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4年09月15日】
東日本大地震距今已有3年半，但隨後引發的福島核災難仍在持續，“附帶影響還在不斷製造更多受害者”。《紐約時報》記者日前探訪了事故現場及周邊村鎮，記錄了當地人的現狀與心境。
我們頭戴安全帽，臉罩防毒面具，手上套了三雙手套，還纏了膠帶確保安全，腳上穿了兩雙襪子外加塑膠靴子，身上裹著防護服，全身被聚乙烯包住。雖然有冰袋降溫，但攝影師、記者和我還是開始出汗。可能是因為緊張，也可能緣於日本夏天濕熱的天氣。
很快，我們抵達了福島第一核電站——車諾比（1986年）之後最嚴重的核泄漏事故發生地。脖子上套著的放射量測定器記錄下了我們所暴露於的輻射水平。2011年3月11日9.0級地震及隨後的海嘯發生以後，日本東北部海岸這座老化的核電站曾經完全斷電，導致冷卻系統關閉。核電站3處核反應堆堆芯過熱，一波波核輻射傳到平靜的漁村、稻田和牧場。（福島第一核電站一共有6個反應堆，其中2個在事故發生時處於冷關閉狀態，1個被解除燃料的反應堆爆炸了。）我們套著笨重的行頭，像B級片臨時演員一樣在核電站移動時，被告知身上包了這麼多層也不能完全防輻射。東京電力公司（下面也稱“東電”）的官員告訴我們，不要擔心。核電站某些區域的輻射水平實際上比福島縣很多居民區還要低。此後，我坐在核電站綜合設施一個未來派風格的格子間裡，接受全身內部輻射檢測時，聽到背景錄音再次強調了東京電力公司的安慰性訊息，還引用歌詞，清脆甜美地說道“上帝與你同在”。
二十多年來最嚴重的核事故發生至今，三年半已經過去，福島第一核電站仍然處於危機之中。約6000名工人不得不一次次穿著令人窒息的防護服，努力控制核泄漏的危害——一穿就是幾個小時。但還是有大量核輻射涌動於破損的核反應堆堆芯之中，沒人能夠真正靠近現場去確定損壞程度。每隔兩天半，工人就放一個大儲罐盛放射性水，那些水因為流經損毀的反應堆而受到污染。我們走過一片放置了1300個儲罐的地方，每一個儲罐中都有1000噸受污染的水，其中一些被用來冷卻反應堆。
核泄漏殃及整個地區。2月，輻射水平超出安全標準數百萬倍的受污染水從一個儲罐中噴溢而出，事發地就在太平洋沿岸地區。東京電力公司表示，這些輻射水不太可能流入太平洋，但有內部工作人員就沒有這麼確定。問題是，一旦——而不是“如果”——再發生一起大地震，該怎麼辦？東京電力公司——日本最大的電力供應商——的最新計劃是，修建凍土圍牆，將受損反應堆及其他高輻射區域圍起來，以防輻射外滲。但即使諸多技術修補措施成功了，政府估計，還需要至少30年時間才能徹底消除福島第一核電站的輻射危險。
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後，日本關閉了國內其他所有48座核電站。不過，首相安倍晉三卻不顧公眾反對，想要重啟部分核電站。 1971年投入運轉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早該退役或者接受改造，而不應該等到14米高的海嘯襲來。我繞游這座核電站，對至今仍遺留的損害狀況感到震驚。這裡，危險不只隱存於看不見的核燃料棒；損毀的核反應堆殘骸本身所暴露於的地方，仍然保持著堆芯熔毀導致氫氣爆炸所留下的煙燻痕跡。我們走進一棟建築，1號、2號反應堆機組的控制室就在裡面，在這裡，12名工作人員曾因斷電突然陷入黑暗，不得不依靠手電筒的光亮實現冷停（即用於冷卻核燃料棒的水溫低於沸點，可阻止燃料棒再度升溫——觀察者網注）。
在控制室內，一排排顯示器和儀錶板之間金屬部分貼滿的潦草計算，昭示著無法阻止堆芯熔毀的工程師們曾多麼絕望。電力直到3月24日才恢復，這時距海嘯發生幾乎已過去兩個星期。負責重組公司的東電執行總裁Takafumi Anegawa表示：“我們必須誠實地、深刻地反思事故”。他指責公司與監管方關係曖昧，對待安全問題漫不經心。而福島第一核電站生產主管Akira Ono對國家的核未來也同樣坦率直言，他說：“我們應該重置目標到最高標準。如果我們因為能力或文化原因無法達到這一標準，那就說明我們不合格”；“因為在我國，核能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
