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網2014年07月28日】
爺爺到死也不明白：我自己餵的一隻小羊我殺吃了，有啥錯？咋就成了反對大躍進了？還要拉到村民大會上挨批鬥。結果連氣帶餓，一病不起，含冤離世。
父親在號召給黨提意見的鼓動下，提了一條不象意見的意見。黨支部書記說：“我是黨支部書記，你們對我有意見就是對黨有意見！”因此被劃為右派，全家跟著遭株連，受盡魔難。
我為了祛病健身修煉法輪功，信仰“真善忍”，卻遭到開除軍籍、黨籍、降至最低一職復員、遣返原籍的處分。法輪功救了我一命，不讓煉不是要我的命嗎？
兒子符合上軍校的條件，卻受我的株連，被取消了上軍校的資格，搞的當年差一點沒學上。
一、勤勞節儉的爺爺在吃大食堂，大躍進中病餓而死
那是大力鼓吹“三面紅旗”（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裡，浮誇風、共產風颳得正凶。全村幾百號人合成一個大夥房，吃大食堂。個人的家具、家畜等私有財產都得共產、充公。不讓家庭做飯，發現誰家冒煙做飯了，就拉出去批鬥。吃大食堂吃不飽，爺爺自己餵的一隻小羊，不願充公，自己宰殺吃了。村幹部以爺爺反對合大夥、反對大躍進為罪名，在全體村民大會上批鬥爺爺。爺爺受到了極大的屈辱，在鄉親面前怎麼見人？認為沒有天理了，他怎麼也想不明白：我自己餵的羊，我殺吃了有啥錯？連氣帶餓，氣得一病起不了床。
爺爺給我姐看他胸部鼓起的拳頭大的包，說：“妮兒，你看這起個大疙瘩”。那是生氣氣出來的病。在那合大夥吃大鍋飯的年代，爺爺有病不能去大食堂吃飯，也不讓給爺爺帶飯回來。母親就找點野菜在家偷偷給爺爺煮著吃。村幹部若發現誰家廚房冒煙，就把鍋端走連食物摔到大街上。
到了1959年冬天，爺爺已經奄奄一息。為了給爺爺弄點吃的，母親聽說離家三裡地的集鎮上還有個小飯館，只賣胡辣湯。母親悄悄掂個小瓦罐走三裡路，去買一毛錢一碗的胡辣湯，掂回家湯已結冰。母親放小鍋裡再加一點水，熱一下給爺爺喝點，給弟弟喝點。
1959年冬天，爺爺含冤去世，享年73歲。母親帶著幾個孩子，請外祖父來給爺爺打棺材。先後幾次派人去縣城給父親送口信，叫父親回來看看爺爺。因父親被劃右派限制人身自由，不讓回來。爺爺不僅生前沒能見上兒子一眼，竟然去世了也不讓父親回來奔喪。村裡風俗兒子不回來是不能下葬的，只有等父親回來。等父親回來時，爺爺已經入殮好幾天了。父親回來看一看遺容，就下葬了。
爺爺一生勤勞節儉，勒緊腰帶攢錢買了24畝地，雖不富裕但也有吃有喝。在土改時被劃為中農，24畝地和一頭牛全部共產充公了。還有籌備的蓋三間大瓦房的建房材料，也在1958年被“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颳走了。如果爺爺的24畝地和其他私有財產不被共產充公，爺爺能病餓而死嗎？這24畝地如果擱在今天房地產開發上，該值多少錢？
二、父親被打成右派，全家慘遭株連
1957年，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全國上下反右傾，打右派。父親在縣高中教書，只見學校裡貼了很多大字報，老師鬥老師，學生鬥老師。各機關單位都有人被戴上高帽子，掛著紙牌子遊街的，牌子上寫著“右派分子某某”。縣高中凡是地主富農出身的老師全被劃為右派。父親出身中農，歷史清白，開始還是運動中依靠對像。但寫大字報、鬥別人不積極。
