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3年09月29日】
亞特蘭大溫西普癌症研究所血液學與腫瘤學教授奧蒂斯·布勞利在格拉迪紀念醫院走訪患者。陪同布勞利教授的是南方大學的藥學專業學生阿曼達·亞欣（女）和格拉迪紀念醫院的腫瘤專研究生行布賴恩·林格菲爾特。
一名婦女平靜地走進忙碌的格拉迪紀念醫院急診室。這是亞特蘭大一家專門向窮人和沒有醫保的人提供醫療服務的安全網醫院（safety net hospital ）。為了能看上病，她等了四五個小時，她耐心地坐在一張輪床上，手裡抓著一隻塑膠袋。
袋子裡是一方潮濕的藍毛巾，毛巾捂著她右側的乳房。她希望醫生能幫她把乳房恢復原位。
美國癌症協會首席醫療官奧蒂斯·布勞利（Otis Brawley）說，在美國，醫生每天不是這樣接診癌症患者的。害怕、貧困以及缺乏帶薪病假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她的癌症治療拖延了好幾年，最終因腫瘤長得太大將血液供應都阻斷了，導致右側乳房壞死、下垂。布勞利教授是在2003年的一個早晨在急診室見到這名婦女的。
在其新書《我們在損害國人健康：一名醫生自診美國醫療痼疾》（How We Do Harm: A Doctor Breaks Ranks About Being Sick in America）中，布勞利披露這名婦女的遭遇是在暗諷目前正在惡化的醫療衛生體制。他說，這個體制已經被“為貪吃的人提供服務的貪婪之人”所掌控。該書為奧蒂斯·布勞利與記者保羅·高德博格合著，於2月1日上市銷售，聖馬丁出版社出版，定價$25.99。
一個走極端的國家
布勞利通過這本書向我們展示我們的國家是一個極端的國家。那些窮人或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即便是最基本的治療要求都被頻繁地拒絕，而享受完備醫療保險服務的人卻常常被“過度醫療”，讓他們接受會導致實質性傷害的未經驗證的藥品和治療手段。
布勞利在書中寫到，“我們的醫療體制在有人需要它的時候無法提供醫療服務，而且也無法阻止費用高昂的、經常是不必要的和頻繁有害的、甚至在經科學證明這些治療屬於錯誤治療手段的情況下仍在進行的手術治療。”有太多的患者受到了“錢包活檢”（wallet biopsy，譯註：美國急診醫護人員在接診危重患者時，一般是在救護車上在患者錢夾裡尋找醫保卡片，以便登記醫保信息。），以此決定他們是不是可以得到醫保治療。沒錢或沒保險的患者通常得不到救治，“直到病情危重或者極度衰老的情況下才會得到政府救濟金代為繳付的待遇。”“這時，醫院才會張開雙臂歡迎您回到我們的醫保體制之內，因為即便執行（官方規定的）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費率，醫院也可以從糖尿病、腎衰竭、心臟病和晚期癌症等多種不加控制的疾病中掙到錢。”
在另一個極端，他寫到，“在美國，財富也不是讓你免受糟糕醫療服務的護身符……反而會增加接受糟糕醫療服務的風險。如果你有很多錢，醫生們會使出渾身解數將藥賣給你，連害了你的可能性都存在。”
布勞利說，他的意思並非是提供限量醫療服務或者擊碎危重患者寧願賭上一把接受試驗性療法的願望，而是對那些患者的希望被醫療體制所利用感到厭煩。我們的醫療體制是極度的懶惰以致於無法堅持醫療服務應當以科學為基礎的理念而是追逐利潤或（幫助患者許出）肥皂泡式的願景。
弗蘭·威斯克是一名乳腺癌存活者，也是美國乳腺癌聯盟（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alition）的主席。威斯克作為患者利益的擁護者，歡迎布勞利發出的行動呼籲，“我們在過度治療上扔的錢太多了。我們可以把所有這些（徒勞無益的）努力引導到讓更多的人得到救治上來。”
達特茅斯醫學院教授麗薩·施瓦茲說，鑒於布勞利在癌症協會內身居高位，他的想法也許會觸動政策制定者。施瓦茲教授去年和他人合作出版了《過度診斷：追求健康未果反致病》（Overdiagnosed: Making People Sick in the Pursuit of Health）一書。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負責癌症預防的院長巴裡·克雷默說，布勞利為人處事平易近人且具幽默感（他對醫學話題的詮釋都呈現黑色幽默的味道），複雜的問題經他的口說出來都很容易為平民百姓所理解。
布勞利在書中講述了很多患者的故事，他們已經無法再現身為自己說話了。
先說一名女患者，在接受大劑量不必要的但高利潤的抗貧血症藥物之後還是難免一死。布勞利說，後來的研究表明，這種藥物有時會“像神奇格羅一樣”成為癌症的促進劑（act like Miracle-Gro for cancer，譯註：Miracle-Gro，在1995年與Scotts合併前為美國一家專業園林綠化公司，主要生產有機肥料及培養土，用在這裡意指非但不能抗癌，在某些時候還會成為癌症的幫凶）。有前列腺癌患者在對緩慢增大的腫瘤進行過於積極的治療之後卻“死於治療”，其實這種癌症都沒必要去查。還有一位垂死的肺癌患者，除了疼痛就是疼痛了，可是家屬卻堅持要求當時還是年輕的住院醫師的布勞利一次又一次地進行無用的阻止擴散手術。
加利福尼亞杜阿爾特的希望之城癌症中心主任麥可·弗裡德曼說，“我相信布勞利把那些沒治好的患者全都記住了，他們比治好的患者多得多，因為布勞利是那種關心他人的人。不是布勞利知道全部的答案，而是他問的問題都一針見血！”