毫無疑問，福島第一核電站是對東電及日本的巨大考驗。而被毀的核電站看起來空蕩沒有活力，猶如一座好萊塢式的核廢墟。這裡登記在冊的工人也許多達數千，但目之所及卻寥寥無幾。厚重的防護服拖慢了所有人的節奏，模煳了任何意義上的緊急情況。而在這些被毀反應堆之外，一大片被宣布已不適宜人居的空地上，杜鵑花卻正盛開。一隻兔子蹦蹦跳跳穿過馬路——我想知道，在這片被毀之地上，它要去哪兒？
熱情熄滅
可以不厭其煩地說：日本大概是世界上最具集體主義精神的社會。但當人際信任徹底崩塌，又會怎樣？對於這個長期、頻繁遭遇海陸災難的國家，福島事故不僅是日本所經歷的又一次大規模自然災難，也是一場人為危機，源於政治自以為是、企業玩忽職守，以及（日本人）遮掩最醜陋痼疾的本能。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可能推崇精確、細節和安全，但福島事故卻證明，無論日本的公司製造出多少酷炫的發明，缺乏勘漏和應急主動性都是致命錯誤。
你可能會想，一個被列為世界上地震活動最頻繁的國家，在太平洋沿岸建造核電站時一定會多加小心。但事實上，東電的災難處置計劃和事故後協調行動卻實在可悲。它忽略了政府和電站此前對海嘯可能性的研究報告。東電的顧問團隊被太多退休人員所拖累。過錯絕不僅限於一家電力公司。日本國會授權的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在其2012年針對本次核泄漏事故的報告中批評道：“必須——非常痛苦地——承認的是，這是一場‘日本製造’的災難。其根本原因存在於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傳統之中：我們的自發性順從、我們對權威的不願質疑、我們的全身心‘遵守程序’、我們的團體主義，以及我們的島國根性。”由日本科學家、醫生及工程師組成的該委員會繼續直言不諱地表示，“福島事故中，疏忽所致後果以其災難性引發關注，但孕育災難的思維定式卻貫穿日本全國。”
然而，希望日本本次核危機引發全國整頓的期待未獲實現。“3·11”核泄漏是廣島、長崎原爆以來，日本國土上發生的單次傷亡人數最大的一次災難。不過，日本在70年前的災難後重生了，僅僅用了幾十年時間，就從戰敗和被毀建築的廢墟中崛起了一座經濟動力房，其三分之一的能源來自核能。而這一次，鳳凰涅槃卻沒有發生。日本公眾因為這場災難，失去了對政府保障安全、處置危機的信心，而福島事故卻沒能激發足以自誇成就的新環境或民間團體運動。日本商業聯合會21世紀公眾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澤圭太田昭宏（Akihiro Sawa，音譯）說，“惰性還是非常強大”。
與此同時，福島事故的附帶影響還在不斷製造更多受害者。近2萬人——大部分在岩手和宮城縣，福島縣也有——死於地震和海嘯。但只有在福島——核災難發生的中心地點，日本政府聲稱，這次自然災害間接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了最初的災害死亡人數。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壓力導致死亡率上升。