高中黨支部書記說：“你們都要給我提意見。你們怎麼不提啊。我就那麼好，一點錯誤都沒有嗎？”大家還是不提意見，他就諷刺大家是騎老母豬的小腳女人。他對父親說：“你是黨員發展對像，你帶頭提”。後來父親就提了一條意見：“你有一次說校長拿高工資不幹活，人家校長幹了不少活。”就因為這句話，黨支部書記說：“你敢對我有意見，我是黨支部書記，對我有意見就是對黨有意見。”還對父親說：“你別覺的你歷史清白。”那意思是你歷史清白也照樣整你。因此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蒙受冤案。並受到處分，扣發工資，每月只發20元的生活費。還被限制活動自由，不讓與家人見面。
就這樣還得繼續教課（因當時大部分教師被打成右派，沒教師上課了）。我們全家人受到株連，1959年6月被強制把全家戶口從縣城遷到農村老家去。外祖父在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趕著牛車把我們娘兒幾個接回農村。母親一路走一路哭著，我們也不知道父親犯了什麼罪。回農村後，村幹部把我們當右派家屬對待，處處歧視、刁難母親。
母親一人帶四個孩子，最小的弟弟才一歲多，也必須下地幹活。家裡幾個孩子沒人帶，不放心，就把弟弟送到村西頭，讓一位旁門奶奶看著。有一天姐姐放學回家，看家裡沒有人，就到村西老奶奶家去看看。還沒走到地方，老遠就看見路邊土窩裡坐著一個小孩，頭上臉上身上都是土。心想這是誰呀，咋沒人管呢？仔細看就是我弟弟。姐姐趕快給他拍拍土，把他抱回了家。
那是1960年，大躍進後期，糧食極度缺乏。野菜、槐葉、楡葉、柿樹葉、楡樹皮、棉籽殼、花生殼都吃過。外祖父餓得渾身浮腫。弟弟妹妹都餓得皮包骨頭。我餓的上小學走不動路，放學回不到家，躺在半路河邊睡著了。母親把我找到背回家。父親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費，他夏天只有一個汗衫，汗水濕透了就在太陽下曬一曬接著穿。只有一條褲子，前後都有補丁。每月還省下幾元錢貼補家用。母親沒辦法半夜去地裡摘點紅薯葉煮煮給我們吃。趁給大夥磨麵時，帶一把面悄悄放在扎腿帶子裡帶回家，打一碗糊糊給弟弟妹妹喝。當時母親憂愁地對我們說：“這樣的日子我撐不了三年，要是我餓死了，你們姊妹幾個咋辦？”生活到了走投無路的絕境。
母親聽說村上有人到南鄉農村用衣服換糧食，就和幾個婦女商量一起去換點糧食。她拿兩個捨不得用的被單，姐姐的一條花裙子和她的一件藍布衫與幾個中年婦女一起去南鄉換糧食。走到半路，母親餓的昏倒了。另外幾個人把她扶到一家人門口餵她點水，母親醒過來了。其他人繼續往前走。過了幾天，村裡幾個換糧食的婦女都回來了，不見母親回來。我們都急壞了，到底出啥事了？姐姐哭著順著一條河往南邊去找母親，找了一天也沒有找到，就哭著回到家裡。又過了三四天，母親扛著二十多斤糧食和一些紅薯干回來了。我們都喜出望外：這可有糧食吃了，餓不死了。據母親回來說，她醒來後在人家門樓下歇了一天，那家老大娘還給她端碗稀湯喝。她在附近用一件衣服換了幾斤麥子，自己找石磨，一人推磨，磨了二斤粗麥面，借那家的鍋，做了幾個饃，燒一碗糊糊喝了，體力得到恢復。就又往南走了十幾裡路，換些高梁、紅薯干扛著回家了。母親為了我們能活命，吃盡了千辛萬苦。
三、我為了祛病健身修煉法輪功，遭雙開除，降職降級處分
我在1988年，被單位醫院查出患有慢性B型肝炎。1989年在北京解放軍302醫院住院半年多。1990年2月，被解放軍302醫院診斷為早期肝硬化，後被解放軍301醫院診斷為肝炎後肝硬化。
