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反思:製藥公司如何掏空你的錢包和健康

【正見新聞網2014年05月07日】

瑪西亞.安卓(Marcia Angell)醫師 曾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擔任編輯一職,目前任職於哈佛醫學院社會醫學系,在衛生政策與醫學倫理方面,是美國國內公認的權威,同時亦直言倡議醫藥體系改革,被《時代雜誌》(TIME)列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二十五人之一。安卓醫師其它著作包括《審判中的科學:醫學證據與隆胸法規的衝突》(Science on Trial: The Clash of Medical Evidence and the Law in the Breast Implant Case)。

在任職《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二十年間,瑪西亞.安卓(Marcia Angell)目睹製藥產業日趨嚴重的悖離研發與製造新藥的最初使命,變成握有巨富權勢的大型行銷機器。她用心觀看藥廠無所不在的影響,徹底滲透了醫學研究、教育和行醫者,同時對美國社會大眾,尤其是年長者無力遏止高張的處方藥價,寄予同情。在這本直言無諱、一針見血的新書?,安卓揭露製藥業駭人聽聞的內幕,並疾言呼籲進行必要的實質變革。

安卓從暢銷藥AZT(最先推出的愛滋病藥)、汰癌勝(Taxol,史上銷售第一名癌症藥物)開始,到轟動一時的抗過敏藥Claritin,將新藥推出市場的始末娓娓道來。從字行間,我們可以發現,藥廠一直依賴公費資助的研究成果做為藥品的發展基礎,還用不正常的手段操縱臨床試驗結果,誇大藥品功效,最後再讓旗下的律師團想盡辦法延長政府核可的專賣權期限。不僅如此,市場上充斥的仿製新藥也是藥廠的傑作,不但售價更貴,藥效也不見得比被仿製的藥更好。

美國藥業必須要想辦法把自救,以免陷入更大的困境當中。安卓在書提出攸關藥廠延續的改革計劃,包括重建客觀的臨床研究精神,切斷藥廠與醫學教育的臍帶關係。本書以清晰有力的論述,佐以深度的研究,對製藥產業發展失控的現象,提出沉重的針砭。

藥廠搖錢樹──同質藥

我母親擅長的事很多,但不包括煮菜。每次她都會端出之前的剩菜,而且還不是一點點而已,根本是那一餐的主食。哥哥和我常懷疑她是怎麼辦到的,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母親在盤古開天的遠古時代煮了一次非常豐盛的大餐,那時我們還沒出生,自此之後,我們全家人就靠那次大餐剩下的食物過活。唯一遺憾的是:我們錯過了那次饗宴。

這正是製藥產業的寫照。藥廠偶爾會推出創新藥品,但大部分似乎都是永遠吃不完的剩菜──“藥效相同”藥,也就是市面上早已存在的新版舊藥。和我母親那頓神秘大餐不同,藥廠幾乎不必動手下廚,只需假手由國衛院贊助之研究人員進行新藥的前期開發,然後用錢買下、進行商業剝削。

一九九八到二○○二的五年間,在四百一十五項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的新藥中,只有14%是真正具有開創性效用的藥品,另外有9%是采某些方式改變的舊藥品,經食品藥物管理局認為有重大發展;那其餘的77%呢?令人難以想像:全都是“藥效相同”藥——食品藥物管理局判定其療效並未超出市售藥品。這其中有些藥的化學成分也許和原來的不同,不過大部分都一樣,因此被認為沒有超越原藥的效果。製藥產業端出剩菜的比例正是77%。

法律漏洞是這齣諷刺戲碼之所以會出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只要藥廠證明某種新藥具有“療效”——不必比市面上治療相同病症的藥品“更有效”(甚至一樣有效)——只要有就好,都可以過關;這便是不折不扣的製藥產業。新藥在臨床試驗期間,比較對像不必是當時最好的治療藥物,而是寬心藥(placebo,糖片等安慰劑),門檻實在很低。以寬心藥為目標進行的臨床試驗,即使通過許可,效用也可能比市面上原有的藥品還差;藥廠最不希望跟同類藥品捉對比較,只有當寬心藥的治療對人體有明顯危害、不堪使用時,藥廠才可能用舊藥和新藥相比。