今天，布勞利大步穿過格雷迪醫院的走廊。他說，這所醫院建於將黑人和白人分隔開的種族隔離時期，這是一片“種族主義的遺蹟”。其實，今天的醫療衛生體制的現狀也是同樣的糟糕。布勞利寫到，“太多的情況是，幫助患者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荒謬的經濟誘因“可能會玩弄患者於股掌之間，使其接受儘可能昂貴的醫療服務，以達到每位牽涉其中的醫療從業者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一些人指出，醫生不會故意設法傷害他們的患者。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醫生們也許並不質疑現在的醫療體制，“大多數醫生都是夢遊神，不是作惡者，”巴爾的摩約翰斯·霍普金斯醫療機構保守治療部主任托馬斯·史密斯說。
“許多人都在這個衰敗的體制中儘量做到最好，”施瓦茲說。她還補充到，如果把一切都歸結於貪婪則未免太簡單了。“設計出一個滿足各方需要的體制真是太難了。”
史密斯說，排出最佳治療方案（比如何時提供安養院護理而不是更多有創手術之類的安排）可能是複雜的工作，而且也卻不是必須要考慮醫生掙錢的願望。
史密斯同意布勞利有關改變目前的醫療體制需要教育患者及其家屬的觀點，“轉變不能僅僅來自醫護一方，也需要來自社會和公眾的一些改變，比如要有接受醫學事實的心理準備。”
患者也在影響醫療體制
布勞利指出，患者經常要求給自己實施未經證實的治療方案，甚至要求保險公司報銷相關費用。在很多情況下，這些額外的檢查和治療並不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他在書中寫到，“前列腺癌排查和積極治療也許會挽救生命，但是倒不如說是在賣成人紙尿褲更合適。”
布勞利身著醫生的白大褂，站在格雷迪醫院十樓癌症中心的窗前，指著馬丁·路德·金曾經在此講道的埃比尼澤浸禮會教堂（Ebenezer Baptist Church，也是1957年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的舉辦地）說，“這裡是民權運動的搖籃。”
布勞利說，就像民權運動一樣，醫療體制的變革也將會自下而上地、在受夠了現行體制折磨的患者中出現。
“醫療衛生體制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問題，”布勞利說，“我們大家都希望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我確信醫療衛生體制的轉變也是一個民權問題。”
布勞利經常以清楚的、生動的語言公開評論其他人只會在私底下承認的醫療衛生問題，正是由於布勞利的直言使得他與以前的同行們分道揚鑣。
癌症協會的負責人一如既往地在支持他。布勞利說當他受僱於該協會時，他是“一件知名商品”。他所做的不加修飾的癌症藥物評價報告以及篩選試驗報告經常讓他陷入與患者利益維護者和癌症協會會員的糾葛之中。他說，“人們普遍存在這樣的想法：乳腺造影，做總比不做強。”，但醫生在建議患者做乳腺造影時應當老老實實地將相關檢查的局限性和風險告知患者。
湯姆·柯克是“Us TOO ”組織的主席兼執行長，也是前列腺癌患者的利益維護者。他熟悉布勞利的論點和誇張的言辭。柯克說，“我們中的多數人學著與布勞利展開論戰。他就前列腺癌發表評論是極其罕見的，而我們以往的反應也都是各自為戰。”布勞利希望人們在做出醫療決定時能夠仔細考慮一下。柯克欣賞布勞利就此所做的努力，但他也擔心人們會將布勞利的話當作擋箭牌從而對醫生的建議充耳不聞。“在我們這個國家裡，人們為了在我們的醫療衛生體制中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已經走得太遠了，”柯克說。
布勞利對其它患者維護自身利益的努力表示讚賞，比如美國乳腺癌聯盟的LEAD項目，該免費培訓計劃幫助患者及其支持者了解醫學證據，並主張接受代表最新科學進展的治療和原則。
施瓦茲說，消費者通常會將任何限制治療的嘗試曲解為醫藥費節省計劃，其實“縱然我們手裡有的是錢，我們也仍然希望作出比較好的決定，怎樣讓患者感覺好些、存活期更長些。”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約翰·麥克多諾說，布勞利的一些關切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麥克多諾說，從明年開始，醫保管理部門將會處罰在醫院內發生大量患者感染傳染病的相關機構，以及大量患者出院後在極短時間內又重新住院的相關機構。
麥克多諾說，由歐巴馬政府推動的衛生保健相關法律《合理醫療費用法案》也提供了對一家研究中心的資金支持。這家研究中心將現行的治療方案加以對比。在此之前，在新藥物獲得批准的時候，此類對比研究通常是不做的。
霍普金斯公共衛生學院的傑勒德·安德森說，《合理醫療費用法案》還促成了稱為“負責任醫療機構”（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s）的社團組織的誕生。通過這個社團，醫院可以與當地組織合作改善公共衛生狀況。
但是麥克多諾也認為，讓這個系統完美運轉是不可能的。“設想是有一個純粹的、合理的、每個人都會同意的行為方式，但設想不符合現實。”
安德森承認，即使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有自主權的患者都很難挑戰自己主治醫生的權威。
“當你的醫生說，‘你需要接受這套治療方案’時，實際上你很難說出口，‘真的嗎？我想我不需要！’”
“作為消費者，我們就是無法獲得充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