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4年09月21日】
2014年9月23日，聯合國氣候峰會即將在紐約開幕。媒體大多依然在爭辯人因氣候變化到底有沒有發生這個老套話題，但其實科學界對它已經達成了相當普遍的共識——也許是時候看看那些我們還不確定的領域了。
1 核能：是許諾，還是威脅？
德國米爾海姆-凱裡西核電站，僅僅運行了三年就因為擔心地震風險而停用。
大多數人都覺得應該用清潔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但是核能在清潔能源中的角色，卻是一個依然爭執不休的話題。
核熔毀的風險，長期低水平輻射對工人和周圍居民的威脅，還有核廢料處理問題，這些是建造新核能發電站的主要障礙。高成本、長建築時間、政府對責任保險的評估、以及核武器擴散並被恐怖分子利用的風險，也是人們擔憂的對像。
在二十一世紀初，到處都是"核能復興"的言論，一時間新核電站的建設有所抬頭。但是到了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後，許多國家停止了新核電站的建設，甚至關掉了現有的反應堆。
有趣的是，一些保守派和私企加入了支持"綠色"、反對新核電站的左派陣營中。自由主義傾向的卡托研究所告誡人們警惕核能這一“風險行業”，它認為核能會增加政府擔保貸款，而且建設成本超支也會最終靠民眾來買單。由於政治上反對政府大量投資，屬於保守派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和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誌都建議核能在能源中只能扮演次要角色。
然而現在人們的思想開始轉變，特別是很多美國、英國的知名氣候學家，以及原先的反核人士、現在開始相信沒有其他選擇。太陽能、風能這些可再生能源，發電過於斷斷續續、無法接受；而水電和地熱發電則受地理因素限制，規模也不能無限擴大。同時，全球經濟發展每年所增加的電力需求，相當於整個巴西的供電量，這些需求必須得到滿足。
支持核能的人認為，世界頂尖設計的反應堆實際上可以靠核廢料運行，也能消除核熔毀的威脅。另外，核能是所有主要能源中，每單位電力導致事故死亡人數最小的發電方式，甚至比太陽能還要低。三裡島核事故中因輻射導致死亡人數為零，福島事故官方報告也認為沒有任何人因為遭受輻射而死。
了解更多：大型反核宣傳組織有綠色和平（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也有一批知名環境主義者寫過很多著作大力支持核電，比如喬治•蒙比奧特（George Monbiot）和馬克•萊納斯（Mark Lynas）。2013年紀錄片《潘多拉的應許》（Pandora’s Promise）清晰直觀地解釋了挺核派的論點。
2 地球工程：有用的緩和工具，還是“一切如常”的藉口？
這些水汽是否有助於阻礙全球變暖？
與不經意間向大氣中排放碳的行為不同，地球工程是對地球自然系統進行的大規模、有計劃的干預。地球工程被視為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研究日益深入，現在已有一系列技術。太陽項目可能通過化學手段提高雲的反光能力，或者通過構築太空反射鏡來反射陽光。我們也許也可以通過大規模新種植森林（是真的真的很大規模），或往海洋中添加營養物質來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某些具體項目的風險，以及對整個地球工程理念的懷疑，引發了許多人的擔憂。一些人擔心，哪怕只是開展地球工程研究，實際上已是在將地球工程的觀點合法化。我們也可能質疑地球工程的支持者們的動機何在：為什麼他們對社會變革那麼謹慎，對用技術修復地球則不然？就像2008年道格·帕爾（Doug Parr）所認為的，地球工程旨在修復自然而非改善社會，實際上是“表達了政治上的絕望”。
為顧全地球工程的道德及政治性質所做的努力，已在所謂《牛津原則》和最近的《柏林宣言》中建立起來。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場學術和政治儀式，公眾的討論有限——儘管《柏林宣言》還是通過《Vice》雜誌發布的。目前人們存在這樣一種複雜的擔憂：公眾參與也許只是走個公關形式讓地球工程合法化，而不開展公開討論。按理說，要在地球工程的議題上開展健全的公共討論，我們也需要對氣候變化的問題展開討論才對。我們是否準備好了？還未可知。
了解更多：皇家學會2009年的報告依然是很好的入門讀物，今年年底美國國家科學院也將出具一份報告。懷疑論者的觀點可以參見博客“不情願的地球工程師”。
3 氣候金融：派對結束時，總得有人買單
曼谷洪水中的小販。
關於氣候金融的爭論，最終都是圍繞這兩個問題：誰將為氣候變化負責，以及誰會為此買單。到底要花多少錢，不同的估算給出的差異很大，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它們的規模，比起已經承諾、已經撥款用來處理問題的金額相比，要大得多。
