。
漸漸的，我開始在學校講真相，不論是同學、老師、主任，或者是校長，由於我是老師眼裡的「乖乖牌」，所以，全校教過、沒教過我的老師都知大法好，也知道我煉了法輪功後身體健康。但是升上小三，當我告訴這位剛從鄰校調過來的我們班班導：『法輪大法好』時，她卻反駁我說：「你不要再給我『法輪功』的宣傳單了！」這對我打擊很大，因為畢竟是第一次講真相遇到瓶頸。回家後，我告訴媽媽這件事，媽媽說：「沒關係，三、四年級表現好一點，老師會改觀的。」這顆心中的大石頭才放了下來。
一次，我試著打迫害電話，好幾通都沒接，但我仍然據繼續打，對方接了電話，我問他：「您知道自焚案嗎？」對方回答：「不知道，自焚案是啥？」雖然當時已經小四，但我仍因緊張而回答不出來，只好說：「自焚就是自殺，自己燒自己。」這一通講的很成功。但我卻起了歡喜心，下一通當我說了「法輪大法好」時，他卻掛了電話。我不死心，繼續打，他卻在電話那頭吹喇叭，很大的一聲「叭」，我被嚇的跳了起來，只好掛斷。
四年級一次校外教學，有到三重市公所參觀，那天我帶了一本「九評共產黨」。在市長簽名時，我告訴他：「法輪大法好、市長，這本『九評共產黨』送給你。」市長很高興的和我握手，並且說：「法輪大法好，我知道。」
升上五年級，和校長比較熟了，有些同修需要借用場地的：像早上在學校煉功、一個月一次的三重集體交流、只要在學校舉辦，我就會去找校長商量。或者貼海報，校長會要我請學務處的阿姨貼上公布欄，我也順便發給每一位學務處的老師那一次海報的DM。
後來明慧學校在學校舉辦，還有小弟子腰鼓隊。一次三、四年級的那位曾經要我不要再給她宣傳單的老師遇到我，她說：「你們星期六早上都有在川堂打鼓啊？那是什麼團？」我回答：「是法輪功學員辦的明慧學校。」老師興奮的說：「就是你之前告訴我的『法輪功』嘛！真好。」老師對大法印象改觀了，態度也不同，不像之前那樣叫我不要再給她『法輪功』的宣傳單了。」
六年級，腰鼓隊的表演越來越多，在腰鼓隊裡面我也幾乎是年紀最大的，相對的，有時候也必須學著帶隊。第一次帶隊上台是在去年的萬大國小，當時克服不了怕心，一緊張，完啦！隊伍要帶到哪裡？忘了！幸好當時有同修提醒，我才趕忙把隊伍帶過去，這還不打緊，我甚至還不斷打錯。
升國一的暑假，全家到香港講真相，那幾天已經有人被非法遣返，有人拘留在香港機場小房間。
我們到香港機場時，已經是六月三十日晚上十點多，本來要入境了，但目睹前面有女同修被強制帶走，我們決定等明天律師來，處理完事情再入境。
隔天，律師還沒到，我們約五十位同修拉橫福、喊口號，要求那些警察讓小房間內的同修出來，但警察們卻圍住小房間，不給我們靠近。同時天國樂團的同修雖然不到五位，仍當場演奏法輪大法好、送寶、法鼓法號震十方。
直到七月一日當天，不知為什麼律師仍未到。我們只把橫幅擺著，坐在那兒背法、煉功、發正念。大約九點整，也就是中共邪黨主席將到機場前，警察們把醫護用的綠色帘子推過來圍住我們，不想讓別人看到。我們拿出橫幅，喊口號，卻突然出現約二百餘名警察，手挽手用人牆把我們團團包圍。有武警、入境處人員，他們把同修帶進小房間，有些女警強行把我和家人分開，要是平常，我不敢和他們講話或者反抗，因為她們很兇。但當時我幾乎失去理智，她們把我拖離家人，近十個女警抓著我，很兇的對我說：「跟我們走，走！」但我卻很生氣的大喊：「你們沒資格抓我，放開我！」她們見我生氣，馬上改變臉色，說：「小妹、小妹不要生氣，乖乖跟我們走。」因為這兩天，小房間內不斷傳出同修的慘叫聲，壓根兒不知道他們對同修做了什麼？
我不斷默念正法口訣，說：「我不要！你們要帶我去小房間。」但五十多位同修幾乎都被帶進去了，我們也不例外。接著他們開始逼我們交出證件、護照，大部分同修都交了，只剩我們一家四口和舅媽表弟堅持不妥協，坐在椅子上發正念。因為師父的幫忙，我們七個入境了。
最後，以《洪吟》的<做人>與各位同修共同勉勵：
為名者氣恨終生
為利者六親不識
為情者自尋煩惱
苦相鬥造業一生
不求名悠悠自得
不重利仁義之士
不動情清心寡欲
善修身積德一世
以上個人層次所見，不足之處請同修慈悲指正。謝謝慈悲偉大的 師尊！謝謝同修。
（2008年台灣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