知道法律規範的缺失,才能對現代製藥產業的作法有所了解,而這正是今日藥廠讓自己變成大型“藥效相同”藥製造商的其中一項主因。假使藥廠必須證明他們的產品優於現有的藥品、但是大部分都過不了這關,“藥效相同”藥也就不會如此泛濫;藥廠別無選擇,只好努力嘗試尋找新藥,而不是抄捷徑、走老路。很不幸地,繼續靠舊藥來賺錢就是他們正在做的事;且讓我們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

延長專利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仿照專利權即將屆滿的暢銷藥,另外推出一種成分完全相同的藥,再誘導使用者改用新藥,以便能繼續主導市場。新產品只要具備規定的相異性,就可以輕易申請到新專利,耐適恩(Nexium)就是一例。這是由英商阿斯特捷利康所製造、一種質子幫浦抑制劑,治療胃灼熱、潰瘍的藥品。

耐適恩在二○○一年推出,時間就在該藥廠的胃灼熱暢銷藥普利樂專利權期限屆滿之際;這並非巧合。普利樂曾經是全球銷售冠軍,每年為藥廠帶來六十億美元的收入,若無替代品來接收原客戶的話,這家公司將損失慘重。當藥品專利權期滿時,學名藥製造商就會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導致銷量慘跌。

阿斯特捷利康為預防損失,採取全方位策略(比如和可能的學名藥製造商打官司),展開一項大膽的計劃。普利樂是一種名為奧美拉唑、活性與非活性的同分異構物混合物稱為isomers。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申請了普利樂活性形態部分的新專利,取名為耐適恩(叫作“半普利樂”比較貼切,不過他們當然不會這樣取名);這個策略奏效了。

普利樂專利期滿前,藥廠得到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耐適恩專利許可,馬上進行強力廣告推銷,以新藥的療效更好來說服病患和醫師們。耐適恩很快成為美國廣告打得最凶的藥品,搶攻了各大媒體版面:“今天的紫藥丸是耐適恩,來自普利樂相同的製造商。”為了更有效地轉移消費者,阿斯特捷利康把耐適恩的價格訂在稍低於普利樂的水準,並提供私人醫療保險公司和醫院折扣、贈與醫師大量的免費樣品,甚至還在報紙上印兌換卷。這些促銷活動據說在二○○一年花掉五億美元,但也因為這些促銷,讓新一代的紫藥丸耐適恩成功在一夕間取代普利樂;接著,藥廠撤掉所有和後者相關的所有廣告資料,只稱“紫藥丸耐適恩”,仿佛普利樂從來不曾存在過(現在,普利樂可以在藥房,用低於耐適恩許多的價格買到)。

“藥效相同”藥的競爭  

“藥效相同”藥通常是同業根據暢銷藥品所自行製造的藥品,目的是想要在已經被創造出需求、有利可圖的市場上分一杯羹。

禮來藥廠的百憂解(Prozac)是最先推出的抗憂鬱症藥,分子藥名為“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開發過程也是根據基礎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藥廠本身的參與程度並不深。食品藥物管理局在一九八七年許可百憂解治療憂鬱症,一九九四年許可治療強迫症,一九九六年許可治療厭食症,一九九九年許可治療老年憂鬱;這個藥迅速取代其他有輕微副作用的抗憂鬱症藥品,是替禮來藥廠賺取四分之一營收——每年二十六億美元——的功臣。其他藥廠看到如此可觀的市場需求量,以及未來可推展到其他適用症的潛力,也一窩蜂推出自己的SSRI。

葛蘭素在一九九七年開始銷售百可舒(Paxil),接著是輝瑞一九九九年的樂復得(Zoloft)。暴發戶“森林實驗室”製藥公司(Forest Laboratories)也加入戰場,推出SSRI Celexa,仿“藥效相同”藥再製造出“藥效相同”藥,名為隆柏(Lexapro)。百憂解的專利權保護在二○○一年八月屆滿,成為現在到處可以買到學名藥“富魯歐西汀”(fluoxetine),售價只要原先的五分之一;不過,比百憂解貴上許多的百可舒和樂復得還是前十名的暢銷藥,富魯歐西汀自此榜上無名。原先叱吒風雲的百憂解,也和普利樂、Mevacor一樣走入歷史,無人聞問。