“南方中心”，一家發展中國家智囊團，綜合了多方面評估，並考慮到了面對氣候變化的緩解和適應措施，發現氣候金融的必要核心開支為一年6000億美元到1.5萬億美元不等。
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上，發達世界承諾在2010年到2012年期間投資300億美元，以表誠信姿態，這筆錢稱為“快速啟動”資金，並且同意至2020年達到每年100億美元。但是，到目前為止，聯合國綠色氣候基金的柜子裡還是幾乎空空如也——除了韓國政府為該基金仁川辦公室支付的4000萬美元的管理費用之外。
國際發展組織樂施會（Oxfam）公布，去年已開發國家聲稱的氣候融資捐款總計為163億美元。然而，如果排除那些將來還要償還的貸款，只計算無償援助，這個數字將會降至為76億美元。由於全球金融危機，承諾資金已經呈平緩甚至下降趨勢，許多國家僅僅是將原本的發展援助貼上氣候融資的標籤而已。
同時，一些已開發國家將承諾的公共基金穩步轉移成私人募捐，以完成1000億美金的哥本哈根承諾。已經到位的公共基金將會促進私人的投資。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他們則更關注資源的“國家所有權”的缺失——所謂國家所有權，指的是在遵照國際規章的前提下，本國和當地政府應該有權決定哪些項目能夠在他們自己的管轄範圍內進行，以及管理資源應該如何分配。然而以此為名義讓當地政府直接掌握這筆資金，或者“改良”的直接掌握——將資金管理權進一步下放到基層，已經成了整個模式的巨大障礙。美國尤其不願意支持這種運作模式。
已開發國家也一直在對新興經濟體施壓，迫使後者承諾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金磚四國——巴西、印度、中國以及南非甚至拒絕討論這一限額，除非發達世界先達成它們的氣候融資承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認為工業化國家在導致氣候危機的問題上扮演者主要的角色，他們應該為此承擔經濟責任。所有這一切使其更難於2015年12月在巴黎達成新的全球氣候協議。
了解更多：請訪問綠色氣候基金會的網站；要討論氣候金融的地緣政治，可參看奧地利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路易·戈梅茲-埃徹沃裡在《氣候政策》上發表的綜述。氣候金融觀察組織“氣候市場”有一系列評論文章和視頻，樂施會也從第三世界視角緊密關注這一議題。
4 行星界限：我們應該把線畫在何處？
空中俯瞰安第斯山脈。
2009年，一群地球系統科學家建議構建一個名為“行星界限”的新構架，致力於綜合地考慮人類對環境方方面面的影響，從氣候變化到生物多樣性喪失。他們希望建立一套簡單易懂的指南，告訴人們，“人類的安全操作餘地”還剩下多少。一旦越過了這個界限，那就可能要面對“不可逆的、突然的環境變化”，將會讓這顆行星變得大大不適合人類居住。
來自斯德哥爾摩應變中心的約翰•羅克斯特倫（Johan Rockström）和來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威爾•斯特芬（Will Steffen）領導了這批研究者，他們制定了9條界限。現在的地球，似乎已經跨越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損失和氮循環（但不包括磷循環）的界限了。
很多組織對此表示支持，然而這一方法仍引發了爭論——特別是，這些界限到底是代表了硬性的、永久性的人類社會發展上限呢，還是更接近於一種模糊的經驗規則。
一些人對於這個概念所暗示的全球性管制感到不安。另一些人則擔心這個概念有點馬爾薩斯主義——行星界限會限制人口和資源，從而限制發展。
有很多自命為“生態現代主義者”的人，比如位於美國環境組織“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不認為限度會對人類有什麼實際上的意義——畢竟歷史上我們面對障礙總能找到辦法解決它；他們也不認為“環境承載上限”這樣的概念可以應用在人身上。
“自從人類發現了火，而且學到了集體狩獵和社會學習等協同系統帶來的好處以來，人類就不再像其他物種那樣，受到經典的自然物理限制。人類獨有的諸多系統，為人口增長和繁榮設下了更廣泛的限定。”生態學家爾勒•埃利斯（Erle Ellis）如是說，他是突破研究所的成員。
了解更多：《自然》有一期特別版對該話題進行了更詳細的討論，包括很多沒有參與原論文的研究者的評論。斯德哥爾摩應變中心的網站上有相關視頻和許多進一步研究的連結。另一方面，埃利斯為突破研究所寫的文章《回不去的星球》中，也有一系列拓展閱讀建議。
5 補償與交易：多種點樹能救我們嗎？
如果碳排放也能像天主教贖罪券那麼容易解決就好了……
