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見新聞網2019年01月01日】
《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二部分 革命、內戰和恐怖（25）
「謊言開道，子彈穿頸」
1936年4月被蘇聯釋放的比利時俄裔作家維克托‧塞爾日（Viktor Serge），於1937年與朱利安‧戈爾金會面時，就是使用了「謊言」和「子彈射穿脖子」（bullets in the neck）的概念，向他詮釋共產黨政策的。西班牙共產黨人面臨兩個嚴重障礙：不受共產黨左右的、龐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全國勞工聯盟（CNT），以及根本上反對共產黨政策的POUM。由於在西班牙政治中處於邊緣地位，POUM成為一個容易受共產黨利用的目標。它也被認為在政治上接近托洛茨基。1935年，安德雷烏‧寧和朱利安‧戈爾金試圖說服加泰羅尼亞當局，應允許被趕出法國的托洛茨基在巴塞隆納定居。在蘇聯搜捕托派的背景下，共產國際書記處於1936年2月21日（西班牙人民陣線勝選5天後）開會，允許西班牙共產黨開始「大力打擊反革命托派」。另外，POUM於1936年夏公開發聲，為莫斯科首次審判秀的受害者辯護。
1936年12月13日，共產黨人把安德雷烏‧寧逐出了加泰羅尼亞總理事會（General Catalan Council）。他們以他侮辱過蘇聯為由，要求開除他；他們威脅稱，如果不能為所欲為，他們就中斷武器交付。12月16日，《真理報》針對反對蘇聯政策的每個人發起了一場國際運動：「在加泰羅尼亞，對托派分子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鏟除行動已經開始。將以和在蘇聯同樣的力道和投入進行下去。」
在共產黨看來，政治上的偏離相當於叛國，無論在何處，都會遭到同樣的懲罰。對POUM的誹謗和謊言蔓延開來；其前線部隊被指控放棄了陣地，甚至當共產黨軍隊拒絕支援他們的時候。法國共產黨日報《人道報》的攻擊尤其惡毒，重印了路易‧阿拉貢和愛爾莎‧特奧萊（Elsa Triolet）的密友米哈伊爾‧爾佐夫的一系列文章。這場運動的中心主題不斷重複：POUM是佛朗哥的幫凶，與法西斯事業相勾結。共產黨人採取了以特工滲透POUM隊伍的預防措施。這些特工的任務是，搜集情報並草擬黑名單，以便他們可以在相關激進分子被捕時識別他們。一個特別有名的案例是列弗‧納維奇（Lev Narvich）的案例。他在聯繫了寧之後被POUM自衛小組揭穿並處決。處決發生在寧本人失蹤和其他領導人被捕之後。
1937年5月和肅清POUM
1937年5月3日，共產黨人領導的突擊部隊對巴塞隆納中央電話局發動襲擊。該機構是由全國勞工聯盟和社會黨人工會──勞動者總工會（UGT）掌控的。這次行動由警察局長、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PSUC）成員羅德裡格斯‧薩拉斯（Rodríguez Salas）領導。共產黨此前通過加大宣傳和騷擾力度，並關閉POUM的電台及其機關報──《戰鬥報》（La batalla），為這次襲擊做好了準備。5月6日，以共產黨領導人為首的5,000名警方密探抵達巴塞隆納。共產黨軍隊與非共產黨軍隊隨後的暴力衝突，造成近500人死亡，另1,000人受傷。
利用這種混亂，共產黨人抓住一切機會肅清其政治對手。義大利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卡米洛‧伯納裡（Camillo Berneri）及其同伴弗朗西斯科‧巴爾比埃裡（Francesco Barbieri），被12名男子組成的一小隊人馬綁架並殺害；次日，他們的屍體被發現布滿了彈孔。就在幾天前，伯納裡還在自己主辦的期刊《階級戰爭》（Guerra di Classe）中預言：「今天我們攻打布爾戈斯（Burgos，譯者註：西班牙北部城市，西班牙內戰時期為佛朗哥的根據地），明天我們必須攻打莫斯科爭取自由。」加泰羅尼亞自由青年（Free Youth of Catalonia）運動的秘書阿爾弗雷多‧馬丁內斯（Alfredo Martínez）、激進托派人士漢斯‧弗洛伊德（Hans Freund）以及托洛茨基的前秘書埃文‧沃爾夫（Erwin Wolf）均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奧地利人、共產黨反對派庫爾特‧蘭道（Kurt Landau），曾是德國、奧地利和法國的一名激進分子，之後移居巴塞隆納並加入了POUM。他於9月23日被捕，隨後失蹤。