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字之殤

《易經》是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歷來被奉為「大道之源」、「群經之首」 ，其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地位之尊貴、名聲之顯赫沒有任何一部典籍能與之相比，春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晚年喜「易」並作《易傳》，為傳承《易經》這部以「仁」為主線，含納政治、軍事、行政等各個方面的上古時期的百科全書留下了一個兩千多年的《易經》情結。

《易傳•繫辭上傳》第十一章中這樣寫道 「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ze音：責）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wei音：違）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這裡提到了《易經》的成書目的是用於指導實踐，建功立業造福於天下的（百姓），這些誰能超過聖人文王姬昌呢？窺探《易經》，精深的道理被繩索捆住而隱在其中，從隱藏的深處把它挖崛出來探明其中的深奧，可以判斷天下事的好與壞。成就天下大事的勤奮而不知疲倦的寶物，哪一件能超過灌木叢中的老龜呢？（老龜）原本是上天造就的「神物」，文王姬昌將法則（制）於（甲骨）之上，闡述天地間事物變化的規律，然後再遵照去做，……。

《繫辭》中的這段話除了提到《易經》是「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的安邦定國之策外，他提供的一個重要信息是《易經》最早是刻制在龜甲骨上的，也就是說《易經》的原版使用的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一八九九年被後世發現並認識的殷商時期的文字。一百多年來經過幾代專家學者的研究，普遍認為甲骨文是現存中國最古的文字體系，它的基本詞彙，基本語法，基本字形結構與後代漢語言的文字是一致的，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的造字之法皆已齊備，其最大的特點是以字符（今稱偏旁部首）為表意單元，一個字就是一個小的語言單位，如甲骨文「孚」表示用手去抓人引申後指被抓住的俘虜；「疾」從暗處射箭（見《易經》用字詳解）。

大篆是西周晚期普遍使用的字體。相傳為夏朝伯益所創，廣義「大篆」包括「金文」（亦名「鐘鼎文」）與籀文（金文之繁化）。中華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其文化重心的主軸是禮與樂，孔子時常以周公「制禮作樂」為建立文化宏規的典範，可見其重要性。禮樂文化，體現在家國重寶的銅器。禮器之中，「鼎」列首位；樂器之林，「鍾」居上座，因祭典的陳祀與演樂，列鼎和編鐘是不可或缺的。古時「金」也泛指黃澄澄的銅，故銅器銘文又稱「金文」；銅禮樂器以鍾、鼎為首，故亦名「鐘鼎文」。在銅器上鏤鑄銘文，以述功紀德、祀享於宗廟，藉以光宗耀祖、傳及子孫，既是真切的史料實錄，也是漢字發展史上的寶貴源頭。大篆中占多數的主要是「金文」，散見於《說文解字》和各種鐘鼎鍾彝器之中，其中以唐初在陝西岐州雍縣南十裡之三畸原被發現的戰國時代秦朝（一說周朝）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最為出名，被稱為「石刻之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也統一了文字和語言、車軌的軌距、道德與規範以及度量衡等。這就是有名的「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的政令。

秦篆是秦朝末年由李斯創製的，又被稱為小篆，字體秀麗但書寫不便，很快就隨著秦朝的滅亡被漢朝的文字所替代，即我們今天使用的文字體系。

根據《漢書》的記載，西漢初年整理先秦著作始於漢文帝，景帝、武帝期間是一個小高潮，漢成帝時最終完成，整個過程跨越了約150年，而這一時期正是漢字由古文字轉變為漢隸書的時期。

「六書」一詞最早見於《周禮》。《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這裡列舉了周代用來教育貴族子弟的「六藝」項目，其中有「六書」，但《周禮》並未具體說明六書的內容。也沒有對六書的解釋。

 至於六書的細目，到漢代才有記載。漢代記述六書細目的有三家，一為鄭眾，《周禮•地官•保氏》注中引鄭眾的話「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一為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云：「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而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雲「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許慎不僅指出了「六書」的名稱，還給每一書下了定義，舉了例子。據著名的文字學家唐蘭先生考證，三家之說同出於一源，因為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是根據西漢末古文經學創始大家劉歆的《七略》刪節而成的，所列六書名目、次序也應本於劉歆所述，而鄭眾、許慎的學術師承又與劉歆有淵源，鄭眾之父是劉歆的學生，許慎之師賈逵的父親賈徽也是劉歆的學生。然而三家的細目有兩點不同：一為指事、會意、形聲的稱謂不同，二為各書次第不同。後世研究者認為，稱謂不同反映三家對這三書的認識可能有差異，各書次第不同反映三家對各種字產生的先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後人在闡述六書理論時，多依1915年執教於北京大學的教育家、圖書館事業家朱宗萊的主張，從許慎六書的名稱而遵班固六書的次序，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任何一個漢字的結構都不出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結構類型。至於轉注和假借，則是表明了漢字與漢字之間的關係，它們並沒有造出新字，因而是一種用字法。「四體二用說」是清代學者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首倡的，這種學說承認「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字體構造的法則，而轉注，假借為「用字之法」，而非「造字之法」。這一學說在學術界雖有爭議，但事實上已為大多學者所接受。

清朝末年，外辱侵略，主權喪失，當時很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對中華五千年古老傳統文化產生質疑，包括珍貴的文字、典籍。1910 年當時非常著名的語言學者錢玄同先生，首先倡議將中國的口語與書寫文字完全轉換成世界語（ESPERANTO ) 。1918年4月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指出：「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中共黨人陳獨秀也贊同的回應：「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202頁、第206—207。）