在氣候討論中人們普遍將碳視為一個麻煩。我們很少意識到，多年以來碳也是商品。
你可能對家庭碳補償計劃有印象。你也許也曾通過多投點錢在諸如風力發電場或者發展中國家的節能燈泡上，來平衡某個假期的碳排放。
這種行為不僅僅發生在家庭裡。與之類似，政府和企業也通過碳交易來達到他們承諾的碳排放限額，該手段早已是政策的一部分。
在碳補償計劃的同時，另一個熱議的話題是關於生物多樣性補償：占用綠地建設，但與此同時付錢來恢復或維持另一處等價的環境。這可能會引發一大波更多爭議：能否為自然定下經濟學的價格，這個話題會引發很多科學、政治和倫理學的問題。
針對此方法的批評家主張它只是短期的，並且不公平地把問題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員則討論了亞非拉等地的“綠色圈地”問題 ——專為環保活動劃定的土地。另一些批評家指出，補償計劃給“洗綠”——公司將環保作為營銷策略而並不真正為此付出努力——製造了有利條件。他們也擔心，碳交易不過是創造了新的可利用的市場，而對緩和氣候變化沒有多少效果。
但是辯護方則認為碳交易提供了一套可行的系統，讓我們當前的經濟系統也能夠為環境服務。它還有待改善，但對很多人而言，它帶來了希望。
了解更多：最近關於自然資本的一場圓桌會議提供了這個話題的多種不同觀點。如果想閱讀長文，可以嘗試唐納德·麥肯齊（Donald MacKenzie）的《碳交易的政治經濟學》。
2014年9月23日，聯合國氣候峰會即將在紐約開幕。媒體大多依然在爭辯人因氣候變化到底有沒有發生這個老套話題，但其實科學界對它已經達成了相當普遍的共識——也許是時候看看那些我們還不確定的領域了。
6 停滯：氣候已經停止變暖了嗎？
二氧化碳濃度依然在穩步上升，但是自1998年以來，全球的平均氣溫並沒有按照預計升高。這一矛盾現象不僅誘發了反對氣候變化的言論，也使公眾感到困惑不解。
科學家指出，全球氣溫沒有大幅上升其實也和他們的預言並不矛盾，這可能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在10-15年時間尺度裡發生的地球表面溫度波動是很常見的；另一方面，1998年氣溫特別高，可能不是進行統計比較的最佳年份。
也有人給出了一些其他解釋。今年2月公布的一項美澳聯合研究表明，異常強烈的太平洋信風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已經足夠強大，足可以把溫暖的表層海水推向比預想更深的地方，從而限制熱量進入大氣中，這一現象被很多模型忽略了。
墨西哥的研究者弗朗西斯科•埃斯特拉達（Francisco Estrada）指出，人們的積極的改變可能產生了效果，比如大氣層中禁用氯氟烴，又比如亞洲水稻栽培中使用更多的化學肥料、更有效地利用水，從而減少了微生物來源的甲烷排放。
氣候模型分析員班傑明•桑特（Benjamin Santer）和他的朋友們認為，來自火山的硫磺氣溶膠含量的增加，或者由於拉尼娜現象造成的赤道東太平洋海表溫度下降都可能是產生這種矛盾現象的一個原因。
另外還有一些人認為，從全球某些欠採樣的地區——特別是兩極和非洲——數據量太少，也可能是一個原因。
與此同時，中國海洋大學的研究員陳顯堯在8月份《科學》雜誌上發表的新論文中指出，吸收熱量的其實是大西洋和南大洋，僅考慮太平洋中滯留的熱量並不足以解釋這一暫停。（陳顯堯研究員為果殼網撰文詳細解釋了他的研究，見果殼網《海洋暫緩全球氣溫飆升》一文。）
最後，3月份的《自然》上一篇評論將大部分觀點匯總起來，得出結論：是諸多因素，包括火山爆發、大氣中氣溶膠濃度、太陽活動等等共同作用，從而抑制了變暖趨勢，讓氣候模型分析者看起來是丟了顏面。
海洋研究員馬丁•維斯貝克（Martin Visbeck）在《自然地球科學》上評論道，地區性的氣候波動更加強調了發展中國家應對策略的重要性。
了解更多：來自加拿大氣候建模和分析中心的研究人員約翰•法伊夫（John Fyfe）、 彌敦道•吉列特（Nathan Gillett）、弗朗西斯•茲維爾斯（Francis Zwiers）提供了一份綜述，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凱特琳•甘迺迪（Caitlyn Kennedy）也有綜述。針對相同話題,Chris Mooney（克裡斯•穆尼）在《瓊斯夫人》（Mother Jones）雜誌上有一篇更通俗的文章。
7 移民：也許躲開氣候變化的效應是明智的選擇
氣候變化可能會讓整群整群的居民遷移——但遷移也可能拯救他們。
今年五月，來自南太平洋島國基裡巴斯的伊奧尼·特提奧塔（Ioane Teitiota）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被拒絕的氣候移民。但是晚些時候，紐西蘭基於人道主義立場，允許一個吐瓦魯家庭因氣候變化而擁有居留權。為了避免打開類似請求的“洪水閘門”（他們的原話），法庭強調了這個家庭和紐西蘭的關係。類似於“生態難民的時代就要來臨”的標題顯然是誤導，但這件事情仍值得關注。