百憂解的消失並不代表禮來放棄市場,它還想繼續在SSRI市場上生存,便嘗試要申請一週長效性百憂解的專利。禮來的野心不只是像讓耐適恩接收普利樂的市場,或是讓Clarinex取代克拉瑞汀而已,重新命名的Prozac Sarafem換上粉紫色新面貌,得到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治療經前症候群,也就是嚴重經前症候群;相同的藥、相同的劑量,搖身一變竟成為社區藥局裡比百憂解學名藥貴上三倍半的高檔新藥。

進入“藥效相同”藥品市場法門

想在“藥效相同”藥品市場上成功,要符合好幾個條件。首先,這個市場要夠大,足夠容納所有的競爭者;因此“藥效相同”藥通常會針對常見的慢性病症,例如關節炎、憂鬱症、高血壓或高血脂症等。這些病雖然不是嚴重到會使人立即喪命,但治癒的機會也很渺茫,會和病人長相左右;這些病有時會像花粉熱一樣,比一般的不舒服還更令人難過。總而言之,長期用藥的人數要非常多,才足以創造出大量而穩定的銷售額。對於罹患罕見疾病的人,市場規模太小,藥廠就比較沒興趣(諾華對於早期開發基利克的拖拉態度就是明證)。暫時性的病症,如大部分的急性感染,也不是藥廠的目標,像抗生素就很少為藥廠帶來大筆收入(當然也不乏例外)。雖然感染症很普遍,但不會長時間持續,而致命疾病則會減低藥品消費者人數,所以治療這類病情的藥通常也不是暢銷藥。

其次,藥品市場必須有具消費能力的使用者。藥品如果都給不付錢的消費者,同樣毫無利潤可言;這就是為什麼藥廠對於開發治療熱帶疾病如瘧疾、昏睡症,以及在開發中國家非常普遍、由寄生蟲帶來的血吸蟲病等藥品完全不感興趣。雖然病患很多,但是對藥廠來說,他們都來自窮得買不起藥的國家,所以也就不值一顧。在近二十年的核准上市新藥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來治療這些熱帶病的,比起多到令人眼花撩亂的降血脂、情緒失控、花粉熱或胃灼熱等藥品,真是非常令人失望;即使是富有與貧窮國家的人都可能罹患的疾病如結核病,藥廠也認為沒賺頭,因為這些病大都發生在窮人家庭。

第三,市場不但要夠大,還要具備彈性,才能為藥品拓展更多的適用症。比如說,當專家修改高血壓的定義,提高了高血壓的治療指標時,用藥就會不同。當收縮壓高於140mmHg、舒張壓高於90mmHg,就是高血壓,這個定義用了很多年。等到專家又發明“高血壓前期”(prehypertension)[14]一詞,定義是收縮壓在120-140mmHg、舒張壓在80-90mmHg之間,頓時讓血壓落在這個範圍的人發現他們需要服藥。雖然專家通常建議高血壓前期的人只要先控制飲食和運動,身體自然會自動調節到健康狀態,很多人還是寧願先吃藥以求安心。高血壓的定義放寬後,降血壓藥的市場就會急遽增加百萬名消費者,即使降血壓藥能否為這群人帶來好處,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具說服力的證據。

同樣地,高脂血症的認定值也在逐年下降,以前是血液中膽固醇高於280mg/dl,後來調降到240mg/dl;現在大部分的醫生都想把認定值調到200mg/dl以下。在高血壓前期階段,很多醫師會建議改善飲食和運動,不過大家都覺得要實踐飲食控制和做運動很難,所以寧可吃降血脂藥。這是就立普妥在二○○二年成為暢銷藥冠軍的原因,排名第二的則是同系對手的素果。把高脂血症認定值向下調整並沒有什麼錯,重點是它大大幫助了拓寬這個市場的消費規模,這才是“藥效相同”藥有利可圖的地方。

市場是可以創造和拓展的。有些伴隨著人體老化的自然現象,現在也被當成疾病來治療。過去幾十年間,高達上億萬的婦女服用荷爾蒙來改善停經後症候群;接著,很多年長男性也用睪固酮貼片(testosterone patches)來治療血液睪固酮含量不足,有時還用到生長荷爾蒙,把它當成可以治百病的補藥。