1930年4月，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的漢學家龍果夫和中共黨人瞿秋白、郭質生三人組成專門小組負責修訂這個方案。不久瞿秋白回國，吳玉章、林伯渠等移居遠東海參崴，這個工作由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組織的「中文拉丁化委員會」繼續進行。委員會的主席是Д.阿列克謝耶夫，秘書長龍果夫，成員有蕭三和一些蘇聯漢學家。委員會經過反覆研究並參考了中國過去的幾種主要方案後，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礎上擬成「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這個方案經全蘇新字母中央委員會批准。

1931年9月26日，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在海參崴舉行。大會以瞿秋白撰寫的《中國拉丁化字母》為基礎進行討論。大會確定漢字改革的方針是：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

1930年，中共第一代黨魁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記者斯諾( EDGAR .SNOW ) 時也曾提到：「… 能夠創造一種人民大眾可以參於的社會文化運動，我們就不得不放棄漢字。」

1949年，時任華北大學的校長吳玉章特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出了「文字改革」的建議。同年10月10日（民國國慶日），在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成立。吳玉章任常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毛澤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行拼音化之前，先簡化漢字，以便於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

1964年5月，中國文改會發表了《簡化字總表》。收字2274個，隨後向全國推廣，與之伴隨著的就是漢語拼音方案。隨著國內文字改革運動蓬勃展開，一位美國學者德范克(JOHN.DEFRANCIS）著書預言『漢字末日即將到來』。美團洛克菲勒基金會拾予德范克友人喬治.甘迪一筆獎助金於耶魯大學成立中文科系，共同從事中文羅馬系統的設計。

1950 年代，全國的語言學家，創造出兩千多種不同的漢語拼音系統提案：有採用拉丁字母、有採用古代斯拉夫藉字母、有採用日藉字音表、有探索採用阿拉伯藉系表，或探索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結合等的。

1958年2月11日公布推動《漢語拼音》，倡導「文字羅馬字運動」。此後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我國的漢語言專家認真的進行「拉丁化新文字的設計工作」。

但是最終拉丁化文字的這項社會文化創新運動沒有繼續下去。探其原因，在於漢字是象形文字，法天地，承載著中華5000年祖先的智慧，單個漢字一字一音，同音異形的漢字較多，極易混淆，如果羅馬化或拉丁化漢字會有時會造成難以辯別字義的差別，以下為音韻學家趙元任博士的一篇短文《施氏食獅史》。1960年，《施氏食獅史》被大英百科全書收集在有關中國語言項內。

請大家讀讀看，以體悟其個中真實趣意：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市。是時，適施氏適是市。施氏視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施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十獅屍。食時，始識十獅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以上短文幾十個文字，如照拼音【普通話譯文】

石頭屋子裡有一個詩人姓施，喜歡獅子，發誓要吃掉十頭獅子。這位先生經常去市場尋找獅子。這一天十點鐘的時候他到了市場，正好有十頭大獅子也到了市場。於是，這位先生注視著這十頭獅子，憑藉著自己的十把石頭弓箭，把這十頭獅子殺死了。先生扛起獅子的屍體走回石頭屋子。石頭屋子很潮濕，先生讓僕人嘗試擦石頭屋子。擦好以後，先生開始嘗試吃這十頭獅子的屍體。當他吃的時候，才發現這十頭大獅子的屍體原來是十隻石頭獅子的屍體。先生這才意識到這就是事情的真相。請嘗試解釋這件事情。

拉丁化後異字同音的結果，僅剩一個拉丁拼音的「SHI" 字，全然失去了文章內涵和意義。

現代社會以法律維繫人間公平，公正和安定，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在人類社會，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的，而文化又體現在文字、建築、音樂、舞蹈、服飾等具體形式，好的文化和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也是人類共有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對其破壞是對世界文明的犯罪。中華文字傳說是由上古時代黃帝的史官蒼頡，按象形、指事和會意等方式創造的，一個字就像一幅畫、一件事或一個寓言，倉頡造字建立了天人之間的聯繫，架起了人神溝通的橋樑。《淮南子•本經訓》中記載:「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也就是說蒼頡造字泄露了天機奧妙，天上降下了栗米，夜裡鬼哭泣。 但是以暴力和謊言起家的共產主義以割斷人與神之間的聯繫，放縱人的慾望，使人變成無根的人，從而毀滅人類為其終極目的，自然對中華文字極盡破壞和篡改，中華文字之殤不僅是文字之殤也是文化之殤，也是華夏民族和華夏子孫之殤，中國曾經被稱作神州，是眾神的故鄉，神州大地的子民也是神的子民。

中共自建政以來，造成華夏子孫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殺死、餓死、整死），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接連的政治運動，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和相繼而來的三年大饑荒、文革、「六四」鎮壓學生、迫害法輪功等等，無數善良人成了中共的虐殺對像。文革更是革了傳統文化的命，使華夏民族的子孫成了無根的人！

華夏民族的子孫們請擦亮眼睛，認清德國的舶來品共產邪靈的真實面目和毀人的伎倆，退出中共黨團隊 ，做華夏子孫 ，不做馬列子民，回歸傳統，找回祖先的根和智慧，走出劫難、走向光明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