患病後沒法上班了，只好病休，這一休就是八年多。天天把藥當飯吃，甚至飯可以不吃，藥不能不吃。每月都要去醫院看病拿藥，幾乎每年都住院，花錢數萬元越治越重。
病久了身體發虛，有一次想到陽台上透透空氣，回到屋裡發現鼻子不透氣了，原來去陽台透氣沒戴帽子。B型肝炎有一定的傳染性，與同事、鄰居交往不方便了。不得不去的鄰居家，從不摸鄰居家的任何東西，也不坐，站著說話，雙手插在兜裡。在家裡，妻子擔心傳染給孩子，不讓碰孩子的任何東西，也不讓做飯。長期隔離的結果使我的性格變得孤僻、煩悶，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
“別人忙著升官，我忙著生病”，是我對朋友說的自嘲的話。什麼事業，什麼前程，再是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再有才能，身體不行了還能幹什麼？簡直是廢人一個！長期生病對家庭是個負擔，對單位是個包袱，對社會是個累贅，活著還有啥意思？我的精神幾乎崩潰了，不想活的念頭都有了。
我的醫療條件很好：醫藥費全部報銷，住院住國內條件較好的大醫院，看病找知名的肝病專家，花了數萬元錢，怎麼還越治越重呢？我不甘心這樣，人生的黃金時段不能這樣過。我要與病魔抗爭！求生的本能讓我四處尋找良醫偏方，許多醫學書籍找來研究，我成了業餘的“肝病專家”。不怎麼相信氣功，為了治病還去練氣功，先後練過四種功法。
1996年10月4日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是我開始修煉法輪功的日子。煉法輪功不久，就全身輕鬆，胃口大開，睡眠改善，精力充沛。原來上樓氣喘，現在上高樓也面不改色氣不喘。原來到陽台透透氣回來鼻子不通氣了，現在騎電車外出寒冬臘月也不用戴帽子。這是真正的病好了，而且沒花一分錢的學功費。
自1997年以來至今再沒吃過一片藥，沒去看過一次病，為單位省了大筆醫藥費。世界上有幾人能做到連續17年沒吃過一片藥，沒看過一次醫生？不僅肝病好了，其它毛病如神經衰弱、膝關節炎、消化不良、慢性咽炎也不知不覺的好了。我原來戴二百度的老花鏡，現在不戴花鏡也能看清小字了。世界上又有什麼現代醫術不花一分錢能治好老花眼？原來的同事看到我說：“嗬！滿面紅光，精神不錯！”妻子感慨的說：“我以為我這輩子要守寡呢，沒想到你活過來了！”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團發動了對修煉法輪功群體的殘酷迫害。一個政黨利用整部的國家機器，只是為了強迫一群善良的民眾背棄對“真善忍”的信仰，是極其荒唐的。法輪功救了我一命，現在不讓煉，不是要我的命嗎？我不願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就對我抄家、綁架、拘留。在拘留所裡對我宣布處分決定：開除黨籍、軍籍；職務降至最低一級正排；復員，遣返原籍。
四、兒子高考符合上軍校的條件，因遭受株連，被取消上軍校的資格
我在軍校工作，軍校有一個內部規定：凡是本校幹部職工的子女，只要符合本校的錄取條件，不受招生名額的限制，都可以錄取上本校。且多年來一直是這樣做的。我兒子高考考分、體檢等都符合上本校的條件。主管招生的政治部負責人，以我煉法輪功為由，不予錄取。多次向他講明情況也不行。後來搞的整體錄取基本結束了，兒子還沒被任何學校錄取。最後被補錄到了一所地方院校，搞的當年差一點沒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