他的妻子卡蒂婭（Katia）本人也被囚禁。對於這些清洗，她寫道：「包括『米拉之家』（La Pedrera）和『格拉西亞大道』（Paseo de García），以及『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軍營，簡直是死亡陷阱。目擊者們上次在米拉之家看到來自電台的人還活著。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被帶到這些軍營裡，以最邪惡的方式遭到酷刑折磨，被殘害並殺害。後來，他們的屍體偶然間被找到。」她引述了無政府工團主義報紙《工人團結報》（Solidaridad Obrera）的一篇文章：「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死前受到了可怕的折磨。從胃部存在嚴重挫傷和瘀傷就可明顯看出這一點。胃部似乎腫脹和變形了……很明顯，其中一具屍體曾被倒掛過，頭部和頸部嚴重擦傷。這些不幸者中另一位的頭部顯然被用槍托毆打過。」
吉多‧皮切利（Guido Picelli）等很多激進分子，索性永久消失，無影無蹤。曾作為志願者加入POUM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經歷了這些日子，被迫躲藏起來並逃離。對1937年5月他在巴塞隆納的情況的描述（譯者註：1937年5月，他在西班牙參戰期間被一名狙擊手開槍射穿喉嚨，待在巴塞隆納療養），存留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書的附錄中。 共產黨警察分隊所策劃的暗殺並不局限於巴塞隆納。5月6日，在托爾托薩（Tortosa），來自瓦倫西亞的政府軍所逮捕的20名全國勞工聯盟激進分子，從市政廳地下室的牢房被偷偷帶走並屠殺。次日，在塔拉貢（Tarragon），又有15名自由鬥士被無情地處決。
儘管共產黨人無法殺光其所有的對手，但確實設法剝奪了他們的政治權力。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何塞‧迪亞斯（José Díaz）於5月宣稱：「POUM應從本國的政治生活中予以剔除。」政府首腦拉爾戈‧卡瓦列羅拒絕屈服於共產黨解散POUM的要求。5月15日，在巴塞隆納那些事件發生後，他被迫辭職。其繼任者胡安‧內格林是一位受制於共產黨人的「溫和」社會黨人。因此，共產黨政治接管的最後障礙被消除了。內格林與共產黨人站在同一戰線上：他寫信給《紐約時報》駐倫敦記者赫伯特‧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稱，POUM「是由此類分子所控制的：他們是一盤散沙，各自為戰，拒絕遵守任何共同紀律」。不僅如此，內格林還批准將恐怖用作一種政治控制的手段。朱利安‧戈爾金見證了這一激烈變化：「在胡安‧內格林政府成立幾天後，奧爾洛夫就已表現得好像西班牙成了某種共產主義衛星國。他出現在安全部門的總部，要求見安東尼奧‧奧爾特加（Antonio Ortega）上校（現在奧爾洛夫把他視為是自己的下屬之一），並要求對POUM執行委員會成員發出逮捕令。」
1937年6月16日，內格林正式取締POUM，並命人逮捕了執行委員會全體成員。這一決定使共產黨特工得以在合法的偽裝下行事。6月16日下午1點，安德雷烏‧寧被警方逮捕。他的同伴們沒人再見到他，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根據共產黨人的命令，來自馬德裡的警官接管了《戰鬥報》和POUM的各個建築。200名激進分子被囚禁，包括朱利安‧戈爾金、霍爾迪‧阿切爾（Jordi Arquer）、胡安‧安德拉德（Juan Andrade）和佩德羅‧博內特（Pedro Bonet）。後來，為了使肅清POUM合理化，共產黨人捏造了叛國罪指控，聲稱POUM成員一直在為佛朗哥從事間諜活動。6月22日，一個特別法庭成立，宣傳運動啟動了。很巧的是，警方調查找到了有關間諜活動的文件。「馬克斯‧裡格爾」（Max Rieger）（該名字要麼是一個集體假名，要麼是一名按照特定命令工作的記者之假名）把所有這些偽造文件搜集在一起，以「西班牙的間諜活動」（Espionage in Spain）為名發表，並以多種語言同時發表。
依照奧爾洛夫的命令，在維達利、裡卡多‧布裡略（Ricardo Burillo）和格羅的監管下，寧遭到酷刑折磨。但他既未承認任何可用來證明對其黨指控合法的事情，也未簽署任何聲明。共產黨人因此不得不整肅他，並利用其失蹤來敗壞其名聲，聲稱他已經投向佛朗哥一方。暗殺與宣傳再次相伴而行。莫斯科檔案的開放證實了寧的朋友和支持者一直以來的猜想。