這裡有反移民綠色政治本身的訴求，而原本的反移民組織也會使用環境措辭（甚至是氣候懷疑論措辭），但問題通常不僅僅如此。從更廣泛的角度，移民其實是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到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其他政治爭議。氣候變化的惡化已經讓移民討論的措辭更加火熱；類似的，移民也可能使得有關氣候的論戰變得更加混亂。
比如說，去年3月份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關於影響、適應和風險的報告，導致各大頭條作出極其悲觀的預言，說是氣候變化將導致幾百萬人流離失所。但實際上，這份報告認為，移民可以成為一種應對環境變化的方式，可以減少很多人口的風險。報告還介紹了其他很多內容，但是移民話題更容易融入其他爭議新聞點。類似的，那些因為環境變化而尋求移民的人，可能會發現他們需要面對嚴苛而死板的法律文化體系——這些體系正是其它政治經濟問題和鬥爭的產物。
了解更多：BBC仔細審視了許多關於氣候移民數量的論斷。無論數量如何，在環境變化的今天，確實有人選擇移民。環境延展服務和信息網絡中心已經就一些當事人的證詞，發表過一篇引人入勝的報告。
8 綠色資本主義的崛起：資本與氣候有可能成為朋友嗎？
雖然資本主義與氣候之間的關係描述早已變得毫無新意可言，但不少關鍵觀點還是被遺漏了，其中之一便是有關綠色資本主義的觀點。不過，相關的討論正在不斷增多。事實上，就即將在紐約舉辦的聯合國會談而言，綠色資本主義對其可能會具有特別的牽引力，它也許能夠為將於2015年在巴黎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Paris 2015）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框架。
對許多人來說，這甚至不算什麼問題——恰相反，中右翼環保主義者的蓬勃發展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能針對氣候變化採取真正有意義的措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是無可爭議的。大多數環保主義者同意，氣候變化需要某種形式上的社會變革，問題只在於需要哪一部分做出改變，需要做出多劇烈的改變，在哪裡以及誰來承擔改變的風險。我們是否更多地希望這樣的新世界建立在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權力分配上？即使我們在某一形式的資本主義上達成一致，也會存在應該是哪種形式，以及誰應該獲得新的權力分配方式下的主宰力量等相關疑問。它可能是布隆伯格家族而不是布希家族，可能是聯合利華而非英國石油公司，或者它也可能是其他完全不同的東西。
“占領華爾街行動”之後，關於經濟狀況的辯論，目前還在政治議程上占有較大部分；相比較而言，關於氣候變化的意識形態看起來沒那麼二元化。但一旦我們在科學問題上達成一致，政治上的不同就會變得更加明顯。要處理這個問題，就需要環保主義者承認他們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找出有建設性地反對彼此的方法，以及搞清楚在何種狀況下能夠達成有成效的合作或妥協。
了解更多：這個爭議很可能會發展起來，所以不妨關注費利佩•卡德隆（Felipe Calderón）的《新氣候經濟學的委任狀》，以及圍繞納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的新書的討論。
9 緩解與適應：哪個更重要？
華沙氣候大會上，NGO領導了一次遊行，抗議會議的緩慢進展。
大部分氣候問題的利益相關方都不否認，我們需要制定一套“整合系列”的混合政策，既要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緩解策略），又要應對全球變暖帶來的後果（適應策略）。分歧在於，到底應該側重哪一點。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呼籲，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在過去的25年中，我們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上的成就是多麼微不足道。從1990年起，我們就已經意識到，為了避免全球氣候發生災難性的紊亂，全球平均氣溫升高不能超過2℃的閾值。然而，目前全球平均氣溫已經比前工業時代高了0.8℃，並且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去年飆升到了400ppm以上（ppm為百萬分比濃度）。許多科學家指出，更現實的預測是，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恐怕將升高3到4℃。哪怕是我們達成了最嚴厲的全球減排協議——其實它依然遙遙無期——科學家也認為要阻止全球變暖很可能太晚了。