福島大約12.5萬居民——其中大部分居住於核電站周邊30公裡半徑內——還在以避難者的身份生活，因為他們的家園位於政府劃定的隔離區內。他們中有些人住在活動房裡，這些地方讓人更容易想起第三世界國家而不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災區。6月，日本環境部長承認，受災核電站附近部分縣鎮的污染消除努力失敗了；居民即使願意，也無法回家。在附近其他地區，恐懼則開始蔓延，海嘯來襲之後，父母擔心被毀核反應堆釋放出的輻射雲會給他們的孩子造成傷害。而在廢棄的核電站內，很多富有經驗的工人已經達到了官方設定的最大可接受輻射量極限——重要的工作只能留給沒有那麼富有經驗的工人去做。
儘管如此，日本政府還是向世界傳達了這樣的訊息：請相信我們。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視察福島，咧嘴而笑並咬了一口當地種植的桃子，以此證明這裡生產的食物可以安全食用。水果品嘗之行過後不久，安倍出訪布宜諾斯艾利斯並發表演講，宣傳東京成功申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我向你們保證，局勢得到了控制”，他說。但情況果真如此嗎？日本核問題最著名的電視評論員倉澤治雄（Haruo Kurasawa，音譯）表示，“這是一次重大的事故，其中犯了很多錯誤”，“但是沒有人被關進監獄，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所有人都還在避左右而言他。沒有什麼真正改變”。
高危地帶
通往福島第一核電站的路上一派日本小鎮風景：櫃檯上擺放著筷子和調味品的麵館、木瓦屋頂的農舍，掛著鉤子的吊車……還有寫著快餐店、保齡球場和溫泉度假勝地名字的廣告牌。但是，沒有人在這兒居住。自從2011年3月12日，第一座核反應堆爆炸，附近所有小鎮淪為放射性黃色危險區域之時，這裡就成了被遺棄之地。
由紀惠生活在整潔的小鎮雙葉。這裡很多居民都在附近的核電站上班。隨著老齡化及年輕一代湧向大城市，日本其他地區鄉村人口在逐漸減少，但雙葉因為有核電站得以倖免。由紀惠的家族歷史可以說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她的奶奶在後來被建成核電站的一片農田上長大，她本人和一個核電站的工人走入了包辦婚姻（由紀惠的丈夫仍在核電站工作，所以她不願透露自己的全名）。“我們是東電家庭”，由紀惠說。疏散命令下達時，由紀惠和家人跑回家——離福島第一核電站約3.2公裡——抓了幾件生活必需品，有毯子還有給女兒用的尿布，然後就擠進一輛車，向西北開去。然而他們不知道，當時風正是把核輻射吹向了同一個方向。
從那以後，由紀惠和她的家人搬了10次家，從一套狹小的公寓搬到另一套。而無形無味的輻射幽靈一直跟著他們。33歲的由紀惠和她的兩個孩子，現在被困在磐城市郊的禁閉房裡。磐城是福島第一核電站附近最大的城市，距核電站40公裡。今年早些時候，由紀惠的女兒身上忽然出現了神秘的皮疹。一名出診醫師推測，核輻射是皮疹的誘因（不過其他醫生也有不同的判斷）。由紀惠則頻繁流鼻血，她說在核泄漏事故發生前，自己從來沒出現過這樣的病症。
現在還沒有明確的證據能證明福島核泄漏與附近居民——甚至是核電站工作人員——的健康問題存在關聯。政府則指出，照X光或搭乘遠程航班都會導致身體暴露於特別高的輻射，而人們仍是繼續生活不必擔心有任何風險。不過，即使科學另有解釋，但如福島核泄漏這樣的事故產生的輻射還是讓人感覺異樣，更加危險。在福島市經營一家私人診所的腫瘤學家Sachihiko Fuse就說，“我們有太大的壓力，甚至不能提輻射這個詞。國家及縣政府都說，‘這沒什麼危險，請照常生活’，但人們卻感到擔心。”
福島核事故引發的精神健康危機無疑是真實存在的。沒人知道壓力究竟會如何體現在身體病痛上，包括流鼻血。有時，其影響還要嚴重許多。有當地醫生表示，很多家庭因害怕蒙羞而沒有報告自殺事件，所以真實的死亡人數無法確定。54歲的菅野茂清（Shigekiyo Kanno，音譯）沒有隱藏自己的感受。菅野是相馬市（位於福島縣東北部——觀察者網注）一名奶農，因為人們擔心他生產的牛奶受輻射污染而失去生計。菅野把自殺遺言寫在了牛棚的牆上：“要是能沒有核電站該有多好。”他的死亡最初沒有被列入福島核事故的相關統計。