以前是藥廠推銷藥品來治療疾病,現在則是鼓吹疾病來適用他們的藥品。幾乎每個人都會偶爾感到胃灼熱,以前只要喝杯牛奶或吃顆藥房買的制酸劑就可以減輕症狀;然而,現在胃灼熱被叫作“胃食道反流疾病”,然後和藥一起被推銷給大眾,變成嚴重的食道疾病前兆,其實大部分的胃灼熱都不會變得那麼嚴重。這使得普利樂在二○○二年登上全球暢銷藥排行榜第三名(耐適恩當時還沒有機會取代它),治療相同疾病的藥Prevacid則排行第七。

同樣地,大部分女性或多或少都有過經前緊張。禮來因為推出藥品Sarafem,就把經前的一些症狀渲染成一種叫作“經前症候群”的病;這還沒正式納入精神診斷手冊,但是基於製藥產業的影響力,想必不久後就會有新版手冊問世。當藥廠自行定義“經前症候群”為特別嚴重的經前症候群時,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告訴你:“藥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來買吧!”有些婦女知道Sarafem只是不同顏色、價格更高的百憂解時,會感到受騙上當,但是禮來很聰明,儘量不提這件事。因此在開發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系“藥效相同”藥樂復得時,它便申請許可作為“經前症候群”用藥。

還有一種被新命名的病,全世界都知道,叫“勃起機能障礙”,也知道有一種名叫威而剛和二種“藥效相同”藥:樂威壯與犀利士,可以有效治療。這些藥的廣告重點不是衰老的男人,而是青春正盛的運動員,用意很明顯——只要一有陽萎,不管多罕見或是多輕微,都算勃起障礙;何況藥也準備好了——如果廣告中勇猛的四分衛球員吃這個藥都不會害羞,你也無須擔心!

“藥效相同”藥神乎其技地進入利潤豐厚的市場,然後再宣稱適用稍微不同的症狀,就可以再撐大市場規模。之前提到新藥的適用症和劑量,都要經過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許可,藥廠在臨床試驗時,只要申請的適用病症和同系藥品的療效有一丁點不同,其他公司便不能再重複試驗,不論有多麼不同的新適用症、或是和其他許可藥品治療的病症多麼相同,都不准再抄襲;簡單來說,這是替“藥效相同”藥找到宣傳點:宣稱療效創新的最佳策略。Clarinex就作了室內過敏症的臨床試驗,以區隔成分相同的專利藥克拉瑞汀。藥品即使經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後,都還可以再追加第四階段的試驗,尋求新的適用症、申請新專利,延長藥廠繼續行銷的權利。

所有含糊曖昧的技巧,用在行銷SSRI抗憂鬱症藥品方面,已經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境界。百憂解不僅被許可治療憂鬱症,還可適用於一連串相關症狀。“藥效相同”藥的製造商只要不斷增加精神病種類,就可以坐享暴利。比如葛蘭素的百可舒,就是用來治療所謂的“社交焦慮症”,這據說是一種“會耗弱心神的害羞”。試問那個害羞的人對於自己害羞的個性不會時感困擾?正如生命倫理學家卡爾.艾利特所言:“賣藥就要賣心理疾病。如果你賣百可舒,又是唯一製造治療社交焦慮症藥品的公司,把這類的疾病類型儘量擴大、讓各種症狀間的分野愈模糊,就對你就愈有利。”正因為精神疾病在診斷上很少有客觀標準,所以藥廠很容易擴大疾病範圍;根據《華盛頓郵報》的消息,百可舒的產品主任巴利.布蘭德向《廣告》雜誌表示:“每一個市場行銷人的夢想,都是要找到一個市場處女地來開發。我們正好可以藉社交焦慮症來完成這項使命。”

百可舒也被許可治療經常性焦慮症。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不久,這家藥廠展開龐大的行銷計劃,在電視廣告中播出世貿大樓倒塌的鏡頭,看到這個悲慘景象的人能不感到焦慮嗎?雖然這種(對多數人來說,算是暫時的)焦慮是完全正常的反應,廣告仍在暗示我們要吃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莫琳.多德為此做了最佳註解,她說:“當藥廠愈急於追求利潤時,經常性焦慮症將變得愈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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