地球科學家賈斯珀•奈特（Jasper Knight）和史蒂芬•哈裡森（Stephen Harrison）認為，地球系統自身的反饋效應，本身就是引導氣候變化走向的關鍵因素，因此單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是不足以遏制全球變暖的。他們指出，不同的司法系統、不同的產業甚至不同學科之間衡量二氧化碳排放標準的方式都存在衝突，他們都對於在碳預算上做手腳一事頗有興趣。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談判破裂後，一些大人物提出解決氣候問題的重心應該轉向如何適應環境，尤其在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他們認為，與其尋求艱難地達成緩解氣候變化的協議，不如重點關注如何增強社會對自然災害的應對能力，例如建設儲水或防洪設施、建設堤壩以及培育耐旱作物。應當建立陸地走廊來幫助物種遷徙，而一些地區應該考慮放棄部分居所，讓居民向內陸地區遷徙。
一些人反對這種適應型策略。他們警告說，氣候變化的一些影響極其難以適應，例如海洋的酸化，更兇險、更頻繁的野火，以及氣候難民的增加。還有人擔心，如果用適應型策略取代原先的緩解型策略，這個轉型過程可能會將原本用於緩解氣候變化的有限的政府和個人的資源消耗殆盡。而沒有了緩解措施，適應氣候變化的需求將變得更為迫切。
但適應策略還有一個變體，不計後果、幾乎是倒向了氣候懷疑論——這就是某些專家主張的，乾脆放過化石燃料公司和工業，不再施加減排壓力。顯然，在減排問題上，許多自由市場的支持者長期以來都支持適應型策略，例如美國企業研究所。麻省理工學院（MIT）系統動力學教授約翰•斯特曼（John Sterman）認為，如果人們覺得防護措施足以保護他們免受海平面上升或更強烈風暴的傷害，他們支持緩解型政策的意願將會減弱。
最後，在金融的舞會上，適應型策略已經成了負責陪襯緩解型策略的丑妹妹。相比清潔能源，建立堤壩、修訂建築標準和提高水利用率的項目撈錢的能力顯然略遜一籌。
了解更多：《世界銀行研究觀察》期刊考慮了不同選項後，認為緩解策略最為省錢；而世界資源研究所的彼得·特普斯特拉則認為，在氣候金融領域裡適應策略獲得的投資太少了。
10 溫度有可能只升高2度嗎？
加拿大一所焦油沙精煉廠的煙囪。
大家最喜歡的氣候目標可能沒那麼有用，甚至也許是不可實現的。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氣候政策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2度”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線。這裡所說的2度，是指溫度升高到高於工業化前的地球平均表面溫度2攝氏度。這是有點武斷和簡單化，但卻給了決策者一個可以掛鉤的指標。但是，這個基準的有效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
在今年的2月，一篇來自憂思科學家聯盟的論文警告說，我們已經走在了升溫幅度遠遠超過2°的路上。在2012年12月的多哈回合談判中，另一篇《自然氣候變化》中的文章認為，沒有激進的減排政策，我們將無法達到將升溫控制在2度內的目標。
2度爭議的內容之一就是行動的緊迫性，以及我們到底必需做些什麼以避免超過那個基準。這可能與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的活動重疊，或者至少它有可能符合相同的利益。 隨著懷疑論者的活動從否認氣候變化轉向推遲或者淡化人們的擔憂，我們會看到，很多人同意氣候變化正在發生，只是認為它沒有發生的那麼快，或者我們不需要做太多。我們也可以質疑2度的想法本身的倫理學，社會是否準備好接受必要的相關話題公共討論，或者應該如何限制全球變暖。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院的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反覆論證，2度對於地球也已經太多了，而且蘇塞克斯大學的克裡斯•肖（Chris Shaw）認為，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從來就沒有展開過真正的公開辯論。
了解更多：布拉德•普拉默（Brad Plummer）的入門文章是很清晰明確的，雖然令人難受。普拉默的標題“在氣候變化方面，世界是如何失敗的”為我們提供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