核能政治
核能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根深蒂固。 2009年，現執政黨自民黨收到的個人政治捐贈中， 70%來自當時或前電力公司高管。自民黨支持重啟前政府閒置的核電站。日本經濟產業省電力供需辦公室主管 Toshikazu Okuya就將重啟核反應堆描述成，能源資源匱乏下的國家環境和經濟需要。2010年到2012 年，隨著進口礦物燃料取代了核燃料，日本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了7%。政府估計，關閉核電站的直接經濟損失為每年 354億美元——而這發生在安倍試圖重振國民經濟的背景下。 Okuy談到核能時承認，“我們不能說它沒有風險”，但是“我們要設法重拾民眾信心。”
而在福島，這要從媽媽——政治上意外地活躍且越來越反核的群體——開始。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幾個月後， 橋本佳代子（Kayoko Hashimoto，音譯）的女兒按政府的要求，戴著放射量測定器上學。輻射雲從此地經過，但民眾卻被告知當地是安全的。那麼她女兒的放射量測定器為什麼會錄得高水平的放射量？ 橋本買了一個最好的放射量測定器，開始對女兒上學路上的輻射量進行檢測。讓她震驚的是，她發現社區存在一些小型高危地點，一個在麵包店旁，一個在狗舍旁，還有一個在學校的停車場上。福島有些鎮子因為擔心居民過多暴露於輻射下，對室外活動時間有嚴格限制。橋本發現，這些地方輻射水平甚至比那些小鎮還要高。這些高危地點會給人們的健康帶來怎樣的危害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橋本感到擔心，她說，“人們害怕輻射”，“但他們卻不願大驚小怪或吸引外界的注意力。”
橋本也反對在學校操場上存放污染廢棄物。福島到處散落著一堆堆黑色塑膠袋，裡面裝滿了受輻射污染的地面表層土和草木。但沒人願意在自己身邊建正式的垃圾堆積場。即使指定個臨時的垃圾堆放點都很困難，學校因此派上了用處。這些塑膠袋的壽命雖然可達數年，但其中一些已經被裡面的草木和廢棄物戳破。核專家倉澤（Kurasawa，音譯）說，“把這叫做污染清理是錯誤的”，“這只是將污染廢棄物從一個地點移到另一個”。
一些負責清污的工人沒受過多少訓練，薪資也很低；招聘人員甚至將招聘目標鎖定在那些無家可歸的人身上。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內部，四分之三穿白色工作服的工人都是分包工人。3月，核電站一名合同工遭遇意外，耗時1個小時被送到醫院後不治身亡。暱稱為Sunny的核電站工人表示，“以前我感到驕傲，因為我認為自己在拯救日本”，“但這裡工作時間長，待遇差。新手們沒有受過任何訓練；媒體報導說我們總是搞砸事情。我已經失去了自豪感。”
而榻榻米墊製造商、前核電站工人Kyoji Konnai就不擔心輻射問題。4月，政府在有關清污工作結束後，正式撤消了都路地區的疏散命令。都路與福島第一核電站僅隔一條山路。Konnai和他所在社區三分之一的其他居民已經返回並清理了家園。Konnai說，“我還是認為核工業很重要”，“沒有核電廠，我們就沒有工作。”而其他人則無法回家。磐城市郊一片陰冷的金屬棚子是為250戶雙葉家庭提供的最新一批臨時住房。77歲的Tatsuko Shiga在她的小小住所前種了幾盆花。一個架子搭成了她的家庭祭壇，在這樣一個預製小屋裡，只能做這些。不過，Shiga還是不願回到自己在雙葉的農房，雖然那是她所在社區少數幾座沒被海嘯吞沒的建築之一。“那個地方完了，” Shiga說，“只適合鬼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